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西姆·高尔基（１８６８－１９３６）是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作家。他以丰富的艺术创作开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纪元，列宁称他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
高尔基原名为阿历克塞·马克西姆维奇·彼什科夫，１８６８年３月２８日出生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尼日尼·诺夫戈洛德，父亲是木匠，母亲是染房老板的女儿。高尔基幼年父母早丧，曾一度寄居在充满小市民习气的外祖父家里。后来，外祖父破产，年尽十岁的高尔基便流落人间。他拣过破烂，当过学徒和杂工，受尽欺凌与虐待，饱尝生活的苦难和辛酸。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便酷爱读书，勤奋自学。１８８４年，他怀着上大学的打算来到喀山，未能如愿，底层社会却成了他的真正大学。他先后当过码头搬运工、面包师傅、杂货店伙计、园丁和守夜人等。同时结识了民粹派知识分子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参加他们的秘密集会，阅读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使高尔基进一步认识到现实的丑恶和人民的疾苦，逐渐树立起改革社会的决心。
１８８８－１８８９年和１８９１－１８９２年，高尔基为了了解祖国和人民，两次漫游俄罗斯。他长途跋涉，到处流浪。旅途见闻和艰苦经历使高尔基开阔了眼界，磨练了意志，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生活素材，激发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强烈愿望。这时期，高尔基因为与革命者来往密切，并在工人、农民中间进行过革命宣传活动，受到沙皇政府的逮捕和监视。
１８９２年９月，高尔基在第比利斯的《高加索日报》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１８９５年，高尔基经著名作家柯罗连科介绍，到《萨马拉报》工作，开始专业创作生涯。１８９８年，高尔基的《特写与短篇小说集》第一、第二卷出版，轰动了俄国文坛，很快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高尔基遂成为闻名全欧的大作家。
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俄国工人、农民在资本主义制度和沙皇专制统治的沉重压迫下日益贫困、破产，不满情绪越来越高涨，民粹派的改良主义宣告失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广泛传播。高尔基的早期创作揭露了社会现实的丑恶，抨击了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和小市民的自私保守，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深重苦难以及他们反抗压迫剥削、争取自由解放的革命要求。
高尔基在９０年代总共创作了中短篇小说和特写、故事、散文、随笔、诗歌等七百多篇，它们大体包括浪漫主义作品和现实主义作品两部分。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它描写一对青年男女左巴尔和拉达热情相爱，但为了生活自由和人格独立，最后不惜抛弃了宝贵的爱情和生命，表达了自由高于一切的思想。１８９５年发表的《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是早期浪漫主义代表作。《伊则吉尔老婆子》由三个故事传说组成，它谴责腊拉的狂妄、孤独、残暴和极端自私自利；批判伊则吉尔虚度年华、无所作为；热烈歌颂丹柯正直无私、为人民英勇献身的崇高品德。丹柯是传说中的勇士，他在自己的同胞遭到危亡的严重时刻挺身而出，毅然从胸膛中掏出燃烧的心，为人们照亮通向光明的道路。然后骄傲地微笑着死去。在《鹰之歌》里，鹰和蛇是两个象征性的形象。鹰在和敌人战斗中身受重伤，但它没有悲观丧气，它感到自豪、幸福，渴望新的战斗，它最后拼尽力气张开翅膀，在搏击长空中壮烈牺牲。而蛇却习惯于在散布着腐朽气息的阴暗峡谷里爬行，根本无法理解鹰的英勇壮举。它对鹰的咒骂、嘲笑，恰恰暴露了自己庸俗卑琐的嘴脸。丹柯和鹰是高尔基创作中最早出现的英雄形象。他们突出概括了当时俄国革命者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熔铸着作家崇高的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他们犹如俄罗斯大地的火花，“在人生的黑暗中燃烧起来，在许多勇敢的心里燃烧起对自由、对光明的狂热的渴望！”
在高尔基早期创作中，现实主义作品占有很大比重，作家从丰富的生活体验出发，真实地表现了处在资本主义重压之下的工人、农民、流浪汉、乞丐、小偷、妓女等等底层人物的生活遭遇和思想情绪。高尔基曾经生活在流浪汉中间，他熟悉他们，了解他们，他以流浪汉为题材的小说最引人注目。《叶美良·皮里雅依》（１８９３）、《切尔卡什》（１８９５）、《玛丽娃》（１８９７）等是其中的名篇。《叶美良·皮里雅依》的主人公叶美良是个四十岁的流浪汉，过着比狗不如的生活。一天晚上，他潜伏在桥头准备抢劫一个商人，却意外地遇到一位因失恋而想投河自杀的少女，于是，他放弃了原来的打算，满怀同情去劝慰她，帮助她恢复生活的勇气。在《切尔卡什》中，作家塑造了流浪汉切尔卡什和农民加弗里拉两个对立的形象。切尔卡什机智勇敢，讲义气，重人格；加弗里拉则迷信、自私、胆小。他们两人合伙偷盗，加弗里拉畏缩不前，在瓜分赃款时却贪得无厌，企图杀害同伙，独占所得。切尔卡什虽然遭暗算受伤，还是饶恕了他，并把全部金钱轻蔑地扔给了他。切尔卡什认为，尽管自己“是一个贼，一个和一切亲属断了关系的流浪汉，却永远不会这样贪婪、这样下贱、这样忘乎所以。”《玛丽娃》中的女主人公玛丽娃在性格上和切尔卡什很相似。她热爱大海，向往着象海鸥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揭露保持妇女的尊严和人格独立。她鄙视农民的自私，乐于和流浪汉为伍，放荡不羁，玩世不恭。流浪汉是俄国资本主义的畸形产物，他们受尽残酷压榨，从肉体到精神都留下了深刻的创伤，他们憎恨不合理制度，蔑视现存秩序，渴望改变生活困境，但又不了解受苦受难的社会根源，缺乏明确的生活理想，消极悲观、自暴自弃，他们对现实的反抗是自发的，盲目的。他们生活在污浊的环境里，尽管还保持了正直和善良的个性，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观念和庸俗习气的感染，在他们身上，粗俗、下流、放荡等污垢尤为明显。高尔基通过自己的创作真实反映流浪汉的非人生活，对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出愤怒控诉黑奴抗议。他一方面同情流浪汉的不幸，肯定他们对改变社会的合理要求，赞赏他们在精神上高于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和自私保守的小市民，另一方面，批评他们严重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高尔基清醒地认识到，流浪汉不是改革社会的革命力量，他们充其量是反抗现实的“临时的英雄”。
高尔基早期的现实主义创作也接触到幼年时代的俄国工人阶级。《好闹事的人》（１８９７）中的排字工人一生坎坷，常常以恶作剧的方式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他在排印报纸的时候，擅自加上了一句话，斥责资产阶级报纸的夸夸其谈纯属“愚蠢的毫无意义的胡诌，气得报纸编辑和出版商暴跳如雷。然而，这位“好闹事的捣蛋鬼”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分子”，他没有找到正确的生活道路和斗争方式，等待他的是失业和苦恼。在《二十六个和一个》（１８９９）中，作家描写了在一个监狱似的地窖里，二十六个面包工人象囚犯一样整天从事着沉重、乏味的劳动，身心倍受压抑，只有一位年轻活泼的女工每天能给他们带来片刻的欢乐，她是他们心目中的太阳。可是，一个大兵出生的流氓却勾引了她，糟蹋了他们视为神圣美好的东西，二十六个工人只能用咒骂和嘲笑来发泄心中的愤恨。这些作品反映了工农大众的悲惨命运和他们渴望摆脱奴隶地位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指出了自发性反抗并不能使被压迫人民获得自由解放。
高尔基早期现实主义创作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是谴责小市民的贪婪自私和庸俗保守，揭露资产阶级的野蛮残暴和虚伪堕落。在《因为烦闷无聊》（１８９７）这个著名短篇中，高尔基以朴实的艺术手法，叙说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故事：一个小火车站的站长和他属下的职员，因为烦闷无聊，寻求开心，便以恶作剧来嘲弄厨娘阿琳娜的爱情，逼得这位软弱可怜的女人屈辱难忍，自杀身死。这个来自日常生活的故事，深刻地暴露了当时笼罩着整个俄国的沉重的市侩习气，
１８９９年，高尔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福马·高尔杰耶夫》问世，这标志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进入了成熟阶段。小说的主人公福马是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青年，他的父亲和教父一再教育他要不择手段去经营事业，以确立俄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然而，耳闻目睹的事实却使福马越来越感到，资产阶级的肮脏事业是与人类一切高尚感情所不容的。福马失望、苦恼，沉溺于放荡生活之中，并以个人反抗来表示对本阶级的叛逆，最后被送进了疯人院。小说通过福马性格的形成及其与本阶级的冲突，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指出资产阶级已经从内部分化瓦解，它必将违背自身的愿望，走向灭亡。
２０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蓬勃发展，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到来。１９０１年３月，高尔基参加彼得堡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目睹沙皇军警镇压革命的血腥暴行，心情异常激愤，当即创作了短篇小说《春天的旋律》。由于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只有小说的结尾部分《海燕之歌》得以发表。《海燕之歌》采用象征性手法描绘了革命风暴到来前夕，革命人民与发动势力英勇搏斗的壮丽图景：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雷声隆隆，愤怒的大海掀起巨浪冲向高空，同它们进行激烈的搏斗；飞翔着的海燕以胜利的预言家的姿态大声呼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在作品中，海燕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化身，他在革命高潮行将到来之际，满怀豪情地投入战斗，坚定、乐观地迎接革命的暴风雨的洗礼。《海燕之歌》是洋溢着革命激情的浪漫主义作品，高尔基通过海燕的形象宣传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俄国人民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１９０１年和１９０２年，高尔基接连创作了《小市民》和《底层》两个著名剧本，当它们冲破沙皇政府的阻挠在享有盛名的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时，观众情绪激昂，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功。《小市民》的戏剧冲突是通过小市民别斯谢苗诺夫一家父子两代的矛盾展开的。别斯谢苗诺夫是老一代小市民典型，专横、自私、愚昧、保守，他坚持现行的生活秩序，竭力维护腐朽的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儿子彼得是个对社会和家庭有所不满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曾因参加学潮而被学校开除，但他只不过是一个“做过半小时公民的小市民”，早就对自己的鲁莽行为后悔不迭，他追求无聊庸俗的安逸生活，最终和旧制度、旧思想妥协。火车司机尼尔是别斯谢苗诺夫的养子，他热情、乐观、朝气蓬勃。尼尔认为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生活秩序必须改变，“不变的行车时刻表是没有的”。尼尔还意识到“权利不是给的，而是争取来的”。他决心要“闯进生活最深处”，“把生活捏成这样，捏成那样”。尼尔既反对老一代小市民的专横保守，也厌恶年轻一代小市民的庸俗自私，他是高尔基创作的第一个革命无产者的形象，
《底层》是高尔基对流浪汉生活将近２０年观察的艺术总结。他通过怵目惊心的舞台形象真实描写了流浪汉的悲惨遭遇：在一间洞穴似的地下室里，住着一群沦落到社会底层的流浪汉，他们在苦难的深渊挣扎着，渴望能够恢复做人的权利。无情的现实却给以他们接连不断的毁灭性打击，最终粉碎了他们美好的幻想。锁匠克列士奇勤劳诚实，整天埋头干活，不甘心当流浪汉。他的妻子安娜身患重病，无钱医治。妻子死后，克列士奇被迫卖掉了赖以谋生的劳动工具，连重返正常生活的道路也被切断了。小偷贝贝尔希望能够做个体面的人，他为了救护心爱的姑娘娜达莎，失手打死了夜店的老板，于是被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妓女娜思佳受尽欺凌和蹂躏，一心向往着纯真的爱情，然而，她的浪漫幻想只能使自己陷入无尽的哀愁与忧伤中。失意潦倒的戏子盼望有个免费医院能够治好他的酒精中毒，以便重返舞台演出，但这种医院是不存在的，失望之后，他便上吊自杀了。剧本通过这些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愤怒地控诉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吃人本质，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专制统治的罪恶。
作为一个革命作家，高尔基不满足于对黑暗社会作一般性的揭露和批判，而是从哲学的高度去探讨受苦受难的劳动者的出路问题。剧中的游方僧鲁卡奉行安慰主义原则。他同情人们的苦难，但不信心人的力量能够改变黑暗的现实。他以甜蜜的谎言来安慰人，散布不切实际的幻想来麻痹人的神经，以便使人暂时忘却苦难，最终走向毁灭。剧中的流浪汉沙金尖锐地揭穿了鲁卡的安慰主义哲学的反动本质：“谁居心不良……或是靠榨取别人的血汗过活，谁就需要撒谎……有的人靠撒谎支持自己，还有人靠撒谎掩饰自己……谎说是奴才和主子的宗教，……真实才是自由人的上帝！”沙金是和鲁卡相对立的艺术形象。他尊重人，赞美人，维护人的尊严，相信人的力量。沙金大声疾呼：“一切在乎人，一切为了人！只有人，此外的一切――都是他的手和头脑创造出来的！人，这个字听起来多么令人自豪啊！人，一定得尊重人！不要怜悯他……不要拿怜悯去污辱他……一定得尊重他！”沙金并不是一个革命者，但在特定的戏剧环境里，高尔基只能通过他的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以期唤醒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激发他们变革社会的信心和力量，鼓舞他们追求真理、反对鄙俗。向着崇高的人生目标奋进。
《底层》充分体现了高尔基戏剧的艺术风格。它没有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不追求刺激强烈的舞台效果，而是采用朴实、凝练的手法，表现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日常生活，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它还通过符合性格特征的对话和饱含哲理的台词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政论性、哲理性。
１９０５年，革命高潮时期，高尔基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新生活报》和《战斗报》的出版工作，并加入了党组织。在十二月莫斯科起义的日子里，高尔基为起义者提供资金和武器，他的住宅成了起义者的重要据点。起义失败后，高尔基受党的委托，到欧美各国去宣传俄国革命，筹措经费。１９０６年，高尔基在美国创作了剧本《敌人》和著名的长篇小说《母亲》，成功地描写了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塑造了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光辉形象，揭开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篇章。
《敌人》是高尔基第一部正面描写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戏剧。它所反映的已不再是个别工人反抗资本家的自发斗争，而是工人群众自觉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有着共同目标的革命斗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构成了整个戏剧冲突的情节基础。剧本赞扬了工人阶级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预言了他们的斗争必然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标志着高尔基的思想和创作走向新的高度。
１９０５年革命失败后，俄国进入斯托雷平反动统治时期，无数革命者惨遭杀戮，全国布满绞架。在白色恐怖面前，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变节，咒骂革命，攻击马克思主义，鼓吹基督教精神，散布消沉、颓废情绪。当时，高尔基一方面在《论犬儒主义》、《个人的毁灭》、《论“卡拉玛佐夫”气质》和《再论“卡拉玛佐夫”气质》等论文中，对社会生活和文艺领域的悲观颓废情绪，色情淫乱思想，以及攻击革命、污蔑人民的反动言论进行猛烈抨击，受到列宁的赞扬；另一方面，高尔基自从１９０６年旅居意大利喀普里岛后，也受到了社会上和党内的错误思潮的影响。他在１９０８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忏悔》，描写一个从小在屈辱和苦难中长大的弃儿马特维，为了寻找上帝和真理而饱尝人间的苦辣辛酸。最后终于领悟到：上帝是寻找不到的，必须创造出一个公正、博爱的上帝来，而人民群众就是上帝的创造者。于是，马特维决心投身到人民群众正在秘密地、真诚地进行着的造神运动中去。这部小说虽然尖锐揭露了传统宗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并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力，但它鼓吹一种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新宗教，把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歪曲为具有宗教色彩的狂热的造神运动，这是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高尔基的错误受到了列宁的严肃批评。列宁指出，宗教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任何维护神、美化神的观念都是错误的，这实际上是帮助反动统治阶级从精神上奴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极为有害。在列宁的教育、帮助下，高尔基逐渐改正了错误。
在意大利期间，高尔基也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中篇小说《夏天》（１９０９）在反映农村革命斗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描写１９０５年革命失败后，职业革命家叶戈尔从城市来到农村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在他的影响下，农村中的先进分子组织革命小组，进行反对沙皇和地主富农的斗争。《夏天》是高尔基计划创作的长篇小说《儿子》的一部分，是《母亲》的续篇。另一篇中篇小说《奥库罗夫镇》（１９０９）和长篇小说《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１９１１）批判了顽固、落后、保守、自私的小市民习气，揭露了小市民反对革命、阻碍社会进步的本质。以童话形式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故事集《意大利童话》（１９１１－１９１３），通过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描写意大利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赞扬了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国际主义精神。其中七篇童话曾在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上发表，得到列宁的好评。
１９１３年底，高尔基接受列宁的建议，回到了俄国。他以忘我的热情投入工作，写作了《俄罗斯童话》（１９１２－１９１７）和《俄罗斯浪游散记》（１９１２－１９１７），出版了自传体三部曲中的前两部《童年》（１９１３）、《人间》（１９１５）。第三部《我的大学》完成于１９２２年。在这些作品中，高尔基根据早年生活的经历，真实描写了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至９０年代俄国社会的面貌，展示了充满残酷、野蛮、愚昧、污秽的令人窒息的生活，表现了一代新人反抗黑暗、奴役，追求自由、光明的崇高理想，这对于帮助人们了解沙皇专制制度的腐败、丑恶，提高革命觉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间，高尔基未能跟上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又一次犯了政治思想方面的严重错误。他在这个时期发表了总题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一系列文章，反对工人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指责无产阶级专政残酷无情。高尔基的错误再次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和热情帮助。１９２４年列宁逝世后，高尔基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了回忆录《列宁》，诚恳检查自己的错误，缅怀列宁对他的深切教诲，并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再现了列宁“象真理一样朴素”的伟大人格，歌颂列宁坚定的革命精神和光辉的思想。
在苏维埃时代，高尔基受党和政府的委托，担任文化出版部门的领导工作。他创办大型报刊杂志，主持出版一系列丛书，组织和领导文学社团活动，团结国内外进步文艺队伍，培养和扶持青年作家，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高尔基晚年仍然勤奋地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他写了大量的小说、戏剧、散文、特写、回忆录以及政治论文和文学论文。
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１９２５）是一部俄国资本主义的兴亡史，他通过阿尔达莫诺夫一家三代的盛衰变化，概括了俄国资产阶级从农奴制改革到十月革命这５０年间的历史命运。阿尔达莫诺夫家族的第一代老伊里亚出身农奴，一利用农奴制改革时得到的一笔酬金，买土地，开工厂，发财致富，成为纺织界的暴发户。老伊里亚精力充沛，野心勃勃，残暴贪婪，他挤垮了封建贵族，残酷压榨工人，充分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特定。老伊里亚死后，长子彼得继承父业，但他思想保守，贪图安逸，缺乏父亲的气魄和能力。对他来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是个沉着负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精神苦闷，道德堕落，沉溺于放荡生活之中，无所作为。老伊里亚的次子尼基达身患残疾，心理变态，他对彼得的妻子怀有异样的感情，失恋后自杀未遂，从此失去生活的勇气，逃进了修道院。到了阿尔达莫诺夫家族的第三代更是每况愈下。彼得的次子雅可夫贪吃懒睡，满身肥肉，百无聊赖，一事无成。他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仓皇出逃，半路上被人象废物一样从前进的火车中扔了出去，成了一堆历史垃圾。
阿尔达莫诺夫家族一代不如一代的演变过程，标志着俄国资产阶级精神品质的日益蜕化，标志着俄国资本主义经历了短暂的兴盛时期后，迅速走向衰落，终于彻底灭亡。
在小说中，老伊里亚的养子阿历克赛以其儿子米隆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表，他们热衷于政治，勾结沙皇反动势力，妄图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以维持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然而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面前，他们的垂死挣扎纯属徒劳。只有彼得的长子伊里亚背叛家庭，投身革命，才获得光明前途。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１９２５－１９３６）是高尔基化了十多年心血创作的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巨著。作家以雄健的笔力描绘了十月革命以前４０年间俄国社会生活的一幅全景图，包罗了形形色色的重大历史事件，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反动思潮的尖锐斗争。小说的主人公萨姆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在政治上是个怀疑主义者，标榜超党派立场。他对革命运动起初持旁观态度，继而为革命潮流所裹挟，最后脱掉伪装，暴露出反对革命的真面目。萨姆金的核心思想是极端个人主义，这是他投机革命、害怕革命、仇恨革命的思想根源。萨姆金在１９１７年革命高潮中被示威游行的群众活活踩死，象一袋骨头那样被抛弃在路旁，这宣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彻底破产。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库图佐夫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真诚坦率，大公无私，具有勇敢的献身精神。库图佐夫与萨姆金这两个根本对立的艺术形象，体现了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１９３４年，高尔基主持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作了题为《苏联的文学》的报告，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８日，高尔基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