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对曹頫“实际也只是吹毛求疵”吗？




　　周汝昌在《曹雪芹小传》（华艺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家遭巨变”一章里，有则注释，其中写道：

　　根据一些档案知道，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令抄家时，对曹頫已有私自馈人物品、贱售人参、所织御用衣料落色……等指责。这不但都是琐事细节，实际也只是吹毛求疵，寻找“欲加之罪”的借口而已。（第42页）

　　在这段文字里，前一句话，是对的，符合实情；后一句话，是错的，属于周汝昌的随意曲解和主观臆测。
　　“私自馈人物品、贱售人参、所织御用衣料落色……等”，怎么能说是“琐事细节”呢？
　　首先来说“所织御用衣料落色”一事。
　　你江宁织造是卖什么吃的？江宁织造一职，主要是负责宫内及官用绸缎等纺织品的。（除此之外，还负责对江南官场、士风的“打听”和监督，传递当地农业、雨水、收成等情报，并代皇上“惠一方人”以稳定地方统治，所以说“所关非细”。）可你“所织御用衣料落色”，这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不是严重的失职又是什么？
　　起初，雍正只是说，“朕穿的石青褂落色，此缎系何处织造？是何员、太监挑选？库内许多缎匹，如何挑选落色缎匹做褂？现在库内所有缎匹，若皆落色，即是织造官员织得不好，倘库内缎匹有不落色者，便是挑选缎匹人等，有人挑选落色缎匹，陷害织造官员，亦未可定。将此交与内务府总管等严查。”（见雍正五年闰三月二十九奏事员外郎张文彬等传出的谕旨）
　　从此谕旨来看，雍正并不是故意想找曹頫的茬儿，甚至还担心有人会“陷害织造官员”！然而，内务府经过“严查”，发现“做皇上服用褂面，俱用江宁织造送之石青缎匹”，而且，库存的所有这些缎匹，“逐一查看，俱皆落色”。这就是说，这次事故与挑选缎匹的人无关，主要是“织造官员织得不好”。
　　由此说明，曹頫有些玩忽职守了。能够做好而不去做好，力所能及而又不及，消极怠工，胡乱应付，这绝对不是一个奴才所取的态度。正如内务府在奏折里说的那样：曹頫“系专司织造人员，织造上用石青缎疋，理宜敬谨将毕纰染造纯洁，不致落色；乃并不敬谨，以致缎正落色不合”。
　　再看看“贱卖人参”一事。
　　雍正二年的闰四月二十六日，内务府向雍正汇报了江南三织造售卖人参的情况，并详细开列了各种人参的数量及售价。
　　雍正阅罢了内务府的奏折，当即便提出质疑：“人参在南省售卖，价钱为何如此贱？早年售价如何？著问内务府总管。”(参见内务府《奏请将少卖人参银两由孙文成曹頫均赔并严催李煦亏空之银折》)
　　从此御旨可以看出，雍正怀疑曹頫等人在售卖人参时，压低售价，从中分肥，可又一时说不准，便责令内务府调查核实。然而，经内务府核查，曹頫等果然有“隐价”行为，于是将“少卖之三万六千八十二两六钱三分银内，由孙文成、曹頫、李煦均分……”以至于雍正说道：“尔等知无耻耶!”
　　由此可知，曹頫“贱卖人参”一事成立，而且，这也不是什么“琐事细节”，它反映了奴才对主子“忠不忠”的问题。
　　仅由以上两点便可洞晓，雍正对曹頫实际上并不是在吹毛求疵，更没有寻找“欲加之罪”的借口。退一步讲，身为万乘之尊的雍正，位高权重，和尚打伞，想整谁就可整谁，完全不需要挖空心思去罗织谁的罪名，尤其是像曹頫这样的低品家奴。
　　由此可知，周汝昌的上述说法，属于随意曲解和主管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