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
　——钗、黛思想性格对比
　
　
　在《红楼梦》中，薛宝钗与林黛玉是一组颇具艺术上所谓“对称之美”的人物形象。早有人指出：“作者自始至终总是对称地、均衡地描写和和刻画钗黛这两个人物……总之，就像是绘画上表现同一个物体的两个不同侧面。在一种均衡、对称的布局中显出不同的明暗和色调对比。这比起单独描绘物体的来，自然会更具立体感与厚质感。”（见邓遂夫《红学论稿·红楼梦主线管窥》）前面，我们花了十四章的篇幅推倒了历史上以拥林派观点为核心的传统红学所强加于宝钗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从根本上还原了曹雪芹笔下一个骨子里愤世嫉俗，喜爱“讽刺时事”，且敢于以个性得罪家长权威，并深受佛、道等“出世”精神影响，具有大慈悲情怀的薛宝钗形象。那么，行文至此，可能有的感观敏锐的读者已经忍不住想要发问了：跟薛宝钗同为《红楼梦》两大女主角之一的林黛玉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她是否也像历史上那些“反封建”论的“红论”、“红评”所描绘的那样，是什么“清高”、“孤傲”、“反礼教”的“叛逆者”呢？我们所能给出的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因为书中大量的事实都在表明，其实黛玉自己才是一个看重世俗的名位和势利，且一心要夺“宝二奶奶”之位的人！鉴于钗、黛两个人物形象在艺术上的对称性，我们若不对真实的黛玉形象作一深入的剖析，显然也不能更好地理解原著中的宝钗的形象。因此，现在我们专门辟出一章的篇幅，特意从钗、黛思想性格对比的角度，来谈一谈原著中黛玉的名位思想，以及她这种思想在她行为习惯和为人处世等方面的表现。同时考虑到本书中主题是《论宝钗》，而非《论黛玉》。故此，本章亦不打算全面铺开。只重点从四个方面来谈谈黛玉的言行举止跟宝钗的不同：一是钗、黛对待贾母、元春等权势人物的态度，二是钗、黛对待贾府中各色弱势人物的态度，三是钗、黛在耿直孤介和心机世故上的不同偏好和抉择，四是钗、黛这些举止差异背后的价值观上的分殊。
　
　我们首先要对比的当然是钗、黛两个人物对待贾母、元春等所谓“封建家长”的态度，因为这是最能说明二人思想性格本质的地方。关于宝钗是如何傲对，甚至于调侃和讥讽贾母、元春、贾政、王夫人等强势人物的，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有详细说明，不再赘述。想来对于“更香谜大扫贾政兴”（第22回）、“薛宝钗不屑皇妃赏”（第28回）、“蘅芜苑开罪史太君”（第40回）、“献人参调侃王夫人”（第77回）等情节，本书的读者恐怕已经是耳熟能详的了。那么，林黛玉的情形又如何呢？受过去种种赞林、拥林之说的影响，很多读者可能会觉得黛玉是个“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的人，她对贾母等家长的态度似乎也应当是傲然不屈的。但事实却正好与之相反：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便不难发现，林黛玉所谓的“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其实具有一个对下而不对上的特点。对于婆子、丫头等下人，甚或对于平辈的姐妹，林黛玉确实可以说是“口角锋芒，锐利无比”。可对于贾母、王夫人这样的家长，以及元春这样的贾府权势的靠山，林黛玉却一次也没有表现出她的锋芒和棱角！非但如此，小说第18回，在元春省亲的时候，她还竭力逢迎，一口气写下了像“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这样极尽阿谀、吹捧之能事的“颂圣”诗句。第40回，贾母携刘姥姥游览大观园的时候，黛玉又刻意做出一副知书达礼的样子，表现得比任何人都殷勤、周到。特别是以一个人无我有的亲手奉茶的礼节，把个贾母伺候得十分开心。下面我们就分别来谈谈书中的这两个事例。为讨论方便起见，我们不妨也仿照小说回目的拟名之法，将这样两个事例分别命名为“颂皇权竭力邀恩宠”和“亲奉茶逢迎史太君”。
　
　我们先来说说小说第18回中的黛玉“颂皇权竭力邀恩宠”，也就是拼命讨好元春一事。为避免断章取义的情形，我们把带脂批的两段原文完整地摘录于下：
　
　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庚辰双行夹批：这却何必，然尤物方如此。】不想贾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作，只胡乱作一首五律应景罢了。【庚辰双行夹批：请看前诗，却云是胡乱应景。】
　……
　此时林黛玉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因见宝玉独作四律，大费神思，何不代他作两首，也省他些精神不到之处。【庚辰双行夹批：写黛玉之情思，待宝玉却又如此，是与前文特犯不犯之处。庚辰眉批：偏又写一样，是何心意构思而得？畸笏。】（庚辰本第17、18合回）
　　
　虽然在元春省亲之时，众姐妹都免不了要作诗“颂圣”，但小说却一开始就注明了黛玉的与众不同：“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看得出来，她是存心要在这些歌功颂德的词藻上下大功夫。“不想贾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作”。——反倒是元春没有给她提供一个能够充分挣表现的机会。于是，只好先“胡乱作一首五律应景罢了”。其诗乃云：
　
　名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
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
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
　
　虽然名义上说是“胡乱作一首五律应景”，可谁都看的出来，黛玉此诗已经透出了十二分的积极。她挖空心思，把俗世大富大贵的场景，竟比做了别离红尘的仙境！这里有石崇金谷园的酒香，更有宫妃们椒房、玉堂的花媚。可这看上去远离红尘、绮丽奇幻的“仙源”，却完全是由这红尘世界中最世俗的一种力量——皇权所一手造成。于是，接下来，作诗人话锋一转，来了一个画龙点睛之笔：“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看啊，咱们贾府能邀得皇家的恩宠是何等的荣幸呀，看那大观园进进出出、频繁来往的全是来自禁地的宫车！把作诗人自己羡慕、渴望邀得皇家恩宠的心理，表露得淋漓尽致。这时候，那个平素间口口声声地标榜“孤标傲世偕谁隐”的林黛玉，又到哪里去了呢？读者不妨自思。说到此，有人一定会出来替林黛玉辩护了。他们说，黛玉此时不过是客观地描写实景罢了，再者“邀恩宠”的是贾府，而不是黛玉本人。不错，诗文中所写的“邀恩宠”者确实是贾府，而非黛玉本人。可作这种辩护的论者，却显然忘记了这个“邀恩宠”三字的前面，还有“何幸”二字！什么是“何幸”？何等的幸运啊！这里，作诗人显然对贾府获得皇家恩宠一事，感觉到了莫大的荣幸。一种羡慕的、向往的主观情绪，在纸上油然而生！她哪里是在“客观地描写实景”呢？固然，得到了皇家的恩宠的是贾府。可黛玉此时，又哪里自外于贾府了呢？看那个口气，分明是在说“我们贾府”如何如何。所以，这根本不能说明林黛玉就没有“邀恩宠”的心理！况，严格地说，贾府实际上也并没有去“邀恩宠”。因为小说第16回写的很清楚，元春被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这对于贾府来说，完全是一个从天而降的意外惊喜。当时，贾政刚被召入宫中的时候，贾母以下的全家人还“心中皆惶惶不定”呢！何尝主动地去“邀”过呢？有人想把林黛玉的这个“邀”字解释为“叨受，幸蒙得到”，这也显然讲不通。因为完全忽略了这个“邀”字里面所蕴有的“希图”、“希求”的含义，如“邀宠”、“邀功请赏”等等。真要从完全被动的“叨受，幸蒙得到”的角度出发，也应该用“获恩宠”、“遇恩宠”或者“承恩宠”才对。特别是“承恩宠”的用法，在《全唐诗》中运用的极为普遍。如《全唐诗》第20卷，柯崇《相和歌辞·宫怨》：“笙歌何处承恩宠，一一随风入上阳。”第584卷，段成式《汉宫词二首》：“歌舞初承恩宠时，六宫学妾画蛾眉。”第600卷，翁绶《婕妤怨》：“谗谤潜来起百忧，朝承恩宠暮仇雠。”第864卷，佚名《与崔渥冥会杂诗》：“方承恩宠醉金杯，岂为干戈骤到来。”如此等等。可如今林黛玉却偏不使用比较普遍的“承恩宠”三字，而别出心裁地使用了一个并不符合贾府实际情况的“邀恩宠”三字，足见究竟是谁抱有那种希图“邀”得皇家“恩宠”的心理了！
　
　讲到这里，又有人断章取义地抓住前面叙述中的一句“只胡乱作一首五律应景罢了”，来为黛玉辩护，硬说当时林黛玉的诗“只是应景之作而已”（见网友“海上钓鳖客”的发言）。可对于这种观点，脂砚斋此处的一条批语，即作了有力的批驳：
　
　请看前诗，却云是胡乱应景。（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这个“却云是”三字，批的极好！把当时林黛玉的真实心态，都点了个通体透亮！什么意思呢？请注意，在刚才那一段叙述中，作者首先交代的是“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其次，又强调“不想贾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作”。再次，说的才是“只胡乱作一首五律应景罢了”。而在稍后一段中，作者又马上反补一句“此时林黛玉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那林黛玉写“颂圣”诗，分明是为了“展其抱负”而作。反而是元春没给她充分展现的机会罢了。在此情况之下，那个所谓的“胡乱应景”，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可信性？可想而知。倒是脂砚斋的这个“却云是”三字，把这一切全都给戳穿了：黛玉当时已经够积极的了，却还嫌自己不够积极，所以才把单作一首诗视为所谓的“胡乱应景”。归根结底，还是要盼望多作、多挣表现。不然的话，她又怎么会因为“未得展其抱负”，而大感“不快”呢？这能是什么敷衍、应付的心理吗？辩护者完全无视作者在其前其后的交代，也无视脂砚斋的提示，断章取义地揪出作者的一句反语，硬说黛玉是在敷衍、应景，这不免是正好把曹雪芹的本意给弄拧了、看反了！
　
　除此而外，对于黛玉这首竭力“颂圣”的应制诗——《世外仙源》，拥林派的另一种常见的辩护手段是，抓住诗中“金谷酒”一语，来为黛玉此刻的极力讨好而进行开脱、掩饰。论者强调，“金谷酒”三字典出于晋代石崇的金谷园，“石崇后参与八王之乱，因政治原因而被杀”，而“黛玉竟然不加推敲，随便用入，将贾府的大观园比成石崇的金谷园，自是考虑欠周的表现”。如此“用典不妥”，便说明了林黛玉的性格如何如何“顺从自然，不甚注意礼仪规范”，她此刻的态度如何如何“勉强”，她的品格如何如何“孤傲”云云（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红楼梦鉴赏辞典》“诗词韵文”部分/朱淡文/文，以及童昌森《诗：刻画林黛玉内心世界的重要载体》等文章）。但这种开脱和辩护本身才真正是“考虑欠周的表现”。因为林黛玉将贾府的大观园比成石崇的金谷园，不过是在强调贾府的富贵亦如当年的石崇一般而已。诸如此类的用法，在明、清诗文中极为常见。在当时并不会有人故意联想到石崇被杀上面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笔者可以举一个类似的例子。这也是一首应制诗，作者是明朝嘉靖时期的权奸严嵩，题目是《赐游清馥殿》。其诗云：
　
　十里宜春苑，金堤覆绿杨。水涵瑶殿碧，花簇锦亭芳。
驰道通长乐，离宫接建章。微臣一何幸，留赏沐恩光。
　
　此诗与林黛玉的《世外仙源》相比较，有两处是非常相似的。一是尾联都发出了热衷于迎合的“何幸”二字：林黛玉诗中“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正可以与此诗的“微臣一何幸，留赏沐恩光”遥遥相对。二是同林黛玉把皇家赐建的大观园比做石崇的金谷园一样，严嵩这里也把皇帝修建的清馥殿比做了私家花园——“宜春苑”。按，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宜春苑，一个是秦二世的死葬之地，一个是宋太祖赵匡胤之弟赵廷美的花园。这里当指赵廷美的私家花园。而不论是哪一个宜春苑，其主人后来的命运都是悲惨的：秦二世身死国灭，赵廷美后来也被宋太宗赵光义贬死。若依拥林派分析“金谷酒”一典的逻辑，这里嘉靖皇帝又是否该认为严嵩是在暗讽他早点垮台完蛋呢？那严嵩岂不也成了“顺从自然，不甚注意礼仪规范”，甚至品格“孤傲”，不会讨好皇帝的人？可历史事实果然如此么？事实恰好与之相反！严嵩是公认的善于谄媚之人，而这首《赐游清馥殿》中的“十里宜春苑”，也从来没有被皇帝看成是什么“极不祥的类比”。其实，明、清应制诗的习惯，也不过是就事论事，以此景之繁华喻彼景之精丽而已，根本就没有像今天拥林派这么的心思。若一定要逼着古人也这么上挂下连下去，那显然只会推出像严嵩这样的权奸也性格“孤傲”一类的可笑结论！
　
　回到我们原来的话题之上。当时林黛玉本已十分积极，却还嫌自己不够积极。那么，如何才能让她心里满意呢？这自然是要多作诗、多挣表现的。果然，作者接下来就让她逮到了一个机会：
　
　此时林黛玉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因见宝玉独作四律，大费神思，何不代他作两首，也省他些精神不到之处。想着，便也走至宝玉案旁，悄问：“可都有了？”宝玉道：“才有了三首，只少《杏帘在望》一首了。”黛玉道：“既如此，你只抄录前三首罢。赶你写完那三首，我也替你作出这首了。”说毕，低头一想，早已吟成一律，便写在纸条上，搓成个团子，掷在他跟前。（庚辰本第17、18合回）
　
　原文说的很清楚，林黛玉那样积极地作诗“颂圣”，其首要的目的是要“展其抱负”！当然，顺带着也帮助宝玉解决困难。正是基于这种首要的目的，她写下了全书中“颂圣”最力的一首《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
　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熟，十里稻花香。
　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杏帘在望》仍袭用前面那首《世外仙源》写法：先作景观描写，再画龙点睛一转，转到诗的正题之上。但较之于前诗，却又更为新颖别致。它先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桃花源式的社会景象：这里看不见人与人之间尖锐的社会矛盾，更不闻民生疾苦，遍地哀号。有的只是“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的和谐，以及“一畦春韭熟，十里稻花香”的丰饶。然后，话锋一转，这样美好的世界，是由何而来呢？哦，正是明君创造了盛世。老百姓既然生活在这样一个明君治理的太平盛世里，还用得着为穿衣吃饭苦苦奔忙吗？是谓之“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不能不说，此诗收结得实在有力，一下子将普通乡村景观的描写，提升到了歌赞皇权的政治高度。由此看来，黛玉的“政治觉悟”，不可谓不高矣！然而，当时的社会真的是什么“盛世无饥馁”吗？在小说第1回中，作者就交代了当时农村社会的积贫与动荡：“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粮夺食，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据甲戌本第1回，诸本“抢粮夺食”作“抢田夺地”）其实，也用不着深入到农村或者底层，只要看看身边的丫头、仆妇，以黛玉的聪明就不难知道，若真的是天下“无饥馁”，还会有人把自己的儿女卖去为奴为婢吗？正如第19回中袭人所说：“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就剩我还值几两银子，若不叫你们卖，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这样一个社会，又哪里是“盛世无饥馁”呢？可见，这“无饥馁”三字，不过是昧着良心的极力吹捧罢了！这不由得使我们联想到后世许多所谓“新诗”、“新民谣”，诸如“千口猪来万头羊，今年亩产万斤粮”之类的风格和面貌。不过，俗话说好，千穿万穿,马屁不穿。黛玉的这些竭力吹捧之语，还是说到了元妃的心窝里去了。所以，书中写明，元春“又指《杏帘》一首为前三首之冠”。

过去，拥林派论者最喜欢引用黛玉的三首古风——《葬花吟》、《秋窗风雨夕》、《桃花行》，特别是黛玉《问菊》诗中的一句“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来论证黛玉所谓的“孤高”、“叛逆”。但诸如此类的论证，在黛玉的这首《世外仙源》和这首《杏帘在望》面前，都不能不是说是被破了功。我们可以假想有这么一个人。他平素间口口声声地标榜自己如何“清高”，如何“脱俗”，可领导一来，就忙不迭地一力讨好、挣表现。那么，你说此人所谓的“清高”、“脱俗”，究竟有多少真实可信的成份呢？黛玉的情况正与此相似。在当权者不在场的时候，她可以吟唱“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移泪烛”，可以叹息“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易黄昏”，可以标榜“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甚至可以抱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可元春这样的当权者一来，她却安心在那些歌功颂德的词藻上“展其抱负”，积极主动地唱出了所谓“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和所谓“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的高调，再没有半点悲音、怅怨，全都是一派乐观向上的格调！那么，你说黛玉的“文心”真的能像她的“文话”标榜的那样“孤标傲世”吗？可见，黛玉的那点悲伤、愁怨，与其说是什么“孤傲”、“叛逆”，还不说是一种患得患失的心理更为妥当。她本来就是热衷于世俗名位的。只是现实没有给她充分的机会，她才因此而愁，因此而怨。可如果机会一来，她也就自然不愁、不怨，急着“邀恩宠”、“独立名”去了。况，黛玉的三首古风，本来就都是仿作。《秋窗风雨夕》仿的是乐府诗中的《秋闺怨》、《别离怨》，特别是初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葬花吟》、《桃花行》则多因袭唐寅的诗作。像“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这样的句子，几乎就是从唐寅《一年歌》中所谓“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冬寒夏热最难当，寒则如刀热如炙，春三秋九号温和，天气温和风雨多，一年细算良辰少，况又难逢美景何”中脱化而来。《桃花行》的开头部分——“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也因袭唐寅的《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这种刻意模仿出来的作品，同林黛玉特意而写且“落思便不与人同”（脂砚斋语）的《世外仙源》和《杏帘在望》相比，究竟哪一个更能反映黛玉真实的思想性格呢？我想，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以上林黛玉竭力讨好元春的表现，拥林派论者最主要的辩护是两条理由：一是声称林黛玉的“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只是为了大展诗才，并没有讨好的意思。二是声称黛玉代写《杏帘在望》只是为了帮助宝玉，而元春当时并没有发现那是黛玉所代作，因此黛玉的行为也不算讨好。但这两条理由都显然大有问题。第二条理由的漏洞是一望可知的。书中明确交代，当时林黛玉写诗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展其抱负”！由于元春并没有给黛玉提供能够一展抱负的机会，黛玉甚至还因此而闷闷“不快”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替宝玉捉刀代笔看作了一个没有机会的机会。试想，若元春一开始就给了黛玉多写、多作的时机，那黛玉还会有那个功夫和兴致，去替宝玉捉刀么？再者，我们来看黛玉当时的动作：“早已吟成一律，便写在纸条上，搓成个团子，掷在他跟前”。这个“掷在他跟前”，又是何等之大、何等之明显的一个动作！同宝钗替宝玉改字时，“趁众人不理论，急忙回身悄推他”的动作相比，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管当时元春究竟有没有发现《杏帘在望》一首是林黛玉代作，至少林黛玉自己主观上那种并不甘心做“无名英雄”的心态，已经是清晰可见了！而如此一种心态，能说她没有自己的意图而“只是为了帮助宝玉”么？不用多说，这类的辩解，自然是站不住脚的。而拥林派论者的第一条理由，也同样问题多多。林黛玉究竟只是想展其文才、诗才，还是想通过在那些歌功颂德的词藻上展其文才、诗才，以邀得元春的赏识和恩宠呢？关于这一点，看看黛玉在以后诸此诗会上的表现，就不难知道。众所周知，贾府是诗礼传家。府里的公子、小姐们凑在一起吟诗作赋，顺带比试高低的时机，应该是非常多的。除了元春省亲的这一次外，书中明确写出的至少还有第22回与第50回的两次元宵节灯谜诗会、第37回的海棠诗会、第38回的菊花诗会和螃蟹诗会，以及第70回中著名的柳絮词会。在这些诗会中，黛玉远不是每次都能将别人压倒。相反，在海棠诗会、螃蟹诗会和柳絮词会中，她甚至三次都输给了宝钗，算是反被她的“老对手”给压倒了。可她却从来没有一次因此而心中“不快”，更没有一次想到还要再多作、多比，再决高下！特别是第38回的螃蟹诗会，黛玉不仅输给了宝钗，甚至还输给了宝玉。未作之前，她还讥笑宝玉，夸口说：“这样的诗，要一百首也有。”等到作出来以后，发觉自己确实不如宝玉，连忙“一把撕了，令人烧去”，并老老实实地承认：“我的不及你的，我烧了他。你那个很好，比方才的菊花诗还好，你留着他给人看。”——若黛玉一意要争的，真的是什么文才上的第一、诗歌中的魁首，她有可能谦虚若此吗？有可能承认贾宝玉的《螃蟹咏》比她刚刚夺魁的三首菊花诗还好吗？可见，林黛玉所在意的，根本就不是诗才、文名本身，而是统治者对此的赏识和青睐。换言之，也只有在元妃这样的既懂诗，又有巨大影响力的权势人物在场的时候，那黛玉才是非要“展其抱负”不可的！也只有在这种时候，她才一意追求“将众人压倒”，而一旦做不到，就会心中“自是不快”！说到这里，细心一点的拥林派论者也许会拿第76回中黛玉对湘云说的“不如此，如何压倒你”来反辩。按他们的意思，既然在“凹晶馆联诗”的时候，黛玉也说出过压倒湘云的话，足见黛玉并不是只在有元春在场的时候才如此积极。但这种反辩也同样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黛玉说那句话，是有一个前提的。这就是在黛玉刚吟出“冷月葬花魂”一句不久，湘云即对她作出了责备：“诗固新奇，只是太颓丧了些。你现病着，不该作此过于清奇诡谲之语。”既然湘云责难其“颓丧”、“清奇诡谲”在先，那黛玉自然不能不找个托词来自我辩解。那时候，她哪里真的是非要将湘云“压倒”不可呢？有意思的是，作者接下来马上就让妙玉也参与到了黛玉与湘云的这场联句中来。而黛玉又是如何对待妙玉的呢？她先是极其谦逊地表示：“从来没见你这样高兴。我也不敢唐突请教，这还可以见教否？若不堪时，便就烧了；若或可政，即请改正改正。”等到妙玉勇为续作时，黛玉更是使劲恭维道：“果然如此，我们的虽不好，亦可以带好了。”——这时候，她还哪有一点“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的精神呢？哪还有一点压不倒别人，自己就心里不痛快的表现呢？可见，黛玉的那些“抱负”，原本就不以诗才、文名这些东西本身为意。她要的是元春的赏识和恩宠。在不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诗名一类的东西，“让他三尺又何妨”？只有现实中的名位，才是值得她寸土必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