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红楼梦》重在深入文本
　　　　　　　　　　　　　
　　　　　　　　　　　　　　　张庆善(代序)


　　大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 红学界曾围绕着“什么是红学” 展开了一场讨论, 今天许多读者可能感到很奇怪, 怎么连“什么是红学”这样的问题还需要讨论? 的确需要讨论, 如果你对《红楼梦》研究特别是红学史有一些了解, 你就会知道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当年的论争是由周汝昌先生发表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三期上的一篇文章引起的, 周汝昌先生在这篇题目是《什么是红学》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 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的自身的独特性, 不能用一般的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 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 某个人物性格如何, 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 语言怎样, 形象怎样, 等等, 这都是一般小说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 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 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是属于红学的范围, 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

　　那么在周汝昌先生看来什么才是红学呢? 他认为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节( 探佚) 、研究脂砚斋,“只此四大支, 够得上真正的红学。”( 《石头记探佚》序) 他在《红学辨义》一文中说的更直截了当, 他说:“红学的真正的‘本体’是什么? 是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 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说法讲, 就是‘本事’。”“讨寻本事的学问, 才是红学的本义, 才是红学的‘正宗’。”由此看来, 在周汝昌先生那里, 不仅研究《红楼梦》文本的思想艺术够不上红学, 就是版本研究、脂评研究等也未必够得上红学, 至少算不上红学的“正宗”, 只有讨寻《红楼梦》的“本事”才是红学的“本义”“正宗”。
　　首先对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应必诚教授, 他在《文艺报》1984年第三期上发表了《也谈什么是红学》的文章, 明确指出:“红学有它的特殊性, 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 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之外, 相反, 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 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随后赵齐平先生也在《文艺报》1984年第八期上发表了《我看红学》一文, 进一步对周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指出:“红学, 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 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 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 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不一定’是甲骨学, 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不一定’是敦煌学, 尽管甲骨文、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殷墟甲骨卜辞、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赵齐平还认为《红楼梦》研究不以作品的本身为主, 而是“不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 或者说不断扩大包围圈”, 倒是涉及“红学向何处去”的值得忧虑的问题。
　　这场讨论当时参与的人并不多, 但影响比较大。今天我之所以又提起二十多年前这一段往事, 是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当年讨论提出的问题, 在今天的《红楼梦》研究中仍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场讨论不是简单地解释“红学”这个词的定义,而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看《红楼梦》、如何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红学的本体到底是什么, 这确实关系到红学的方向、红学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
　　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红学竟不包括研究《红楼梦》本身,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毫无疑问, 红学作为一门学问, 不能缺少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不能缺少对脂评的研究等等。自新红学产生以来, 在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及家世、脂评、版本的考证研究, 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没有这些研究成果, 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对《红楼梦》有更深入的认识。然而研究作者、家世、脂评是为了什么, 难道不是为了更好、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这部小说吗? 如果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 我们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干什么? 脂砚斋如果不是评批《红楼梦》, 我们研究脂砚斋干什么? 红学的主体毫无疑问是研究《红楼梦》文本本身。我们研究《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家世, 包括与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的脂砚斋及其评语等, 正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 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这才是《红楼梦》研究的根本目的。
    周汝昌先生认为红学真正的“本体”, 就是为了“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周先生到底认为《红楼梦》是“ 小说”还是“ 写的谁家的事”? 如果认为《红楼梦》是小说, 那么小说是文学创作, 是需要虚构的,“谁家的事”只能是小说的素材或素材之一。如果说《红楼梦》就是“写的谁家的事”, 那么它就不是小说,而是“自传”或是“谁家的事”的实录。其实周先生是始终主张“自传说”的, 所谓“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的说法, 不过是他坚持“自传说”的另一种表述。“自传说”是胡适提出的, 胡适在红学的发展历程中, 有过重要的贡献, 他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 这是不可否认。但他的“自传说”却是错误的。周汝昌先生则是把“ 自传说”发挥到了极致, 形成了他的“ 新自叙说”。不过胡适的“自传说”与周汝昌的“新自叙说”是有所区别的, 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就在于胡适是“小心”地考证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史料, 而周汝昌先生则是“虚构”曹家的史料; 胡适是依据实实在在的曹家史料力图证明他的自传说, 而周汝昌则是借助于索隐猜谜材料来证明他的新自叙说。正如应必诚教授在《周汝昌先生“新自叙说”反思》一文中深刻地指出的:“按‘新自叙说’ 的理解, 就是要探索‘假’所掩盖的‘真事’, 他们所谓的‘真事’, 就是依据虚构的‘北京曹家复兴’和‘月喻太子’去改写曹雪芹家族的历史, 并到《红楼梦》中去一一坐实。”( 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3辑) 又说:“我们读周汝昌先生的著作文章, 碰到用索隐的方法去解释和论证《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 因其牵强附会,常常感到不可思议, 但这正是新红学派发展到‘新自叙说’的特点。红学的索隐猜谜的方法已经成为‘新自叙说’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新自叙说’ 已经离不开红学索隐方法的支撑”。联想到这些年来《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奇谈怪论,从“太极红楼”到刘心武的“秦学”, 无不是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受到他的影响, 这是需要人们认真深思的问题。在周汝昌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 刘心武的“秦学”把一部伟大的《红楼梦》解读成低俗不堪的“ 宫闱秘事”, 这样的“ 讨寻”《红楼梦》“本事”, 简直是对《红楼梦》的玷污, 这样的红学“正宗”, 对广大读者认识《红楼梦》有害无益。
　　红学的历史和学术的实践早已证明, 索隐派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 自传说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 新自叙说同样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我们只有用研究文学的眼光, 深入《红楼梦》文本, 才能对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正确的解读。解读《红楼梦》的主要依据是文本本身, 我们不能脱离文本的内容去解读《红楼梦》。当然, 这不等于说作者研究、家世研究、版本研究、脂批研究不重要。
　　这些年来,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不少研究《红楼梦》的好书, 如“名家解读《红楼梦》”系列丛书, 先后出版了冯其庸、李希凡、周绍良、周策纵、蔡义江、刘世德、林冠夫、胡文彬、吕启祥、邓云乡、白盾、周思源等红学家的论文集。据我所知, 文化艺术出版社还将陆续出版更多的红学家的著作, 这次又推出“名家图说《红楼梦》人物”的一套书。这些红学书籍是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 因为它对人们正确地研究和阅读《红楼梦》是有帮助的。

　　 据二零零七年 第一辑《红楼梦学刊》扫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