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教授质疑“国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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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让年轻人快乐地接受传统文化而非强迫接受
2007-07-09 18:33
主持人：我知道您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现在这个传统文化可能被青年一代、年轻一代慢慢淡化掉了。有这样一个例子，也是在我们的腾讯网博客里出现的，《郑州晚报》上说为了提倡国学，郑州市一个书画学校的校长把自己印制的十万本《弟子规》，无偿赠给中学和小学，赠送当天，校长对这五千本弟子规很虔诚地下跪，众人很哗然，校长解释说这是对国学的一种尊重。希望国人可以从孩子开始振兴国学，您是怎样看待校长这一举动的。
余秋雨：我没有看到过这个报道，也不了解，今天第一次从你这里听，所以很难做评论。
主持人：这是《郑州晚报》说的，校长可能很尊重国学，所以要这样做。
余秋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很优秀的东西，确实值得我们尊敬。世界各国都有很优秀的文化值得我们一起尊敬。到了21世纪，我们有互联网，有很好的交通，一定程度上我们是一个具有世界文化整体视野的年轻人。对我们自己中华文化的优秀部分我们也比较熟悉，这就可以了。我不认为现在的中国传统文化就完全中断了，不是，打开电视机有很多，过去没有电视机，也没有那么多书出版，现在很多电视剧都在拍历史了，我想世界上很少有年轻人，我们通过电视传媒告诉大家《史记》里面的一些东西，《三国》里面的一些东西，随口可以说出明代皇帝、唐代皇帝的一些东西。所以很难说我们对传统文化是完全中断的，不是这样的，在我小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中断。那时候政治运动太多了，大家都在忙着搞政治运动，所以没有人看它。现在是传统文化传播的比较热的时候。
主持人：我们国家目前对这个关注度是够的。
余秋雨：够是够了，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够是够，热也够热，但热不见得就是好。
主持人：欠缺的那一部分是在质量上需要增强。
余秋雨：对，就是在质量上。我们在普及国学的时候，选择一些更适合青少年精神建设的一些东西，这是不是有一些精选了，这可能做的还不太够。所以有的时候，看上去大家很急，一急以后量就太大了。针对性又不够，孩子们也需要玩儿，也需要完成作业，还有很多事情，你用不太重要的作品把他最精华的时间都占据的时候，那就不太好了。我们要以最好的作品来针对他们最好的时间、最珍贵的时间，这是一个好不好的问题。刚才讲的故事，我只有一点小小的质疑，在我的思路当中，《弟子规》在中国文化当中的排名是很后面的。
主持人：到底值不值得这样做。
余秋雨：振兴传统文化是好的，还是可以选择更优秀的一些东西。除了思想教育，还具有美，像李白、杜甫的诗句多么美，有善的一面，也有美的一面，让大家快乐f地接受，这才是好的。
主持人：而不是枯燥的，强迫式的接受。
余秋雨：也不要鼓动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情感，让大家非接受不可，这也不合适。我们是中国人，黑头发、黄皮肤，曾经创造过很多优秀的思维，也曾经创造过很多美丽的作品，我们来温习一下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过的这样的思维精华，多么高兴。这样的思维就比较好。用一种让后代非常苦恼的，痛苦的方式来接受，我觉得有一点问题。
主持人：方式方法很重要，要普及的话，需要想到一种更好的方式，让他们的接受度可以提高。
余秋雨：孩子们也要知道，你接受一件事情，觉得自己的身心不是很愉快的时候，需要告诉家长、老师。愉快地接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愉快的接受，其实对你这个学习打上了不愉快的阴影，这个阴影都是一辈子的不愉快，也是对不起你这个学问。我们小时候看书，首先问问老师这个书重要不重要，然后再问看的下去吗？看不下去就放下，继续看就是强扭的瓜不甜，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这本书。愉快是我们选择的一个关键。
主持人：余老师小时候有没有很不愉快地读哪一本书或者是学哪一门课？
余秋雨：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是数学课，好几门不及格，是红分。但半年以后换了一个年轻的男老师，他把数学讲的那么津津有味，那么有魅力，半年以后我成为了上海数学竞赛的第七名。所以我感谢徐老师给我制造了这种愉快。
主持人：这是一个特别有特点的例子，这个科目本身不太好，但数学还是数学，为什么不同老师就会有这么大的概念，这是一个灌输的方式，跟我们刚才说的国学是一样的，普及它是重要的，但是通过方式来普及。
余秋雨：对。还有一个历史课，很多同学们一直不太习惯，因为有太陌生的年代，遥远的年代，我们有一个周老师上来就给我们讲故事，电视里的故事可能讲的太复杂，而他的故事非常适合我们的年龄，结果全班同学都等这个老师给我们上课，结果一个学期下来我们都成为了历史爱好者。这与我们现在那么多历史文章、研究，这跟周老师是有关系的，他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快乐。所以这一点上老师很重要。同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当你苦巴巴、眼汪汪做一个学问的时候也不好。
主持人：余老师对自己的老师，至今都还把这个姓氏记的这么清楚，很难得，影响真的是很大。
主持人：影响很大，后来我也成为了老师，不管讲什么课，都要让我的课堂和学生充满了愉快的气氛。比如说美学，我讲一定是开心的、愉快的，让大家乐于接受的。甚至清洁工都会拿着扫把过来听，这对老师要求比较高了。
主持人：这是一个教学的方式，但我觉得现在老师应该多考虑考虑这个，怎么样可以把知识轻松地传达给学生。
余秋雨：不完全是方式问题，这里面牵扯到人生观。我们活在世界上，为快乐而来，我们要把我们的快乐传递给别人，自己也取得快乐。不管我的工作，我的学问都是一样的。由于这个人生观，就是快乐的色彩传递给了和你有关的一切，包括我的文章、写作。
主持人：其实再反弹给您，您也是快乐的。
余秋雨：对。但是在我的文章当中看到了快乐，从我的课堂当中看到快乐以后，一方面把快乐传递给我，同时又把这个快乐给别人，大家想想这个世界由于你的存在，而充满快乐，这个多有意义。
主持人：您讲到了一个价值观，也是我想问您的一个问题。当今整体社会是偏物化的，前一段时间是香港回归十周年，在一些文章，比如中国新闻周刊在点评香港十年的一个变化。香港是一个比较物化的社会，物化的比较极端化，在物化的同时丢失了很多文化的东西。不是全部都这样，但大部分感受都是这样的。我们都学过政治，物质是基础，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您觉得我们应该怎样普及文化？让人们不仅仅只在意物质化的一些东西。
余秋雨：首先香港其实还是有精神文化的，只是我们进去的人、报道的人眼睛太物化，看到的全是物。很多年以前，董建华先生要求我作为香港文化的代言人，在香港有一次演讲。我是代表香港、同时代表上海在那里演讲。我就讲到香港其实是有很多文化的。我不具体讲了，比如我们最优秀的小说家金庸先生在那儿，那儿有很多很多电影拍摄机构，还有很多流行因素机构，以及世界上排名很靠前的大学。而且他们的新闻也比较自由，他们的出版业比较自由。加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香港整个文化构架是不错的。当然广大市民，忙忙碌碌的，好像是过物质生活。比较而言，我们内地的一些城市却缺少这样的上层文化构架。你到哪个城市去，都觉得缺少，北京当然有，但别的地方缺少这样一个构架。大家往往把搞欢庆、大搞艺术节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但实际上缺少一个安静的思考者，缺少一个非常有品位的阅读群体和谈话群体。
2007-07-09 18:33
主持人：我知道您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现在这个传统文化可能被青年一代、年轻一代慢慢淡化掉了。有这样一个例子，也是在我们的腾讯网博客里出现的，《郑州晚报》上说为了提倡国学，郑州市一个书画学校的校长把自己印制的十万本《弟子规》，无偿赠给中学和小学，赠送当天，校长对这五千本弟子规很虔诚地下跪，众人很哗然，校长解释说这是对国学的一种尊重。希望国人可以从孩子开始振兴国学，您是怎样看待校长这一举动的。
余秋雨：我没有看到过这个报道，也不了解，今天第一次从你这里听，所以很难做评论。
主持人：这是《郑州晚报》说的，校长可能很尊重国学，所以要这样做。
余秋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很优秀的东西，确实值得我们尊敬。世界各国都有很优秀的文化值得我们一起尊敬。到了21世纪，我们有互联网，有很好的交通，一定程度上我们是一个具有世界文化整体视野的年轻人。对我们自己中华文化的优秀部分我们也比较熟悉，这就可以了。我不认为现在的中国传统文化就完全中断了，不是，打开电视机有很多，过去没有电视机，也没有那么多书出版，现在很多电视剧都在拍历史了，我想世界上很少有年轻人，我们通过电视传媒告诉大家《史记》里面的一些东西，《三国》里面的一些东西，随口可以说出明代皇帝、唐代皇帝的一些东西。所以很难说我们对传统文化是完全中断的，不是这样的，在我小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中断。那时候政治运动太多了，大家都在忙着搞政治运动，所以没有人看它。现在是传统文化传播的比较热的时候。
主持人：我们国家目前对这个关注度是够的。
余秋雨：够是够了，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够是够，热也够热，但热不见得就是好。
主持人：欠缺的那一部分是在质量上需要增强。
余秋雨：对，就是在质量上。我们在普及国学的时候，选择一些更适合青少年精神建设的一些东西，这是不是有一些精选了，这可能做的还不太够。所以有的时候，看上去大家很急，一急以后量就太大了。针对性又不够，孩子们也需要玩儿，也需要完成作业，还有很多事情，你用不太重要的作品把他最精华的时间都占据的时候，那就不太好了。我们要以最好的作品来针对他们最好的时间、最珍贵的时间，这是一个好不好的问题。刚才讲的故事，我只有一点小小的质疑，在我的思路当中，《弟子规》在中国文化当中的排名是很后面的。
主持人：到底值不值得这样做。
余秋雨：振兴传统文化是好的，还是可以选择更优秀的一些东西。除了思想教育，还具有美，像李白、杜甫的诗句多么美，有善的一面，也有美的一面，让大家快乐f地接受，这才是好的。
主持人：而不是枯燥的，强迫式的接受。
余秋雨：也不要鼓动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情感，让大家非接受不可，这也不合适。我们是中国人，黑头发、黄皮肤，曾经创造过很多优秀的思维，也曾经创造过很多美丽的作品，我们来温习一下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过的这样的思维精华，多么高兴。这样的思维就比较好。用一种让后代非常苦恼的，痛苦的方式来接受，我觉得有一点问题。
主持人：方式方法很重要，要普及的话，需要想到一种更好的方式，让他们的接受度可以提高。
余秋雨：孩子们也要知道，你接受一件事情，觉得自己的身心不是很愉快的时候，需要告诉家长、老师。愉快地接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愉快的接受，其实对你这个学习打上了不愉快的阴影，这个阴影都是一辈子的不愉快，也是对不起你这个学问。我们小时候看书，首先问问老师这个书重要不重要，然后再问看的下去吗？看不下去就放下，继续看就是强扭的瓜不甜，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这本书。愉快是我们选择的一个关键。
主持人：余老师小时候有没有很不愉快地读哪一本书或者是学哪一门课？
余秋雨：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是数学课，好几门不及格，是红分。但半年以后换了一个年轻的男老师，他把数学讲的那么津津有味，那么有魅力，半年以后我成为了上海数学竞赛的第七名。所以我感谢徐老师给我制造了这种愉快。
主持人：这是一个特别有特点的例子，这个科目本身不太好，但数学还是数学，为什么不同老师就会有这么大的概念，这是一个灌输的方式，跟我们刚才说的国学是一样的，普及它是重要的，但是通过方式来普及。
余秋雨：对。还有一个历史课，很多同学们一直不太习惯，因为有太陌生的年代，遥远的年代，我们有一个周老师上来就给我们讲故事，电视里的故事可能讲的太复杂，而他的故事非常适合我们的年龄，结果全班同学都等这个老师给我们上课，结果一个学期下来我们都成为了历史爱好者。这与我们现在那么多历史文章、研究，这跟周老师是有关系的，他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快乐。所以这一点上老师很重要。同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当你苦巴巴、眼汪汪做一个学问的时候也不好。
主持人：余老师对自己的老师，至今都还把这个姓氏记的这么清楚，很难得，影响真的是很大。
主持人：影响很大，后来我也成为了老师，不管讲什么课，都要让我的课堂和学生充满了愉快的气氛。比如说美学，我讲一定是开心的、愉快的，让大家乐于接受的。甚至清洁工都会拿着扫把过来听，这对老师要求比较高了。
主持人：这是一个教学的方式，但我觉得现在老师应该多考虑考虑这个，怎么样可以把知识轻松地传达给学生。
余秋雨：不完全是方式问题，这里面牵扯到人生观。我们活在世界上，为快乐而来，我们要把我们的快乐传递给别人，自己也取得快乐。不管我的工作，我的学问都是一样的。由于这个人生观，就是快乐的色彩传递给了和你有关的一切，包括我的文章、写作。
主持人：其实再反弹给您，您也是快乐的。
余秋雨：对。但是在我的文章当中看到了快乐，从我的课堂当中看到快乐以后，一方面把快乐传递给我，同时又把这个快乐给别人，大家想想这个世界由于你的存在，而充满快乐，这个多有意义。
主持人：您讲到了一个价值观，也是我想问您的一个问题。当今整体社会是偏物化的，前一段时间是香港回归十周年，在一些文章，比如中国新闻周刊在点评香港十年的一个变化。香港是一个比较物化的社会，物化的比较极端化，在物化的同时丢失了很多文化的东西。不是全部都这样，但大部分感受都是这样的。我们都学过政治，物质是基础，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您觉得我们应该怎样普及文化？让人们不仅仅只在意物质化的一些东西。
余秋雨：首先香港其实还是有精神文化的，只是我们进去的人、报道的人眼睛太物化，看到的全是物。很多年以前，董建华先生要求我作为香港文化的代言人，在香港有一次演讲。我是代表香港、同时代表上海在那里演讲。我就讲到香港其实是有很多文化的。我不具体讲了，比如我们最优秀的小说家金庸先生在那儿，那儿有很多很多电影拍摄机构，还有很多流行因素机构，以及世界上排名很靠前的大学。而且他们的新闻也比较自由，他们的出版业比较自由。加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香港整个文化构架是不错的。当然广大市民，忙忙碌碌的，好像是过物质生活。比较而言，我们内地的一些城市却缺少这样的上层文化构架。你到哪个城市去，都觉得缺少，北京当然有，但别的地方缺少这样一个构架。大家往往把搞欢庆、大搞艺术节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但实际上缺少一个安静的思考者，缺少一个非常有品位的阅读群体和谈话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