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转变的前夜

　　1922年9月,孙中山召集了有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参加的改组国民党会议。成立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开始改组国民党。在此以前的那场震撼中国大地的五四青年运动,“波及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比辛亥革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7不能不使孙中山有所震动，他也认为“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即强也。……若诸君于此举中轻重之际来助我主张,予信北京政府从此更不能再绝吾人也。”8虽然他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可他并没有明确依靠群众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1922-1923年间,全国发生了大小罢工百余次,参加人数30万以上,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且绝大多数的斗争取得胜利，反动军阀政府陷于手忙脚乱的地步。这时的孙中山已经有了“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响导。”和“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9的认识，并且第一次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纲领。这和1912年的"告各友邦书"中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相比, 显然今非昔比了,他的 “民族主义”中已不知不觉的有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条了。 其他如实行不以财产为标准的普选制,保护人民自由权利,制定工人保护法及土地法等， 比国民党在过去任何时期的纲领都更接近人民了。

　　1923年1月，孙中山又与苏俄代表越飞发表联合宣言,正式确定了联俄政策下的平等的中苏关系。在了解十月革命和获得苏俄的忠实援助以后，孙中山便做出了一坚定的结论：“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10他发现“何以革命不能成功？皆由于方法未善之过。……中国革命六年后，俄国才有革命。俄国革命党不仅把世界最大权威之帝国推翻，且进而解决世界经济政治诸问题。这种革命，真是彻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11因此他决心“重新做过。……由今日起，将十三年前种种可宝贵最难得的教训和经验，来办以后的事。”12至此，孙中山所抱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会同情和援助中国革命的观点彻底改变了。在对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的批示上说：“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家断无表示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13据此我们可得知，此时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不再是“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法兰西民主政体已经成立，俄罗斯虚无党也终要达到这一目的。中国革命之后，这种政体最为相宜，这也是人人晓得的。”14而是从俄国革命的巨大成就中悟出，之所以革命不成功，那是革命道路的选择上有误，革命的朋友不忠实，这也是为什么革命多次失败。辛亥革命轰轰烈烈，震惊世界，为什么不及六年后的十月革命。因此要重新开始，即走以俄为师的革命道路。

　　由以上看出，从第二次护法运动到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这段时间里，孙中山已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有了领导民众革命的决心，明确提出了反帝的主张，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先导作用。在“民族、民权”两“燃眉之急”15

问题的看法上与以前有重大不同，其思想的巨变已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