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寄来湘西凤凰的照片，是沈从文的墓碑：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要不回到故乡。

然而故乡的概念并不是每个人都明确的，那只不过是我们的先祖早时期落下的一战而以。我们也许来自红山也许来自马雅，更亘古久远的原乡，谁又找得到？故乡只存在于记忆里，是再也回不去的。
那一代所谓文人只是简单的叙事，并不觉得出色。把沈从文和郁达夫相提并论，放在新文化的历史中考量，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别人是洪流，向火海奔腾。他们却是小旋涡，他们老是在老地方打圈子。”沈从文的“笔调简洁生动，有如淡墨写青山，有一种自然美，可是它对人间的‘善与恶’、‘真与伪’却模糊得很。郁达夫最后在南洋被日本人杀害，“扫除了他过去的灰暗人生”；“沈从文，他在最后的决定中，仍留在北京，而他又亲眼看到湘西农民，永远也不会把老婆送到船上去做‘生意’。”“现在，他也会为自己的过去而感喟吧！”
早在外公还执教的时候就知道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里有沈从文的签名本，在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还是决定去瞧瞧。Regenstein 图书馆的地下B层，我在一排排书架之间狩猎般的围捕，终于找到一排沈从文的小书。随手抽出来翻了一下，果然有作者签名。这些书是：
1、《都市一妇人》，上海新中国书局，一九三三年六月再版（一九三二年一月初版）；
2、《如蕤集》，上海生活书店，一九三四年六月初版；
3、《记胡也频》，上海大光书局，一九三五年十月三版；
4、《主妇集》，商务印书馆，一九四〇年七月再版（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5、《湘行散记》，开明书店，一九四六年十月再版（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初版）；
6、《湘西》，开明书店，一九四六年十月三版（一九四四年四月初版）；
7、《月下小景》，开明书店，一九四九年一月五版（一九四三年九月初版）；
8、《春灯集》，开明书店，一九四九年一月五版（一九四三年九月初版）；
9、《黑夜》，开明书店，一九四九年一月五版（一九四三年九月初版）；
10、《从文自传》，开明书店，一九四九年一月四版（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初版）；
11、《沈从文选集》，“中国新文学丛书”之十六，（香港）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四月初版；
12、《沈从文小说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十月初版，印数二万四千册；
13、《沈从文甲集》，（香港）一新书店，无出版年月。
在这一排书里签名的有十余种，都是竖行写的：“沈从文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七”。签名很耐心，一本一本的用钢笔，笔画清晰，硬朗，绝不潦草，不仅写上名字，还写上日期。商务印书馆版《主妇集》在封面上签有名字和时间，在内封上又重写了一遍。
其中5、6、7、8、9、10这六种，都属于开明书店出版的“沈从文著作集”系列，封面统一，是稚拙的“小虎花园”图案和儿童字，每个书名下都标有“改订本”字样。这是抗战期间沈从文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期修订的书稿，然后交给开明书店，从四十年代初陆续出版。西南联大时期是一个很奇妙的文艺复兴夹层，外公这样和我说。外公也经常感怀那时期的事和故人。乱世中的人和事闪耀着瑰丽的颜色。
沈从文签名的时候，一定会发现，有两种书他没有见过，这就是香港翻印的《沈从文甲集》和香港编选的《沈从文选集》。这是一种颇堪玩味的情形。在二十世纪特殊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内陆，沈从文的创作不能出版；在台湾，一九八七年以前，沈从文的作品和大部分的新文学作品一样被列为禁书。马悦然在沈从文逝世后三天发表的悼念文章里感慨：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
据说当年这本选集出版后，沈从文一时兴奋，在给他大哥的信里说：“第一版印二万四，如二年内能销到十万左右，生活略有些保障，不必向公家借钱，我也许还可自由支配一下生活，有几年不作事，专回到乡下写两本书。”知道这些话我觉得很不舒服。揪揪巴巴的。
在香港，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却有不少新文学作家的书被翻印，沈从文的作品也在其中，不仅在本港销售，也销往南洋各地。这种翻印，严格说起来就是盗版；但当时大陆和香港均未加入伯尔尼公约，其情形与今天的盗版自然不同，那时的作家高兴自己的作品被翻印。在香港这个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空间里，在特殊的时代，这样一种文学的传播方式可能产生的多方面意义，并非不值得探究。
而今天，中国内陆市场缤纷繁杂，sony的ipod,长耳朵的puma,马扎子Lv，时过境迁，瞠目结舌，不知道怎么形容的才好。就像明明是故乡却没有一条通往老宅的路。没有路是可以穿越时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