我曾在一个帖子里写道：
　　曹雪芹在西山的日子，自然是清苦得很，但是，饭还是有的吃的。“举家食粥酒常赊”里的“举家食粥”，可能只是一时的情形。既便不是一时的情形，起码说明他还是有粥喝的。“卖画归来付酒家”更多的可能是文人的一种洒脱，并不说明曹雪芹穷的揭不开锅了。如果曹雪芹整天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一天到晚都不得不为衣食奔波，一天到晚都是饿的前心贴后心，恐怕就没有心思或不可能写出《红楼梦》了。无论对于谁，生存均是第一重要的。
　　我之所以这样说，自然是有一定根据的。
　　曹雪芹一家，身份是内务府的包衣（皇帝的奴才）。包衣犯了罪，主子可以杀，可以贬，可以打骂，也就是说可以随意处置。但是，如果包衣犯的不是死罪，或者说主子一时并不想杀掉这个包衣，那么，身为主子，你就得把他（及他的一家）养起来，即给他一碗饭吃。否则，就是与情与理不通，甚至会惹来别人的耻笑。（这一点，有点像而今南方的一些老板，相互比阔不是比自己的汽车、手机等，而是相互比马仔，马仔的行头便是自己的脸面。）
　　曹雪芹一家虽然犯了罪，虽然被抄了，并没有被满门斩首，所以皇帝就的负担他们一家人的生活费。
　　曹雪芹一家在京城的日子，在我看来还是相当不错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用在这里似是合适的。别的不讲，单是拥有蒜市口的那十七间半房屋，你就可以想象得出他家当时的生活，绝对不是一般的穷苦百姓可以企及的。清代和现代，虽然有许多不可比的因素，但我觉得，从大的方面讲，还是相通的。若是现在有哪位先生，能在“蒜市口”一带拥有十七间房屋，哪该是怎样的一番光景？
　　一个人的日子过得苦不苦，其实是相对的，看你是以什么为参照系，曹雪芹一家在京城，若是总回忆先前“钟鸣鼎食”的日子，自然是苦不可言的，若是和贩夫走卒比，肯定是小康。
　　即便曹雪芹搬到西山之后，其生活也应是有保障的。
　　《曹雪芹在西山》（文学艺术出版社1984年12月北京第二版）一书曾介绍过相关的情况：
　　“对于旗人的四孤——寡妇老太太、孤女、盲人、残废者，清王朝也舍得花钱维持他们的生活，……四孤可以占养育兵的名额，每月领一两五的银子，每季给“小九米”，意为九斗，不足一石，如果养育兵的名额已满，哪就进城去北京所属的佐领处关钱领米。”
　　曹雪芹在西山的待遇，自然会比“四孤”高。
　　据民间传说，曹雪芹在西山，相当于享受兵营中一名前锋的待遇，每月关四两银子。
　　这种特殊的八旗制度，给曹雪芹带来了许多物质上的便利。如果没有这些，曹雪芹能不能写出《红楼梦》，恐怕就很难说了。
　　另外，曹雪芹多才多艺，恐怕是不会为衣食发愁的，他可以作风筝，可以为人治病，可以作画写字，可以开馆授徒，像曹雪芹这样的人，谋个衣食温饱恐怕还是不成问题的，曹雪芹的苦，不在衣食方面。
　　依旧有一些话想说，但由于时间的关系，只得匆匆止笔。
　　我写这些，并向各位红友讨教，依旧是想感知一个真实可信的曹雪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