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以上三点综合起来看，我们便不难发现，前述传统红学的说法其实不过是一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皮相之论。持这种观点的人只看到了宝钗有过对人宣讲那些儒家教条的表象，却丝毫没有注意到宝钗的内心倾向和她在书中所真实表现出来的行为，恰恰跟这些儒家说教截然相反的实质！这样一来，一个问题也就随之浮出了水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宝钗这样的“言行不一”，或者说“言不由衷”呢？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第42回宝钗对黛玉的那番劝告之中：

　　宝钗见他羞得满脸飞红，满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追问，因拉他坐下吃茶，款款的告诉他道：“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话，说的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伏，只有答应“是”的一字。（第42回）

　　宝钗以上这一番表白，在以往大约只是被人们简单地看成了所谓的“封建说教”，可事实上，这一段文字却向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原来宝钗从小就是一个爱读“杂书”，“怕看正经书”的女孩子！那些“杂书”、“杂曲”对她的影响，甚至还远远早于她所受到的正统教育。后来，是家长们的打、骂、烧，才迫使她不得不丢下心爱的“杂书”，用礼法约束自己，学着做了一个合乎闺训的淑女。人们说宝钗是一个“严格按照封建礼教和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女孩子”。但以上这个例子，倒恰恰说明了薛家对于宝钗所施的正统教育的不严格和不成功！宝钗的父亲只令她读书识字，却并没有事先对其阅读的书目严加控制（譬如像李纨的父亲李守中那样），以至于任其“杂学旁收”、沉迷其中，方采用打骂一途，强行制止。于是，反而造就了宝钗一系列独特的心理结构。第22回，宝钗道：“这些道书禅机最能移性。”她何以知之？因为她自己就是被那些“道书禅机”移过性情之人。第42回，又云：“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她又何以知之？因为她自己就曾经因为迷恋“杂书”，而受到过家长们的严厉惩诫。——可以这么说，正因为宝钗自己就是被那些“杂书”移过性情之人，深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个女孩子若是公然坚持自己非正统的偏好的话，她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所以，她才会每每在自己大谈特谈那些诗词之道和文学理由的之时，自觉不自觉先讲上那么一段有关“女子无才便是德”、诗词均不过是“闺中游戏”的大道理，扯上儒家正统思想的大旗，以掩护自己长期以来的非正统的兴趣和偏好！说到底，这不过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的手段罢了。而我们也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方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宝钗身上会存在那么多看似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的地方：为什么宝钗会一面对着黛玉、湘云等人宣讲“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一面她自己却又是书中最为“杂学旁收”、“博学宏览”的一个人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宝钗本来就是看那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等杂书长大的，本来就是一个无所不学、无所不通的人。只是她深知其中的厉害，才惟恐不具备她那种心理承受能力的黛玉、湘云等人重蹈她那种被家长打骂、排斥的“覆辙”。又为什么宝钗在刚刚讲过那些诗词文艺属于游戏、小道的话之后，接下来却又会立即兴致勃勃投入到谈诗论文的活动中去呢？原因无他，因为宝钗讲那些话就是为了给她接下来的长篇大论打掩护。只有预先说上这么一段无懈可击的大道理，才不至于被别有用心的偷听者抓住把柄。如若不信的话，我们不妨来看看第51回中，宝钗是怎样跟黛玉一起给宝琴打掩护的：

　　众人看了，都称奇道妙。宝钗先说道：“前八首都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两首为是。”黛玉忙拦道： “这宝姐姐也忒胶柱鼓瑟，矫揉造作了。这两首虽于史鉴上无考，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有见过不成？那三岁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探春便道：“这话正是了。”（第51回）

　　因宝琴《十怀古灯谜诗》的最后两首——《蒲东寺怀古》和《梅花观怀古》，用的分别是《西厢记》和《牡丹亭》里的典故，宝钗惟恐别人以此来抓宝琴的把柄，故假意批驳了一句，说自己不懂那些典故，不如另作。而黛玉也自然懂得宝钗的意思，又反过来假装批驳了宝钗一句，声称“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有见过不成？”这钗、黛之间一唱一和，无形之中也等于替宝琴取典于《西厢记》和《牡丹亭》一事，作了公然的开脱和辩护。故，脂砚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件事的实质是黛玉有意顺着宝钗的办法来为宝琴“代为解释”：

　　余谓颦儿必有尖语来讽，不望竟有此饰词代为解释，此则真心以待宝钗也。（庚辰本第51回双行夹批）

　　这件事就正好发生在前述“蘅芜君兰言解疑癖”的情节之后。很显然，连林黛玉也最终弄懂了：宝钗劝她还有劝湘云时所讲的那些不读“杂书”为好、诗词终究不比“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的大道理，都不过是宝钗用来保护自己，并且保护大观园中所有女诗客、女词家的一种巧妙的手段罢了。这就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

　　当然了，对于宝钗的这种自我保护之举，自然有读者会觉得“虚伪”，但在笔者看来，这与其说是什么“虚伪”，还不如说是恰恰表现了宝钗在特定生活状态下的别样的真诚！如前所述，最终连林黛玉也弄懂了、学会了宝钗这套“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本事。这自然是宝钗“甘把金针度与人”，以告诫、劝导的方式主动引导和点拨黛玉的结果。如果真是什么“虚伪”之人，岂能把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毫无保留给传授给别人吗？特别是在被传授者还跟自己有过前嫌的情况下，那就更是不可能的了。退一步说，类似于宝钗这样的自我保护措施，其实连《红楼梦》的作者自己也曾经用过。我们不要忘了他在甲戌本的《凡例》上是怎么说的：“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此外，在甲戌本第1回的正文中，作者也说此书“毫不干涉时世”、“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可《红楼梦》真的“不敢干涉朝廷”、“毫不干涉时世”么？我们只要看看曹雪芹借薛宝钗和贾宝玉之口对贾雨村等贪官污吏的批判，还有书中对以戴权为代表的那些贪婪太监的描写，就不难看出全书伤时骂世到何种程度！既然如此，又为何要一再强调此书不敢干涉时政？那不过是为了躲避上纲上线的文字狱罢了。尽管曹雪芹身为“在旗”的汉人，一直就不是清政府大搞文字狱所重点针对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在民”的汉族知识分子），但《红楼梦》能流传到今天，始终没有被朝廷定位成“谋逆”之书而遭到严禁，跟这些作者有意涂上的保护色也不无关系。如果读者不把作者为规避文字狱而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视同什么“虚伪”之举的话，那书中宝钗所采取的那些护己也护人的手段，也自然跟所谓的“虚伪”二字无缘，倒是如前所述，是宝钗仁者爱人的真性情，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体现！


解析完第一种传统的说法，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传统的说法究竟错在何处。其实，这种所谓的作诗“讨好”论，乃是比前述传统红学的第一种观点还要荒诞可笑的一种论述。只不过，红学界长期以来困于拥林派的狭儒人格，被形形色色的“阴谋论”所统摄。这让许多深陷其中的“专家”、“学者”都难以自拔。因而导致了这么一种现象：越是荒唐的、小儿科的、经不起一驳的说法，只要它能被用来拥林诬钗，就越是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学人所采信。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冯其庸的说法：

　　……宝钗把诗当目的，从而在元春试才时得到了好评。她就是如此富有机心，统治者喜欢什么，她就喂什么。而黛玉，她却把诗当生命。她不仅用毛笔，用头脑去写作，她还用思想，用心灵去写作。诗词不仅是反映了她幼时良好的家教，她敏捷的才学，更反映了她的灵魂，她的感情。 （见冯其庸《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李书磊提出的宝钗为贾母充当“文艺警察”一说：

　　按理说大观园中颇有些非正统的诗人写些消极的东西，如林黛玉；但贾母有效地信任并依靠了一个正统的诗人薛宝钗来维持贾府文苑的稳定和规范。宝钗是个厉害角色，充当贾母的文艺警察是胜任愉快的。她一面可以投贾母的口味点些热闹俗曲，一面又可以与众姊妹一起作些文雅诗词。宝钗的诗词如《柳絮辞》既有理想又有文采，充满着积极向上的主流精神，颇成体统；更妙的是她一边作诗还一边教导姊妹们要记住诗词是小道，闺苑（范）才是正经，不使大家沉溺于唯美的“泥淖”——她可以刚才还同你嘻笑谈诗，忽然就板其面孔来用大道理来教训你一番，使你虽感压抑但又无话可说；最绝的是她对于文艺是个内行，第四十五回黛玉无意中引了《西厢记》、《牡丹亭》上的话行酒令，就马上被宝钗惕然觉察、暗记在心，私下里同黛玉促膝谈心，现身说法，居然还就说服了孤傲不群的林黛玉并同她交上了朋友。如此可人意儿，就难怪贾母另眼相看，亲自出钱主持为她做生日了。（见李书磊《重读古典·论贾母的批评》）

　　任何一个熟悉《红楼梦》原著原文的读者，看了上面两段文字，都不免会有头昏眼花、血压升高的感觉了。堂堂正正的大学者，读书居然能读到这种完全颠倒黑白，执意跟书中原文唱反调的程度，确实是很让人惊奇的一件事。以冯其庸的所谓“统治者喜欢什么，她就喂什么”之论来说，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真的“富有”如此的“机心”么？答案是截然相反的：我们不仅在书中找不到一处跟这位冯先生的论点相符合的例子，而且《红楼梦》中与之针尖对麦芒，势不两立的事例倒多的是！最明显的就是第22回中宝钗所作的那首《更香谜》：

　　朝罢谁携两袖烟，琴边衾里总无缘。

　　晓筹不用鸡人报，五夜无烦侍女添。

　　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

　　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

　　此时，正是元宵佳节，合家欢聚。在这种场合上，只怕任何一个家长，都是希望晚辈多写吉利话，而不喜欢那种悲切、愤懑的话的吧？可宝钗“喂”给贾政了些什么呢？“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结果呢？贾政听了，立刻就有了大为不悦的想法：

　　贾政看完，心内自忖道：“此物还倒有限，只是小小之人作此词句，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想到此处，愈觉烦闷，竟大有悲戚之状，因而将适才的精神减去十分之八九，只垂头沉思。（蒙府本、戚序本、己酉本第22回）

　　这哪里是什么“统治者喜欢什么，她就喂什么”，分明是统治者不喜欢什么，宝钗就专门调侃、讽刺他什么！如此明显的事例，哪容得后世之人随意颠倒混说呢？如果一定要说谁是“如此富有机心，统治者喜欢什么，她就喂什么”的话，这个人也不是薛宝钗，而恰恰是被冯其庸赞美为“把诗当生命”，且“用思想，用心灵去写作”的那个林黛玉！书中写明，第18回元春省亲，“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结果她写出来的诗，一句“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直抒胸意，表现了她渴慕权势恩宠的心态，一句“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几乎是在以肉麻的口吻在称颂皇权，颇有点后世那种“千口猪来万头羊，今年亩产万斤粮”之类的“新诗”、“新民谣”的口吻。如此拼命“邀恩宠”的诗作，反被说成是“用思想，用心灵去写作”，真不知道冯其庸先生究竟想说的是怎样的“思想”、怎样的“心灵”？反过来，宝钗以诗大扫贾政等家长之兴，以至于被后者判定为“小小之人作此词句，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却居然莫名其妙地被当成了什么“统治者喜欢什么，她就喂什么”的表现，莫非是这些官方红学家真的是连讨家长喜欢与招权贵厌恶的区别也搞不清楚了吗？读书竟然读到这种地步，的确让人十二分地无语！

　　李书磊的所谓“文艺警察”论就更是错的没边没谱！他的整个一段论述，几乎就没有多少真正符合原著实际的正确判断！对照上述宝钗“更香谜大扫贾政兴”的实例，《红楼梦》中哪里存在什么“贾母有效地信任并依靠了一个正统的诗人薛宝钗来维持贾府文苑的稳定和规范”的情形？宝钗自己的《更香谜》就是充分表现了出其“非正统”的、“消极”的一面的，而且还是当着家长的面而写作出来的。她如何能去充当什么贾母的“文艺警察”？真要从维护正统的角度说，宝钗别说什么“胜任愉快”，她简直是没资格，也不屑于去充当这么一个角色的！至于所谓“她可以刚才还同你嘻笑谈诗，忽然就板其面孔来用大道理来教训你一番，使你虽感压抑但又无话可说”，那就更是滑稽可笑了。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宝钗在跟黛玉、湘云的谈诗的时候，固然也会忽然来上那么一段关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教，但那不过是她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罢了，又不是她的真心实意。她何曾“板其面孔”训人？黛玉、湘云等人又究竟有哪一个觉得宝钗的话让她们感到“压抑但又无话可说”了？具有讽刺性的是，连李书磊先生自己也看到了，宝钗跟黛玉的谈话方式乃是“私下里同黛玉促膝谈心，现身说法”，最后的效果是“居然还就说服了孤傲不群的林黛玉并同她交上了朋友”，却还要一个劲儿地强调宝钗为贾母充当“文艺警察”，“是个厉害角色”，她的话“使你虽感压抑但又无话可说”，这不是自相矛盾又是什么？难不成林黛玉就是喜欢那种被“警察”审问、被厉害人“压抑”的奇特感觉？谁压制得她越厉害，她就越拿谁当朋友？再一个，还说什么宝钗“如此可人意儿，就难怪贾母另眼相看”呢，第40回宝钗以蘅芜苑“雪洞”一般的室内布置而得罪了贾母，到第53回的“荣国府元宵开夜宴”时，贾母只命自己所心爱的宝琴、湘云、黛玉、宝玉四人与自己同坐主桌，却惟独将宝钗排挤到了主桌之外，同李纹、李绮辈坐在一起，这又说明了什么？莫非是宝钗这所谓的“文艺警察”已经“下岗”了，改由真正“可人意儿”的宝琴、湘云、黛玉、宝玉四人来充当“文艺警察”了？好嘛，照此逻辑推下去，薛宝钗这样的非正统诗疼倒迟早会沦为贾府中的“文艺罪犯”。你能说不是吗？这真的是要让人喷饭满案的！

　　说什么“统治者喜欢什么，她就喂什么”，结果宝钗却以《更香谜》大扫统治者——贾政之兴。说什么宝钗给贾母充当“文艺警察“，结果宝钗却以蘅芜苑“雪洞”一般的室内布置而得罪了贾母，以至于被贾母排挤出了她最宠爱的孙子孙女们的行列。这种屡说屡错的现象，除了证明了以拥林派观点为核心的传统红学对于《红楼梦》原著原文是何等生疏，其理解又是何等偏谬以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而经过上面两番对传统观点的解析，我们现在知道，宝钗并不是一个真心信奉那些腐儒教条的人。她不仅没有真的将诗词等文艺活动当成什么无有可无的小道，相反，每当谈起相关的文学理论，她总是显得那样兴致勃勃，即使被人打断了话头，她还觉得意犹未尽，有“仍欲往下说”的劲头。而既然传统红学的观点并不足以解释宝钗对诗词何以有如此的兴趣，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宝钗现在这种状态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样一来，我们就回到了本章开头第一段所提出的那个观点之上：宝钗是个具有愤世、出世精神的女子，她把诗词当成了抒发自己愤世嫉俗之情和淡泊出世之理念的重要工具，唯其如此，她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在诗词的领域中不断钻研切磋，日益精进到现在这种数一数二的水平！

　　其实，关于宝钗以诗词来承载其愤世、出世的精神，这对于任何一个熟悉原著原文的读者来说，都应该是一望可知的。因为宝钗自己所作的诗词灯谜以及她所喜爱的韵文曲赋中，能体现这两方面思想的作品简直比比皆是。既有《螃蟹咏》的刺贪讥俗，讽时骂世，也有《镂檀锲梓谜》感叹世人未能理解佛法梵音的真谛，还有《更香谜》反映她了从极度的精神痛苦中获得彻悟的思想经历，更有宝钗所喜爱的《山门·寄生草》浓缩了她由“漫揾英雄泪”之孤愤、悲怆，转向“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之潇洒、解脱的心路历程。当然了，过去人们受以拥林派观点为核心的传统红学的影响，受制于“反封建”及各类阴谋论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宝钗诗词所体现出的这些本质特点。但实际上，且不说一一去细读上述这些诗词韵文作品，单是看看曹雪芹、脂砚斋等人他们自己是如何评价宝钗与诗词的关系的，我们就不难体会到宝钗诗词中那种特有的犀利和睿智。比如，第38回当众人读完宝钗所作的那首《螃蟹咏》之后，作者即借大观园群芳之口盛赞了宝钗诗词所寓含的“大意”和所体现出的“大才”！原文如下：

　　众人看毕，都说这是食螃蟹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第38回）

　　那是什么样的“大意”和“大才”呢？读者不妨回想一下本书第一章里，我们所引用过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之“借蟹讥权贵”条的文字：“宋朱勔横于吴中，时有士人咏蟹讥之……至嘉靖朝，张、桂用事恣肆，有人于御前放蟹横行，背有朱字，世宗取阅，乃漆书璁、萼姓名……其后分宜擅权，枉杀贵溪，京师人恶之，为语曰：‘可恨严介溪，作事忒心欺。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一蟹之微，古今皆借以喻权贵，然亦一蟹不如一蟹矣。”——很显然，这里众人所说的“大意”、“大才”，就是特指借平常小物而讥刺社会黑暗的微言大义。而所谓“讽刺世人太毒了些”，也是特指宝钗对那些贪酷横行之权贵的抨击和批判。

　　正是在曹雪芹对宝钗诗词的这种定性和评判的基础上，脂砚斋又将宝钗的各篇诗作明确地分成了两大类：一曰“自写身份”，二曰“讽刺时事”。其在庚辰本上的批语原话如下：

　　宝钗诗全是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纤巧流荡之词，绮靡秾艳之语，一洗皆尽，非不能也，屑而不为也。最恨近日小说中一百美人诗词语气只得一个艳稿。（庚辰本第37回双行夹批）

　　很明显，所谓“自写身份”，指的就是如宝钗作《白海棠咏》时所云“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一般的恬静淡然、清洁自励。所谓“讽刺时事”就是指如宝钗作《螃蟹咏》时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的正义感和批判精神。正因为宝钗的各类诗作始终围绕着愤世、出世的主题，所以她才能够做到“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洗尽铅华，反璞归真，抛弃那些如“纤巧流荡之词，绮靡秾艳之语”的雕虫小技，而真正靠近《红楼梦》这本书悲天悯人的大题旨。反过来，如果要宝钗的诗也像林黛玉的诗一样，放弃对大是大非的考量和对正义理想的追求，只从个人患得患失的哀怨出发去写点“闺怨”、“离别”之类的题材，她会是十二万分的不屑的：“非不能也，屑而不为也”。因此，脂砚斋在这个地方特意强调一个美人就应该有一个美人的文风特点，最忌讳当时别人的小说里普遍存在的千人一面、通共一个“艳稿”的糟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