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雪芹的“雪芹”出处
众所周知，我国最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其实，曹雪芹的本名为“霑”，而“雪芹”是他的别号。
因为“雪芹”这个别号很雅致，很独特，故而近代以来有许多红学研究者都在寻找“雪芹”的出处，但多种说法，莫衷一是。
实际上，曹雪芹中年以后，又起了另一个别号，叫“芹溪居士”。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别号联系起来分析，那么，“雪芹”的出处应来自范成大的诗句。
范成大，南宋著名诗人，曾官至四川制置使、参知政事。晚年退居故乡苏州的石湖之畔，故自号“石湖居士”。在他的《石湖居士诗集》中，有他晚年描述江南农村田园生活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其中《春日田园杂兴十二绝》第一首为：
紫青莼菜卷荷香，
玉雪芹芽拔薤长，
自撷溪毛充晚供，
短蓬风雨宿横塘。
第二行第二、三字连读即为“雪芹”出处；第二行第三字与第三行第三字连读即为“芹溪”出处。这一点，恐怕是不容置疑的。假如不是这样，而是一个人的两个别号在一首诗中的巧合，其巧合的概率实在是微乎其微。
曹雪芹生于江宁（今南京），当时他的长辈曹頫任江宁织造。雍正六年正月，因曹頫上年获罪等事件而被雍正皇帝下令抄家，经历如此巨大的家庭变故的曹雪芹此时才十岁出头。不久，曹雪芹便随着祖母等大人离开江宁，北上京城。后来住在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的一处宅院里。曹雪芹成年时，即雍正后期或乾隆初年，他从范成大《春日》第一首诗中取出“雪芹”二字作为自己的别号。大约在乾隆十六七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在那片农村的田园里，他又给自己新取了一个别号“芹溪居士”，出处仍为自号“石湖居士”的范成大《春日》第一首诗。“居士”本是带发居家的信佛之人，而曹雪芹的“居士”套自“石湖居士”，并不表明他是佛教徒。几年以后的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年仅四十几岁的文学大师曹雪芹便在悲伤和病痛之中与世长辞了。
由此看来，曹雪芹在一生中的前后期自己分别选择了两个别号，相距二十年左右，却仍是出自范成大的一首诗。可见，曹雪芹对范成大这首诗或者说对这组诗的关注和喜爱，在《红楼梦》第十七至十八回中就有“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尽其妙”之句，也说明了这一点。
顺便提一下，古代文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号，那么，曹雪芹的“字”又是什么呢？这也有些不同的看法。
从曹雪芹好友的诗文中，我们知道，曹雪芹还有“梦阮”和“芹圃”两个称呼。
曹雪芹的好友之一张宜泉曾在《题芹溪居士》一诗的诗前小序中写道，曹雪芹“字梦阮”。按说此说法为好友所记述，应不成什么问题。但是，现代的学者如周汝昌先生等，都认为这是张宜泉的误记。他们觉得，“字”以表德，应与“名”有意义上的关联，而且为长辈所拟定，所以，“芹圃”当为曹雪芹的“字”，而“梦阮”仍是曹雪芹自取的又一个别号。
二、曹雪芹的生卒年
曹雪芹虽然参与写作了流芳百世的《红楼梦》，但有关他生平的史料发现的却不多。因此，曹雪芹生于何年？卒于何年？竟一直是红学辩论的热门话题之一。
关于曹雪芹的卒年主要有壬午、癸未、甲申三说。其中癸未说、甲申说这两种说法只是推论，没有史料证明。而壬午说则有一条史料：
曹雪芹的长辈畸笏曾在《红楼梦》书稿上写道：“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
再说曹雪芹的生年。很遗憾，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关曹雪芹生年的材料。不过，有两条关于享年的史料可以用来推论生年。一是曹雪芹生前好友敦诚所写的《挽曹雪芹》诗，第一句即为“四十年华付杳冥”。（见《四松堂集》抄本）。一是曹雪芹另一生前好友张宜泉所写的《伤芹溪居士》诗，诗前小序中说：“……年未五旬而卒。”（见《春柳堂诗稿》）
根据上述两条史料，可知曹雪芹去世时为四十几岁。如果仅就前一条史料来分析，可以认为曹雪芹是四十岁前后去世的，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是整四十岁。因为那是在写诗句，不便写成“三十九岁付杳冥”或“四十一岁付杳冥”。然而，结合后一条史料，则毫无疑问地证明曹雪芹去世时不是近四十岁，也不是四十岁整，而只能是四十几岁。
从“年未五旬”的说法来看，靠近四十六七岁的可能性大一些。这样，“四十年华付杳冥”可理解为好友感叹曹雪芹英年早逝而往小里说，或者说是举成数而言。
因此，我认为，曹雪芹去世的年龄在四十四岁到四十八岁之间。
以实岁四十六（上下可各浮动两年）去世于壬午年，上推曹雪芹的生年为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即1716年。（注意，壬午年相对于1762年，但壬午除夕已跨入1763年，故而上述说法按公历计算，实岁为四十七岁。）总之，我承认，在有关曹雪芹生年的材料没有被发现之前，对他生年的各种说法都只能是推论。
值得提到的是，在《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一辑中，刊登了张锦池先生的文章《曹雪芹生年考论》，其中写道：“……其实，可供考查曹雪芹生年的直接材料还是有的；只是一研讨曹雪芹的生年问题，便先推断其卒年，再推度其享年，然后推算之，已成为专家们的思维定势，致失之交臂而已。”
读完这一段文字，我心喜若狂地寻找张先生的所谓“曹雪芹生年的直接材料”，看后大为失望。原来，张先生将畸笏乾隆二十七年壬午所写的三条批语误当成脂砚斋乾隆十二年丁卯所写的三条批语了。不仅批语的批者搞错了，批语的时间搞错了，而且这三条批语中的“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树倒猢狲散之语，余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怎么可能成为“曹雪芹生年的直接材料”呢？！实际上，畸笏这三条批语中所说的三十多年前的人、事、语就是指三十多年前曹家被抄家之前的人、事、语（批语中的“三十年”为成数），从壬午屈指上数三十五年恰好是被抄家的雍正六年。所以，这三条批语不仅谈不上是“曹雪芹生年的直接材料”，实质上它根本与曹雪芹的生年没有任何关系。
三、以讹传讹的“曹雪芹佚诗”
1994年第4期《西北大学学报》上，登载了西北大学图书馆袁卿武先生的文章《新发现的曹雪芹诗词抄本》，文中自称他从陈坦园的《榕荫堂丛书》中发现了一些曹雪芹佚诗，其中有两首还署名为“曹雪芹”。随后，陕西的一些报刊对这一“发现”相继报道，热闹一时。
然而，当人们一读到这些“曹雪芹佚诗”，才发现原来这些诗都是“名花有主”，根本不是曹雪芹的作品。这也难怪袁先生，我国古代诗词浩如烟海，对某一个人来说是难以尽读的。
那儿，署名“曹雪芹”的两首诗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读一读署名“曹雪芹”的《赠红楼女校书》两首诗，了解红学史的人立刻就会说，这是明义（字我斋）《题红楼梦》20首诗中的两首。
胡文彬先生在《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二辑上发表了《“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考辨》，文中指出，陈坦园抄录的这两首诗不是直接抄自明义的《绿烟琐窗集》诗集，而是抄自“二手货”袁枚的《随园诗话》，其原文如下：
“……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略两首诗）”
实际上，胡先生所说也不准确，陈坦园抄录的这两首诗的确是来自袁枚的《随园诗话》，但并不是胡先生所引述的那一类版本。
那么，《随园诗话》的另一类版本是什么样子呢？请看它的原文：
“……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当时红楼中有女校书某尤艳，雪芹赠云：（略两首诗）”
原来，陈坦园所抄的这两首诗，不是来自前一类版本，而是来自后一类版本。后一类版本是对前一类版本的修改，修改者将“我斋”妄改为“雪芹”。所以，陈坦园将这两首诗署名为“曹雪芹”也是事出有因。
这一错误，首先是因为修改者对人名的妄改；随后，陈坦园误信；再后，袁先生误信。
今存的《随园诗话》乾隆五十七年刊本就是前一类版本之一。
今存的《随园诗话》道光四年刊本就是后一类版本之一。
道光四年并不一定是后一类版本首次刊印的年份。那么，从乾隆五十七年到道光四年之间的哪一年是后一类版本的首次刊印的年份呢？或者说，上述文字修改于哪一年呢？修改者又是谁呢？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卒于嘉庆二年，如果后一类版本首次刊印于袁枚生前，修改者应为袁枚本人，而如果后一类版本首次刊印于袁枚卒后，修改者则应为袁枚的后代或出版商。
不过，从乾隆五十七年到道光四年之间刊印的《随园诗话》实在已经不好找寻了，这样，我翻阅了当时的文人写作的一些书稿，果然有所收获。
周春写作的《阅红楼梦随笔》，引述的《随园诗话》就是后一类版本。他写于乾隆五十九年的《红楼梦记》就提到《随园诗话》，他从乾隆六十年初开始写的《红楼梦约评》，其中就有：“故曹雪芹赠红楼女校书诗有‘威仪棣棣若山河’之句。”“袁简斋云：‘大观园即余之随园。’此老善于欺人，愚未深信。”
可知，周春得到的《随园诗话》最晚也是乾隆五十九年刊本，它已经是后一类版本了。那么，乾隆五十八年有没有刊印《随园诗话》？如果刊印了它又是哪一类版本？这些均无证据，不敢妄言。
既然乾隆五十九年《随园诗话》已是修改过的版本，那么修改者只能是袁枚本人了。
袁枚为什么要作这种修改呢？从修改的迹象看，袁枚是想把“明我斋”、“我斋”两处名称改掉，前者换了另一个句子，没有了“明我斋”，后者竟直接将“我斋”妄改为“雪芹”。难道是袁枚在当时一度听信了来自朝廷方面有不利于《红楼梦》的传闻，为保护自己的朋友明义而匆忙作此修改的吗？
当然，袁枚的修改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何种目的，他将“我斋题云”改为“雪芹赠云”都是十分明显的错误，并由此以讹传讹，进而造成了更多的混乱。现在应该是正本清源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