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宝钗把吟诗填词、灯谜酒令等文化艺术活动当成了承载和表露她愤世、出世之理想的一种重要手段，所以反映到文艺理论方面，她也就有了一种跟她一贯的诗风相一致的“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的文学主张。将书中宝钗谈论诗词理论的地方综合起来，我们又可以具体地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宝钗主张诗词首重“立意清新”，惟有“善翻古人之意”才能写出真正的好作品。二是宝钗强调内容必须高于形式，所有的技法、技巧都必须为立意服务，而不能颠倒主次。关于这两点，用宝钗自己的话说就是：

“诗题也不要过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诗中那些刁钻古怪的题目和那极险的韵了，若题过于新巧，韵过于险，再不得有好诗，终是小家气。诗固然怕说熟话，更不可过于求生，只要头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词就不俗了。”（第37回）

“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第64回）

很显然，在宝钗看来，故意去追求那些“刁钻古怪的题目”、“极险的韵”以及“字句精工”，都是舍本求末之举，刻意求深，所得反浅。惟有在文学作品的题旨和思想上勇于推陈出新，方是第一位的选择。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宝钗在创作《更香谜》、《镂檀锲梓谜》、《临江仙·柳絮辞》等一系列诗作、词作的时候，她所表现的都是那种道前人之未曾道、言闺阁之不敢言的一贯风格。亦如宝钗自己在填写《临江仙·柳絮辞》之前所坦承的那样，在她之前的咏絮之作，包括黛玉的《唐多令》和宝琴的《西江月》“终不免过于丧败”，而她自己是绝不会赶这种时髦，落这种俗套的：

“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无绊的东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第70回）

由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宝钗在大观园历次诗会中再三夺魁的经历，可以这么说，只有那种在愤世和出世精神的指导下，于主题、立意上的不断创新，才是宝钗诗词创作能够始终保持活力的生命源泉！

而除了“立意清新”与内容高于形式这两点之外，宝钗在她的“诗论”中，还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原来诗从胡说来”！这一段相关的原文如下：

只见香菱兴兴头头的又往黛玉那边去了。探春笑道：“咱们跟了去，看他有些意思没有。”说着，一齐都往潇湘馆来。只见黛玉正拿着诗和他讲究。众人因问黛玉作的如何。黛玉道：“自然算难为他了，只是还不好。这一首过于穿凿了，还得另作。”众人因要诗看时，只见作道： “非银非水映窗寒，试看晴空护玉盘。淡淡梅花香欲染，丝丝柳带露初干。只疑残粉涂金砌，恍若轻霜抹玉栏。梦醒西楼人迹绝，余容犹可隔帘看。”宝钗笑道：“不象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个‘色’字倒还使得，你看句句倒是月色。这也罢了，原来诗从胡说来，再迟几天就好了。”（第48回）

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把写诗当作极高雅、极庄重的事，而且两千多念以来，儒家一直主张的都是“诗言志”、“温柔敦厚”、“思无邪”，但现在宝钗却借着评论和教导香菱学诗的机会，提出了“诗从胡说来”的命题，这岂不是要让人感到震惊？但仔细想去，一个人如果真要把自己的文墨修炼到“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地步，还非得要一点敢于放胆胡说的豪情不可。套用宝钗自己的话说，就是“诗余戏笔不知狂”。以历史上的“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为例，若李白没有一点“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狂劲儿，他能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自信？若杜甫在贫困潦倒之际尚无一丝“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胡思乱想，他能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胸怀？如果没有一种超越现实环境羁绊和自身利害得失的精神，无论是读的诗再多，还是学到的技法再精，恐怕也是无法接近于那种能够力透纸背、入木三分的大手笔、大境界的！而又正好照应了宝钗以诗词来“自写身份，讽刺时事”的格局。试想一下，如果宝钗也没有一点敢于“胡说”的精神，她能够以《更香谜》大扫贾政之兴么？她能够作《螃蟹咏》刺贪讥俗、骂世最狠么？那当然都是不能的！因此，宝钗的这句“原来诗从胡说来”，虽看似作者不经意的一笔，却实则是点出了宝钗之所以能够以诗词来承载其社会理想的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宝钗被曹雪芹赋予了远胜于当时所有男子的远见和胆识！

平心而论，上述由《红楼梦》作者借薛宝钗之口而道出的文学主张，林黛玉的诗词创作和文艺思想在某些方面也是与之有所契合的。比如，林黛玉也有善翻古人之意的时候，如她的《五美吟》等等。黛玉在教导香菱学诗的过程中，也说过有关“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的话：“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第48回）甚至，黛玉也劝过香菱“只管放开胆子去作”，不要被现成的诗选所束缚住。这似乎已经跟曹雪芹暨薛宝钗的文学主张相差不多了。但认真一辨析，事实又并非如此，至少不是全然如此。因为林黛玉的“只管放开胆子去作”，仅仅是要当事人克服因对诗词不熟悉而造成的怯懦心理罢了。并没有提及对社会主流思想的大胆怀疑和勇敢突破。而宝钗的“原来诗从胡说来”正是在这一点上将黛玉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因此，黛玉的“第一立意要紧”和“善翻古人之意”主要不是像宝钗那样向着批判主流社会、嘲讽主流意识的方向去做翻案文章，而基本上是沿着主流社会、主流意识所指引的方向更进一步，道前人所未道。比如，宝钗的《更香谜》是以“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的忧愤来一反元宵节盛行的浮夸粉饰之风，宝钗的《临江仙·柳絮辞》又是以“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的自信来一反伪“小资”们颓废丧败的矫情。黛玉诗则不然，而是更加强化权力社会下的权力意识。如《五美吟》中的《红拂》一首说的是女人要选对夫主，要“巨眼识穷途”，趁早选对有上升空间的“潜力股”男人，而不能死守“尸居余气”、无法够带给自己的恩宠的老男人。而《虞姬》、《绿珠》两首，则分别以“黥彭甘受他年醢，饮剑何如楚帐中”和“都缘顽福前生造，更有同归慰寂寥”来赞美和鼓吹女人（虞姬、绿珠）为男人（项羽、石崇）殉死。哪怕这个男人是有过无故滥杀女人的残忍记录的石崇（史载：“石崇要客黄集，常令美人形酒，客饮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在林黛玉看来，绿珠为他殉死也是“顽福”， 原因无非是，石崇对其他美女都极度残忍，惟独对绿珠厚爱有加。有点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以及许多影视节目中所看到的那种罔顾正义的痴心女子的逻辑：只要对我好，哪怕是流氓暴徒黑老大也要嫁，也要从一而终！至于《明妃》一首，更是在宣扬主子应该乾纲独断，不可轻信下面以至于大权旁落的韩非式的君王本位意识：“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一言以蔽之，宝钗诗的两大基本类别是“自写身份”和“讽刺时事”，黛玉诗的两大基本类别却是“满纸自怜题素怨”与“何幸邀恩宠”。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大是大非对小情小感、忧国忧民对患得患失的立意之别，才使得作者最终放弃了黛玉而择中了宝钗，来作为自己那么一番“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见第42回，宝钗“画论”）的文艺见解的直接阐释者和形象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