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讲的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是我对中国现代进程的一种不同于主流观念的思考。我想先从上个世纪80年代武汉的三所大学说起，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在当时全国都是非常有份量的，首先要从三位校长说起。
　　
　　 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先生是当时最年长、资历最深、最以严谨著称的大学校长，武大的刘道玉先生则是当时中国最年轻，也是改革最激进的大学校长，再一位就是咱们华中师大从学术生涯中走出来校长的章开沅先生。
　　 三位都是全国最有个性的大学校长，但他们的风格俨然不同。章开沅先生是个儒雅的学者，他在教育界是以一个学者的姿态，一个学者的眼光治校。十年前我请章先生讲座，他告诉我，当校长时教育部召开的会他基本上都不去，几乎不跟上级官员打交道，只是做自己的学问。“上面要我干什么，我觉得可以就做；我觉得不可以做，就让副校长去应对”。朱九思是从延安出来的一位老革命家，他做校长，把华中工学院治理得非常严谨，井井有条，整个学校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华工培养了一代一代标准化的大学生，所谓“学在华工”的说法，就是在朱九思时代留下来的。
　　 当时的武汉大学在全国以最自由，最开放，最激进的形象，被看成改革开放的先驱。在刘道玉时代，武汉大学做的很多教育改革尝试，直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大学也没有超越。比如推广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专业，可以转系，所有课程可以选修，甚至可以不听课自己研究，校园文化非常活跃。现在的武大已经没有当年的气派，但据说仍然保留着一些痕迹，象女生宿舍没有别的学校那样森严壁垒。当时我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兰州大学，都能感受到这年轻的校长，自由、开放、浪漫的校园生活的魅力，当时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女大学生宿舍》，就是在武大校园拍出来的。
　　 1988年，刘道玉先生退出武大校长这个职位，而且是在他个人名望的高峰上退出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官僚体制中，居然没有给他安排任何新的职位。当时《中国青年报》发的消息明显带着情绪：武汉大学校长易人，据说是正常换届，新校长比老校长年龄还大。这位最著名的大学改革者还这么年轻就换下来了，再过一年，中国的很多事情急转直下，刘道玉在中国大学的使命彻底结束了，很长时间默默无闻。他办了一些民间学校，有中学，有小学，中间经过很多挫败。去年，刘道玉先生又重新走上媒体，出了一本书叫做《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在北京一个新书发布会上，很多武大校友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激情澎湃，非常骄傲他们有这样一位校长，给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我在场听了也很激动，不过那个场合不敢说话，因为全是武大校友，地位都很高。但事后，我总觉得有什么要说，便写出来交给道玉先生，发在他的网上。尽管我对武大，对刘道玉先生抱着很高的敬仰，但我以我的方式看到有一个普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
　　 当时，很多武大校友认同一种说法，我们武大是80年代中国的小深圳。小深圳，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意思再清楚明白不过了。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火车头，武大是小深圳，是教育领域改革开放的先驱，所以武汉大学很骄傲。
　　 但是，我要强调，这个说法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如果把它放到整个世界，放到整个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就让人莫名其妙了。为什么呢？西方现代文明尤其不同于自然主义的农耕文明，它是理性建构的文明，因此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首先需要的是一群特殊的文化精英，其核心是大学为代表的智慧。大学是一个现代国家最高的文化机构，最高的象牙塔，它是凝聚最高智慧的特区，它在精神上引领整个民族往前走。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超越大学。
　　 可是，在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带领整个社会往前走的居然不是大学，而是南方突然崛起的一个小渔村。凭什么深圳竟能带领整个中国往前走呢？因为它的背后是香港，而香港背后是英国，是西方。说到底，原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自己的智慧引领着向前走，而是靠别人的智慧。我有一篇文章叫“百年中国脑震荡”，我要说的是，百年中国的大多数时候，人们的大脑是麻木的，是不清醒的，靠洋人拽着我们往前走。这不，洋人拽着香港走，香港拽着深圳走，深圳拽着武汉走，武汉拽着黄石走……。这种改革开放的模式，典型的中国特色，只有现在中国人才能理解。
　　 武汉大学是中国的小深圳。武大的人还很骄傲，可没有人想到，这是中国特有的怪胎。
　　 与之相应的是刘道玉先生本人的命运。我们且不考虑刘先生的个人性格，他的人生轨迹是耐人寻味的，他60年代就是中国的风云人物，著名的反修战士，从苏联被驱逐回国，周总理亲自去迎接。70年代末恢复高考时他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后来回到武汉大学任校长。在那个新老交替的时期，这么一个耀眼的改革明星，这么一个年轻的知识型干部，既没有出任武汉市长，团中央书记，也没出任教育部长，只是在大学校长位置上一直干下来，八年没有变化。
　　 如果这是在欧美国家，那么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为什么呢？一个大学校长，尤其是名牌大学校长，当然是全社会最高的权威，他是不屑于其它任何官位的。比如说牛津、剑桥大学校长的资历，他们是社会最高的精英，最高的精神领袖，是部长、市长们没法比的。即使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省长见名校校长还要拜见呢！但在今天中国，这个关系是彻底颠倒的，武大校长如果要升上去，必须通过武汉市长，团中央书记，教育部长，才能一级级往上升。
　　 可是，我们要问：这种官本位的体制下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候，尤其是这20多年来，并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什么呢？我要讲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