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一面旧城东
周汝昌

　　我是一名村镇里的小后生，不想有幸结识了许多的名流硕学，而且都是比我年长的忘年之交。今日回想起来，这么多位之中，还得推胡适之先生为首位。
　　这理由很多了，并非震于盛名而故献谀颂之俗意。我试举数端，以资品论———
　　第一就是他的影响没人能比。在海外此情最显：世界上汉学专家除外，一般人对中国文化的“常识”是有两位名人：一个是Confucious（孔夫子），一个就是Dr.HuShih（胡适博士）。他的代表性之大，于此不难想见矣。
　　还有，我见台湾出版的胡适全集，附印有他所获世界各大学赠予的荣誉学位，列成一个惊人的长串！我想，古往今来，国际上学位最富的人也许就算“观止”了吧？
　　再说，据云他的全部著述多达两千万字。我也不知道人类历史上还有谁的“字数”可以方驾而齐驱。
　　这是中国百年来的文化巨人伟大中的首位，大概名次不会有异说———比如梁启超、陈寅恪、钱钟书，只怕皆须逊让一筹。
　　再者，从人品性情而察之，胡先生是一位忠厚长者，君子仁人。
　　我这样说，有事实依据。
　　仁者待人，必以宽厚，不忮刻，不猜忌，无自大之态势，有热情之心肠。信任别人，尊重别人。朗爽，平易真诚，大度。
　　我喜欢话从头说起。1947年的秋天，经过了沦陷和抗战胜利，我回到了燕京大学西语系重作学生。课余，必到图书馆去看书。既看洋书，也看古籍。研阅兴趣所及，常与四哥祜昌通信讨论。我们的话题常常是在《红楼梦》上。一次，祜昌把考察《红》书中的几种重要书目开列给我，嘱我留意，其中之一名曰《懋斋诗钞》。这本书，是曹雪芹的好友敦敏的诗集子，胡适之先生已经访得了敦诚的《四松堂集》，只是寻不到《懋》集，久抱遗憾。因祜昌提醒了我，于是就到图书馆去寻。谁料到此书就在馆中，却多年无人过问，我则一索而得，当然十分高兴。在这集子里，很快发现了六首与雪芹直接有关的诗，重要无比！
　　我就此六诗，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就将文稿压置于案头书堆中。一次，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在来信中偶然提到，课余不妨写作，如有文稿，可代介绍发表。我便捡了两篇成稿寄给了顾先生，一篇是考论欧阳询书法的，一篇便是研究《懋》诗与雪芹的这一篇。后来得知，顾先生将两篇稿给了当时主编报纸《图书》副刊的赵万里先生，就选登了关于《懋》诗的这篇文字。
　　胡适之见了此文，很高兴，就写信给我。此信是由赵先生转交的，而赵先生在转交前又编发在《图书》上。我读了之后，因为不大同意胡先生的论点的后一半，就又撰一文，与之商榷，也发表在同一刊物上。
　　我和胡先生的交往，就是这样开始的。仅从1947年的冬天，到转年的春、夏、秋，大约一共有六次信札往来。这些信，经过了劫数，却因为它们的“不一般”，反倒得以保存下来。
　　我既觅得了《懋斋诗钞》，则必须与《四松堂集》合看，而这集子别人无有，于是就向胡先生请借，他很快就寄给了我。
　　这时，我这个得陇望蜀之人，就又兴起了一个冒昧之想：向他借阅“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此书的珍贵稀有的程度，又远远超过了《四松堂集》。
　　我印象最深的是《甲戌本》的到来和入目，事隔五十多年，其情景仍然历历如在目前。
　　那是一天的下午，当时无课，也未到图书馆（一般情形是必到那里，不在宿舍屋里），忽闻叩门有声。迎接看时，却是孙楷第先生，样子刚从城里回来，手持一个报纸包，交给我，说：是胡先生捎给你的。
　　我向他致礼道谢，多费了辛劳。他说：“没想到你这么用功。”因不肯多坐，告辞而去。———我这才急忙来看那个“纸包”。
　　三层日报纸（看过的日报）裹着，正面极浓的朱笔字写着我的学校、宿舍、姓名———这三张旧报我保存了多年，后来不幸丢失，十分可惜。
　　打开看时，一个不太大的旧布函（俗呼“书套”），函内四册敝旧的钞本书。
　　掀开第一页———我不禁惊住了。原来我所见过的那所谓《红楼梦》，都让人大大地“改造”过了！眼前的景象，绝对不是想象力所能揣度得出的。
　　那黑字写得质朴厚重，似乎老练中又带点儿“稚气”。黑字之外，上下左右，还有数不清的“红学”———朱批满布于眉上行间。纸已微黄，明显已经发脆了，我小心翼翼地翻转叶子（叶，是中国式的双折叶，不是今天的“页”，洋文的page，而该叫leaf）。
　　急看第一回的正文，入眼的大黑字明白写道是：“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来虽近荒唐，细谙（流行本皆作“按”）深有趣味。……而不是习见的“作者自云因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的那一段“不像小说”的“闷话”。
　　细看时，原来那段话本非正文，而是回前的卷头总《凡例》中的最末一条。流行的本子是没有了“凡例”，而把这一条拉进了首回，混成了正文的开端。
　　总之，一切使我惊奇不止，对书发“愣”，久久才从兴奋激动中“醒”过来。
　　这部书，今日人人皆知，乃是连城之璧，无价之珍。1980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红学大会上才公开露面，大家惊为奇珍异宝；听说携至会上的保险费即达数万美元。
　　对于一个惊“呆”了的书“呆”子来说，这个印象是太深刻了，像雷轰电掣一般地震撼了我。从此，萌发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志愿：此生要尽一切努力将曹雪芹的这部奇书的本来面貌让广大的读者都能看到，而再不能坐视篡乱严重毒酷的程高本永远欺蔽世人。
　　暑假我将“甲戌本”带回到我的故乡咸水沽，与家兄同看。祜昌当机立断———面对着这部珍贵无比的古钞本，纸已黄脆，连多翻一下都于心不忍，怎么办？决定自己下手钞一个副本，以便运用。这一整个暑假，我们就为此事忙个不停。
　　由于原书纸已黄脆，令人不忍多加翻阅，而我们又必须深细研读，没有双全之计，遂决意“先斩后奏”，函告胡先生此情，并说明不得已而如此擅专，如不同意，即将原书与副本都还给他。
　　回信来了，他说：“你们这样做得很对，副本就请留着运用，那部原书将来也是要捐献与公家的。”
　　胡先生的这番话，鼓起了我的勇气，就又写信说（只记得大意）：您得到此本之后，写了《考证》，未对它再作研究，迄今已有二十几年。观此雪芹原本真相，被后人变动篡改得太厉害了，亟应校订出一部新版来，恢复雪芹的本来面目，此为一件大事。
　　很快接到了回信，他对建议表示出兴趣和支持：（大意说）这是个异常繁重的巨大工程，所以无人敢于承担；你如愿意做这件事，我可以提供书籍（指可资校订的版本）。
　　后来果然又借给我大字《有正本》，当时已十分难得。书上印有“胡适的书”四字白话印，据后来内行告知我那是名家所刻。
　　我得了两部真本后，就一力搜寻已迷踪多年的《庚辰本》，使当时仅有的三真本汇齐，以便实现恢复芹书真面的大愿！迤逦已到1949年，北平的和平解放之前，局势很显紧张了，古都文化命运如何，那时议论纷纷，没人敢预卜。我想起《甲戌本》还在我手里，担心若有失损，无法补偿，觉得应该归还物主才是道理，于是专程又来到东城东厂胡同一号胡府叩门求见。
　　记得那是1948年的某日，由赵万里先生的引介，我第一次到东厂胡同一号胡府上去拜会他。平生一面之缘，至今已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记忆。当我这次专程送还《甲戌本》，再造府门时，启扉迎客的是他的长公子，我便将书函交付他手，作辞拱手而别。

转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