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曹雪芹墓碑的论争

曹雪芹墓碑发现之始末

　　《北京日报》记者焦保强在《曹雪芹墓石是怎样被发现》的一文中首先介绍了自己采访了墓石的捐献人－－北京市通县张家湾人李景柱的情况，以及李景柱向他陈述了自己发现墓碑的整个过程。
　　４４岁的李景柱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从小就喜欢画画，练习书法，并且爱好文学和历史。他还很喜欢收藏古钱币、古瓷、古书等，在张家湾一带可称得上是一位“土秀才”，一个文学与历史的爱好者。
　　李景柱发现这块“曹雪芹墓碑”是在１９６８年的秋后。那时张家湾村开始平整土地。而通县张家湾的人一般都知道，张家湾村西有一块地，历史传下来叫“曹家坟”。虽然因年代久远已经没有了坟头，但是从这里土地的坑坑凹凹和高低不平也可以看出来，这里曾经是一个坟场。
　　李景柱说：当时在现场平整土地的不只仅仅他自己，还有十几位和他在一起平整土地的农民。无意中，他们在离地面一米左右深的地方，突然就挖出一块长条型石头。李景柱当时感到十分好奇，用手抹了一下石头上的土，发现石上刻有“曹公讳 墓”五个大家。认真辩别一下，左下角还刻有“壬午”字样。
　　李景柱当时思考了一下，凭着他自己认为是有限的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惊奇地说：
　　“这是曹雪芹的墓碑。”
　　另外几位农民因不知曹雪芹是何人，便也就不以为然。农民韩士宽听说这是名人的墓，认为墓穴里一定有好东西，即随葬品之类。在这种心情的趋动下，就又继续往下挖，结果挖出了一架白骨，可是他们都没有发现有棺木，也没有见有什么随葬物品。
　　韩士宽想，死者既然是个名人，那么名人的嘴里一定会含着什么宝贵东西，他便拿起颅骨，在小推车的把上磕了磕，结果还是没有磕出什么东西来，于是他有些大为泄气，便随手不经意地扔掉了。
　　这就是这块墓碑被发现的全部基本过程。
　　“你怎么能够断定这就是曹雪芹的墓碑呢？”焦保强问李景柱。
　　李景柱说，发现墓碑那年，他已经２０岁了。１９６６年时，他的中学语文教师见他很喜欢文学，曾送给他一套《中国文学史》，书中就有介绍曹雪芹情况的内容，他这才知道曹雪芹是我国文学名著《红楼梦》一书的作者，而且还知道了曹雪芹还有个名字叫曹 。这使他在现场意识到，这块墓碑日后或许很有价值。于是在这天的晚上，李景柱邀请其弟李景全，两人一起把墓碑悄悄运回家中。
　　李景柱还说：当时正是在“文革”中，正批判“封、资、修”，若献出这块墓碑怕被挨斗，于是就用纸拓了一张墓碑的拓片，就把墓碑藏了起来。为了不使墓碑丢失，１９６９年他家盖房时，用墓石当了东房山墙的基石。直到去年他家再次翻建房屋时，他才把这块墓碑又找了出来。
　　陪同焦保强采访的党支部书记朱风林说：“李景柱本不愿意献出这块墓碑，因为我们关系不错，有一次聊天时，我才知道李景柱家珍藏着一块曹雪芹的墓碑，我就给说出来了，结果呢，县文化文物局、旅游开发公司等三番五次地上门找他。张家湾镇的党委副书记王士杰也一次又一次地作他的工作，最后逼得他‘没辙’了，才献了出来。”
　　焦保强以一名记者的职业敏感性对李景柱说：“你做的对，珍藏这块墓碑真是有功啊！”
　　谁知李景柱听了面有苦衷地说：“您就别提了，我还有功呐，但求无过吧。我现在成了罪人了，有人象审查罪人一样质问我。我珍藏这块墓碑完全是出自我对文物的喜欢，我不是什么‘红学家’，但我典型的是个‘绿学家’，是个种田的农民。我也从没有想要献出这块墓碑来利用它日后当个什么官，或者发什么财……”

　　红学家周汝昌撰文提出：“‘曹雪芹墓碑’质疑”

　　周汝昌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红学大师，在我国现代红学研究过程中，他的每一项研究成果，在红学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因此这块墓碑的出土，对他来说，也是极为关至的，而且凭着他的身份和地位，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够保持沉默的，是要表态的。但是作为一个从事这项工作已经数十年，而且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他必须在经过严格的论证和调研以后才能作出结论，才能说话。于是他很快就到了张家湾，并于１９９２年的８月１６日在上海的《解放日报》撰文，提出了对这块墓碑的八点疑问。
　　在这篇文章中他说：
　　１９９２年８月１日上午，通县张家湾的负责同志召开了一次会议，正式宣称该镇有人于１９６８年发现曹雪芹的墓碑，请有关专家到会鉴定，本人出席了此会，并见了所称的墓碑原物，倾听了专家们的发言。现将当时诸专家鉴定意见的要点并本人的一些看法列述于此，以便关心此事的各界人士有所了解，并作为研究的参考，可供思辩之一助。
　　一、石质不合
　　按该镇出示的原物，为灰石粗岩石，石性极为粗糙。考古学家指出：作墓碑罕有采用此种顽石者，因它的本体不适合于镌刻，　　不能久历岁月，迅即剥蚀。
　　二、镌刻不合
　　专家指出，从字口看镌刻，全无技法可言，乃是胡乱剜凿而成，甚至一笔之内亦“刀法”混乱。有的笔划简置就是顺石纹凹处而成的，真正墓碑罕有此种现象。
　　三、工序不合
　　专家指出，墓石刻字，皆先经笔写“书丹”然后镌刻，而此石并非依照书丹刻字，字型支离，乃刻者都是直接剜刻，随手凑划成字，十分明显。
　　四、字体不合
　　本人指出，该石所刻大小字共七枚，全不伦不类，清代乾隆时期的书体，乃是现代人书写之形态，从拓片悬壁而观，尤可见其大小、斜正、疏密各不一，绝无书法法度，其“讳”字用现今简体字尤为破绽。
　　五、行数不合
　　专家与本人皆曾经指出，墓碑只标“干支”，而“干支”又僻居左下角之最低处，（此乃全幅面之最“卑下”之位置，此在清代绝无可能，盖此乃有干政令典章之事历法最尊，由钦天监须行，故称“皇历”）
　　六、文法不合
　　该镇所印证明文件表明，此石之出土地点原系曹家坟。本人指出：既系曹氏祖坟，岂有祖先无碑而子孙独有之理？况且既立碑于祖莹，刻字居然称之为“曹公”，此谁之“公”耶？对其祖宗而用，我中华无此“礼法”与“文法”。此乃破绽中之大者。（其实，在祖坟内无独自标墓之制。）
　　七、地点不合
　　雪芹卒后在其友人的挽诗中本已叙清丧葬之事，其句云：“鹿车荷锸葬刘伶”，此用《晋书》刘伶传的故典，即随死随葬，不择地点，不入坟莹之明证。
　　八、方位不合
　　敦诚挽诗有云：“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日曛”。此用晋书谢安与其外甥羊昙之故事，敦诚本与雪芹同辈（但低于乾隆帝一辈），而特自屈于“甥”位者全为此典中“西典”二字重要。按西州，在晋都建业（今南京），居朝天宫之西，又在台城之西，又为古扬州郡治地点，故特称“西州”。由此足见雪芹卒后好友若欲出城扫墓，必出“西州”门（见《晋书》）。敦诗特标出“西州”路，则绝不在京师之东，确凿无疑。
　　至敦敏《河干集印题壁兼吊雪芹》诗，其河干本指潞河之庆丰闸一带，（俗称二闸，旧时为游人去处，有酒楼茶肆，）即其所谓的“东皋”，雪芹曾与敦家兄弟到此游赏。二闸在东便门外，（出东便门即头闸），不过离城十余里之间，距通州尚远，亦不容牵扯附会，强为说词。
　　综合以上诸端，本人认为张家湾曹家坟“出土”之“曹 墓碑”漏窦重重，是否真实，大可疑义。

　　曹雪芹墓碑勘证之实录
　　
　　《北京日报》记者宗启春，就有关专家赴通县张家湾对曹雪芹墓碑考证情况进行了以下描述：
　　１９９２年的８月２６日上午，北京市文物局请来付大卣和史树青两位专家，对曹雪芹“墓碑”进行考证。
　　今年７６岁的付大卣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我国著名的金石镌刻专家；
　　史树青今年７０岁，他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多年在博物馆做文物鉴定工作。
　　为了使鉴定工作顺利进行，去通县以前，他们两人分别和有关红学专家以及其它文物鉴定专家进行了电话联系，目的是先通通气，听听各方面专家对这块刚刚出土就引起巨大争论的墓碑的意见，首先增加一下感性认识。虽然这两位专家阅历丰富，但是这种为稳妥起见、多方面征求意见的精神还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但是，就在这一天的前１０天，我国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和冯其庸先生分别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对墓碑的“真”与“伪”两种截然不同观点的文章。
　　到通县后，付大卣和史树青两位先生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通县人自然非常迫切地想知道这块墓碑的真假，并且更希望它是真的，因为墓碑的出土一旦被证实是真实的，这对通县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说不定通县的张家湾将从此可以名扬全国或者全世界，这种心情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被李景柱２６年前发现，后又被他埋在自家房子里的石头现在正静静地躺在一个大木箱子里，在绿盈盈的丝绒布的映衬下，更显得神秘异常。
　　开始验石了，两位老专家俯下身去，聚精会神地用放大镜认真观察字迹正面部分，然后又把墓碑翻过来，再认真地观察侧面和背面。李景柱当时也在现场。
　　检查完毕，他们又简单地请李景柱介绍一些情况以后，付大卣用认定的神态点点头说：“石头是旧的，字也是旧的，没有什么问题。”
　　这时，有人说：“那字上有划得痕迹。”
　　付大卣说 ：“正是有划得痕迹，才更清楚地看出原来的字口是旧的呢。”
　　有人又问史树青：“您看这碑文的字刻的怎么样？”
　　史树青则用认定口吻说：“字很好，写得很好！”
　　付大卣又说：“我来之前就听说了，有人认为这块墓碑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石料不是刻碑的料，碑文也没有书丹，但是合理不合理不能说明它的真和假，验定其真与假也不能以墓石尺寸大与小和好与坏来说明。作为一个‘墓志’，有这么几个字也就足够了。如果字体很工整，又有书丹，反而值得再推敲了。”
　　史树青又强调了文物的正名问题，他说：“文物的定名非常重要，定名定错了，文物的价值必然大受影响。我认为，首先这不是一块墓碑，而是一块‘墓石’，属于‘葬石’和‘葬志’之类。历史博物馆所收藏的墓志好几百块，如果用墓碑的规格、标准去套这块墓石，就会觉得它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之所以说它是块墓志，因为它可能是急就的，或者说是临时找人刻下的。所以，石头很旧，字也很草率，但是它是真的，不容怀疑。反过来说，有意做假的人，不会用这样的石头。这块墓的特殊之处就是用了不经意的石头，刻字也很草率，应该说是符合曹雪芹生前的生活状况的。”
　　付大卣赞同史树青的观点。他强调说，这块墓石不为名人所刻，可能是曹雪芹生前的穷朋友在他死了之后，为了仰慕和报答他，就刻下了这块墓石。曹雪芹生前有过贫困潦倒的生活经历，也有过衣锦纨绔的好日子，这就决定了他有穷朋友，自然也有受过他恩惠的人。他死前不是很穷，买不起棺木么？
　　史树青则进一步解释说，结合文献鉴定文物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他拿出自己抄录的一首曹雪芹生前好友敦敏的诗集《懋斋诗钞》中的一首诗《河干集印题壁兼吊雪芹》补充说：
　　诗中的‘河干’是指潞河之畔，现在叫‘通惠河’。之所以敦敏在这里凭吊雪芹，就可以说明曹雪芹是埋葬在这一带的。墓石的发现也足可以证明了这一点。而墓石上刻着‘壬午’两个字，脂批《石头记》里说：雪芹‘壬午初夕书末成泪尽而逝’，可以说明曹雪芹确实是死在‘壬午初夕’。完全可以说，曹雪芹的墓碑在张家湾被发现，不仅是北京市的一件大事，就是在全国，在整个红学界也是一件大事。
　　史树青先生在对墓碑被勘证和认定以后即兴赋诗一首：
　　石头显世见芹溪，字字斑斓望欲迷。
　　读罢懋斋怀旧句，河干葬志不容疑。
　　此诗足以见其证墓兴奋之心情。

　　秦公说：石碑可能是伪造的

　　紧接着来到张家湾的是文物鉴定专家秦公。在认真地观察过墓石以后，他思索了好一会儿，然后才谨慎地说：“被捐献出的这块墓石很有可能是伪造的。”他以自己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指出了墓石有５处不尽合理的地方。
　　秦公今年４９岁，现在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担任着北京市文物商店总经理。他曾经鉴定过数万件拓片、碑帖和字画等，和文字帖打了３０多年的交道，可以说对文字帖有着深厚的研究。
　　他说：“人死后立碑纪念以寄托哀思，这样的事情在古今中外都有此习惯，尤其象我们这样的国度，一般更是重视，尽管各种碑的形状不同、大小各异，意义也不尽相同，但‘庄重’二字是立碑者共有的心情。而现在看到的这块墓石，归纳一下，可看出有５处不甚合理之处，是值得分析的。”
　　他列举出的五处不合理之处是：
　　其一：用料石不合理；
　　一般人立碑，选石比较严格。因为这是一件“庄重”的事情。而这块墓碑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说长不长，说方不方，没有一个平面。六个面有四个圆，另外斧凿痕迹非常的明显，据此就可说明这块料石并不是用来准备作碑石用的。
　　其二：字在碑上的位置不合理；
　　碑上共五个大字：“曹公讳 墓”，最后一个字“墓”的最后一笔，已经接近了石头的底部下沿。这样就出现一个疑问：这块碑还埋不埋？如果一埋，就剩下“曹公 ”三字。倘若立碑者要想让它立起来，那就还应该有个底座，座的下面就应该有锐角余出来，好往座里面插。而这块碑没有，会不会断裂过呢？从石头来看，四周完全一样，这就说明了石料当初就是这样，没有动过。
　　其三：碑上的字刻工不合理；
　　按照一般的刻碑常规，石料准备好以后，先要在石头上写好字，这就叫写“书丹”，而后刻字的工匠按照“书丹”的笔划再一点点地认真细致地刻出来。有了“书丹”，必然就刻得一丝不苟。而这块碑事先没有“书丹”，是工匠直接下刀刻成的。每一笔不是一、两刀刻成，而是几十刀才完成。也可以说简置不是在刻，而是在一点点的“剔”。因此出来的刀法就必然紊乱，呈方不方，圆不圆的形状。有的笔划还直接借用了石料上原有的斧凿痕迹，显得极为草率而不庄重。
　　其四：文法上的不合理；
　　在祖坟里立碑一般不称“公”而称“君”。曹雪芹应该被称为“曹君”才是，祖坟里立碑怎能称“公”？“ ”也不妥，既然称为公，当含尊重之意，不应该直呼其名。而应称其字，写为“曹君 雪芹‘之墓’”，此“之”字，是应该不可缺少的。
　　其五：落款之处不合理；
　　立碑者一般起码应写有年代，如是曹雪芹的碑，则应该写上“乾隆壬午”四个字，而且还应该再刻上立碑人的名字，但是这些都没有。
　　面对这么多不合理因素，集中一点，疑点太大，因此秦公认为：这块墓碑是不合理的，并且他认为碑很可能是被伪造出来的。

　　苏天钧说：对墓碑的认定要慎重

　　苏天钧说他从没有听说过张家湾有曹氏祖坟，因此他提出来对这块墓碑的认定要慎重。
　　苏天钧也是一位考古学家，曾经参加多次大型考古发掘工作，也在北京市文物局参加过多年野外考古活动，而且多少年来他对　　曹雪芹的身前身后事一直很关心。曹雪芹“墓碑”的发现，对他来说引发了诸多的思考。为了提醒大家注意，他曾经多次特别提到１９６３年时北京市进行过对曹家祖坟查找一事。
　　那是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间，王昆仑同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曾经动员很大的力量在市属范围内对曹氏坟墓进行了一次大面积查找。王昆仑同志不仅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红学家”，而且对红学研究一直极为关心。当时，被认为是曹家坟的地方有通县、房山等几处。但是，最大一处应属于通县八里桥附近的杨闸一块有十几亩大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人工堆起的不小的小山子，坟墓埋葬的顺序、格局也很清楚。经过研究以后，便决定集中力量对最大的一个坟头进行了发掘，以求能发现一些于曹雪芹有关的文字或文物资料，那怕是只纸片页也行。
　　一个最大的坟头终于被打开了，而现场却发现此坟已经被盗过，而且很有可能不只一次地被盗。里面有三具棺椁，衣服都已经烂掉。经辩认，中间一具是男尸，身着清代官服，留有胡须。左边一具是女尸，看上去象是个“旗人”，因为她长有一双大脚。右边是一个汉人，则是小脚。此坟墓虽然被盗多次，陪葬品依然非常丰厚。有不少的首饰，仅赤金镯子就有好几个。棺内红漆挂里，贴着泥金字，其中有“西方接引，驾返瑶池”之类。据当时分析，此坟墓非一般人物，而那个旗装女子很有可能是皇帝所赐于墓主的。汉装女子可能是墓主自己所娶的。因为中间的男尸地位看上去十分显赫，这种殊荣并非一般官爵所有。当时曾经想把这三具死尸拉到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查证一下他们的年龄和死亡时间，然后再用贴塑的办法，做出肌肉来，恢复死者的生貌。这样做，对红学研究很有好处。但因当时实在不敢肯定这是曹寅还是曹 的墓，也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可佐证。所以没有很快完成这项工作，就在这时候，“文化革命”开始了，一切计划便全部泡汤，就连当时拍摄的一些照片和资料也在“文革”中全毁掉了。
苏天钧又说：
　　“说实在话，１９６５年时，我曾经到处找曹家坟，找了许多地方，可是并没听说过通县的张家湾有曹家坟。现在这里却发现了墓碑，我看后，感觉疑点太多。上面的字也不伦不类，况且也是不成体的。曹雪芹生前的朋友一个个都是文豪，随便谁写也不会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另外，若说曹雪芹死在西山，距张家湾也不过１６０来公里，即使雇辆小驴车拉到这里，就当时的价格也不过只须十几两银子，怎么就会让他裸葬呢？说是墓志也不对，墓志是上下两块石头，上面应刻曹公墓志，而下面应刻是死者生前的事迹，这分明是墓石嘛，是让人看的。总之疑点太多，应该慎重对待。

　　秦公再置疑：雪芹死后岂无棺

　　秦公先生在对此碑提出五处不合理后，又想到了曹雪芹死后为什么没有棺材的问题。他认为，在激烈的论证中两种观点也都涉及到了曹雪芹死后是否有棺木的事情。信之不疑者，多认为没有棺木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而心存疑虑者，则多认为无论如何也是应该有棺木的。秦公和后者的意见相同，认为曹雪芹死后是应该有棺可盛的。并经考证提出，就在为曹雪芹死后下葬的次日，他的挚友敦诚写了《挽曹雪芹》七律二首，其一云：
　　四十萧然太瘦生， 晓风昨日拂铭旌。
　　肠回故垅孤儿哭， 泪崩荒天寡妇声。
　　牛鬼遗文悲李贺， 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欲有生刍吊， 何处招魂赋楚蘅？
　　这首诗文中的第二句，非常明确地写出了“铭旌”二字，何为“铭旌”？“铭旌”为何又叫“明旌”？实际上它是旧时为亡人出殡时，竖在“柩”前为书表死者姓名的旗幡。“柩”就是已盛尸体的棺材（东汉刘熙《释名．释丧制》说：尸已入棺曰“柩”）。因为死人已入棺，路人不明亡者何人，只能从旗上标出的姓名得知（王建《送阿史那将军迎旧使灵榇》诗有：“路人来去读铭旌”句）。所以《仪礼．士丧礼说：“以铭名以其物”，郑玄注：“铭，明旌也，杂帛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已盛棺中）为不可别，故以旗识识之”。书铭旌的方法，案《丧服小记》载：复与书铭自天子达于士，其辞一也；男子称名；妇人书姓与伯仲，如不知姓则书氏。”
　　秦公重申：由此可见，雪芹下葬有棺无疑。
　　这里又要说到张家湾发现的那块墓石了。
　　据报到，在此石出土地，还“挖出了一架白骨，没有棺木，也没有随葬物”。
　　据上考证，雪芹明明白白眠于棺内。那么，为什么在发现“不容怀疑”的墓石左近（为死者下棺后，墓石也随之纳入圹中）　　没有棺木（那怕是朽木）？显然这架白骨绝非雪芹。

　　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墓碑尚有可信之处

　　冯其庸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红学家，对《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甚丰，曾经编著出版了《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等著作。７０年代末，他对张家湾就比较熟悉，因为常常到这里搞调查、拍摄资料。可在当时，他也没有听说过一点点有关曹雪芹墓碑的事情。现在曹雪芹墓碑的出土，着实令他激动，同时也确实让他吃惊。可是思考一番以后，他认为既然张家湾和曹雪芹有关，那么为什么曹雪芹就不可能葬在张家湾而非要说葬在西山一带呢？况且西山之说就目前来看，也是缺乏真凭实据的。
为了搞清楚情况，光信道听途说是不行的。于是，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３日，冯其庸和其他同志一行等４人，来到通县张家湾村。那天天气非常炎热，足有３８度Ｃ，镇政府领导以及相关人员接待了他们。
　　从镇领导介绍情况中还可得知，墓碑被发现的地点就是在张家湾西北方向的萧太后河的北岸，历史上这里称为“风水宝地”，前有“楼庄”和“花庄”两个村庄，有“坐楼观花”美妙之景观，而左侧曾经有宝塔、石碑、水井、大地，曾经被称为“文房四宝”，而且历史上这里就是达官贵人的坟墓所选之处。无论如何，这些都是令人很感兴趣的。
　　照例，墓碑的发现和捐献人李景柱要不厌其烦地一一向来调研、查证者反复介绍情况。
　　现把李景柱向冯其庸等就墓碑的发现经过再复述如下：
　　李景柱说：这块墓碑是１９６８年被发现的，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处在高潮期间，乡里为了平掉张家湾周围的荒地，改为庄稼地，才决定把张家湾村西北方向的窦家坟、马家坟、曹家坟平掉。因为这三座坟相互连接着，占地面积很大，影响耕地，而曹家坟则高出地面一米多。李景柱和好几位农民一块儿在平曹家坟，于是便发现了这块墓碑。墓碑埋在地下有大约一米多的深处。挖出来后他们才发现上面刻着“曹公 墓”五个大字，还发现墓碑的左下端刻着“壬午”二个小字，当时发现时“午”字已残缺不全，不好好看还认不出来。在墓碑下面约离地面一米五左右的深处，挖出一具尸骨。没有发现棺材，经分析可能是裸葬的。但是尸体骨架很完整。据当时一位稍懂点这方面知识的人说：这是一具男尸。
　　当时因为急于要平墓，特别又是在“文革”中，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又刚刚过去，谁也没有敢多想什么。但是李景柱自己读过《红楼梦》，知道“曹 ”就是“曹雪芹”。于是他就告诉了在场的人。有一位和李景柱在一起平地的人听说这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墓碑和尸骨，便认为一定会有什么珠宝之类的东西在死者的棺材里，于是就跳到墓坑里去摆弄尸骨，结果令他很是失望，因为什么也没有发现。李景柱则认识到无论如何这块墓碑的发现是有其价值的。到了晚上，他就约了他的堂弟李景泉，两人一起把这块墓碑悄悄地拉回家里，并马上埋了起来。这块墓碑之所以于最近被捐献出来，是因为张家湾村为了发展旅游事业，要修建一座人民公园，同时想把周围的古墓碑集中起来，建一座碑林，因而就想到了这块碑。经人几次劝说李景柱才算献了出来。因在当地没有人研究《红楼梦》，即使知道一些也不太详细，大多数人甚至不清楚这个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作者是什么关系，或者说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也就无法进行鉴定。在这种情况下，乡政府的有关同志就找到了原籍是张家湾、现在革命搏务馆工作的周永珍。周永珍也不是研究《红楼梦》的，就由她找到端木蕻良先生，再由端木先生的夫人出面联系，于是就找到了冯其庸先生。
　　看过墓碑后，冯其庸先生对墓碑进行了一番描述。即：约一米左右高，４０多厘米宽，１５厘米厚。墓碑质地是青石，做工很粗糙，象是一块普通的台阶石，只有粗加工，而没有象一般墓碑那样细细地打磨。碑面上粗加工时用凿子凿出来的一道道斜线原样末动，从而也就可以证明：此石根本没有打磨过。碑面上的五个字也不象一般的碑文的写刻，好象是用凿子给直接凿上去的。因为字体的笔划一样粗细，字体方整，有点类似八分书，但是毫无笔意可言，所以很可能是末经书写，而直接凿刻而成。总之给人的印象是此碑制的十分草率。再加上刻得太浅，字迹象是白色的一样，字迹几乎已经看不出来，或者至少说看不清楚了。但只要仔细地观察，还是可以毫不含糊地辨认出来的。在碑文的左下端有“壬午”二字，只是“午”字已经剥落右半边，尽管如此，要认出“午”字是不成问题的。
　　冯其庸先生等数人围着石碑拍了照片，经反复观察后一致认为：石碑和碑上所刻的字迹，都是原来就有的，而并非是后来新凿上去的。不过字迹上有少量的被新擦过的痕迹，显出与原来的字迹不是一个颜色，而且两者区别新旧分明，不免让人产生疑问。经询问，才知道那是因为李景柱恐怕字看不清楚，自己用磨石擦了几下的缘故。
吃过午饭，他们没有休息，就到了张家湾码头。
　　这是一个古老的漕运码头。在当时，从南方来的漕运，无论粮盐还是其它货物，都要在此处上岸，然后再送往各地。古老的运河通运桥旧貌依然：桥上有两排石狮子颇有气势，桥的一头是老城。冯先生回忆说，当年他来调查时，城里还有粮仓，它在桥的另一端离西北方向稍远些，曾经是很大的一块盐场，现在盖了许多房子，旧貌也不复存在了。盐场西北方向再远些，就是曹家的坟地。与曹家坟地相毗邻的是马家坟和窦家坟，坟地的附近，都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
　　冯先生介绍说：张家湾通运桥下的那条河，就是当年的运河。也称“萧太后河”。“萧太后河”虽然是辽金时代的称呼，但是老百姓至今还在延用。在张家湾的老城里面，有当年曹家的“当铺”基址，基址是用石头砌的，现在上面已经盖了民房。又据李景柱介绍，这里原来是张家湾老城的南门内，是“花枝巷”的东口。也是原有的进城的古道，可以说是客栈林立，当年应当属闹市区了。看到这里，冯其庸猛然间恍然大悟，便立即纠正了自己的一个错误：原来他当年来这里时，曾经看到过一个当铺，便以为是“曹家当铺”，看来其实不然，因为那个当铺年代较晚。并不是曹 于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复奏家务家产折》里所说的那个－－“张家湾当铺一所。”
　　通县之行，冯先生思考了两个问题：第一，在通县张家湾是否有曹家的土地产业？如果有，是否能找到文献根据？第二，曹家祖坟究竟在那里？历史上有无文献提及此事？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很快便查到下列资料：
　　其一，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江宁织造曹 复奏家务家产折》里面有一段文章如是说：
　　......（上略）“奴才到任以来，亦曾细为查检，所有遗存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江南含山县田二百余亩，芜湖县田一百余亩，扬州旧房一所，此外并无买卖积蓄”。
冯先生认为，这里提到‘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这两句都可能直接说明曹家在通县张家湾“有地有产”。
其二，曹寅在《东皋草堂记》里如是说：“东皋在武清、宝抵之间，旧曰崔口，势洼下，去海不百里，非泉水之奇......其土脊卤，积粪不能腴，其俗卑悍，诗书不能化。故世禄于此地者，率多以为 牧之地......予家受田亦在宝抵之西，与东皋鸡犬之声相闻。”
　　冯先生认为，曹寅在这里明确提到了“予家受田亦在宝抵之西，与东皋鸡犬之声相闻”，现宝抵、武清等，地名都没有改动，地图上可以查到。崔口在现在的地图上叫崔黄口，地图上也有，这就是曹寅所说的东皋，亦即与曹家的受田相邻的地方。此地离天津较近，而离北京则已经很远了。
　　以上两处，明确记载是曹家的土地，前者是在通县，后者则己是通县以外，但以上两地均未提到曹家祖坟。
　　关于第二个问题，文献上有无提到曹家的祖坟的问题，经查阅，这方面的文献资料也还有一些，可惜都末提具体地点，这些资料是：
　　一、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初四日，《江宁织造曹寅奏谢复点巡盐并奉女敕上及请假葬亲折》：
　　......（上略）“今年正月太监梁九功传旨，著臣妻于八月上船奉女北上，命臣由陆路九月间接敕印，再行启奏。钦此钦遵。......惟是臣母冬期营葬，须臣料理，伏乞圣恩准假，容臣办完水陆二运及各院司差务，捧接敕印，由陆路暂归，少尽下贱乌哺之私。”
　　冯先生按：这里提到的“母”，应即是孙氏，而不是曹寅自己的生母顾氏。这里提到：“冬期营葬”及“水陆二运”，很显然是回北京，但葬在北京何处，却末及一字。
　　二、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十八日《苏州织造李煦奏安排曹 后事折》：
　　......（上略）“奴才谨拟曹 于本月内择日将曹 灵柩出城暂厝祖莹之侧，事毕即奏请赴江宁任所。盖 母年近六旬，独自在南奉守夫灵，今又闻子夭亡，恐其过于哀伤。且舟车往返，费用难支。莫若令曹 前去，朝夕劝慰，俟秋冬之际，再同伊母将曹寅灵柩扶归安葬，使其父子九泉之下得于瞑目。”
　　从这个奏折里，明确提到“择日将曹 灵柩出城，暂厝祖莹之侧”，还提到“将曹寅灵柩扶归安葬”等等，按曹 死于北京，则可见曹家祖坟确在北京城外，而且曹 、曹寅都是在祖莹内，则可见前面提到的曹寅之母孙氏也一定安葬在祖莹内无疑。问题是不清楚曹家祖莹究竟在北京城外何处？但玩其语气，当不是在离城外几百里的远处，似乎是离城不太远，如果是在百里之外的远处，就不会说“灵柩出城，暂厝祖莹之侧了”，就会直指其地了。同样的情形，在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十日李煦的奏折里还有，这里也就不再重复。
　　据以上两方面的资料综合起来看，可以明确：一、曹家的祖莹在北京城外不算太远处；二、曹寅、曹 以及曹寅之母孙氏等，都葬在祖坟内，甚至往上推曹玺、曹振彦也应在内；三、揣度曹家祖莹的地点，可能不至于远到宝抵，通县张家湾一带，似还有一定的可能性；四、曹家祖莹，特别是康熙的保姆孙氏在内，曹玺、曹寅在内，当一定有较象样的墓碑。为什么至今片石不存？莫非抄家以后被毁乎？抑另在别处乎？或其它自然原因被毁乎？总之令人不得其解。
　　现在再来看一看在乾隆年间从北京到通县张家湾一带的情况：
　　雪芹的好友宗室敦敏的诗集《懋斋诗钞》一开头就是“东皋集”。这个“东皋”并非曹寅集子里《东皋草堂记》的“东皋”，那个“东皋”又叫“崔口”，是在宝抵附近。这里的“东皋”，实际上就是指从北京到通县沿潞河一带，也就是北京的东郊，不过范围比现在概念中的东郊要远的多，实际上就是指从北京东城外一直到通县这一带，这一带也恰好就是潞河（今称通惠河）的全程。按“皋”的本意是指沼泽或水田。北京的东郊一带恰好就是如此，至今仍末大变。曹雪芹的好友敦敏在《东皋集》里的小叙中说：
　　“自山海归，谢客闭门，唯时时来往东皋间。盖东皋前临潞河南去数里许，先莹在也。渔 钓渚，时绘目前，时或乘轻 ，一篙芦花深处，遇酒帘辄喜，喜或三五杯，随风所之，得柳阴，则维舟呤啸，往往睡去，至月上乃归。……数年得诗若干首，大约烟波渔艇之作居多，遂以东皋名之。夫烟波渔艇，素所志也。他年小筑先莹之侧，一棹沧浪，想笠屐归村，应不至惊犬吠也。”
再看看敦敏《四松堂集》里对“东皋”的记载：
　　东皋同子明贻谋作
　　豆花香外买村醪，水落平桥钓岸高。
　　无限新愁兼旧感，小楼倚病听秋涛。
　　子明兄云忆昔与敬亭、贻谋两弟泛舟潞河，时波光涟滟，烟云浩渺，敬亭小病，倚阑看水，贻谋微饮，余独狂呼大叫，把酒淋漓，月横西岩，犹与诸仆作鲜鱼 进酒，读此不禁今昔之感云。录诗至此并识。
　　从以上两段短文，大略可以得知，当年的潞河风光是颇为迷人的。而这一带，清代宗室贵族的坟墓也葬于此，最明显的是英亲王阿济格，也即是敦敏、敦诚上祖的坟墓就在潞河之南，至今仍然存在，我昔年编《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之时，曾出北京朝阳门沿潞河直到张家湾全部走了一遍，就到英亲王坟上去看了一下，举凡沿途的八里庄、八里桥、庆丰闸（亦称二闸）、水南庄等等，敦敏、敦诚诗里提到的许多地方，至今仍在，潞河有些地段的风光也还不错。更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一些故友的墓也在潞河边上。如寅甫的墓，《四松堂集》《过寅甫墓感作二首》之一云：
　　昔共蓬床伴钓筒，江湖旧侣忆龟蒙。
　　水南庄下无人问，两岸荻花吹晚风。
　　（昔与寅甫泛舟水南庄，有诗纪事）
　　如贻谋的墓，《四松堂集》《同人往贻谋墓上，便泛舟于东皋》云：
　　才向西州回瘦马，便从东廓下澄渊。
　　青山松柏几诗冢（注），秋水乾坤一酒船。
　　残柳败芦凉雨后，渔庄蟹舍夕阳边。
　　东皋钓侣今安在，剩我孤蓑破晚烟。
　　（注：指三年来诗友数人相继而殁）
　　读这些诗，得知雪芹当年的二、三好友都葬在潞河边上。
　　诗的自注文说：“三年来诗友相继而殁”，很有可能雪芹也是其中之一位。再读敦诚的《寄大兄》文。文中说：
“孤坐一室，易生感怀，每及故人，如立翁、复斋、雪芹、寅甫、贻谋、汝 、益庵、紫树，不数年间，皆荡为寒烟冷雾，曩日欢笑，那可复得，时移事变，生死异途，所谓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也......”
　　现在我们至少可以确知寅圃、贻谋即葬于潞河之畔，尤其是敦诚的《哭复斋文》里说：
　　“末知先生与寅圃、雪芹诸子地下作如何言笑，可话及仆辈念悼亡友之情否？”
　　为什么说“与寅圃、雪芹诸子相逢于地下？”是否是因为他们同葬于此呢？现在这块曹 墓石的发现，你就不能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了。
　　特别是要提醒大家重读一下《懋斋诗钞》里的一首诗：
　　河干集饮题壁兼悼雪芹：
　　花明两岸柳霏微，到眼风光春欲归。
　　逝水不留诗客杳，登楼空忆酒徒非。
　　河干万木飘残雪，村落千家带远晖。
　　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萧寺暮鸦飞。
　　“河干”，当然是指潞河之畔，为什么要在这里“吊雪芹”，为什么会“凭吊无端频怅望”，联系“河干”张家湾有雪芹的墓地和墓碑，似乎这首诗又给了我们以新的启示。
　　冯先生又指出：大家都知道，雪芹暮年潦倒，以至于死后无棺可盛，草草裸葬，碑石也应该极端草草。认真地说，这根本不是墓碑，而是随死者埋葬作为标志的墓石，故埋在入土一米多处，而不是立在地面上。墓石下端一点也没留有余地，因此看来雪芹死时已无家人，可能是他的“新妇”和穷困的朋友勉力办的吧。埋葬的如此草草，墓碑也如此不成样子，是否还有更不幸的事情发生过也就无法揣度了。至于刻“壬午”二字，我想可能也是草草记他的死年吧。
冯其庸再举甲戌本脂批说：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末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余（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
　　冯先生最后说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关于雪芹的卒年，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了，过去我是主张“ 末”说的，但现在看了这块碑上的“壬午”纪年，再联系甲戌本脂批，我想不能把写得一清二楚的字，硬是解释为记错的或是写错的了。
　　当然这块墓碑刚刚问世，一切有关的问题尚待深入研究，我的看法都只是直感式的初步意见，提出来只是为了引发大家的思考而已！
　　（以上根据冯其庸先生在目验曹雪芹墓石以后的第三天，在北京华瓜饭楼写就的文章整理。编者自注）

　　周汝昌先生：“曹 墓碑”之再质疑

　　１９９２年９月３日，周汝昌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
　　《解放日报》８月１６日刊出拙文，以八点论证“墓碑”之可疑。今经续加调查研考，再简续新疑点如下：
　　一、个别鉴定家对我们的疑点未能正面解答，而另立新名，大意说此碑并非墓碑，而是埋在土中的“墓志”（墓志、圹志），所以一切体例均不必以墓碑之制度来要求之云云。这种鉴定意见非常奇特，正面理据稀薄，缺乏学术内容。北京市的文物工作者苏天钧、秦公、严宽等均言：所见墓石以千百计，从末见过如此形制体例的－－不管叫它什么“碑”、“志”、“碣”都无济于事，只能是一种想象的设辞而已。
　　二、有一、二家拿出敦敏的《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一诗，就硬说此乃雪芹葬于张家湾之证据。他们并未详考：此“河干集饮”乃是东郊二闸河边一个酒楼，名叫“得月楼”，是敦敏等人常游之处，雪芹也曾在此同饮，这与墓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其实敦敏所指的“东皋”，中心是小园别墅，名曰水南庄，地在东便门外槐村“头闸”以东一里多的三忠祠左近；由此乘舟循潞河（通惠河）东下八里左右到“二闸”，即庆丰闸，闸畔这座酒楼即他们会饮题诗之所在。由此再东行十五里到平津上闸，从平津上闸到张家湾也还有二十里地之遥。敦敏兄弟与张宜泉的三部文集，并无半语因雪芹而涉及张家湾，如雪芹死后真从西山远移通州入祖坟，三人的名字中为何一语不及？二闸地名王家店，离城不过十余里。敦敏写水南庄，也说：“晴雪河干鱼正肥”，这比二闸更近－－水南庄隔河北岸也有酒肆。因此抓住一个孤立的“河干”就硬说是张家湾，岂能服人？
　　三、事情本来是鉴定墓碑、葬地，而专家们却迫不及待地正面提出“壬午”说为“无疑”了。他们又忘了一个重要事实：从来立碑墓主生卒是专文专述，而立碑的年、月、日则是别行明白记载，二者不是一回事。如今此碑左下角处镌有“壬午”二字（且残缺不全），破绽最显。盖彼时立碑必须提行大书“皇清乾隆××年”，哪有在“入土”之边沿处刻一干支之例之理？鉴定家连这一立石通例也一语不加齿及，则又何也？
　　其实石刻“壬午”二字却给“壬午说”帮了一个大倒忙。因为，如墓主真是卒于“壬午初夕”，那么就算次年初一就能立碑，也得刻上“ 未”！若依此石是“真”之说，那么雪芹就应该死在此前一年－－“辛已初夕”了！
　　本来“ 未说”的依据，原即从敦敏的诗集推考而得的。“ 未三月”敦敏还作诗邀请雪芹呢。如今肯定“壬午说”以反对“ 未说”的人又拿敦敏来“证明”那块“壬午”的石头，这不是前所末闻的事吗？
　　四、有一段经过也十分可疑：１９８７年秋，北京电视台《曹雪芹的足迹》摄制组到张家湾拍曹家当铺，遇一人（即李景柱）。此人向张耀龙、严宽说：有人掘出一块墓碑，并抄了碑文，又言碑文下款是“曹 ”。严宽、侯刚（女摄制组负责人）、周建临等曾先后两次专访其人，但其言辞闪烁，毫无实际收获。其人问周说：“曹碑可有价值”？周答：“曹 碑是与曹雪芹相关的史料，当然重要。”严宽又曾以曹学会的公函促其提供实质性文献，亦无下文。如今，五年之后，严、侯、周、张等阅览报纸，见其人忽又拿出了“曹 ”的“墓碑”，都大感诧异！
　　综我前后所提十二点质疑，我以为此石是不可信的。
　　附注：我曾以“讳”字刻痕似简化字而质疑，友人云实系繁体不误。此因８月５日我看不清时，询问同观的人，他答“我也看不太清，似是简体”。我如误说，应当更正，但只限此一字的问题。

　　杜景华说：石碑不会是伪造的

　　杜景华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红楼梦学刊》副主编，他对那块墓碑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认为曹雪芹死在张家湾，那块墓碑不会是伪造的。
　　他说：那块墓石的石料既不是大理石，也不是花岗岩，的确不是通常做石碑的料。然而，那石头肯定是块旧石头，不是近年内新开出来的，
　　那碑上的字的确末经书丹，字形也毫无笔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字不是后来刻上去的，经过长时间的风化、腐蚀，有些笔划已不太明显，如“公”字的一捺。如果是前一、二十年刻上去的，不会是那个样子。
　　有人疑心石碑是伪造的，但石碑出土于“文革”时期的１９６８年，那个时期没有必要伪造一块曹雪芹的墓碑，因为没有任何意义。再说落款为“壬午”二字，认为曹雪芹死于壬午年的，代表者为胡适和俞平伯。而多数红学家持“ 未”说，还有人持“甲申”说。如果造假何必不造个“ 未”说去迎合多数人所持有的观点呢？
　　因此杜景华认为这块石碑不是伪造的。那么怎么解释人们提出的诸多的不合理因素呢？杜景华的观点是：曹雪芹并非死在西山，而是死在张家湾。于是杜景华对曹雪芹的死因作了以下一番别具新意、令人耳目一振的推测：
　　在曹雪芹死以前，其家境已经非常困难了，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日子。这一年的秋天，曹雪芹与其子一起染病，其子不幸夭亡，雪芹的健康状况也非常糟糕。转眼间年关将至，曹雪芹知道债主们此时会纷纷上门讨债，而自己又实在还不起，只好躲到百里之外的张家湾去。
　　此时的张家湾还有曹家昔日的仆人或者是看坟的人。曹雪芹长途跋涉到这里来躲债，连他的朋友也不可能知道。谁也更不会料到，就在这时久病在身的曹雪芹因不堪劳顿饥饿，竟突然死在看坟人的家里。
客居者死在主人家里，这对主人来说是件很晦气的事情，也是很忌讳的，何况又是在年根儿底下。按照风俗，外人的尸体是绝不能殓入棺木，停放在家里的（或许主人也买不起棺木），只好于他死亡的当天卷出去草草掩埋掉，那块石碑就是埋葬者为求得心理平衡，从良心上觉得对得起死者而草率制造的。
　　“这些推测不完全是凭空想象的，”杜景华进一步说，“是建立在已有的材料之上的。”

　　顾平旦：仍心存疑虑

　　顾平旦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他对墓碑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他提出的根据是：
　　一、曹氏家族与张家湾有密切关系这已是事实了，学术界已经取得共识，但没有任何史料证明张家湾有曹氏墓地。有据可查的只有曹家当铺一所，关于六百亩地并没有任何准确的记载，也并未指明就是张家湾。况且在发现墓石的周围１００米范围内，也未发现任何有关曹家的遗址和文物佐证，怎么就会突然蹦出一块墓石来了呢？
　　二、墓石在用料、字体位置、刻工等方面均不合规格，石质粗糙，不过是建筑料石。再者，石上的字不是刻的而是用利器划的。有些笔划甚至直接利用了墓石原有的斧凿痕迹，粗糙的不合情理。打个比方，就好象现在旅游胜地处处可见的“×××至此一游”。即便古时的乡民下葬也不会如此草率。
　　三、曹雪芹的朋友多为文人墨客，但晚年居住在西山，生活潦倒，只有张宜泉这一个穷朋友。张宜泉留下的诗集中有四五首提到曹雪芹，雪芹死后一年，他的吊诗中却并未提生卒年和葬地。现有的说法是雪芹死后是他的穷朋友帮助下葬的，那以雪芹晚年景况看，这个穷朋友最有可能的也就是张宜泉了。但张宜泉再穷，也不会让自己的这位老友草席裸葬，起码也会写个原碑文什么的。再说用这么一块石头来作墓碑也对不起老朋友啊！
　　顾平旦又说：最近我查阅了和张宜泉有关的资料和一些其它的史料，发现张宜泉与张家湾的关系密切，如他的曾祖父的棺柩便存放在张家湾的某寺庙里。他的诗集中有一首《赴张家湾寻曾祖父柩》诗写道：
宗柩遗萧寺，高僧不可寻，
　　特留三月期，要觅百年音。
　　这就证明了其为寻曾祖的灵柩，曾经留在张家湾达三月之久。以他与张家湾的关系，假若曹雪芹当真死在张家湾，他断断不会如此草率。也有人说可能是粗葬，等待以后再迁葬。如果真是张宜泉帮助下的葬，那么张宜泉在诗中也应该有所记载或暗示，而今片字皆无。由此看来，雪芹还是死在西山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顾平旦还认为：总之，这块墓石发现后很仓促，没有论证、考证的时间，匆忙下判断为时过早，还有待大家进一步反复研究。

　　“河干”究竟指何处？
－－杜景华与周汝昌先生商榷

　　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６日杜景华先生又撰文，对敦敏诗中的“河干”一词所指何处与周汝昌先生进行商讨。
　　文章说：
　　人们大脑往往有惯性。“鹿车荷锸葬刘伶”本说的是死在某地便葬在某地，而我们却一定固执地认为曹雪芹葬在西郊。张宜泉诗“庐结西郊别样幽”，顶多也只能说明曹雪芹在西郊某地住过，曾在那里写过书，却从来也没有谁写过诗确切地认定他也死在西郊。晋羊昙的“行不由西州路”，仅因当时扬州治所位于台城西而称西州（与司马道子东城府相对而称），其舅谢安病舆曾经过那里，羊昙每走到那里便引起悲痛。因此这“西州路”已经不代表方位，只不过是一个怀念死者的成典罢了。
　　曹雪芹随死随葬，在旧时也须葬在自家地里，谁人家土地允许他人埋葬？康熙５４年曹府（奉帝命）上折奉报家产：“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江南含山县田二百余亩，芜湖县田二百亩，扬州旧房一所。此外并无积蓄。”这说明除通县外曹家在京并无其它土地。曹寅《东皋草堂记》说：“予家受田亦在宝抵之西，与东皋鸡犬之声相闻。”这都说明是朝廷给他的地，与扬州、芜湖二处田有别。曹家（仅指曹寅一支）在京他处无地，其家祖茔也应在此。雪芹不入祖坟，也只能葬在此处地中。
　　由此，敦敏诗《河干集饮题壁兼吊曹雪芹》，便与雪芹葬处非无缘由。这里河干并非专指某处。敦敏诗《闻敬亭自潞河过通州至邓家庄访鸿上人偶忆旧游书此即赠》：
　　柳压河干绿正遥，莸芦烟重隐渔% ；
　　一鞭晓色朦朦月，茅店鸡声八里桥。
　　这里的“河干”即应在八里桥一带。
　　该诗第二首云：
　　新城直接旧城游，斜日登临上酒楼。
　遥拟江南风味好，买鱼亲上打鱼舟。
　这就不仅说明了这里有酒楼，而且也有江南风味的鱼。
　又诗《怀敬亭贻谋游潞河》曰：
　又向烟波鸥鹭游，斜风细雨荡轻舟。
　东皋东去烟深处，应上临河卖酒楼。
　这里离东便门外“二闸”恐怕很远了。倘若雪芹葬在张家湾附近某地，敦诚、敦敏及其友人，在八里桥一带河干集饮凭吊，就是很正常的事了。

　朱青葆撰文：请教周汝昌二、三事

　读了《京华周末》９月１２日发表的周汝昌先生的大文《“曹 墓碑”之再质疑》后，深感周先生的论证和观点有些随意性，而且前后矛盾，故觉有向周先生请教的必要。
　周先生在《解放日报》８月１６日曾发表《“曹雪芹墓碑”质疑》一文，文中提出八点质疑，其第四点曰“字体不合”：“该石所刻大小字共七枚，全不类清代乾隆时期书体，乃是现代人书写之形态，从拓片悬壁而观，尤可见其大小、斜正、疏密各各不一，绝无书写法度。其‘讳’字用现今简体字，尤为破绽。”我要请问：第一，什么叫“乾隆时期书体？”“难道乾隆时期的人都要写统一的书体？难道当时的皇帝下过命令，要求老百姓必须写某一种字体，写其它的字体则要坐牢、杀头？第二，周先生“从拓片上悬壁而观”，对七个字的“大小、斜正、疏密”都作了观察，可谓细致之极，结果发现“其‘讳’字用现今简体字”。此语一出，石破天惊，不必再用别的证据，仅此一端，即可断定此墓石之伪必出于建国之后。《再质疑》一文附注：“我曾以‘讳’字刻痕似简化字而质疑，友人云实系繁体不误。此因８月１日我看不清时，询问同观的人，他答：也看不太清，似是‘简体’。我如误说，应当更正，但只限此一字的问题。”我越看越糊涂，周先生明明是在“字体不合”的标题下，指责“讳”字“用现今简体字”，怎么忽然一下变成了“刻痕似简化字？”本来说的是“字”，怎么变成了“刻痕”？本来用的是肯定的口气，怎么又变成了“似”？本来是指“现今简体字”（即建国以后使用的简体字），怎么变成了“简化字”（没有时代的限制，也可用于指宋、元以来流行的简化字）？明明是“悬壁而观”，对拓片上各字的“大小、斜正、疏密”都作了细致的观察，怎么反而变成了“我看不清”？我真弄不懂，如果真的是在北京“看不清”，为什么还要迫不及待地跑到上海的报纸上去说三道四？
周先生９月１２日文中说：“有一两家拿出敦敏的《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一诗，就硬说此乃雪芹葬于张家湾之证据。”还说“他们并未详考，此河干集饮之处乃是东郊二闸河边的一个酒楼，名叫得月楼，是敦敏等人常游之地，雪芹也同在此同饮。这与墓碑风马牛不相及。”令我纳闷的是，周先生昔年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曾这样说过：“按此诗确为本年（按乾隆二十九年）春作。据敦敏集序：‘河干’当指潞河，其先墓在焉；李煦家墓地亦在通州西王瓜园。依此合看，则曹家通州本有典地，其墓地似有在东郊可能。此说朱君南铣主之，觉有理。”（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７５１页）这就奇怪了：当年曹雪芹墓石尚未发现，周先生认为曹雪芹墓地有可能在东郊；而今曹雪芹墓石已在张家湾发现，周先生倒反而主张曹雪芹墓地在西郊，“绝不在京师之东！”忽东忽西，叫我们相信哪一种说法呢？又，周先生释“河干”为“二闸河边”，甚至指名道姓地说：“酒楼”名叫“得月楼。”不知道还有什么直接的、确凿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我反复读了几遍敦敏的这首诗以及他的诗集，始终找不到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相反的，我倒发现，在敦诚、敦敏的诗中，以“河干”指潞河之滨，不止一见；而潞河边上的酒楼也不止一个、两个，有的就在张家湾附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不用敦敏本人的诗来作解释呢？

　　周汝昌对杜文、朱文的答复

　　周汝昌先生在读罢杜景华先生《“河干”究竟指何处》并与之商榷一文以后感到很失望－－初以为杜景华已经考证出“河干”的确切地址，谁知全文的结论竟是“离二闸已经很远了”。他认为这反而就无助于墓碑出土于张家湾的审定了。
他在文章中说：
　　杜文也承认“河干”一词本无专指。这就给张家湾的说法作了纠正。但杜文却又说“敦敏兼吊雪芹”的“河干”是指通州邓家庄的八里桥，按《敦敏全集》，并未有到通州地界，只是敦诚去访高僧到邓家庄，敦敏才回忆早年他过通州的旧事。－－而这就与雪芹和张家湾毫无交涉。
　　杜文引《怀敬亭（敦诚）贻谋游潞河》“应上临河卖酒楼”为证，殊不知此酒楼正是指二闸的那家酒楼，与邓家庄八里桥也无交涉。敦诚他们有一次集友人同游，分三路召集聚会，独贻谋在二闸此楼伫候，事迹分明，无须牵强附会。
总之，杜文实际上是比“河干即张家湾”之说倒退了一大大步，并末能帮上“墓碑”的忙。
　真正的问题是，除了那块石头的真伪应由文物考古专家认真鉴定以外，只能先辨清雪芹墓地的方位，别的什么都不必纠缠。杜文曲解我举敦诚挽诗的“他时瘦马西州路”这个重要点，竟以为这只是一个“怀念之词”，我看就更不实事求是了。按敦诚于此诗稍晚些，另写有一首《同人往奠贻谋墓上，便泛舟于东皋》一诗，前半首云：
　　才向西州回瘦马，便从东郭下澄渊。
　　青山松柏几时客，秋水乾坤一酒船。
　　其第三句下自注云：
　　三年来诗友数人相继而殁。
　　这应该就是诗人不久前方出西郊凭吊诗友故人，随又给族弟贻谋（名宜孙）上坟的记录，考其弟墓，在潞河南岸。而对族弟，以亲论而不得以友论，所以“诗友”专指象雪芹那样交谊的至友。而诗句分明点醒：这几位故人是葬于“青山”松柏间的－－用的是大诗人李白的典故。
　由于可证，敦诚二次再用“瘦马西征”的典故，正是写清了先曾到西城门外，路近西山，而此后又循潞河舟行。方位是一西一东，先西后东，分毫不爽，怎么能说那只是个怀念之词？
只此一项文献就说明了雪芹卒葬城西，而不是京东通县之地。杜文中别的部份用处更微了，恕不一一作答。杜文说人们头脑里有“惯性”，我看也有“摇摆性”。习惯是由过去的认识形成的。要打破，只能靠科学上新发现的真理，而不是靠假古董。
　　周汝昌先生还就１０月３日朱青葆同志的“请教”大文提出了自己的三点敬答。他说：
　　第一、拙见认为，一个时代的人的字迹，是有其时代特征的，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那块石头的刻字不要说乾隆年代，连清末的字也难牵扯在一起。至于“讳”字，我当时在拓片上确实未看清，对此我作了说明，无须多作纠缠。我未明，罪不在我。一个时代的人写的字，看似各个不同，其实那时代特征（共同特点与风格）是很分明的。朱先生不承认这一点，自有他的自由，但这样就能证明那“墓碑”是真的，怕也不能只凭他一人“说三道四”。
　　至于那座酒楼，即使朱先生考证出应作何称，又与张家湾如何挂钩？岂不徒劳说三道四。
　　周先生又指出：
　　朱先生的“矛盾”论的根据是拙著《新证》中的那段话。我曾主张曹氏祖坟应在东郊，属正白旗占地范围，此观点我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我言“东郊”者，丝毫不等于就是张家湾，更与雪芹卒葬西山的事实无涉。三个不同的问题，朱先生也竟拉在一起，惑乱读者耳目，反说我是“自相矛盾”，这很难说是一种良好的论辩作风。
朱先生还责问我“迫不及待地到上海去说三道四”，他该详悉：到上海去说三道四的我只系第二名次。８月１日我方知此事时，上海已经登出文章了。朱先生说话可否再公道些？
　　最后奉劝一句：大家争鸣，各有短长，不必运用自以为得意的非学术语言。

　　业余红学家李温良：
　　“欲寻雪芹墓，目光应向东”

　　夏边同志就雪芹墓碑出土一事曾经采访了李温良同志，他在采写的文章中介绍了李温良的观点：
　　早在８０年代初期，当一些红学家、考古学家正在西山脚下的沟沟壑壑中寻找曹雪芹墓地的时候，北京锅炉厂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红学家”李温良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与诸多专家观点相佐的建议，他提醒专家们说：“如果大家的注意力从京西向京东转移，再到通县左近的方向去找找，或许会有突破。”
　　他的意思是：这么多年在西山地区都找不到曹雪芹，说明了曹雪芹的晚年虽然穷困，但是还没有到死后随便什么人或者随便找一块乱坟岗子一埋了之，竟然连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的地步。再说：“千里负尸、归家安葬”，是古而有之的事情，因此他认为，曹雪芹应该死后埋葬在位于京东的他家的“曹家老坟”里。李温良已经从材料里发现，曹家在通县有典地六百亩，还有一处当铺在张家湾。尽管曹家在历史上曾经被查抄，所有财产均归于新任江宁织造隋赫德的名下，但祖坟并不在查抄、没收之列，而且隋赫德还将曹家在京的房屋人口“酌量拨给了”曹家一些，这些房地产在哪儿呢？李温良认为就在张家湾。
李温良还提醒大家注意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秦可卿出殡、王熙凤出城“弄权铁槛寺”的故事。张家湾的旧城修建于明朝嘉庆年间，城内城外有很多旧寺庙。他认为，小说中距贾家坟不远的铁槛寺和水明庵，与张家湾的铁牛寺、观音寺不无关系。
李温良还说，１９８４年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曹雪芹葬在何处？》，有３０００多字，曾经投给《红楼梦学刊》，但没有发表。后来据说一位权威人士认为论据不足，便压下了。

　　严宽引诗证墓门：雪芹应葬在西山

　　４９岁的严宽在海淀区文物局工作，研究考古已经有十多年历史。他认为曹雪芹的墓应该在西山。
　　严宽论证说：
　　清朝是以“孝”治天下的，孝和墓碑是有联系的。因此对墓葬往往非常的重视。凡是在“旗”之人，活时住旗房，关钱粮，死后入坟地，那坟地是皇上赐的、朝廷拨的。
　　正白旗的坟地应该在东直门外，清史专家对此都有了解，所以如果曹家有祖坟的话，也不应该到朝阳门外去。但是严宽又认为曹雪芹是个离经叛道之人，生时为家族所不齿，死后也不会葬入祖坟，所以他的墓应在香山一带，从由敦敏的一首诗可为证　　－－《西郊同人游眺兼有所吊》：
　　秋色召人上古墩，西风瑟瑟敞平原。
　　遥山千叠白云径，清磬一声黄叶村。
　　……
　　小园忍泪重回首，斜阳荒烟冷墓门。
　　敦敏的这首诗很显然是写于西郊，他又是曹雪芹的朋友，所以可以说诗中的“黄叶村”是曹雪芹著书的地方。另一根据是，敦诚也有一首诗《寄怀曹雪芹（ ）》，其中有一句：“不如著书黄叶村”。因此，此诗所吊对象就非曹雪芹莫属了。那座对着“斜日荒烟”的也即是曹雪芹的墓了。
　　严宽不仅对张家湾出土曹雪芹墓石表示怀疑，还对一些红学家的“推测”表示异议。他说，曹雪芹即使真的死在张家湾，谁敢不通知他的家属就擅自掩埋了？再说虽然曹家后来败落了，但船破有底，底烂有帮。著书十年，说明他有衣食来源。另外，“举家食粥酒常赊”，酒店肯经常赊给他酒，说明他信誉良好，有偿还能力。因此，他还不至于落到死后裸葬的地步。
　　严宽除了在碑的落款上与周汝昌先生意见相似外，又对墓碑提出了疑问。他认为按清朝时的常规，如果真是曹雪芹的墓碑，应该写“曹公 雪芹之墓”，那个“之”字是必不可少的。因而，他认为“此碑真伪堪可疑”。
　　严宽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还提到了自己想起“纳兰性德的墓”被发掘时的情况，他回忆说：
　　１９７２年，北京市海淀区上庄乡二大队第四生产队的社员在平整土地中，将一座相传叫南寿地中的一个巨大宝顶掘开了，并出土了大量清代的钱币、朝珠及玉石、扇坠等殉葬品。其中还有两台“墓志”散落在碎石、白骨之中。清钱及玉石等物当场被哄抢，“志石”一时无人过问。后来有人见“志石”光净平滑，且四边雕刻精美，便移出墓穴，运至队部，其中两块被当作台阶使用，另两块立于墙角，直到１９７５年经一位解放军同志发现后报告，才被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取走收藏。这两台墓志其一上撰“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墓志铭”，基志底刻有清初大学者徐乾学为纳兰性德撰写的墓志铭文。另一台则是纳兰性德夫人卢氏的墓志。这些志石经北京市考古鉴定专家于杰、赵迅等人实地勘验，认定为纳兰夫妇志石无疑，且那出土志石出土之地乃纳兰性德家的祖坟，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弟弟揆仲也葬在这里。据笔者调查，当年南寿地上还有神道碑、享殿、石牌坊、石五供、围墙等，规模很大。
　　严宽还说：纳兰性德字容若，生于１６５４年，卒于１６８５年，属满族正黄旗人，为康熙庞臣大学士明珠之长子，是清初的一位颇负盛名的满族大词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受他的影响很深，可惜他只活了３１岁，主要作品有《饮水词》、《通志堂集》等，被今世文坛作家视为瑰宝。屈指一算，他的志石已经出土２０年了，北京市的海淀区有人出资，修复了他的坟墓，建立了纪念馆，真是功德无量。话又说回来，象曹雪芹这样的文学大家、宦门之后，死后能埋在乱葬岗子里，既无棺材，又无一块象样的墓碑和一些起码的殉葬品，甚至连裹的衣服也没有吗？就算曹雪芹死后家境败落了，那他的祖父曹寅的墓呢？难道也无墓碑、无棺木、无殉葬品，甚至也是裸葬吗？

　　曾保泉先生在《曹雪芹在北京》一书中曾经提出疑问：

　　曹雪芹死后是否再迁葬于东郊？

　　曾保泉先生也是位红学家，他先是搞《红楼梦》的研究，后又从事脂砚斋评。１９９３年１０月，他出版了《曹雪芹在北京》一书，足以见其对曹雪芹及其研究之深入、之透彻。此书中，他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追寻曹雪芹死后下葬的足迹，和以上诸家的争论一样，也没有能够作出最终的结论。但是整理编写者仔细阅读过的这一章后，认为他提出的见解是发人深思的，也是富有新意的，故将此章作者的基本观点也纳入这次论点之战中，仅供读者参考。
　　曾保泉先生在书中说：
　　曹雪芹故后，到底葬在何处，至今未能考定，更不用说再找他的墓地了。
或云曹家属“正白旗”，其莹地当在东郊。因为苏州织造李家也属于正白旗，李煦的父亲死后就葬于通州城西的一个叫王瓜园的地方，这一点是有史料可证的。但是又有传闻说雪芹可能葬于西郊，遗撼的是从史料上查不到曹氏祖莹的地点。
　　雪芹的祖父曹寅病故于江南，灵柩后运至京师安葬，但未提葬于京师何处。他的父亲曹 病故后也葬于北京祖莹，可曹雪芹的墓究竟葬于何处始终是一个迷。
　　针对这种情况，曾保泉先生开始抽丝剥茧分析研究，他说：还是让我们先看看曹雪芹晚年是否居于西郊，而后来又有否迁往它处。
　　敦诚、敦敏兄弟于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年）秋之前曾访问了曹雪芹，二人后来都曾经写有诗赠雪芹。敦诚的诗的题目是《赠曹雪芹》；敦敏的诗的题目是《赠芹圃》（诗略）。在二人的诗中都均点到“日望西山”、“碧水青山”的句子，说明了这一年曹芹仍居住在西郊。
　　这一年的冬天，敦敏又再访雪芹，但是未能遇到，他随后写了一首诗，名为《访曹雪芹不值》（诗略）。诗中提到有“野浦”、“山村”的句子，与前面所提到的句子基本相符，只是季节不同而已。
　　雪芹的另一好友张宜泉也写过一首诗，名叫《题雪溪居士》（诗略）。有的研究者说，此诗可能晚了一年，即是１７６２年的３月，但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无论如何此时的曹雪芹仍然在西山，而未移居它处。
　　曾保泉先生继续分析：
　　我们再探讨一下雪芹故后敦诚写的两首诗，全诗为：

（一）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指铭旌。
肠回故垄孤儿哭，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
泪迸荒天寡妇声。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年荷锸葬刘伶。
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抬魂赋楚蘅。

（二）
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
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
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留不堪闻。
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

　　曾保泉先生让人注意敦诚此诗中的“故人欲吊”和“何处抬魂”的句子。而且特别要注意到敦诚将第一首诗又重新改了。改过的诗为：

四十年华付查冥，哀旌一片阿谁铭？
孤儿渺漠魂应逐，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
新妇漂零目岂瞑？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唯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垌。

　　从敦诚的两首诗看，都提到了“铭旌”，且不说他是否参加了雪芹的丧仪，但从先后修改的诗句中，看来他是知道雪芹有丧仪的，且起码有“铭旌”。诗中还提到新妇的事，说明雪芹是有新妇的，有新妇和邻居朋友，自然雪芹死后不会只通知敦诚，敦诚也不会不通知其兄敦敏的，想来，张宜泉等人也应知道的。
　　另外，敦诚将他的诗进行了修改是为了什么？是写的不好，还是其它原因？为什么除了第三联外全部作了改动？
　　曾保泉指出：从改定后的诗初步分析看，似是曹雪芹死后又“迁葬”了，而敦诚没有参加雪芹的迁葬仪式，此分析是否妥当，有待商榷。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是迁葬了，可能性有多大，则可能还牵涉到他的那位“新妇”，新妇和张家湾有没有关系呢？
　　曾保泉先生说到前一时期张家湾出现曹雪芹的墓碑，他个人倾向于不似作伪，且曹雪芹死后迁葬于张家湾的可能性较大，新妇和张家湾或有关涉，雪芹也并非裸葬，起码应有较薄的柳木棺材板儿。张家湾周围有几条河，地势又不高，历经２００余年，棺材板儿早已腐烂，混同于地下泥土。农民平整土地发现葬石时恐未能象考古学家那样仔细斟察，故误认为是裸葬，也是不奇怪的。不过，这仅仅是我的一家之见，以为探讨吧。


　　针对周汝昌先生的质问，李景柱进行答辩：

　　我当时为何“闪烁其辞”？

　　李景柱说：看了周汝昌先生《“曹 墓碑”之再质疑》的文章后，看来我得说几句话了。周先生文章中的前三个问题我没有发言权，但是第四个问题却是针对我的，我必须说：周先生说的与事实不符。
　　应该说，当年《曹雪芹》摄制组来张家湾是事实。那天晚上我上街去买烟，看到他们在拍片子，我问他们在拍什么？严宽（他是我后来认识的）说拍“曹家当铺”。我说“曹家当铺”在“花枝”胡同。严宽听了很有兴趣，就让我带他去看了曹家当铺遗址。后来我问他：“曹 的碑有没有价值？”（当时未说墓碑）他说：“很有价值。曹 就是曹雪芹，如果发现了曹雪芹的碑对红学研究是一个大贡献。”他还问碑在哪儿？我说我给你找找。当时我的目的是想印证一下碑的价值，并不想给他看，实际上也看不到，因为碑还在我的房基里埋着。
　　没有想到几天后，摄制组的严宽、侯刚、周建临来到我家追问此碑的事，并苦口婆心地做工作，让我带他们找这块碑。其实我清楚，这块碑就在我的房基里，除非掀了房子，否则根本拿不出来，我又不敢说实话。因为要拿碑就得拆房子，我是个农民，家中经济困难，拆了房子谁给我盖？为避免麻烦，我只好搪塞过去。我带他们到曹园村等地转了一圈，算是躲过了这一关。这就是周先生说我所谓的“闪烁其辞”的真实原因。
　　至于周先生提“曹 碑”云云，真有些让我哭笑不得。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曹 是什么人。

　　《曹雪芹的足迹》摄制组成员：“我们的一点说明！”

　　《曹雪芹的足迹》摄制组的成员有严宽、侯刚、李莽、张耀龙等。
　　严宽介绍说：
　　１９８７年的秋天，“华人世界基金会”侯刚女士，北京电视台导演王娟女士，摄影师李莽先生和曹雪芹研究会的我，我们是来张家湾拍摄电视片《曹雪芹的足迹》的，后来在张家湾的古石桥畔碰到了李景柱先生。
　　当时李景柱先生对我说，张家湾有曹家坟地，曾发现过一块曹 的墓碑，而且还提到张家湾村有一所曹家老宅，１９５８年时曾经当过公共食堂用。我听了对此极感兴趣，便问明了他的尊姓大名及住址。
　　和李景柱先生分手后，我便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侯刚女士等人。侯刚也很感重要，于是我们就决定造访“李府”。
　　李景柱先生在他家的北房三间的西里间接待了我们。经我们再三请求，让他带我们到曹家坟地寻找墓碑的下落，他才同我们上了面包车。车在他的指点下约走了十几里路，到了一个村庄停下来。我们一块找到了该村的一位负责人，是一位女同志，我们说明了来意后。她领我们到了一户老人家里。老人听了我们的询问，就一个劲儿摇头，表示不知道曹家坟和曹 墓碑的情况。
回到北京以后，我曾以“曹雪芹研究会”的名义给李景柱先生去了一封信，信发出后，一直末见回信。
侯刚说：严宽的回忆是准确的，我只补充一些情况。
　　至于那块碑，我们除在第一次与李景柱接触之外，以后又曾两次专程去张家湾找李，要求拍摄这块碑，但他始终末让我们见到这块碑。我一直清楚地记得，李景柱一直说是“曹 ”的墓碑，何以５年之后变成了“曹 ”的呢？这就令人十分不解。
李莽说：１９８７年秋，我作为北京电视台摄像曾担任《曹》剧的摄象工作。记得到了张家湾时已是下午，我们为了赶时间立即拍摄。当我正在拍摄和曹家当铺相关的街景时，有个人（即李景柱）拍了一下我的肩，说他有与曹家有关的很重要的线索，曾经发现了和曹家有关的碑石，并将碑文抄了下来。
　　我立即将此情况向摄制组负责人进行了汇报。严宽、侯刚、周建临等都很重视这一消息，并立即与他联系，李景柱坚持到他家去谈。此时我把周建临介绍给他，说他就是周汝昌之子。李景柱便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问：“周汝昌是谁？”我说是红学家，他说他不知道，也没听说过。这不禁令我生疑，既然从１９６８年起就研究红学，何以不知道周汝昌呢？
张耀龙说：
　　１９８７秋我在小小汽车公司工作时有幸协助参加了《曹》剧的拍摄工作。
　　记得我们在张家湾拍摄时，一个当地人一直跟随我们观望，后来还主动和我们攀谈。他说他看过曹家的墓碑，我问他是谁的墓碑？他说好象是个“顺”字。我问是不是上“ ”字？他说记不清了，但他又说他曾抄下了碑文。大家再仔细问他，他说十几年前，他在一个叫“曹园”的地方干活时发现的，碑很大。我们要求他带路去看看，经几番推托后，他带我们开车去七、八公里地以外的曹园，但是结果碑没有找到。问当时几位老人，说墓地已毁，碑盖房用了。坟地的主人是旗人，但不姓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