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正确位置
作者： 张工
“我们为什么要把‘性’弄得那么醒目？人类为什么赋予这项生活中的事实如此巨大的重要性？为什么权力和暴力有时还不及性来得重要？”(克里希那穆提)克氏的真理显然是以人为本位的，他不像传统的宗教导师总是致力于集体秩序的维护，总劝人忍辱、持戒、行善，臣服于社会认同的美德；他更深一层地洞悉到人心若是没有自由的空间，就会因压抑和不忠于自己的真相而滋生出暴力及失序，而集体的秩序也会跟着瓦解。
我们现在讲的人性，在世俗的立场上解释就是人类的天性，是在一定社会制度和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如果以宗教立场、尤其是佛教上解释，人性只是人类肉体的一种属性，和世俗的物质社会一样，是一种假象。佛教意义上的本性是一种灵性意识，称谓自性，有时又叫阿赖耶识、佛性、法界、如来藏等等，那才是人真正的实相。大乘佛教认为：人所以看不到自己的自性，就是因为被世俗人性的假象所迷惑，造成无明（看不到真相）。佛教中的修行，就是不断地清理假象，直至本性显露的时候，人就解脱成佛(菩萨）了！也就是说：人性是需要放下的东西，这样才能见到自性。
那么，人性难道就一无所是，人只要自性就可以了？禅宗的惠能说过：自性即在人性之中，不可离自身而另求佛。自性如何体现呢？自性即在众生心中，迷则众生，悟则为佛。我们把它解释的更具体一点，作为生命的一种形式——人，其自性必须要依托人性而存在，只要能认清人性的假象、无明，不为它所迷惑，就能达到开悟解脱的目的。所以说，只要人活着，人性是不可能消失的。
人性的运用自如，涌现的是爱和聪明，自性的运用自如，涌现的是慈悲和智慧，这是两种不同的境界。聪明容易被聪明误，因为它是运用在迷惑的环境之中，智慧却没有这种现象。所以说，圣者用智慧行事，凡人用聪明做事，结果是大不一样的。那么，谁是圣谁又是凡呢？人性是凡，自性是圣，而凡圣一体，是可以转换的，方法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将人性(聪明)摆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自性(智慧)就会自然而然显现出来，佛教中把这称为生活禅、工作禅。把修行和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佛教禅宗最显著的特点，也是禅学深受人们喜爱的主要原因。
人性摆放的实质就是如何自我认识。
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佛陀就提出：人类是颠倒的，所以人性对世间的判断是无明的，这是造成人类所有苦难的根源。佛陀又说：“众生本具有佛性”，佛性就是自性。自性无分别，都是神圣的、平等的。可是我们常人做了什么呢？“你把人生划分成神圣与凡俗，道德与不道德，这种分别之心才是不幸和暴力的温床。万事万物都是神圣的，否则就没有一样东西是神圣的。”(克里希那穆提)所有的皇帝和百姓、富人和穷人、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都是人自己搞出来的，所以人类社会从历史以来就纷争不断，存在压迫和被压迫，存在不平等。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颠倒的人性是为我服务、自私的，它心中充满了各种各样想要变得更好的欲望。所以，尽管现代的物质文明如何的发达，精神文明的本质始终没太大的改变，因为人性至今未找到它正确的位置，始终在迷茫中飘荡，世人的追求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国家追求的是自己国土的强大；政治家追求的是控制别人的权力；企业家追求的是更多的金钱……。
我们以中国人和犹太人来作个比较，看谁对人性的认识更具有智慧，更接近人的自性。
中国人向来喜欢以具有5千年文明史的华夏民族为自豪，相比而言的犹太民族，总人口全球相加也不过1300多万，在一百年前，他们连国家都没有，到处受到政治歧视。可是，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许多国家的竞争和明显的歧视规则下，最后都成为胜者。华人在世界上开的最多的是中餐馆，犹太人则是银行，犹太人占据的全球财产总数远远超出他们的人口比例（0.2%左右）。犹太人的智慧表现的最为突出的就是在学术领域。美国最著名大学30%的教授是犹太人。著名犹太学者数不过来。诺贝尔奖自有史以来发出750多枚奖牌，这个只占世界人口0.2%的微小民族居然包办了165枚，占整个获奖者的22%。而按照人口分布，他们只应该得到1.5人。他们的实际得奖率是他们人口比例的100倍。这个比例不仅仅在诺贝尔奖，一切世界、美国的学术、智力竞争中，犹太人基本总是获得比他们人口率高100倍左右的获胜率！
而华夏子孙在世界上也是公认的“相当聪明”的民族，和犹太民族一比，就有点汗颜了。
有人因此作了一个对比，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侧重于让自己适应社会，而犹太人正好相反；他们试图让社会适应自己！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造成巨大的行为区别；中国人更关注自己能够控制的领域，主动地“训练”自己的社会技能使得自己在现有的社会下取得最大的利益。犹太人眼光相对比较高，他们总是对社会不满，试图控制，改造社会。这导致中国人开餐馆，犹太人开银行！如果大家都生活在老鼠洞里，中国人会把自己的身体训练的和老鼠一样纤细，使得自己在老鼠洞这个狭窄的环境内行动自如。犹太人也行动自如，但他们不是把自己搞小了，而是把自己周围的洞搞大了！中国人关注自己，犹太人关注社会，这是二个完全不同的气度。
社会文化决定了二个民族不同的气度，而社会文化则是社会人性的体现。说起犹太人和中国人，在历史上她们之间还发生过二次足以影响世界进程的交流。一次是公元初犹太人耶稣来东方修习了大乘佛教，回去后运用佛教改造“旧约”，发布“新约”，创建了基督教。另一次是近百年间中国人从犹太人马克思那里引进了主义，创建了共产党。同样是交流，由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性认识，结果也大不一样。
在佛教界，中国向来是以推行大乘佛教著称的，可能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实际修行中往往表现的更像是小乘道，小乘道注重的是个人的修行。近代太虚大师就说过：“南方的教理是小乘，行为是大乘；中国的教理是大乘，行为是小乘。”而基督教，包括犹太教，从她们的布道方式，尤其是宗教关怀方面来说，并不差与我们的大乘，行的更像是大乘的菩萨道！中国人嘴上讲慈悲，行为上往往连起码的宽容都不愿意付出，而犹太人的报恩、感恩行为一直以来深深地震撼了中国人的心！双方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天差地别。至今，因为“主义”而使我们经常没有了自己的“主意”。这些现象无论是宗教还是世俗社会都是深有体会的。
显然，在人性位置的正确安放方面，中国人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浩大的传统文化，历史上数次位列于世界至强，可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超越到我们的前面。中国文化是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主义文化，这块广袤的土地是制造专制者的最好温床，历史上之所以不断发生革命又导致专制的状况，实在与这种文化有关。这里说的文化，并不单指统治者所倡导的意识形态，还应包括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有什么样的民众群体，就有什么样的权力形式，实质的改变必须是互动，普遍性的改革才行。
今天的中国，唯一值得自豪的是经济的发展，而依笔者看来，这种拼能源、拼人力、借贷子孙、印刷钞票、走一步看一步的经济是不可能持久的，在这方面，表现的只是人性上的聪明，并看不到自性上的智慧，中国还将面临无预警的经济崩溃的可能，我们不妨通过时间来静默相看。
在精神道德层面，我们的现状更令人担忧。我们的人性不要说发挥崇高的智慧，连最基本的人性理智都开始不断退化。一些本来不是问题的都成为了问题，像张悟本的绿豆、李一的神功、流传于世界的中国的假货天堂等都在告诉我们理智在中国的严重混乱。更为有力的证明则是十年浩劫，其可以称之为人类历史上人类失去理智的经典案例。人类失去理智，世界将会怎样？在没有核武器之前人类失去理智的后果也许是世界将会成为动物世界，在有了核武器之后人类在失去理智之后就是失去地球了。
那么，我们是否能找到解救或改造的良药，这才是实实在在要做的事。有无数的人一直在孜孜以求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的社会制度，认为通过民众一对一的选票可以改变我们的现况，依靠这样的社会运动或政治改革能彻底转变这个国家吗？除非大陆人一觉起来变成了台湾人，脑袋里装上了台湾文化。“制度永远不能改变人类，制度永远是被人类改变的。”(克里希那穆提)以一个专制的国家举例：“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不是专制者制造专制，而是民众制造专制者，专制者才得以制造专制。”(陈行之)
在美国，公园门口摆放着整整齐齐不上锁的儿童车，无有丢失，在中国，放上几把为民雨伞，总是一去不复返。相同性质的一件事，作为主体——人的人性和文化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一定不同。
所以，在我们呼唤普世价值的民主社会制度时，不要忘了把自己改造成一位融入世界先进理念的人，人性放到了正确的位置，世界才会因我们的改变而改变。犹太人在近代史中受尽了人间的极苦，曾经一直在人间的底层挣扎，但是，她们没有采用逃避的方法，而是正观这样的现实，即人性安住了正确的位置，才创造出了人类史中杰出的成就。“世间愚夫由于颠倒梦想而有生死痛苦，我们当从这大颠倒中修习颠倒，则我们将不颠倒，我们将洞见法性本来！”（荡巴桑结）藏传佛教息结派开派祖师这段话告诉我们：面对生死痛苦，只要人性放对了位置，这生死痛苦反会助成我们见到智慧的法性（自性）。
我们不可能在人性迷茫、混乱的状态下去完成好一项人类伟大的事业，对物欲的追求是人性的一大弱点，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积千百年封建意识沉痼的社会，并形成了自己固有的社会文化,当我们去追求一项先进的理念或制度，别国的方法并不一定也适合我们，必须量身栽衣才会达到最佳的效果。30年的改革开放，是一面最好的镜子，透过这面镜子，看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我们成了物质世界的巨人，同时，透过这些现象，我们又突然发现自己成了金钱的奴仆，成为了精神道德世界的侏儒，而了解一下其它类似的国家，他们在经历经济高速发展期间，是否出现过如此普遍性的“三聚奶”、“地沟油”、“瘦肉精”事件，是否出现像我们这样人性如此淡簿的精神境界？这是对我们人性一次最好的检验，不服气最后只会害了自己，也不希望把这一切都推给管理者，在美国的管理者面前，中国人的表现照样如此。我们希望人要做到：在谴责别人之前，一定要先检点好自己，否则永远只会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下面，我们不妨运用人性的原理来解说人们十分关心的宽容和民主问题。
追求普世价值民主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愿，只是各个国家都存在不同的情况，因此产生看法上的差异是正常现象，可以通过辩论，探讨形成共识。可是，我们看到大多数人在处理这些事时。都犯了自以为聪明，实际是毫无智慧，颠倒的见知。按佛陀的说法：世人的看法往往是颠倒妄想，也就是人性没放到正确的位置。以下我们来举例说明。
宽容比民主更重要。这里的宽容引用了联合国《宽容原则宣言》，强调了首先尊重人权的要求。有人认为秩序错了，应该先民主后人权。先民主后人权是颠倒的观点。我们再颠倒过来理解：“人权是唯一把社会带向公平和正义的道德力量。缺少这个道德力量，任何民主制度都是空的，选举也只是轻浮的游戏而已。”（龙应台）选举权首先是人权的内容！在封建社会，那时就没有现代民主，但有人权也有选举。无论何种社会制度,保护人权是无条件的，这是先决条件。通过选举才体现民主，建立民主制度。没有人权，选票的多少对当权者来说就像在纸上写字，没有人权，就如同政治犯，还选举什么？
对宽容的理解，我在多篇文章中都说到：宽恕是事发后的一种补救，宽容也应包含这样的内容。（请查百度）有人又想颠倒了，自认为宽容就意味着对所有罪犯都要饶恕，等于在帮助罪犯，伤害自己。现在颠倒过来理解，宽容并不影响所有法律的审判。即使法律要从宽，也是发生在坦白之后。我们提倡审判过后再展开的宽容、关怀，这样做实际是帮助自己，教育罪犯。当表达了宽容之后，对罪犯来说是一种心灵的感化，只会令其无限地忏悔。避免社会发生第二个、第三个被割喉的张志新，用佛教的说法，做成了一件大功德。否则憎恨罪犯一辈子，他以及后代也会同样回报你，造成冤冤相报。所以佛陀说的：“以恨对恨，恨永远存在；以爱对恨，恨自然消失。”宗教界对这句话从没表示过一点的异议，只是无神论者的所谓世世代代永不忘记阶级仇！我们确实是不理解。西方基督教对死刑犯做临终忏悔，就是典型的宽容，效果没发现有什么不好。那种这代结仇，下代报仇，从元朝报到民国还结束不了的电视剧有人很爱看，我很不懂？推荐看图图大主教著《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一定会受益匪浅。
再拿药家鑫举例。药家鑫这事里面也有很多颠倒。张、药二家从头到尾是憎恨，搞得阴间二位也成死对头。我们颠倒过来，模拟这件事的处理方法。
有所谓顺则凡，逆则仙的说法。如一开始张家就无条件宽恕？张家就是神仙的做法，想必做不到，这很正常。那就用凡的方法。
张妙的孩子从头就要做工作，不要让孩子记恨，让大家都知道孩子表现出的爱要多余恨。其他人尽管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的判决是不会改变的。事后，孩子要充当外交官，送花圈，经常去安慰药家老人，使药家的悲痛得到缓解，从恨产生出一些爱，孩子自然成了受爱的对象。事情的结果完全就变了，社会的捐款是以爱的形式给孩子的，孩子同样选择爱来回报，在佛教中，这样的因缘果报对孩子是种功德，社会也一定是赞扬的，对孩子的未来非常有益！完全可成为社会的典型宣传。阴间里二位也会化敌为友，按佛教的说法，死了一个张妙，多了一个菩萨。20万元的出处也不会是个问题。对二家在灾难的后续绝对不会出现像现在这样的咬牙切齿！为什么要编这么理想的故事，无非是想把中国恨的文化变为爱的文化。在西方，这样真实的案例可是常见的。（请查百度：卢刚事件）
所以，我说的宽容，对马加爵、药家鑫来说并不改变审判的结果，改变的只是行刑后的结果，现在，所有的受害者和被受害者家庭都一直生活在仇恨的海洋中，难道这是大家愿意看到的吗？难道中国人就只配冤冤相报，死后再碎尸万段，“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伸吗？”想想，谁在受伤害？大家所追求的民主，难道不是为了改变这些吗？
另外，对一些绝不宽容的人说一句：你就那么坚信这辈子不会犯错，不希望他人有宽容之心吗？你的父母、亲情难道也同样吗？
很多人喜欢拿中美作比较，“美国是受到基督教文化的的影响，骨子里就有一种“悔罪”和“宽恕”意识。而中国人的文化里向来都缺少宽恕意识，只有斗争和报复。”自己选择吧！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不宽容是有特定对象的。这样的看法又颠倒了。任何组织或机构，基本可以说不存在一锅端全是黑的。哪怕只有5%的好人、干净的人，也要区别对待。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希望。可是，我们的社会确实存在很严重的极端思维，红卫兵的幽灵至今还未消失，这是社会极大的隐患。笔者最近一再讲宽容、人性，却感到好像在教唆人做坏事似的，像柳传志、韩寒这样的，对民主的理念有一些不同看法和误解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却被一些人一次性地制造成了敌人！为什么不给于再三的机会呢？一些人所追求的民主真是老百姓要的吗？未必！一些人是在代表老百姓的心愿吗？未必！你们不可能不清楚，问题的实质是人权而不是民主，只要有稍好一点的对人权的尊重，民主制度也会水到渠成。我不相信连一点宽容都不舍得付出的人，动不动就扣帽子的人是一个真想搞民主的人，中国必须要从恨的文化、暴力思维的文化中颠倒过来，否则毫无希望。
2011.2.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