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藩妃系华妃　作者：郑磊(无极）　

探春的悲剧在于远嫁，“生于末世运偏消”。但第63回，题为“瑶池仙品”的花签，却似乎在暗示她“必得贵婿”，甚至于成为“王妃”。那么，探春究竟是否做了“王妃”呢？既成为“王妃”，又何谓“生于末世运偏消”？若不是这样，作者又何必说她“必得贵婿”？由于资料的严重缺损，这个问题现在已是散漫无考了。

不知从何时起，“和藩”之说流行了起来。让探春成为某外国王妃的想法，一直延绵不绝。按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写法，“朝廷”派南安王与“西海国”（可能就是荷兰国）作战，南安王战败被俘。“朝廷”遂以南安王之妹许嫁“和亲”。南安王太妃择探春代嫁，搞了个“掉包计”。这算是一种耻辱性的“和藩”了。周玉清女士的设计有所不同。在她续写的“曹周本” 《红楼梦》中，探春则是被“朝廷”主动地赐嫁予友好藩邦、朝鲜国王李端（史有其人，为朝鲜历史上最贤明的君主之一）的。“和藩”一事，看来又颇为荣耀。不过，两种“和藩”之说，都是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的。

首先，电视剧的说法，明显与《红楼梦》原著的观点相悖。我们来看看原著中的宝玉，是如何“颂圣”的：“这却很好。我亦常见官员人等多有跟从外国献俘之种，图其不畏风霜，鞍马便捷。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于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挽头缘远来降。……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百载不用武备。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享升平了。”（第63回）人家宝玉一戏一笑之间，尚且不忘称颂“天下太平”。电视剧的编者，又何言什么战败“和亲”呢？况宝玉所说的情况，也是历史事实。《红楼梦》诞生的年代，正值清王朝的鼎盛时期。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9年），清军北平蒙古准噶尔部，西定大小和桌木之叛，完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完全统一（参阅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这样的功业，也确实是以前汉、唐诸朝所难以望其项背的。而那种列强竞食、丧权辱国的情形，当是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以后的事了。《红楼梦》的作者，是不会有这种想法的。

其二，“曹周本”的说法，也似乎不足以表现探春“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悲剧。嫁到朝鲜去做王妃，又是辅佐那样一位贤明的君主，怎么能说是“薄命”呢？续作者大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故又补充写道，探春因贾府被抄，思念家人而“哭瞎了双眼”。这倒可以说是一种“薄命”，只是也太让人感到牵强、生硬了。
针对以上两种说法，笔者提出第三种假设：在我看来，探春倒很可能真的做了“王妃”，但不是某“藩王”的妃子，而是嫁给朝中的某一“亲王”，如南安王、北静王、东平王或西宁王。诸王之中，又以北静王“水溶”的嫌疑最大。想想看，原著为什么要一再称赞水溶是个年轻俊秀的“贤王”？为什么宝玉厌恶百官，却独对北静王敬佩得“五体投地”？那北静王水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丽人物”（第15回），不是很有“女儿之态”吗？还有，宝玉私祭金钏，为什么要撒谎说是“北静王的一个爱妾没了，我给他道恼去”？不正说明了北静王与贾府之间的非同寻常的关系？从作者的情感意象上看，如果说有着“蘅芜君”和“潇湘妃子”之称的宝钗、黛玉，不愧为“总花神”、“绛洞花王”宝玉的“双妃”；那么，让“顾盼神飞，文彩精华”的探春，成为“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的“北静王”水溶的“王妃”，不也是极其般配，并很有喻意的么？从政治联姻的角度上看，贾府既然与北静王是“通家世好”，通过联姻，强化其政治盟友的关系，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而探春嫁给北静王，又为什么要说是一场“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悲剧呢？我们可千万不要忘记小说中的一句“名言”：“几家皆联络有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第4回）我们现在知道，贾府最终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遭到了彻底的覆灭。那么，作为贾府政治盟友的北静王，于这一过程中，又岂能无动于衷？北静王既伸手援助，而贾府的政治对立面（在《红楼梦》中，主要指“忠顺王府”的势力），又岂能善罢甘休？很可能，在贾府败落之后，下一个遭到牵连，被处以流放的，就是这位北静王。而探春初得贵婿，做了王妃，便不得不跟随水溶一道流寓遥远的海疆。这不更能体现出“忽喇喇似大厦倾”的“末世”悲壮么？不更能让人发出“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感慨？回味一下那首凄伤忧郁的《分骨肉》吧：

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念。
您看，这又象不象探春在历经了娘家与夫家的双重败落之后，对父母家人的告别叮咛之语呢？这不仅仅是一个贾府的悲剧，也实在应该成为所有官场中人的晨钟暮鼓。

转自辩红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