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二）
　　　　　由于形象本身、由于作者的主观态度、由于表现手法上的复杂性；由于作者自身还存在着较为浓厚的封建意识，不能对薛宝钗作彻底的批判，反存在着某种惋惜的心理；也由于不少读者各执一隅之见，欲拟万端之变，不能披文以人情，沿波而讨源，因此历来就有拥薛与反薛之争。最典型的是：清人邹搜尊林抑薛，其挚友许伯谦尊薛抑林，二人“论此书，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而毓仙排解之，于是两人誓不共谈《红楼》”。现在公然尊薛抑林的人虽则少了，或没有了，但对薛宝钗的看法仍很分歧。归纳起来有两派，一派认为薛宝钗是个典型的封建淑女，是封建道德的虔诚信徒；一派则认为薛宝钗根本就不是什么封建淑女，而是一个典型的女市侩。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它的合理成分，也都有点偏颇。为了便于阐述我个人的浅见，我大胆地杜撰了一个名词：薛宝钗性格。
　　　 温柔敦厚是薛宝钗性格的外露特征。总凡一切封建礼教，她都拥护，并且时刻不忘用以影响周围的人。
　　　 地主阶级要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就必须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青年一代，培养符合本阶级利益需要的知识分子，吸引他们关心并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与此相应的，就是以“停机德”作为女子的美德，宣扬“夫贵妻荣”思想。地主阶级用以牢笼士子，统制文化，禁锢思想，腐蚀人心的办法又是多种多样的，而八股取士制度则是明清反动统治者所用的主要办法。薛宝钗热中于功名富贵，把自己的希望与年青人的出路完全寄托于封建统治阶级，强调“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以“仕途经济”规箴贾宝玉，要他攻读时文，“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不要“在内帏厮混”，应该“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见宝玉不听，就冷冷地旁敲侧击，说他是“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这足以说明她对封建政治是由衷地拥护与支持的。
　　 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社会规范。如不严格遵守这一准则，就意味着对封建秩序的破坏。反映在两性关系上就是要求女子绝对处于男性的附庸地位，承认夫权的压迫是天经地义的。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甘于卑，伏于弱。这实际上是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在两性关系上的集中反映。薛宝钗四处宣扬这种奴隶哲学。她对黛玉说：“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种。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样才华的名誉”；“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她还反对湘云与香菱谈诗，说：“我实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平素她也“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听其言，观其人前行止，似堪当封建淑女的楷范。
　　 照《清朝文献通考》记载：“历来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肃，最严主仆之分”。严到什么程度呢？冥飞等《古今小说评林》引《阅微草堂笔记》说：“尹文端继善之母张氏妾也，乾隆帝封为一品夫人，文端之父操杖大诟其子，张夫人跪求乃免。”——“盖妾本以婢蓄，身分自低”。这种“最严主仆之分”，就是要奴隶们无条件地服从地主阶级的统治，把他们加在自己身上的重重压迫和剥削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它是封建统治赖以巩固的重要条件。宝玉对茗烟，黛玉对紫鹃，可以说是亲密无间，没有多大的主奴界限。这对封建等级制度实在是个严重的叛逆。宝钗则不然，主奴观念在她的思想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她认为主子的需要就是奴隶的志愿，逆来顺受就是奴隶应有的生活方式，除此以外，奴隶不应有什么独立的意志、人格；否则，便有负于主子的恩典。贾琏与王熙风吵架，“两口子不好对打，都拿着平儿煞性子。”“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只气得干哭”。宝钗竟这样劝平儿：“你是个明白人，素日凤丫头何等待你，今儿不过他多吃一口酒。他可不拿你出气，难道倒拿别人出气不成？别人又笑话他吃醉了。你只管这会子委曲，素日你的好处岂不都是假的了？”这与贾母是一个腔调。贾母叫琥珀：“你出去告诉平儿，就说我的话：我知道他受了委曲，明儿我叫凤姐儿替赔不是。今儿是他主子的好日子，不许他胡闹。”这与宝玉的态度恰成鲜明的对照：“思及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贴，今儿还遭荼毒，想来此人薄命比黛玉犹甚。想到此间……不觉凄然泪下。”一是为地主阶级作辩护，积极地维护等级制度；一是为弱小者鸣不平，愤怒地诅咒等级制度。对比之下，就更明显了。
　　　薛宝钗的处世哲学是“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这实质上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与明哲保身哲学的变形。反映在待人接物上，用脂批的话来说，就是喜怒不形于色——与人“不疏不亲，不远不近。可厌之人，亦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之情形诸声色”。这种哲学的客观影响和主观作用，不只磨损了年轻一代的棱角，而且模糊了他们前进的方向，要人们随遇而安。它是封建统治阶级用以拉拢人、分化异己、维护现存秩序，从而巩固自己统治的得力工具。薛宝钗从“不妄言轻动”，即使在颇为尴尬的场合，也能容忍自如。有次贾宝玉对她下逐客令，叫她还是去陪贾母抹抹骨牌，她也只是笑笑：“‘我是为抹骨牌才来吗？’说着，便走了。”她待人无所厚薄，送礼也送赵姨娘一分，使赵姨娘受宠若惊，称谢不已。心想：“怨不得别人都说那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他哥哥能带了多少东西来？他挨门儿送到，并不遗漏一处，也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们这样没时运的，他都想到了；若是那林丫头，他把我们娘儿们正眼也不瞧，那里还肯送我们东西。”赵姨娘一生只称赞过两个人，一是马道婆，一个就是她薛宝钗。赵姨娘对她的赞美，就是作者对她处世哲学的讽刺。然而却正因为她具有这种“涵养”，她生活在尔虞我诈的贾府，才能如鱼得水。
　　 薛宝钗浑身理学气，在她的言谈中诗词只是“玩物”，而“玩物’’是要“丧志”的。强调“做诗”不仅不是女儿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她所说的“书”，显然是指儒家的经典和时文，主要是后者。只有它，才是进身仕途的“敲门砖”。这与当时的老生宿儒是一个口吻。照章学诚的《答沈枫墀论学书》说，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几年的时候，八股风气炽盛，宿儒们竟至将通经服古看成“杂学”，将诗和古文辞称做“杂作”，谓士子不会作时文八股便不能算“通”。宝钗虽则对当时腐败的官场也有一定的不满，反映为深以不见“读书明理，辅国治民”之士为憾，并不无感叹地说：男人们“读了书倒更坏了”。然而却认为：“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踏了”。说得“不偏不倚”，似乎公平有理，可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所谓“这是书误了他”，是说“读书不明理，……不如不读书的好”。所谓“可惜他也把书糟踏了”，是说“书”本身是好的，人不好，歪曲了“书”的意旨。可见，二者是从不同的角度，在强调“理’’的正确性。这个“理”，实即指“天理”，亦即三纲五常。这种观点，正与董仲舒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精神相吻合。黛玉读《西厢记》，“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心内还默默记诵”；从来没有劝宝玉“留意于孔盂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宝玉说《西厢记》“真是好文章”；后来“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而联系到他对“大丈夫死名死节”的非议，又可以看出他对“四书”实际上也是抱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两相对比，一个全盘肯定封建主义文化，积极排斥传统文化中带有民主性的词曲；一个却能动地继承以往文化中的民主性传统，对封建主义文化予以大胆地否定或怀疑，就显得特别明显。
　　　 薛宝钗不爱花儿粉儿，衣着与日用异乎寻常的朴素和节俭，举止娴雅，端庄大方，“闲来只以针黹为事”，也确是一种“淑女”风度。
　　 如此说来，薛宝钗当是个典型的封建淑女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透过她温文尔雅的外表，我们又看到了一颗跃跃欲试的、封建利己主义的野心。她的思想很复杂，不是封建礼教的虔诚信徒，不是封建淑女的典型。何以见得？这就要深人人物的内心世界看问题了。
　　　　温柔敦厚是薛宝钗性格的外露特征；市侩主义是薛宝钗性格的内在特质。二者血肉相联，苟有取舍，决非薛宝钗性格。
　　　　 总凡一切封建礼教，薛宝钗都积极地宣扬，然而她自己却并不完全信从。她的言行并不统一。她要的是别人绝对的遵守；而她．自己，对她有利，则把它作为行动的规范，对她无利，则阳奉阴违。
　　 她满口“女子无才便是德”，却处处以才学耀人，并想以此博取宝玉的钦佩与欢心。这在书中不胜枚举。贾母为她做生日，让她点戏。她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见宝玉不感兴趣，以为此戏很热闹，便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热闹不热闹。——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只那词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接着，还洋洋自得地背了一遍，使“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她反对香菱学诗，也反对湘云与香菱论诗；可她自己却不仅工于诗，历次涛社都要一显自己的才华，还精于画论，借惜春绘画事侃侃而谈以炫耀自己学识的渊博。她不只一本正经地教训黛玉，叫黛玉不要看那些“杂书”以免“移了性情”，还矢口咬定宝琴的《蒲东寺怀古》与《梅花观怀古》“无考”，说什么“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两首为是。”实际上呢，她自己是倒背《西厢记》和《牡丹亭》如流水。让咱们看一看她的自画招供吧：“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怕看正经书”，背着人偷看“杂书”：这难道是封建淑女的行径？
　　　那么，能否说这仅仅是她年幼时的行径，由于“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遂使她成长为一个封建淑女呢？那就应该再看其他的事实。
　　　 她满口“三从四德”，却暗中追求宝玉；她见识过人，观察敏锐，深知宝黛只有暗自爱恋的自由，而无婚姻的自主；深知宝黛之间的感情就像“油里调蜜”，要是露声干预，必然会招来宝玉对自己最大的厌恶，因此，暗中窥探，佯装不知，随事态发展而看眼色行事，千方百计地讨好宝玉婚姻的主宰——贾母的欢心。她对宝玉，好像是相当的疏远，实质上这是求近之远。若即若离，若亲若疏，就是她向宝玉表露自己感情的最好方式。她对黛玉，则尽量避免公开的、正面的冲突，因为黛玉毕竟是老太太面上的人。但是，出自喷泉的总只能是水，而不能是血。只因为宝钗的思想深处渗透了封建社会的毒汁，而黛玉却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无论是在婚事上，还是思想上，彼此均处于对立的状态，所以宝钗的言行，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不论是好心，还是恶意，其结果总是对黛玉不利。“水亭拍蝶”不必说，就拿给黛玉送燕窝来说吧，贾母知道后断不会让自己的外甥女去吃客居于府的亲戚家的燕窝，别无善策，只好供应，可当时贾府的经济状况已是卯年银子寅年用，所以不谈别的，单从经济上来说，娶一个每天需吃一两上等燕窝的孙子媳妇，恐怕也实在是力不从心。然而，宝钗却以此猎取了黛玉的信任。一位旧红学家曾经指出：“宝钗其奸雄之毒者乎！其于颦卿，则教之怜之，推情格外，以固结之。诚知与贾母之亲则不若黛玉，与宝玉之密又不若黛玉，惟故作雍容和厚之度，以邀时誉，而后谋成志遂，使颦卿死而不恨。吁可畏哉！”我认为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不能因为是旧红学家的论断而弃之如敝履。尽管说宝钗是“奸雄之毒者”，仿佛“金玉良缘”之说渲为现实全然是她个人的“谋成志遂”，言之太过，我并不赞成。重要的是：一个少女在暗中追求一个男子，又怎么能说她是封建礼教的忠实信奉者？
　　　“淑女”论者认为宝钗并没有“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争夺宝玉”。她对宝玉只有爱悦之意而无追求之心。因为“按照她所信奉的封建道德，她不但不能自己选择男子，而且也决不容许像林黛玉那样曲折地痛苦地表现自己的感情”。“我们只能说薛宝钗是一个忠实地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特别是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给妇女们所规定的那些奴隶道德，并且诚恳地以她的言行来符合它们的要求和标准的人，因而她好像是自然地做到了‘四德’具备”。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并且它直接涉及薛宝钗的性格：是封建淑女的典型呢，还是其它？故而有详谈的必要。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告诉我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那么，事实又究竟是怎样呢？
　　　 其一，薛宝钗小恙梨香院，宝玉去看她。她让宝玉在炕沿上坐了，笑道：“成日家说你的这玉，究竟未曾细细的赏鉴，我今儿倒要瞧瞧。，’说着便挪近前来。宝玉亦凑了上去，从项上摘了下来，递在宝钗手内。“宝钗看毕，又从新翻过正面来细看，口内念道：‘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念了两遍，乃回头向莺儿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这里发呆作什么？’莺儿嘻嘻笑道：‘我听这两句话，倒像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看毕，又从新翻过正面来细看”，并且还“念了两遍”，足见宝钗至少是看过了三遍五。莺儿正是从她的“念”中听出“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这两句话“倒像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的。宝钗是个聪敏人，不是个傻大姐，当她看了一遍后是否已经想到玉上的两句话正好与自己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足见她并不是个标准的封建淑女。不待说，“淑女”是羞于出口的，而她竟念出来，并且念了两遍。或因忘情，或是“装愚”，故意念给莺儿听，企图借她的口以说出自己心里的话，不管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移了性情”。而以后者的可能性为最大，因为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她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很世故，我们不能以一般天真烂漫的小姑娘来衡量她的内心活动。要特别注意的是：宝黛的初恋阶段是从这一回开始的，宝黛钗三者之间的纠葛是从这一回显露的。是故，这一回的回目，庚辰本上是：“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含酸。”甲戌本留有回前诗，题曰：“古鼎新烹凤髓香，那堪翠斝贮琼浆。莫言绮縠无风韵，试看金娃对玉朗。”作者如此提出问题，岂不发人深思？
　　 其二，元春端午赏赐给宝钗的节礼独与宝玉一样，均有两串红麝香珠。宝玉感到纳闷，问袭人：“这是怎么个原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别是传错了罢？”别以为这是“呆话”，从封建礼法来看，元春这么做，确实耐人寻味。或者是归省时看中了宝钗，藉此以示意贾母和王夫人与薛府结成秦晋之好？或者是知道贾母和王夫人在宝玉婚姻问题上的意向，借此以体恤亲长之情？无论如何至少在客观上是有利于“金玉良缘”之说。问题是：宝钗怎么看的？书里写得很清楚：“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等曾提‘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昨儿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可见她是作过揣测的，认为这是对贾薛二府应结成秦晋的示意。曾有人指出：“宝钗雅好朴素，谢绝雕饰，独沉甸甸日悬一锁于胸前，是插标出售不误主顾之招牌也，取巧之道也。”说得虽过于尖刻，然不无道理。一个“雅好朴素，谢绝雕饰”的人，面对红麝香珠，猜度着元妃的用意，不由“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却不置之于匣，反在大热天里笼之于腕，出人人前：你道此人有意思没意思！倘说此乃出于对元妃的尊重不得已而笼之，那么，元妃赏给她的节礼中还有黛玉也有的上等宫扇，正好可以纳凉，她又为什么不随身携带呢？足见宝钗的腕笼红麝香珠与项戴金锁是一个用意，就是想藉以说明“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这岂是“封建社会的循规蹈矩的少女”所能做得出来的？这一回的回目，庚辰本等均是：“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茜香罗和红麝串分别暗伏蒋玉菡与花袭人、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婚合；说明宝玉的爱情悲剧与婚姻悲剧的种子已在这一回里正式埋下。回目中着一“羞”字，则画龙点睛式地写出了宝钗她笼红麝串时的心理。难道不是这样吗？
　　 其三，宝钗静慎安详，从容大雅，望之如春，有方家言谈举止，可也有失态的时候。宝玉大承笞挞那天，宝钗前往送药，见宝玉“睁开眼说话，不像先时，心中也宽慰了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了，不觉的就红了脸，低下头来。”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难怪“宝玉听得这话如此亲切稠密，竟大有深意，忽见他又咽住不往下说，红了脸低下头只管弄衣带，那一种娇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觉心中大畅，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假若认为这并不足以说明宝钗对宝玉是有儿女私情，那就让我们再看一个场面。宝钗到怡红院，“意欲寻宝玉谈讲以解午倦”。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随便睡着在床上”。袭人坐在宝玉身旁做针线，旁边放着蝇帚子。宝钗问是给谁做的活计，袭人往床上努努嘴。袭人感到脖子低的怪酸的，想出去走走，要宝钗略坐一坐。宝钗“只顾看着活计，便不留心一蹲身，刚刚的也坐在袭人方才坐的所在，因又见那活计实在可爱，不由的拿起针来替他代刺。”究竟是什么活计使宝钗感到？实在可爱”，以致爱得到了忘情的地步呢？是宝玉的“白绫红里的兜肚，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这不是偶然的。其兄呆霸王薛蟠曾当面揭过她的底：“我早知道你的心了。从先妈和我说你有金，要拣有玉的才可正配，你留了心，见宝玉有那劳什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所以。我同意话石主人的看法：宝钗“自奇缘识锁，宫赏两同，遂有儿女之私。虽务为持重，而送丸药显露情言，绣鸳鸯难云无意。”
　　　　其四，在日常生活中，“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是薛宝钗的处世态度。可她对宝玉的人生道路问题，不只是“开口”或不“开口”，简直是憋不住气，非顽强地规劝他攀登仕途不可，仿佛不说，就会憋死似的，你说怪不？宝玉向她端出闭门羹，她却吃得似乎津津有味。宝玉急了，提起无形的蘸灰大笔，往她鼻上一抹：“国贼禄鬼”，而她擦擦鼻子，还是照旧“见机导劝”。香菱学诗，学得“茶饭无心，坐卧不定”。宝玉笑道：“这正是‘地灵人杰’，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的。”宝钗笑道：“你能够像他这苦心就好了，学什么有个不成的！”这个罕言寡语的少女，竟如此饶舌，怎么解释呢？仅仅是因为她是一个封建淑女，出乎“卫道”么，长嫂为母，古有成训，李纨为什么不硬劝他呢？迎春和探春为什么不规劝他呢？他们都不是封建淑女？难道她们的亲缘关系反不及宝口快的史湘云，虽则也曾劝过他，教他“谈讲谈讲仕而为什么一尝闭门羹即止，而从木像“冷香丸”似的宝钗那么热心呢？唯一正确的回答，就是“关了己事”。薛宝钗既把贾宝玉作为自己理想中的“青云”，那么他的命运也就是自己的命运。将来她能不能享受荣华富贵，当上诰命夫人，将来贾薛两府的门楣是兴是衰，就决定宝玉他愿不愿走仕途经济的道路，这教她能不操心，能不开口吗？
　　　其五，从全书的艺术结构上看，作者的确是有意识地把“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的对立放在中心地位。宝钗与黛玉是壁垒分明的对立形象，而宝玉则是二者矛盾斗争的焦点。第三回黛玉一进贾府，第四回宝钗便接踵而至，自此三人的纠葛——钗黛在政治、思想上和爱情、婚姻上对宝玉的争夺，便成了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第二十一回以前，宝钗一直是跟在宝玉和黛玉的后面转，或者说三人互为影子。第二十一回起宝钗开始往贾母和王夫人身边靠。转折点是两件事，一是宝黛至好，袭人深为不满：“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凭人怎么劝，都是耳边风。”宝钗听了，心中暗忖：“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听他说话，倒有些识见。”袭人的话，在客观上使宝钗心悸，教她“防嫌”。此后，便主动与袭人结成一气，予以笼络。这次也原本是特地为着宝玉而来的，变成一见宝玉回来，反而“就跑了”。二是贾母替宝钗做生日，这使她意识到靠向家长，比跟在宝黛后面转更有利。既不会招宝玉的厌烦，也不会因与宝玉接触过密致失去“分寸礼节”而招人议论，又能博宝玉婚姻主宰的欢心。第二十八回以后，宝钗彻底倒向了家长的怀抱。这一转折也是由两样事情引起的，一是由于她爱说“混账话”，也由于她的常常影随而使黛玉生心，以至宝玉请她尝闭门羹：“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没人呢，你抹骨牌去罢。”二是得了元妃的麝香串，使她坚信宝黛只有暗自爱恋的自由，而断无婚姻的自主，只有贾母和王夫人才是他婚姻问题的主宰。因此从表面上看，她与宝玉的关系似乎是疏远了，而离宝二奶奶的位置，实际上倒是靠近了。亦即如脂批所说，宝钗与宝玉之“远”，实质上是求“近”之“远”。无论她始而跟宝黛后面转也好，无论她继而逐渐往贾母等那边靠也好，无论她终于彻底地倒进了家长的怀抱也好她的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求“近”宝二奶奶的位置。故而作者始终是把宝黛钗三人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写的。第二十八回宝钗“羞笼红麝串”，意味着贾府封建家长在宝玉的婚姻问题上对她的属意。第二十九回“多情女情重愈斟情”，则显示着宝黛爱情关系的基本上成熟及其外露；第三十二回一通心曲，第三十四回就以赠帕题帕的方式正式定情。第三十六回就立即把宝黛钗三者放在同一个镜头里写：宝玉随便睡着在床上；宝钗坐在他身旁为他绣兜肚；黛玉在窗外窥着握着嘴笑。这一镜头，实际上写出了两个人的放心：黛玉对宝玉的放心，宝钗对贾母等人意向的放心。自此，钗黛爱情上的纠葛在形式上得到了解决，而实质上却进入更加深刻的相持阶段。最后打破这种相持状态的不是别的，而是贾府的整个家世利益。
　　　显而易见，假若我们从书中的具体描写出发去看问题，看到的将是：宝钗是爱宝玉的，并且有表露。“淑女”论者的结论其所以与客观事实不符，就在于他是先肯定薛宝钗是个封建淑女，而后进行推理：既是封建淑女，就必然虔诚地信奉封建道德，就必然不会“自己选择男子”；然而“她无论怎样到底是一个少女”，宝玉是她“生活圈子里唯一可以接近的年龄差不多的异性”，因而对他不无爱悦之心；但无追求之意，所以然？就因为她“忠实地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特别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给妇女们所规定的那些奴隶道德”，亦即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淑女。反之，要是承认她对宝玉不只有爱悦之心，而且有追求之意，并且已见之于行动，那就会有损于薛宝钗是个“典型的封建淑女”这一结论了。于是为了适履，就不惜削起足来。
　　　　需要研究的倒是薛宝钗对贾宝玉的追求，反映出她思想性格上的哪些特点。这不可以不弄清楚。
　　　黛玉爱宝玉，她从自己反封建的叛逆思想出发，使自己的爱情化为一股叛逆的热量，鼓动宝玉更坚定的走自己的叛逆道路，并且也一直与宝玉并肩作战。宝钗追求宝玉，她从自己的“夫贵妻荣”的封建思想出发，使自己的爱情变为一座强有力的吸盘，要吸引宝玉离开他的叛逆道路，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所以这不仅是爱情上的争夺，而且是政治上的争夺，它直接关系到贾宝玉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问题。站在宝黛一边的是晴雯等社会进步力量，站在宝钗一边的是贾母等封建反动势力，壁垒十分鲜明。这就是我们今天“很不喜欢这个人物”的根本原因。
　　　与宝玉在人生道路问题上的分歧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宝钗的爱情不可能感动宝玉。然而她又以宝二奶奶的位置相期，于是便在贾母、王夫人、诸嫂、诸姑以至仆人等身上下功夫，处处使乖，处处献勤，让贾府的统治者们认为她是“四德”具备，是宝二奶奶的最合适的人选。这样一来，她就把自己对宝玉的主动追求，蒙上了“端重”的轻纱，最后又仍是双方家长作主，倒好像她全然是听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似的。由于她是怀着改造宝玉的动机去爱宝玉本人，由于她更爱的是宝二奶奶的位置，由于她把自己安排在好像是听凭家长支配的被动地位，因此她对宝玉的追求尽管是远远越出了封建淑女应循的道德规范，却丝毫没有损害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且在形式上也完全符合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原则。这正是她绝顶聪明的地方。清人涂瀛说得好：“宝钗善柔；黛玉善刚。宝钗用屈；黛玉用直。宝钗徇情；黛玉任性。宝钗做面子；黛玉绝尘埃。宝钗收人心；黛玉倌天命，不知其他。”宝钗在登上宝二奶奶位置的过程中所显示出的这种特长，正是封建市侩的东西。
　　 唯其因为宝钗与黛玉在立身处世以及对宝玉的用情上，具有涂瀛所说的这种不同特点，所以黛玉的一颦一喜，均使人感到她气质的高洁，宝钗尽管“艳冠群芳”而又“无书不知”，却使人觉得她有些“俗气”。“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温柔敦厚的仪态里却长着一颗想依附封建势力而飞上高枝的野心，这种豪情便令人感到俗不可耐。宝钗的这一气质，当然不是娘胎里带来的，只能从她的皇商家庭里去找根源，乃是封建市侩性的一种反映形式。
　　　 然而，我们说薛宝钗是封建淑女其表、市侩主义其里，并不只由于她满口“三从四德”，却暗中追求宝玉，有违封建“妇道”，还由于从她身上不仅令人闻到一股道学先生的腐酸气，同时也令人嗅到一股强烈的铜臭味。这股铜臭味又不是出于一般正统地主对物质财富的贪求与积蓄，乃是出于封建商人在待人接物上的唯钱唯财唯利以及对于货物的经营心。在她看来，一个人物的代价至多不过是几两银子的事。“含耻辱情烈死金钏”，连典型的封建正统人物王夫人，也于心不安，自感“罪过”。可宝钗却认为：“姨娘也不必念念于兹，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主仆之情了。”多冷酷，连一块“仁”字的遮羞布都不要！我们记得她哥哥，那个“打死人便如没事人一般”的呆霸王薛蟠，对人命也是这样看法的，“自谓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两相对照，说法上虽有粗细文野之分，精神是何等的一致。平时她与湘云、黛玉，乃至与赵姨娘的往来，也是以钱物作为热络她们的纽带。运用“小惠”去“全大体”，正是她的拿手好戏。尤三姐自刎，柳湘莲失踪，连恶少薛蟠也因他有救命之恩而流下泪来，薛姨妈亦“心甚叹息”，都想“各处寻找”。唯独宝钗她听了并不在意，便说道：“俗语说的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前日妈妈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倒是自从哥哥打江南回来了一二十日，贩了来的货物想来也该发完了。那同伴去的伙计们……也该请一请酬谢酬谢才是。”原来她的心早已熔化到她家“贩了来的货物”里了。这位望之如春的少女，就是这么一个春行秋令见利忘义的巧妙的利己主义者。“敏探春兴利除弊害”，只想“节流”以延续封建大家族的生命。“贤宝钗小惠全大体”，却想“开源”以扩大贾府的收人，发展贾府的财力：“一年四百，二年八百两，取租的房钱也能看得了几间，薄地也可添几亩。”这“取租的房钱”云云，也分明是封建市侩的如意算盘；被“三从四德”的教条禁锢得头脑冬烘的封建淑女决想不及此。
　　　　薛宝钗性格中的这种市侩性，其所以是封建型，而不是近代资产阶级型，这是因为：（1）薛府是皇商，皇商是封建宫廷在工商界的代表，当时它是纯封建性的，这种经济地位决定了薛宝钗的思想特色；（2）发财致富之后，把经营所得主要不是用以扩大再经营与再生产，而是转入农村，购买土地，成为新兴地主，这是我国封建社会里封建商人的理想前途，从宝钗的买田置地的算盘上，不难看出她的经济思想与前者是一致的；（3）积极拥护封建政治，并不见她有近代市民的思想素质即向往自由平等的生活方式。
　　　薛宝钗就是这样的人：事不关己，你望之如春；事一关已，她就春行秋令。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均能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非常讲究方式方法，做得八面玲珑，从不赤膊上阵。因此，她是随时而不安分。因此，我称薛宝钗性格为市侩化了的淑女。若问何以能“化”的？这就要从她的阶级出身，这就她所处的现实社会，这就要从当时的政治气候等等具体条件里去寻找根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