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三日之后”的讹误原因，是个小问题，局部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而提出“听写抄书论”却是一个涉及面很大、一旦成立意义也很大的问题：
　1、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这种抄书方式？需要证明其存在过。
　2、音误必然是听写造成的吗？需要证明其必然性。
　3、对书中大量存在的形误如何解释？需要证明形误都是由抄写造成的。那么
　4、为什么抄录一本书，既要使用听写，又要使用抄写？需要证明其必要性。
　5、哪部分该用抄写，哪部分该用听写？需要提出明确的标准。

　这样一来，事情就很清楚了：你首先得证明“听写”这种过录方式确实存在，然后才谈得上讨论在“听写”方式下可能出现的错误。正如我们现在可以讨论抄写、影印方式下，过录本上存在的错误一样。
那么，现在你是愿意先去证明所谓的“听抄”方式的存在呢，还是愿意接受我对“三日之后”成因的任何一种分析？
　 可能性之一：现存庚辰本上的“三日之后”，本来就是抄手按底本原样照抄的。至于底本上的“三日之后”是如何造成的，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另当别论。
　 可能性之二：抄录时所据底本本来是“山石之后”（或“山日之后”、“三石之后”等），抄手鬼使神差地写成“三日之后”。其原因也并不复杂，如同我们生活中平时抄写东西一样，有时，手不听眼睛“指挥”，而听大脑“使唤”，大脑思维瞬间偏离“轨道”，形成了常见的“错、别字”。
　 可能性之三：抄录时所据底本本来是“月暗之处”（或“三日之处”、“月日之后”等），抄手写成“三日之后”，原因同上。
　 另外，我注意到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是坚决支持“诗魂”说的，可他止认为是音误而已，并没有觉得这里有什么“听写”方式的存在。如果你能从上述5个方面证明确实有“听写”方式的存在，其意义岂是弄清“诗魂”或“花魂”所能比的。但有一点要注意：千万不要从现存过录本里找证据，否则，就变成循环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