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还流传着一些关于梅的典故。《世说新语》写道：“魏武帝行失道，三军皆渴帝令曰前有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水出。”“望梅止渴”的成语便由此而来。唐代诗人李白写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青梅竹马”便由此而得名。北宋诗人林瀑隐居杭州西湖，放鹤艺梅，“妻梅鹤子”的典故，至今仍传为佳话。
古人赏花的文化习俗，当让宋·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明·王圻《三才图会》也认为：“梅有四贵，贵稀不贵繁，贵老不贵嫩，贵瘦不贵肥，贵含不贵开。”宋·张功甫《梅品》系统阐述了赏梅的美学观点和文化内涵。“花宜称”凡二十六条：“淡阴、晓日、薄寒、细雨、轻烟、佳月、夕阳、微雪、晚霞、珍禽、孤鹤、清溪、小桥、竹边、松下、明窗、疏篱、苍崖、绿台、铜瓶、纸帐、林间吹笛、膝上横琴、石枰下棋、扫雪煎茶、美人淡妆簪戴。”
寒凝大地，傲梅飘香，又到国人赏梅时。赏梅时节咏梅花，乃中国历代文人之雅事。窃以为，宋人的咏梅作品蕴含着一种特殊的梅花情结。
享有“花之魁”称誉的梅花，并非因俏艳走红，而是以其独特的韵致和格调居高。咏梅之要，贵在咏其“格”而歌其“韵”。宋人懂得在这个关键点上下功夫，因有光前裕后之建树。
众所周知的有那位卜居西湖的林和靖处士，他的一联“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有如石破天惊，为两宋以来的诗坛所倾倒，成了遗响千古的梅花绝唱，以致于“疏影”、“暗香”二词还成了后人填写梅词的调名。南宋诗人王十朋甚至断言：“暗香和月入佳句，压尽千古无侍才。”何以反响如此之大呢？盖因以“疏影”、“暗香”写梅，形神兼备，曲尽梅之风姿；又以水、月陪衬，更能凸现梅花耐孤寂寒冷，不趋时附势的高贵品格。
以梅喻己，是宋人梅花诗词在思想内容上的一个重要特点。苏东坡批评诗友王曼卿不懂得“梅格”，他以神来之笔写出了红梅的“风流标格”：“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余孤瘦雪霜枝。”（《定风波·红梅》）是说即使红梅偶露红妆，光采照人，但仍保留着斗雪凌霜的孤傲瘦劲的本性。这实际上是词人自我品格的生动写照。南宋陆游、陈亮、辛弃疾等人，他们都是力主抗金的爱国志士，有共同的政治抱负，也都爱以梅花的标格比拟自己。
陆游的“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卜算子·咏梅》）是在以梅花的劲节自比。陈亮《浪淘沙·梅》一词中有“墙外红尘飞不到，彻骨清寒”之句，乃以梅花的清高自比。辛弃疾喟叹“更无花态度，全是雪精神。”（《临江仙·探梅》）则以梅花冰肌玉骨的仪态自诩。
文载道，诗言志，原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不少宋代文人却因此而惨遭不幸。轰动一时的“落梅诗案”就是令人深感酸楚的一例。南宋刘克庄所写的《落梅》诗，因其中有“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之句，被言官李知孝等人指控为“讪谤当国”，一再被黜，坐废十年。诗人对此深感不平，他后来写了“梦得因桃数左迁，长源为柳忤当权，幸然不识桃与柳，却被梅花误十年”等诗词，强烈地发泄了他那难以抑制的愤懑。这位正直孤高的诗人并没有因此而屈服，反而从此更饱含深情地咏梅，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所写咏梅诗词达130余首，痛快淋漓地展露了他的铮铮铁骨和高洁品格。
宋人的恋梅之风，蔚成时代大潮，并为后世留下了不少植梅、赏梅、画梅、写梅的趣闻佳话。“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陆游的这句名诗，可视为宋人爱梅心态的生动写照。在这股强大的热潮推动下，宋代的诗人词客大多有多首梅花诗词存世。如陈亮有梅词9首，苏轼有梅诗50余首，更有那位堪称“咏梅专业户”的张道洽，一生写梅诗300多首，且“篇有意，句有韵”（元代诗人方回赞语），被传为咏梅史上的佳话。据载，南宋初有个叫黄大舆的，搜集诸咏家梅词400多阙，辑为《梅苑》词集，可见当时风气之盛。而建炎以后，词家填写的梅词就更多了。
咏家蜂起，名流加盟，诗词并茂，量多质好，可视为两宋咏梅热中的亮点。从深层看，一种时代风尚的形成，总是有其社会根源的。唐人尚牡丹，宋人偏梅花，看似时尚的差异，实则折射着唐的辉煌与宋的贫弱。盛唐时期的中国，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富而民安，故象征着华美富贵的牡丹便走进了人们的审美视野，从而催生出“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诗句）的时尚盛况来。与唐相比，宋是一个积弱积贫的王朝，开国伊始就处在外强的凌辱之下，南京以后，更是江河日下，风雨飘摇。于是，长期生活在内忧外患中的敏感的文化人，便对坚贞不屈、孤傲自洁的梅花产生了日趋浓烈的钦佩感，把她视为抒怀咏志的最佳对象。如果说生活在南宋中前期的陆游、陈亮、辛弃疾等人，他们以梅花的标格比拟自己，意在表现抗金图存的爱国之志的话；那么到了南宋末年宋亡已成定局的情势下，大多正直文人的咏梅之作，则是在表达他们学梅花洁身自好，宁当亡宋遗民也不愿委身事元的悲苦无奈的心态。正因为有这样多难多变的社会背景，宋代文人才生发出化不开的梅花情结来。
梅的特性
梅花，又名春梅、红梅。蔷薇科李属，落叶乔木，少有灌木。高可达5一6米。树冠开展，树皮淡灰色或淡绿色。小枝细长，枝端尖，绿色，无毛。叶宽卵形或卵形，边缘有细锯齿，先端渐尖或尾尖，基部阔楔形，幼时或在沿叶脉处有短柔毛，叶柄短，具腺。花梗短，1一2朵右生于1、2年生枝梢，萼筒钟状，有红，暗红及绿色等。花有单瓣或重瓣，白色、红色或淡红色，有芳香，多在早春1一2月先开花，后发叶。核果近圆球形，黄色或带绿色，5－6月成熟。
梅花原产于我国，主要以长江流域及西南地区栽培为盛。喜温暖而稍湿润的气候，宜在阳光充足、通风凉爽处生长，其性畏涝，能耐旱。
梅的种系
梅按种型分为三个种系，分别为真梅种系、杏梅种系、李梅种系。其下，主要又按枝姿分为五个大类。第一类叫直枝梅类。枝直上或斜生。这是梅家族中历史最悠久，成员最繁茂的一类，下分品字梅、宫粉等9种。第二类名为垂枝梅类。枝自然下垂或斜垂，有粉花垂枝等5型。第三类名为龙游梅类。枝天然扭曲如龙游，仅1类（龙游梅类）1型（玉蝶龙游型）。第四类名为杏梅。乃梅与杏（山杏）之种间杂交，宋代的范成大在《梅谱》中首次对它进行了记载，花、叶、枝居于梅杏之间，‘杏梅类’不香或微香（非梅香），花托肿大。下有单瓣杏梅型及春后型。第五类是樱李梅类，乃紫叶李与宫粉梅之人工杂交种，紫叶红花，重瓣大朵，抗寒。
梅的起源与发展
根据文字记载,梅至少有3000多年的应用历史。根据考古发现,梅树在中国的栽培或应用历史已在7000年以上。“民以食为天”，梅树在最初的引种栽培过程中，是以食用梅果为目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经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培育，才逐步发展到观赏和食用观赏兼用的引种栽培。
根据陈俊愉、包满珠的研究，我国梅树的栽培历史可粗分为两大阶段，约在西汉时期前以果梅引种栽培为主；之后，为花梅栽培阶，并将此时期细分为初盛、漸盛、兴盛、昌盛及发展等五个时期。
据《书經.说命》载：“若作和羹，尔唯盐梅”。商代的盐和梅相当于今日烹调所用的酱油和醋。由此可见梅在当时人们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关于梅的记载越来越多。如《周礼天官》云：“馈食之笾，其实干撩。”据查核撩就是食用梅子的古称。又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我国最早的著名民歌集《诗经.召南》中，有一首《摽有梅》的诗篇，“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工，迨去吉兮！……”，即“打摘树上的梅果，抛向意中人，果还剩下七成了，我的意中人别错过良机呀……”这是一首寓意至深的求爱之歌。从《摽有梅》这首诗歌可以推测，当时的陕西召兰（雍梁西洲）地区，梅树已相当普遍。有可能在此时期，已进入了引种野梅的阶段。此间的梅树引种栽培，可认为是以食果、药用为目的，而非以赏花为主。
初始时期在远古时代，人们种植梅树的目的是作为食品或供祭祀之用。在长期的驯化栽培过程中，梅中出现了复瓣、重瓣、台閣，奇异的花瓣或萼片，新奇的枝姿和色泽艳丽的花朵等等，于是有心人便另行繁殖栽培,从而培育出许多观赏价值高的梅新品种，所以，“花梅”源自”果梅”。据推测此时期约在西汉初叶。有关梅花品种的文字记载,是同时期的《西京杂记》。如:”汉初修上林苑,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有‘朱梅’‘胭脂梅’。继后，杨雄所著《蜀都赋》中有“被以樱、梅，树以木兰”的记述，可见在2000多年前，梅已作为成都地区城镇或庭园的绿化树种了。在晋代，梅花栽培较为普遍，亦有咏赞梅花的诗赋出现。如曾做过承相的陆凯，在早春梅花初开之时，自湖北荆州，摘下梅花，托邮驿赠送远在长安的范哗，并附短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可以说自陆凯始，梅花与梅果一样，可作为馈赠佳品，它与人们的生活有密切联系。到南北朝时，梅花的应用愈多，有关梅花诗文、韵事也盛。正如杨万里在和梅诗序中所云：“梅于是时始以花闻天下”。
渐盛时期时至隋（581～618）、唐（618～907）、五代（907～960），梅花栽培渐盛，品种有所增多。这就引起了文人雅士更多的关注，诗赋大量涌现，对宣扬梅花精神，提高梅花知名度，扩大梅花栽培规模，具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之后，咏梅、赞梅者更多了起来。据《华阳县志》载：五代初王建据蜀称王，曾在成都辟梅苑。孟天祥在成都称王时，别苑中有老梅卧地称之为“梅龙”，足见在唐朝及五代、华东、华中、华南地区，梅花已较广泛栽培。据查，隋、唐、五代时的梅花品种，主要仍属江梅型、宫粉型，四川有朱砂型品种出现。可见，此期梅花品种较之以前亦有所丰富。
兴盛时期时至宋、元两代（960～1368），我国艺梅发展进入兴盛时期。新品种大量涌现，栽培技艺不断提高，梅诗、梅文、梅画、梅书纷纷脱颖而出。宋元之时艺梅之兴盛，还表现在梅花新品种出现，除江梅、宫粉、朱砂外，新增加玉蝶型、洒金型、黄香型以及杏梅型等新品种。至今，云南昆明曹溪寺一株元梅，尽管龙钟老态，仍年年开花结果。
昌盛时期到了明代（1368～1644）、清代（1644～1911），梅花栽培规模有所扩大，栽培技术水平有提高，新品种大量涌现，梅花栽培达到繁荣昌盛时期。梅花的书、文、诗、画、反映出了这一特点。如明代王象晋《群芳谱》记载梅花品种达19个之多，并将其分属白梅、红梅、异品等三大类，并对各品种附有简单记载，且介绍了繁殖栽培技艺。约在同时期，周文华著《汝南圃史》、徐光启著《农政全书》、均记载了若干梅花品种。清代梅花栽培事业更为昌盛，品种进一步增多，写梅者益多，形式亦有创新。《花镜》记载了21个梅花品种，其中“台阁”梅，“照水”梅乃前所未有者。“扬州八怪”中，以咏梅、画梅著称者，不乏其人。而金农、李云膺等，则更特以善于画梅而名扬四海。明清两代留存至今之古梅甚多，是当时栽培梅花的历史见证。当时的苏州、南京、杭州、成都等地，植梅成林是较有名的赏梅盛地。明清两代梅花栽培和文人写梅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为艺梅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启后作用。
发展时期辛亥革命以后，梅花栽培进入了现代发展时期。梅花品种有各地分散种植到集中入圃。梅花栽培、研究事业颇为兴盛，品种间杂交和远缘杂交均见成效，梅花著作屡屡问世，梅花学术研讨会不时举行，写梅者层出不穷，比比皆是。随着现代植物学在我国的发展，我国园艺科学工作者对梅花品种进行了系统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梅花栽培及研究有了飞速发展。南京、无锡、武汉、杭州、成都、重庆等的是梅园都收集了大量品种，传统梅园规模迅速扩大，一批新的梅园正在筹建或已建成。近二十年来，育种技术的不断提高，远缘杂交结硕果，抗性育种亦有成效，使梅花品种不断丰富。近些年来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全国各地先后从日本、美国等地引进红千鸟、美人梅等品种一百多个，杂交育成的新品种亦有数十个，其中不乏优良品种。且梅花试管离体快速繁殖技术也初步建立，为梅花更大规模的栽培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梅的产地
中国是梅的原产地，这是举世公认的，已被充分的事实所证实。而在日本等国是否有梅之原产，在学术界向来争议较多，形成了观点截然不同的两个派别。中国园艺学者普遍认为梅为中国原产，日本等学者上原敬二基本持此观点。但以宫泽文吾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则认为日本有梅之原产。他们列举了日本所谓“野梅”的形态特征以区别现有梅树品种。由此看来，日本等国有无梅的真正原产，尚需进一步考证。包满珠认为，有关梅之原产地问题，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会得到圆满解答。如果是独立起源且有自然分布，在有一海之隔的中国和日本异花授粉的可能性极小，其种群应该有特异的DNA构成。反之，如果DNA构成无明显差异，那么，日本之梅很可能是中国流传出去之后逸于山野而形成的。
梅的自然分布
我国有关梅的文献历史悠久。但对生产梅的记载要比栽培品种记述晚得多。公元6世纪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记载：“梅实生汉中川谷”。《花镜》中有野梅产地之记载，称梅本出于罗漂、含稽、四明等处。《台湾岛植物名录》中论述在台湾二柜、合欢山川及新竹等地采得野梅标本，上原敬二在《树木大图说》中记载台湾大甲溪上游、大安溪上游雪花坑等地有野生梅树。
19世纪初，英国人Clack在中国广东省一带采到梅树标本，20世纪初，英国人E.H.Wilson在湖北西部采到野梅标本。20世纪30年代至6年代，中国植物学工作者先后在贵州、福建、江苏、浙江、湖北、广东等省才得野梅标本。在云南、四川省很多地方也采集到大量野梅标本。
近年来，我国园艺工作者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发现在云南洱源、嵩明、德钦、泸水、剑川、祥云、云龙、宁蒗、宾川等县市也有野梅集中分布。此外，在湖北罗田、咸宁，江西景德镇，安徽黄山，云南建南平、广西兴安小区和那坡山区、陕西域固、甘肃文县及康县等地也发现梅的自然分布。
由此可见，梅在我国自然分布范围很广，北界是秦岭南坡、西起西藏通麦、南至云南、广东，共有16个省、或地区有梅的自然分布。在此范围内，川、滇、藏交界的横断山区是梅的自然分布中心与变异中心，该区域内有较多的大片野梅林，且变异类型较多。
梅的栽培分布
梅的栽培分布区域远较自然分布区域大，除自然分布梅的栽培之外，在北京、山东、河南以及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梅有梅的栽培。此外，我国海南省也有梅的栽培。北方栽培地区绝大多数是以栽培观赏的梅花为主。但中国赏梅最为集中的地带为长江流域。在此区域内，建成的梅花精园甚多，且有一此梅园建园历史较长，在国内外已形成一定影响，如武汉东湖梅园、无锡梅园、南京梅花山、成都杜甫草堂等。近年来，随着梅文化的不断传播和普及，北方赏梅景点逐渐增多，有许多梅园已建成或正在筹建中。据杨乃琴对我国梅园统计，全国有大小梅园（含筹建中）近30个。其中，江苏省兴建梅园之多居全国之冠，其次为浙江、四川等地。
“山有木多梅”，是《山海经》中的记载；《诗经》则有“山有佳卉，候栗候梅”之句。可见，梅花已有数千年的栽培史了，属蔷薇科落叶乔木，冬末早春先叶而花，其色以白和淡红为主，亦有紫红、淡墨诸色。梅树寿命极长，天台山国清寺内犹有隋梅存世。老枝横陈，清癯怪奇，虽严寒飞雪之日，也能绽出绚丽的花朵，让一片银白肃穆的大地，充满勃勃生机，“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正表明了诗人这种带有感动的欣喜。
“梅史”之中，佳话不绝：曹操以青梅煮酒论英雄，遂成千古壮举；南朝寿阳公主爱梅忘归，致花落额上，成五瓣之形，拂之不去，号梅花妆，人皆竞相描摹而流行一时；唐玄宗宫中的江采苹爱梅成痴，赏梅彻夜流连，人号为“梅妃”；宋初隐士林和靖，不娶妻而伴梅一生，“梅妻”之迹迄今留在西湖孤山；清代龚自珍则为“病梅”而痛哭，购田辟馆以疗梅……
由于梅花实在是太得人们的喜爱与敬重了，“岁寒三友”，“四君子”均列其名，花格甚高。流传下来的咏梅之作可以编一本不薄的专史。但看像苏东坡、秋瑾等诗人，一写就都是“咏梅绝句十首”；那个希望自己能够化身千百亿，以便“一树梅花一放翁”的陆游，更是留下了近两百首的作品。佳作太多，确实让后人难以措手。惊才艳艳的曹雪芹先生，为其笔下人物捉刀咏菊，咏柳絮，咏白秋海棠；或为林黛玉写的桃花行、葬花诗，均臻佳妙之境，多有翻新奇句佳句。惟独代薛宝琴等人作的“红梅花”三首，不过中平套语。至于贾宝玉的《访妙玉乞红梅》，如：“酒未开樽句未裁”，“衣上犹沾佛院苔”，水平更是在一般之下。可见“积重”之下创新之难。
当代诗人兼革命家毛泽东的咏梅之作《卜算子》，在小序里说的是：“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但细品诗意，两词上阕均是写梅花开放之时的寂寞及环境的险恶，下阕均是写梅花不愿争春的胸怀。所不同的是，陆游的这个不得志的宋代士大夫表现的是孤芳自赏，希望能够流芳百世；而作为劳苦大众的号召者、领导者的毛泽东表现的是成功后的喜悦，欢庆拥护者的众多。两者格调有低沉与开朗之别。
在咏梅诗史上，最让人不能忘怀的是《稼轩长短句》内的两句：“全无花气息，都是雪精神”。赞花而言其非花，英雄口吻毕竟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