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气勃勃的明朝已经离去三百多年，死气沉沉的满清对于今天仍然阴魂不散，我们要反思，我们要总结，我们要振作。近日拜读古稀宿儒朱维铮先生大作《走出中世纪》，有了不少新的思路，可以作一番研究。　


首先，满清社会有三点致命的要害，无论满子们如何辩解，这些是的确存在。　


第一， 积极专制与消极对抗长期并存导致社会僵化。所谓“康乾盛世”，“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厘无才工，衢无才商”（龚自珍语），根本不能和汉唐相比，就是与晚明嘉靖万历相比，有海瑞，有张居正，有戚继光，可以逆君心，可以假君权，可以自练兵。而满清二百年中，文臣如犬武将如蝇，纪昀只算个拍马屁的弄臣，傅恒作了亏心只有顺服，满朝奴才，整个社会成为主奴天下。满清的国策是“以汉制汉”，他们自己不信甚至蔑视，却要搬出在明朝中期已经过时的程朱理学钳制思想，加强专制，表面上四宾咸服，于是奴隶主们更加得意，狂妄自大，又进一步集中权势，奴才只好跪听，只有顺服，只能献媚。不满的人却很无奈，既不能议论于乡野，又不能著述于文章，也很难把想法传给后人。而且当别人问起时，还要作出不闻不问的隐士之态，装出道貌岸然的忠君爱国之情。所以，饱含悲愤之意的《聊斋志异》《红楼梦》成为颠峰之作，而充满浪漫情怀的《西游记》《牡丹亭》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此时产生。　


第二， 学术研究的内容被形式所窒息。整个满清时代广大学者（只能算二流）投身于古籍整理，文字训诂，“一字一句皆有来历”，后世标榜为乾嘉学派，自称“汉学”而鄙薄“宋学”，追求返朴归真。其实就其研究内容来说，整理古籍研究古音古字，无可批驳，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都可以。而且我也承认他们的成就，很多先秦诸子就是他们完成的注释甚至还原。但不可原谅的是，他们在研究方法上“非此即彼”，盲目崇信于一派，自造窠臼，走进极端，往往痴于一字一音考据，往往迷信古训不能创新，表面上明察秋毫，实质上是逃避现实，陷入烦琐无穷的考据，了此一生。相反，对于考据之外，对于窗外之声，或一脸憎恶，或回避不言。这对于学术研究本身贻害无尽。因此满清的学术主流汉学属于中世纪学术范畴，最终内容被形式窒息了，成为僵死的学问。　


第三， 精神世界被外部环境所扼杀。明清之际，人心思变。满清入主中原，有两大制度，君臣如主奴，大兴文字狱。龚自珍言所谓“康乾盛世”简直是戮心之世，“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利玛窦来华时写到“这个帝国……不如说是共和国”，一百多年后，马嘎尔尼考察满清评论是“到处是垃圾……肮脏……麻木”。自古用臣民如唤奴才的时代，只有一个满清，在统治者心里，汉臣不如旗奴，汉人宰相不过是被征服民族的头领而已。想直起腰来做个人已不可能，天地间求一立命尚苟延残喘，如同行尸走肉。　


从上得出，满清必须灭亡，却是一个相当长期痛苦压抑的过程。集体浮华，自我沉沦，造就了这个时代。　


进而，明朝的时代特点是：集体失控，自我张扬，是一个相当长期活泼开放的过程，同时也有三点致命的要害。　


第一， 消极专制与积极对抗长期并存导致社会变革。举例来说，对于“八股文”这个词我们已经很熟悉了，的确是明朝的科举范文，是规范化考试的老祖宗。但是从明朝科举制度实施来看，问题原来不简单。洪武初恢复科举，朱元璋就发现其弊症，真正的饱学大儒没考中，榜上全是不满三十的少年，于是罢除科举，几次反复才认为科举是唯一可行的比较客观的选拔机制。此后一百年，以程朱理学为最高指导思想，科举进入正常轨道，特别在永宣时代，“三杨”内阁掌握文坛，但此时八股文还不是法定范文。什么时候法定了呢？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股文正式登上科举宝座，大家会说，哎呀，完了，完了，结果呢？明朝新的思潮就是在成化时代开始的，生活着两位先驱陈白沙、胡居仁（在万历时与王阳明都从祀孔子）。事实上，八股文本质上是一种集中精练的文笔操作，明朝很多思想家同时也是八股好手，包括放荡不羁的唐寅，乡试解元，科举不在话下，却被一起赶考的同乡好友的舞弊牵连了。书院（主流是民办）的兴起又推动了教育的改革，全国不进行统一出题考试，根据各地水平划分成南卷、北卷、中卷三片考场区域。崇祯年间，进行了科举制度形式变革，增加了“五经中式”。正德以后，内阁逐渐成为政治中枢，廷议成为处理政务的公开制度，皇帝数十年不朝，各部各机要照常运转，根基在于正德元年（1506年）颁布的《大明会要》，对于官吏职守都有严格规定。这一百多年里，内阁变动，政令发出，朝野为之哗然，士人为之奔走，百姓为之躁动。海瑞敢骂，张居正敢管，李贽敢写……严嵩刚倒台，魏忠贤刚死，关于他们的演义小说就出版了……隆庆元年（1567年）百官廷议，内阁通过，大开海禁！这是个充满激情与变革的时代！变革中人心动荡，变革中头绪万宗，只有眼光深远的铁碗人物才能驾权，然而历史没有第二个张居正，后来崇祯对袁崇焕的期望太大太高太远了，他们又都是嫉恶如仇、心急如火、无比自信的英雄好汉，悲剧不得不产生。　

第二， 学术研究的内容一再突破形式。学风自由，可谓瞬息万变、风云激荡。明初一百年程朱理学奉为最高宗旨，统治学术潮流，同时民间还有一股潜流，一些研究佛理的儒家和一些研究儒学的高僧，甚至后来成化皇帝画了一幅画《一团和气图》儒、释、道三人抱团成一个人。终于，王阳明龙场悟道，别开生面，发扬心学，“心外无物”“万物本于心”，圣人和凡人之间就是一念之差——致良知。王阳明的学术批判精神承前启后，影响后世二百年。由于王阳明官至兵部尚书，平定一次藩王叛乱，平定一次瑶民变乱，做到了立德、立言、立功，加上他随处讲学，几乎南方各省都建有阳明书院，当世人极其推崇，将理学完全压倒，把王学抬到颠峰，明朝中后期始终奉王学为宗。而实质上王学只统治了几十年，王阳明死后，王学马上分裂，最初是左派右派，就像黑格尔死后左右派分裂。到了嘉靖时代又分出江右、浙中、泰州很多学派，互相批驳，说自己是王学正宗，甚至放弃王学，另辟奚径。其中有个别非常异端的学者文人，如李贽、徐渭、金圣叹，学术繁荣已经超过先秦诸子和魏晋玄学。此时西学东来，利玛窦、金尼阁等传教士首先得到王学后人的礼遇，中西文化实现了平等性的交流，徐光启的北京兵工厂、天津试验田是杰出代表。明清鼎革之际，很多学者反思、批判王学，王夫之批评王学末流空谈误国，黄宗羲则抨击君主专制，设计了未来君主立宪的蓝图。王学自此绝迹，满清列入禁忌。可见，由于学风内容一再突破形式，已经没有任何形式适合不断分化更新的内容了，这也极大的影响了社会的其他方面，影响了经济和政治，所有的外在形式都被深层内容的激变洪流冲垮，形式的更新被内容的更新拖垮了，这种形式的存在只能被时代进步所抛弃，除非……除非……除非有一种压倒优势的形式杀出来，让不断更新的内容止步……谁都不会忘记1644，因为满清的登台，让不断更新的任何社会变革谢幕了。　


第三， 精神世界一再超越外部环境。我用两件事例做比较。王学兴起之后，仍有不少腐朽坚守程朱理学，这在正常自由的学风下是允许的可行的。西学东来，同样是面对外来新学，在广东坚持理学的老家伙们非常排斥，让传教士前后好几波生生碰了钉子，迟迟进不了中华大地。而江西的王学门徒秉承“圣人和凡人之间就是一念之差”，以其特有的平等交流的观念，自觉认为东方人与西方人的交往是正常的，是欢迎的，是应该提倡的，他们可以东来，我们也可以西往，非常礼遇传教士，甚至筹划过西行，可惜未成。以至于一百年后南明唐王祈求外援时，派黄宗羲东渡日本，又派庞天寿西往葡萄牙，可惜庞天寿已经年老，改派一个传教士去，等传教士回来，唐王已败亡了。再有一例，满清入关，进挺中原，开门迎降的很多是理学老朽，比如钱谦益，口口声声说什么“夏变夷，则夏夷之，夷变夏，则夷夏之”，后来的李光地、熊赐履等不入流的学者，只有溜须拍马之能了。相反，坚持抗清直至舍生取义或隐蔽山林的，多为王学后人，甚至传教士金尼阁很受感动也怀书南下……夏完淳高唱“别云间”，黄宗羲王夫之隐逸著述，总结历史又关注未来，听说康熙要修明史，黄宗羲叫门人、子孙出山修史，这是怎样的眼光和胸怀……顾炎武则出游天下，著述立说，在山西和傅山创办了山西票号，筹金反清……顾祖禹遍览山川形势，写成《读史方舆纪要》，承先父反清复明遗志，抱经世致用之宗旨，以明末政区为本，分区论述历代疆域形势及历史沿革和军事险易，着重考订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之迹，以备反清之用。兼述自然地理和农业、漕运诸类，为前无古人之历史地理学巨著。时人将《读史方舆纪要》与杨文鼎的 (历算全书》、李清的{南北史合钞》合称为“三大奇书”。他自题一副联句：“早起鸟啼处，夜眠人静后”，用以自勉；又以“含饥草传秋窗永，隐隐空山有哭声”，“江底可怜沉铁锁，掌中犹喜抚金瓯”的诗句，抒写出当时撰写《读史方舆纪要》时无限沉痛的心情。他们的精神世界在明朝时就已经超越了东亚的范畴，超越了当世，明朝在他们眼中已经没有国界，在他们心里已经没有权威，只有一种越磨越砺，就是民族精神。所以他们的精神世界已经远远超越了满清，他们的生命也许只是瞬间，他们的奋斗也许只留下遗憾，但是他们早已看到了未来，明朝也许会亡，只要民族精神不死，更新的明朝就会在更新的未来重生……

我的推测是有根据的，明朝的未来应该有自己的模式，不会模仿他国，相反，只能是被他国效法。明朝的海外势力是非常强盛的，并且一直存活到晚清，多数因为孤立无援，和中原大陆断了联系，逐步消亡。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满清特别顾忌出海，严禁出海，对于海外归来的人就地处死。我们可以侃侃明朝的海外势力。　

吕宋遭受殖民侵略，殃及华人，1571年，林凤率领舰队攻打马尼拉。　

郑成功驻守台湾，原来明朝的海外藩属纷纷进贡臣服，而且控制了商路，在东亚、东南亚海面上，没有郑家船队的令旗不能贸易。　

华侨在海上建国，最著名的兰芳共和国，1777年罗芳伯建于婆罗洲，实行大总长制，选举“大唐总长”，聘请大儒教书，开办兰芳公司，一直存在了一百多年。类似还有戴燕、吕阳。　

近代泰国的开国君主为华人郑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