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相识的。　

　那时，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二十名青年男女，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　

　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中，周恩来与邓颖超都是冲锋在前的勇士，在觉悟社内，他们又都是志趣相投的战友。照常情，青年男女，特别是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交往中相互爱慕，是自然之理，但那时周恩来与邓颖超这两颗充满激情的心，却丝毫没有去顾及个人感情，他们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着斗争。　

　又因为那时社会上封建思想很严重，对于男女之间的社交，"道学家"们攻击更甚，而"觉悟社"的社员们懂得，他们的行动，是对流言与诬蔑最有力的回答。因此，为了斗争，他们都更加严格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等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前往巴黎去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他们虽然相隔云山万重，但从来未间断彼此的磷系。凭着鸿雁传书，他们交换着情况，交流着思想。　

　此外，国内社友们还常会收到寄自法国的画片或贺年片，其中许多是周恩来寄来的。他曾在1922年底趁友人回国之便，给已转到天津教书的邓颖超带去了一张附有题诗的贺年片。正是在这种纯真的，志同道合的通信中，他们的感情逐渐成长了，终于定情。　
　　
　1924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动身回国。当时，邓颖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他们虽然在书信往来中间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近一年，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　
　　
　1925年1月，高君宇在上海参加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受周恩来之托，在返回北京的途中，特地在天津下车，到邓颖超任教的学校去看望她，并带给了她一封信，高君宇的这一次看望，对于他们的结合，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高君字被邓颖超称之为她与周恩来之间的"红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