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张照片,都是吕瑞英同志的剧照吗?右面这张确是观众们熟悉的《打金枝》里的金枝公主,左面这张则不是。是演员带职体验生活时的留影?也不是。这确确实实是雷州半岛某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吕瑞英。

一个已有成就的越剧演员,怎么变成派出所长的?要讲清楚这件离奇事,只好回溯到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

吕瑞英的爱人是位空军军官。在林彪的鼎盛时代,被调到海南岛对岸一个机场工作。吕瑞英也被动员前去当随军家属。

这对吕瑞英来说,意味着要永远离开越剧舞台。这是非同小可的事！

在这决定下半生生活道路的十字路口,吕瑞英必然地要回想起已经走过的生活道路 她,八岁就跟着师叔在浙东一个越剧草台班做戏,过的虽是颠沛流离、半温半饱的生活,但毕竟是有了能依靠的家。她爱这个家,因为她的事业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吕瑞英熬到解放,幸运地被吸收进华东戏曲研究院实验越剧团（上海越剧院前身）。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骤变,必然引起吕瑞英对自己事业观的根本变化 她挣脱了为求生活命而演戏的精神枷锁,她的艺术才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越剧艺术奠基人袁雪芬的身传言教下,吕瑞英很快成长为解放后第一代优秀的青年越剧演员。1954年,她荣获华东戏曲会演演员一等奖。年她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出席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在越剧舞台上,吕瑞英有三十年的实践经验。在艺术创造上,她已开始在孕育形成自己的风格。她自己感到对角色的理解已从“只知其然”开始进入初知“其所以然”的阶段。

就在这样的时刻,突然要永远离开舞台。能让三十年来含辛茹苦、艰毅奋斗得来的成就,轻易付之东流？

可是,吕瑞英不能不想到那个“旗手”。在五十年代,她们赴京演出时,曾不止一次直接听到江青对这个剧种说过许多赞美之词。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同一个江青却杀气腾腾地叫“女子越剧是个怪现象,居然会走遍全国。我定要追根！”当时的吕瑞英还不可能了解,巫婆祭起杀向越剧这把刀,目的也是在暗算周总理。但吕瑞英明白,“旗手”“圣令”下,越剧劫数难逃！留下来,也难有机会上舞台。即使能再上舞台,在“样板”禁锢下,任何人也难有所创造。

台上,毕生追求的理想已不可能实现；台下在当时极左思潮控制下是非不明、黑白颠倒,连说出句公正话都冒有坐牢的危险,吕瑞英的思想常常陷入更深的痛苦中。

吕瑞英本身没有“辫子”没有“尾巴”,她的不幸则是被当作“骨干”使用。骨干么,在“越来越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必须冲锋陷阵。具体说来,就是要她这个“知情人”出来“抛开情面”“大胆揭发”以前的领导和“有问题”的姐妹,并要“上纲上线”进行批判。“这是考验你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那些自封为代表毛主席来领导斗批改的头头们,总是这样给吕瑞英点出问题的“实质”。

一个人要不是昧着良心,就能分明是非、看清黑白。头头们想当然的意图、和吕瑞英经历的事实往往截然相反。吕瑞英没能经受住“考验”。于是“假揭发真包庇”“立场不鲜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伟大领袖的态度问题”等等、等等,无形的压力,使吕瑞英感到比触及皮肉的考验还难以忍受。

于是,吕瑞英下定决心——走了！

她走的时候,悄悄地不向谁告别,头上有五顶“帽子”的老院长当然连句“一路平安”的话也没资格说,吕瑞英也只敢远远站在田头,朝菜地里正在松土的老院长深深地看上一眼作为诀别。她脑子里立刻涌起了老院长往日常常说的两句话“认认真真做戏,清清白白做人”,吕瑞英一直身体力行。入党后,她把“清清白白”四个字,理解为 做人要正派、无私,刚直,也就是毛选上写的,对共产党员的要求“襟怀坦白,忠实,积极”“坚持原则”。　

吕瑞英就抱着这个信念，离开了上海,离开了舞台,去开始一种她完全陌生的新工作新生活。她去的地方,离上海有五千多里,群众讲的是一口粤系雷（州）话,当地流行的是粤剧。很少人知道她是个颇有名声的越剧演员。大家只知道来了个普通的军属,做些收收发发工作。吕瑞英默默地勤勤恳恳管理着文件。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她积极学习当地语言,不懂听广播,讲话用注音。几年来,她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正直品质,留给群众很好的印象。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整顿机构，机场所在地的派出所缺个副所长,组织上就选中了她。

当吕瑞英穿上民警制服,把领到的手枪装好子弹时,她已顾不得惊讶和不安了。帽子上的国徽在她心里闪着光,沉甸甸的国产手枪使她感到肩负的责任不比寻常。党的委托,人民的信任,督促和鼓舞着吕瑞英在新的岗位上,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

这个派出所连所长在内,一共只有五个人,却要负责五个生产大队、三个厂场的治安,和保卫一个飞机场的任务 防奸反特、镇治流氓盗贼,更有大量的诸如邻居打架、婆媳口角等纠纷。吕瑞英每天从早忙到夜,有时半夜还要出发,骑上自行车到很远的出事地点去执行紧急任务。吕瑞英的心思都扑在工作上。但是,人是有记忆的,往事不可能完全在记忆中捎失。而况吕瑞英过去五分之四的生活,是和越剧艺术不可分割地融成一体。她怎么能不忆念她的舞台,不忆念她创造的那些角色！？

有一天,一个了解她底细的同事悄悄告诉她：“今晚电影队来放映《半篮花生》,我陪你去看。”人所共知,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拍摄的唯一一张越剧艺术片。吕瑞英心中顿时冲起一股激情。她很想去看一看,看一看这出从“怪现象”中脱胎的越剧是怎么样的；看一看“革命化”了的越剧将会给越剧艺术创开一条什么样的新路；看一看……

吕瑞英尽管强制自己要把越剧艺术抛在脑后,但在感情上她做不到。在心灵深处,她仍然关心着越剧的命运。她固执地相信,拥有中外广大观众的这个剧种,决不会就此在舞台上消失。越剧艺术,毕竟是她从童年开始就扎在心上的一朵花。三十年来和她生命无法分割的事业,决不可能就此忘怀。

但是,吕瑞英没有去看《半篮花生》。她推说工作没有做完抽不出时间。事实上她是躲避,眼不见心不烦。她的理智和感情在剧烈交锋。想看却有意不去,这种矛盾的心理无疑是吕瑞英的新悲剧。可又有什么办法！

行动被强制,在思想上常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在吕瑞英的脑海里,过去舞台上的某些人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地显现出来,特别是她过去并没有直接扮演但十分喜爱和尊敬的：包公、况钟,以及陈三两、秦香莲……这是什么原因呢？

吕瑞英感到过去在舞台上,戏演得再认真,毕竟是假的。如今在生活舞台上一切都是真的,自己是一名人民共和国庄严的执法者。是刚直还是枉法,是无私还是询情,对她的考验已超越她个人的品德鉴定,而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安全还是灾难、痛苦还是幸福。

在夜深人静为白天未结的案件而难以入睡的时候,她常自思自想：包公那种执法如山的品质,况钟那种调查研究作风,陈三两那种无私惩亲的精神……自己具备多少？应该怎样继续努力？

好心的吕瑞英呵！在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践踏的日子里,你能干些什么呢？

历史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在发展,“四人帮”终于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喜讯传到边远的雷州半岛,吕瑞英自然地连想到了越剧艺术的命运。在最困难的时期,她曾固执地幻想总会有这么一天,越剧这朵被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之花,会在舞台上重放光采。如今,这幻想就要变成现实了！

先是越剧院的姐妹,从上海不断捎来她们已重上舞台的喜讯。之后,剧院寄来了公函,要她重返舞台。吕瑞英激情迸发,欢欣鼓舞。在1978年８月,她终于回到一别八年的上海越剧院。

十二年过去了,吕瑞英没有练过功没有吊过嗓子,体形也发胖,体重增加到一百三十多斤。这是她重返舞台的一道很大的障碍。

这道障碍,可能永远把吕瑞英挡在台下。（当然,她可以在培养下一代作出贡献）但也可能被她踢开。关键全在她自己的努力和毅力,主动权也完全操纵在自己手里。

吕瑞英开始了她新的长征。她毫不犹豫地选定了第二条道路。她怀着对“四化”建设的激情,抱着对“四人帮”残害艺术的愤恨,每天起早落黑艰苦练功,坚持形体训练,不怕磨破了双手,不怕磨烂了双膝。她誓要重登舞台,给扼杀越剧事业的刽子手们有力的回击!她的体重不久就下降到一百十斤左右。变粗了的嗓子缩小了管道,提高了力点,完全恢复了嗓音的青春。

吕瑞英的艺术生命展开新的一页,放出新的光彩。一年多来,她参加四台大戏的演出,成功地在舞台上塑造了《傲蕾.一兰》中反抗老沙皇侵略的民族女英雄傲蕾.一兰,《打金枝》中自命有高贵血统、特权思想渗入骨髓的公主金枝,《西厢记》中敢向封建礼教挑战、助人为乐的丫头红娘,《十一郎》中和官吏恶霸正面交锋的女豪杰徐夙珠等艺术形象。她的戏路更宽了。

难能可贵的是她经历了这十二年的“台下”生活,特别是以民警的身份广泛接触基层群众这段生活经历,使她在创造角色时,有了更丰富的内在基础。

坏事中引出好事。十多年前,吕瑞英扮演红娘,心里想的是怎样把这个人物聪明灵俐、热情天真的性格表达出来,怎样把这个角色表演得更美更讨人喜欢。同样一个“美”字,吕瑞英今的理解,有了新的内容。红娘的“美”,不只是她如花的外貌,不只是她的聪明才智和助人为乐的性格。更因为她厌恶以老夫人为代表人物的那些门第观念特权思想,言而无信过河拆桥的卑劣品质。

这些东西,正是吕瑞英自文革以来思想上深痛恶绝的。根据她在派出所工作经常和基层群众接触,了解到反对这些东西正是大家的共同心愿。舞台上的红娘的所作所为,正表达出人们这种心愿。这也就是吕瑞英现在创造红娘这个角色所追求的内在美。

金枝公主,是个批判人物。文革前,她是吕瑞英创造最成功的角色之一,受到广大观众喜爱。
十多年后,吕瑞英却不满意过去已取得的这一成就。过去这个戏着重表现皇帝的“识大体顾大局” ,不加罪驸马（卫国有功的郭家后代,用风趣的手法解决女儿女婿之间这场矛盾。渲染喜剧效果,固然是剧本的主意。但吕瑞英认为自己没有能比较深刻地掌握好金枝这个人物。这位公主的骄横,根本原因是她那根深蒂固的自命“血统高贵、出身显赫”在作祟。这种思想,饱尝十年浩劫之苦的群众,人人都恨之入骨。创造角色要“知其所以然” ,就要把人物身上这种坏思想,在舞台上“揭露”出来,然后让她挨那一个耳刮子,观众会解恨会高兴。这个喜剧的古为今用的意义,也更能显示出来。

吕瑞英重登舞台,常常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对她所熟悉的角色进行再创造。

在去宁波巡回演出期间,有天傍晚吕瑞英正在后台对着镜子专心化装。有位演员在一旁和来访的朋友交谈。谈到昨晚看过的《陈三两》时,客人认为陈三两把受贿枉法的亲弟弟削去官职“似乎过严了点”。正在化装的吕瑞英出人意外地放下画笔,转过身来,非常严肃地反驳：“过严什么？这种贪赃受贿、滥用刑法的坏家伙,多做一天官,老百姓就会多遭一天殃。”在后台的人,都惊讶地望着她。大家从她疾恶如仇的激动神态中,联想到当派出所长的吕瑞英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工作的,也了解到重返舞台的吕瑞英是怎样对待自己的角色的了。

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年,这十年浩劫,埋没了多少个富有才华的青年丧失了多少个卓有贡献的栋梁,虽然吕瑞英在舞台之外,确实也获得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作为一个演员,毕竟白白浪费了十二年的时光,而况这正是处在一个演员最能发挥她的艺术光辉的“黄金时代”,当然,僵硬的关节可以用双倍的汗水使它重新灵活,暗涩的嗓音可以用持续的苦练使之再圆润动听,可是那逝去的艺术青春,就象东去的流水,再也无法把它重新追回。

摘自《上海戏剧》 1980/3　南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