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B面解读》　　 胡邦炜著　　重庆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
（匆匆扫出，未及细校，如有误字，还望见谅。——畸笏未叟附注）

第五章　 解读曹雪芹


　　<三)创作动机的解读
　　现在来讨论一个最为重要，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曹雪芹为什么要呕心沥血、耗尽毕生精力来创作这部《红楼梦》?也就是说，他的创作动机到底是什么?
　　我们以往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往往把创作动机与主题思想混淆在一起：如认为《红楼梦》一书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倾向，就认为作者的主观创作动机就是为了批判封建社会；认为《红楼梦》一书具有歌颂女性和青春爱情的倾向，就认为作者的创作动机是同情妇女，歌颂青春和爱情；认为《红楼梦}一书具有“反满”的倾向，就认定作者的创作动机是为了“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意在反清复明”；认为《红楼梦》一书主要是描写了一个封建贵族家庭的衰落过程，就认为作者主要就是为了写出封建贵族家庭的衰亡史……其实这种看法是很值得商榷的。
　　事实上，作者主观上的创作动机绝对不能与作品在客观上展现出来的主要思想意义划等号。马克思曾经说过：“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今天对《红楼梦》主题即思想意义的认识，是从我们各自的视角和立场出发的，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接受者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心理结构特别是价值取向，往往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就以《红楼梦》为例，便如鲁迅先生在《绛洞花主小引》一文中所言：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书名
　　的。谁是作者和续作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
　　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
　　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此外，解放后影响很大的“封建社会必然崩溃”说，“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说，“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表现”说……等等说法，其实也是接受者对该书所表现出来的客观意义的理解和认识，是对“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的理解和认识，而不是对作者“自认为提供的东西”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并不反对以上的理解和认识，因为任何一个思想包容量和描写涵盖面巨大的伟大作品，都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无可穷尽的认识对象。在不同时代，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去认识分析它，都可以有不同的发现，更不用说不同的人了。
　　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曹雪芹创作此书的主观动机进行分析。作为一个社会人，他作任何一件事都必然有着他的主观动机，都不会是无意识的。特别是耗尽自己毕生心血，以“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精神，呕心沥血创作的这样一部作品，更不能说没有强烈的主观动机。
　　由于批评模式和学理规范方面取向的不同，海外的红学家们倒是相当重视曹雪芹主观创作动机的研究，如余英时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中就这样说道：“我们屡次提到作者的‘原意’或‘本意’的问题，这里也必须顺便加以说明。本来在文学作品中追寻作者本意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有时甚至作者自己的供证也未必能使读者满意。诗人事后追述写诗的原意往往也不免有失。因为创作时的经验早已一去不返，诗人本人与一般读者之间的区别也不过百步与五十步而已。传说十九世纪英国大诗人勃朗宁就承认读不懂自己所写的诗，不是没有道理的。刀口末，文学作品的本意是不是永远无法推求了呢?是又不然。作者的本意大体仍可从作品本身中去寻找，这是最可靠的根据。因此所谓对‘本意’的研究，即在研究整个的作品以通向作品的‘全部意义’。”他的这一观点，强调了作者的创作动机是可以“追寻”出来的，具体的方法就是对作品的文本进行认真的读解和破译。
　　同为海外红学家的赵冈则认为应从作品的“情节与结构”方面来追寻作者的创作动机。他认为：“一部旧小说的创作动机究竟不是完全不可证验的东西。我们可以先假设著者的创作动机与主旨，然后再为全书的结构与情节发展是否与这个基本假设有相矛盾之处，前后是否态度一致，也就是通常所谓‘内证’。我们相信，以雪芹的才气与文笔，如果他立定了著书主旨，他一定有能力圆满达成这个目的，而不会处处显露矛盾之处与力不从心的迹象。”从“情节与结构”来探讨作者的写作动机固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赵先生的论证却有毛病——即要“先假设著者的创作动机和主旨”。这样就要产生两个必然的问题：一是这个“假设”的依据是什么?凭什么来假设?二是如果先行性地确立了这个“假设”，就会造成“六经注我”的现象，千方百计地去从作品中找出能够证明这个“假设”的依据。因此他的这一意见就陷入了因果倒置、循环论证的怪圈。尽管如此，这两种意见都有共同的可取之处，即主要从作品本身来寻绎作者的创作动机。因为作品是作者本人写出来的，他之所以要写它，总是要想表达他的意见和看法，表达他对生活的判断与评价——这，就是他的写作动机。进而我们便可指出：这个动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娘胎中带出来的，而是生活给予他的。他的人生经历、家庭背景、文化教养，时代思潮，某一偶然的契机……这一切都会构成一股合力而形成他的动机。因此，我们就不能仅仅只是从作品中“追寻”，虽然这也是必要的，还得从作者自身各方面的情况来“追寻”，看一看作者的人生际遇、家庭背景、文化素养、交友状况，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看一看这一切的一切可能会甚至是必然会给予作者什么样的影响，会给予他一些什么样的“动机”。只有把作品所显示出来的客观实际情况与作者的主观思想状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得出一个比较令人信服并且合乎实际的结论来。
　　那么，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主观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作者的自我表白。全书开卷第一回，作者便不打自招地说明了他的写作动机：“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在这里，作者把他创作此书的动机说得十分清楚：一是一口咬定此书就是为了写他“当日所有之”有“行止见识”并且超过男性的“女子”，不愿意“使其泯灭”。也就是如甲戌本凡例中所言：“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如此而已。二是与此同时，也对自己“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的“不肖”行为进行深刻的反省和忏悔。
　　这样的声明和表白当然难以使我们信服，难道作者拼尽心血，“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仅仅只是为了写出他“半世目睹亲闻”的几位异样的“女子”来吗?如果是那样，几首诗或一篇纪传体的文字岂不更方便吗?至于他要对自己的“不肖”行为进行忏悔和反省，就更是扯淡：他有什么可反省忏悔的?从上一节他的朋友们关于他的诗文来看，他相反是狂傲自信得很，“白眼向人”，“傲骨如君”，“接蓠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他穷得很有骨气，活得也光明磊落，他之“无材(其实是无法)补天”，并不是他自己的原因，他只是“被弃”而已，对这一点，他清醒地知道。何况写这样一本书来忏悔反省，又有什么意义，更有什么必要?
　　在他身上烙下如此惨痛的家世和身世的烙印，而用全部心血来为“闺阁昭传”，来对自己的“不可免”之“罪”深自忏悔和反省，实在是难以自圆。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个人越是自我强调，主动表白的想法和动机，往往越不是他的真实想法和动机；他越暴露得清楚明白的东西，恰恰就越不是他真正所要表达的东西。特别是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人的自我保护本能，更是会使之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曹雪芹身为“罪臣之子”，又身处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之下，雍乾时期惨烈的文字狱不会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少年时代家庭变故给予他心理上的阴影，必将影响他的一生…．”因此他能公开讲出来并以他的名字写在字面上的东西，绝对不可信，也绝对不真实——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起码常识。
　　那么曹雪芹要写作此书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只能仔细从《红楼梦》一书中去认真寻绎，并求得答案。如果不带主观偏见地阅读该书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出他首先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写出他对人生特别对人的命运的感悟和体验。孙犁先生写过一篇题为《红楼梦杂说》的文章，这篇文章虽然很短，然而作为一位有丰富创作实践经验的作家，他对曹雪芹的创作动机却有十分准确的体味和把握：“曹雪芹感受最深的，是他本阶级的飘摇以及他家庭的突然中落……在雍乾两朝，像曹家这种遭遇，并不是个别少见，而是接踵而来，司空见惯的。雍正皇帝，以抄臣民的家，作为主要的统治手段，并且直言不讳，得意洋洋，认为是一种杰作。他刻薄寡恩，利用奸民家奴，侦察大臣；用朱批谕旨，牵制封疆；用圣谕广训，禁锢人民的思想，使朝野上下，日处于惊惶恐怖之中。曹家的亲友，就不断发生类似的飞灾横祸。
　　曹雪芹面对这种现象，他思考、探讨，并企图得到答案。
　　他从现实生活中，归结出一个普遍的规律：生活在时刻变化，变化无常，并不断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决定人生命运的，不是自己，而是外界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有时可知，有时不可知，他痛感身不自己，“好”“了”相循，谋求解脱，而又处于无可奈何之中。
　　在命运的轮转推移中，遭逢不幸，并不限于下层，也包括那些最上层——高官命妇、公子小姐。曹雪芹……是热爱人生、是赞美人生的。他认为世界上有如此众多可爱的人物和性格，他为他们的不幸流下了热泪……
　　是的，只有完全体验了人生的各种滋味，即经历了生离死别，悲欢离合，兴衰成败，贫富荣辱，才能了解全部人生。否则，只能说是知道人生的一半。曹雪芹是知道全部人生的，这就是红书上所谓‘过来人。’……”
　　因此，《红楼梦》绝不是出世的书，也不是劝诫的书，也不是暴露的书，也不是自传。它是经历了人生全过程之后，在丰富的生活基础上，产生了现实主义，产生了完全创新的艺术。
　　我们可以用陈旧的话说：《红楼梦》是为人生的艺术，它的主题思想，是热望人生，解放个性。”如果还有什么补充的话，我想在孙犁的这一精辟的概括之上，再引申一下：《红楼梦》就是一部对人生和人的命运具有深刻感悟和体验的大书。
　　我们阅读《红楼梦》时，给予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人生和人的命运的起伏变幻，分合聚散、悲愁喜乐、贵贱荣辱……是如此奇妙紧密地交织缠绕，生命、青春的美丽绚烂和凋谢死亡的无限凄凉之间的反差是如此的强烈，又是如此难解难分，在该书中，我们的确可以领受到“笼罩在宝黛爱情的欢乐、元妃省亲的豪华、暗示政治变故带来巨大惨痛之上的……如轻烟如梦幻、时而又如急管繁弦似的沉重哀伤和喟叹。”这里面确实也显示了一种“人生的空幻”，有一种“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痛苦、悲伤和求索。然而作者并没有完全彻底地绝望和颓废，并没有彻底地逃遁于庄禅，也没有皈依于佛——尽管在他的思想中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并且试图从中去寻求人生问题的答案，但更多的却是直面人生，直面现实，进行着深刻的思考，并且将自己的感悟和思考忠实地记录下来而成就了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巨著。可以说：“好”与“了”、“了”与‘好”，“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树倒猢狲散”，“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可常保的”……以及那首脍炙人口的“好了歌注”——“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都是曹雪芹深人思考后的感悟。而《红楼梦》中那一大群人的悲欢离合，贾府和大观园的兴衰更替，更是他深入思考后的感悟。他把这一感悟用艺术形象表达出来，便产生了永恒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不仅使我们领受到了一种“具有深刻时代社会根基的感伤主义思潮”，而且使我们领受到“一种对人类生命感的深刻领悟”，从而让我们在漫步倘徉这场“红楼大梦”的过程中，“去把握体味一种具有深刻生命感的悲剧美”。我曾把《红楼梦》的思想认识意义归结为“废墟文化”，其理由便在于此。
　　其次，是作者在写作此书时，有着较强的揭露和批判朝廷、皇权的主观意识。尽管他尽量想隐藏和掩盖他的这一动机，然而只要在内心深处存在的东西，总是要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让人们感觉得到。曹雪芹家庭的倾覆和他个人生活命运的剧变，是宫廷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结果，他及他的家庭遭受的直接打击是来自于皇帝，具体地说就是雍正——对这一点，他是完全清楚明白的。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要说他对朝廷和皇帝没有怨恨和腹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当然不能也不敢直白地表现出来，但他是一位文学家，他可以用曲折隐晦的手法来发泄他内心的仇恨和不满。现当代的红学家们在研读《红楼梦》时，总感到有很多地方难于解透，无论如何考证求索，还是弄不明白，以致于博学广闻如俞平伯先生这样的大家，也不得不深有感叹地说：“《红楼梦》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一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糊涂。”这也许不仅是俞先生一人的感慨，凡研究过该书或稍许涉猎过“红学”的人，恐怕大都有此同感——因为“《红楼梦》中的悬案和难解之谜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但是我们如果抓住作者的主观创作动机，这其中的很多悬案和谜还是可以解开的。索隐学家们之所以总想深究其中所隐的本事，也就在于他们发现了这一点，虽然他们所用的方法不对——有太多的猜测附会，并且总想向“微言大义”方面去攀挂，而不是换位思考，站在曹雪芹的立场上来考虑这个问题。
　　在《红楼梦》一书中这方面的内容，我们轻而易举地便能找出如下的例证：一是元春省亲时，在写尽了皇家威严、奢靡豪华之后，元春终于“至贾母正室”，与家中亲人相见以叙天伦之乐，然而此时的情状却是“贾妃满眼垂泪，……一手搀贾母，一手搀王夫人，三个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只管呜咽对泣。邢夫人、李纨、王熙凤、迎、探、惜三姊妹等，俱在旁围绕，垂泪无言。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贾母、王夫人道：‘当日既送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这段对话和情节，含意颇深，悲切沉痛，五味俱全。身为贵妃的元春，对宫廷生活的态度跃然纸上，“不得见人的去处”，便是她对自己在皇宫生活的真实写照和评价。曹雪芹敢这样写，实在也是胆大不小!将家庭亲情割断，本已很不人道；而元春归来，父母兄弟都得向她下跪请安，更是违背了人伦道德。作者对皇权的批判和憎恶，岂非一目了然。
　　如果说以上的描写还仅仅是一般对后妃宫廷生活的批判，那么《红楼梦》第五回关于元春的曲子《恨无常》便更值得玩味了：
　　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
　　悠悠，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
　　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
　　无需去仔细考证此曲的具体内容，只要读完它便会感到脂砚斋为何会在后面批上“悲险之至”这样四个字了。身为贵妃的贾元春在此曲中全是悲哀怨叹，乃至“悲险”，说明皇宫实在是个恐怖可怕“不得见人的去处”，“伴君如伴虎”，很难落下个好的收场!关于元春之死，红学界有很多的说法，不少人认为她绝非如书中所写是生病而死，而是有更悲惨的死法。证据之一就是在她省亲时点的四出戏：
　　第一出豪宴(脂批：《一捧雪》中伏贾家之败)；
　　第二出乞巧(脂批：《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
　　第三出仙缘(脂批：《邯郸记》中伏甄宝玉送玉)；
　　第四出离魂(脂批：《牡丹亭》中伏黛玉死。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
　　 “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意思是很清楚的：说明这四出戏所隐喻暗示的，是关乎全书大的情节与事件。其他三出戏姑暂不分析，单看第二出戏《乞巧》，即“伏元妃之死”这场戏的隐喻和暗示吧：《·长生殿，乞巧》是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后杨贵妃在马嵬坡被逼缢死，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此处用杨贵妃之死“伏”元春之死，意思非常明显——暗示她之死绝非因病，而是十分惨烈。这样，就既说明了皇帝的凶残寡恩，也影射了当时的皇帝就像唐明皇一样荒淫无耻，其不满和怨恨难道还不昭然若揭吗?
　　在第四十五回中，写管家赖大的母亲因孙子作了官，到贾府来清“主子”们到他家去庆贺吃喜酒，曾针对他将要作官的孙子发了如下一段议论：“哥哥儿，你别说你是官儿了，……虽然是人家的奴才，一落娘胎胞，……也是公子哥儿似的读书认字，也是丫头、老婆、奶子捧凤凰似的，长了这么大。你哪里知道那‘奴才’两字是怎么写的!只知道享福，也不知道你爷爷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恼，熬了两三辈子，好容易挣出你这么个东西来……”此话虽是借赖嬷嬷之口说出，却无意中透露出—个秘密：“你哪里知道那‘奴才’两字是怎么写的!”这句话，在我们读起来总觉得很扎眼。以往人们往往从阶级剥削和压迫这一视角去分析认识，虽说也不错，但我总认为此话仍有其特定的含意。因为无论是书中的人物赖嬷嬷，还是该书的作者曹雪芹，都绝对不知道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道理。他们说出、写出此话，只能是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体验出来。这就不能不联系到曹家的家世来解读：我们都知道，曹雪芹出身于“满洲正白旗包衣”，　“包衣”是满语的译音，全称为“包衣阿哈”，是“家里的奴隶”之意，也就是家奴。“包衣”的主要来源有三个：一是俘虏，二是原来“包衣”的子女，三是欠债后卖身为奴者。大量的资料考证表明，曹家沦为“包衣”是属于第一种情况，即作战被俘。“上三旗”的包衣归内务府管辖：后来不少。人出任各种官职，政治经济地位都有极大的改变(如书中的赖大，家中有花园，儿：子也捐了官)，但对皇族而言，仍是奴仆的身份(如书中赖大一家，在贾府面前仍自称“奴才”并履行奴仆的礼节)。曹雪芹的祖先就是“包衣”，而且是作了官的“包衣”，虽与皇室是特殊主仆关系，但其身份仍是奴才。
　　奴才的遭遇和处境，在《红楼梦》一书中有生动详尽的描写，即使像焦大这样“从小儿跟着太爷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的“奴才”，一旦“主子”看着不顺意，同样是“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一嘴”。至于其他的奴才，挨打挨骂、受饿受冻，更是不在话下。据《郎潜纪闻》一书载：每年仅京城一地旗人的奴仆，因不堪虐待，自杀身亡，申报到刑部的就数以千计。而隐瞒不报，或贫病而死的，更不知道有多少——”奴仆们的身份之低贱，命运之悲惨，由此可见一斑!
　　曹雪芹的家庭尽管是高级奴仆，但如前所说，仍然是奴仆。现在荧屏上大演清代的电视剧，“主子”，“奴才”已成为人们熟悉的语言。就曹家与皇帝的关系而言，皇帝是“主子”，曹家是“奴才”。有时主子也给奴才一些小恩小惠，要的是奴才们认真替主子办事；而一当主子不高兴或换了新主子时，奴才的生杀予夺就完全由主子来决定了。尽管曹雪芹的先祖也像焦大一样随其“主子”“出过兵”打进关内，立下了出生人死的功劳而升官晋爵，但他们仍是“主子”的“奴才”，他们的命运仍操在“主子”手中……可能曹雪芹对此有很深的感受，因此借他人之口喊出了“你哪里知道那‘奴才’两字是怎么写的”这句痛彻骨髓的话来!这话既是一种控诉，也是对皇帝的一种强烈不满的宣泄!
　　作为皇室家奴的后裔，曹雪芹不可能不对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命运进行深刻的反思，他写出这部作品，把一个贵族之家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到迅速土崩瓦解，以至于被抄家封产，流放治罪的过程如实地层现出来，既有对人生无常、命运难测的体悟和感慨，有自己的思考和反省，也有对皇帝的不满和反抗——因为造成这一状况的正是那高高在上的皇帝“主子”。
　　从书中的描写来看，元春作了妃子活着的时候，贾家的日子是相当好过的。虽然在贾府内也有人干着诸如放高利贷、包揽词讼之类的违法勾当，但皇帝并没有把贾家怎么样。而一当元春死去(是什么原因死的，怎样死的我们都姑且不论)，贾家的日子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不久之后，抄家封产的打击就落到了贾府头—上，皇帝的不念旧情，刻薄寡恩难道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我们再看一看曹雪芹的朋友，可说大多数都是潦倒的宗室子弟或从宫廷政争中败北而沦落下层的“罪人”之后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之所以能走到一起，难道是偶然的吗?他们能对导致他们这般处境的皇帝有好感，能没有叛逆不满的情绪吗?在甲戌本第一回写到甄士隐的女儿英莲“有命无运，累及爹娘”八个字时，很知道内情的脂砚斋在此加了一段长长的批语：
　　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
　　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
　　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
　　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便用此二句以订终身，则
　　知托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
　　家国君父有大小之殊，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知
　　运知数则必谅而叹也。
　　虽然脂砚斋的话不等于曹雪芹本人的原话，然而作为作者创作该书的第一知情者，他不可能不与作者有过交流，不可能对作者的写作意图一无所知。在这里他明确告诉我们：所谓的“闺阁”、“裙钗”即“女子”，并非是作者的真谛，而有“托言寓意之旨”。　“家国”之事才是作者要写的本意，而且更说明“家”事与“国”事“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都是同一个道理。也就是说，写家事实际上牵联着国家之事，家庭的理、运、数都与国紧密地联系着。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朕即国家，国家与君主只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而已。该书既然不是写闺阁裙钗，而是以此来“托言寓意”国家，那么其写作动机也就不言自明了!
　　综上所述，我以为曹雪芹之所以要写《红楼梦》，其主观动机就是这样两个。由于这两个动机都不得不涉及到方方面面——写人生和反皇帝是非包罗社会人生的万象而不可的，所以就造成了目前人们“见仁见智”的纷纭看法，就造成了《红楼梦》一书在主题上，在思想认识意义上的多义性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