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深入思想意志层面，我们来对比一下宝钗、黛玉在价值观上的差异。早在本书第一章里，我们已经指出，薛宝钗之所以敢于坚持正义、坚守个性，为此即使得罪家长、权贵也在所不惜，乃是因为她具有一种愤世嫉俗的思想，特别是一种轻官、轻儒而重农商的意识。在价值观方面，她把追求正义看得比个人的荣辱得失要重很多。那么，反过来，林黛玉的这些“心机眼力”和“机谋深远”又是否有着其思想和价值观方面的根源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按书中所写，黛玉的心机、势利都源发于她重名重利的世俗名位之心！自1949年，尤其是1954年红学大批判以来，那些“反封建”论者和拥林派论者特别喜欢抓住小说第32回中贾宝玉说的“林姑娘从不说这些混帐话”，以及第36回所谓“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一句大做文章，认定是所谓林黛玉“反对经济仕途”，以至于“与封建主义为敌”的表现（见蒋和森《贾宝玉论》及阮若琳《给热爱〈红楼梦〉的中学生的一封信》），宝玉与黛玉之间的恋爱情迷也由此被说成是所谓“一对叛逆者的恋爱”（见何其芳《论红楼梦》及张锦池《论林黛玉性格及其爱情悲剧》）。但书中的事实又是如何呢？林黛玉真的从不讲所谓的“混帐话”吗？曹雪芹给我们提供的答案却是与之正好相反的：如果读书仔细且不带先之见的话，任何读者都不难发现，书中诸如此类的情节，不过是表现了贾宝玉在狂热“情迷”之下，而对林黛玉产生的一种错觉和误判罢了。在小说真实的叙事当中，林黛玉不仅说过所谓的“混帐话”，拿“混帐话”劝谏过宝玉，而且在全书中，恐怕还就属她劝谏的次数最多，态度也最积极！比如，第34回，宝玉挨打之后，林黛玉前往探望。她心中虽然千回百转，可思虑再三以后，她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句所谓的“混帐话”：

　　“你从此可都改了罢！”（第34回）

　　好一个“你从此可都改了罢”！这里边自然包含了劝宝玉改掉其“不求上进”的老毛病的意思。可见，黛玉的头脑中也并非并没所谓的“混帐思想”。果然，贾宝玉对此也十分敏感，在不禁“长叹一声”以后，他断然地驳回了林黛玉的劝导：

　　“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第34回）

　　虽然宝玉的反驳仍以一句略带讥讽的“你放心”打头，但读者试想，若宝玉真的为琪官、金钏这些人死了，又弃置黛玉于何地呢？又如何叫她“放心”得下呢？宝玉挨了打，他自然是希望满心喜爱的林妹妹，给他以志同道合的安慰。但在此关键时刻，从后者口中说的却尽是这种“混帐”言语，我们不难从宝玉的那一声“长叹”中，读出多少失望和无奈的情绪！而宝、黛价值观之差异，由此亦可见一斑。

　　由此，回溯前文，林黛玉也并非真的自幼不劝宝玉立身扬名。第9回，宝玉前往私塾上学，到黛玉这里辞行。那黛玉是如何鼓励、劝谏他的呢？小说写道：

　　彼时黛玉才在窗下对镜理妆，听宝玉说上学去，因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第9回）

　　——你看，黛玉所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宝玉“蟾宫折桂”的荣耀！

　　而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证据，乃是第79回中林黛玉对贾宝玉的再一次劝谏。在此回中，宝、黛刚谈论了一会儿关于《芙蓉女儿诔》的修辞、用语的问题，林黛玉便又针对贾宝玉，作起了“思想政治工作”：

　　……黛玉听了，忡然变色，心中虽有无限的狐疑乱拟，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说：“果然改的好。再不必乱改了，快去干正经事罢。才刚太太打发人叫你明儿一早快过大舅母那边去。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准了，想是明儿那家人来拜允，所以叫你们过去呢。”宝玉拍手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儿还未必能去呢。”黛玉道：“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说话，一面咳嗽起来。（第79回）

　　——林黛玉要贾宝玉遵循官场礼规，去拜会已成贾府亲家的孙绍祖这些人。对此，宝玉自然是极端厌恶的，想找借口推脱不去。可黛玉是怎么告诫他的呢？“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看见宝玉如此不落教，她一面说话，一面还急得咳嗽了起来。其急欲引导宝玉走“正路”，去做“正经事”的心态，已经表露无疑了。

　　面对以上揭示出来的客观事实，拥林派论者自然也免不了要为黛玉辩解一番。对于第一个事例，拥林派通常的辩解是，黛玉不过是心疼宝玉，担心宝玉挨打而已。对于第二个事例，拥林派的辩解是，那不过是黛玉跟宝玉说的玩笑话罢了。对于第三个事例，拥林派则辩解说，黛玉不过是考虑到“迎春要嫁了，宝玉应该在亲情这方面去拜会孙家，没考虑到官场的事”（见网友“红露·伊”的发言）。但这三个方面的辩解，都根本不能成立。我们先来看第三个事例。林黛玉的本意，究竟是要贾宝玉从亲情的角度去关心迎春，还是要劝贾宝玉借姻亲走动的机会而去结交官场呢？这一点，只要看看贾宝玉对此的反应，就不难知道：宝玉拍手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儿还未必能去呢。”——很清楚，贾宝玉对此的反应，就是要尽可能地找理由推脱不去！而众所周知，贾宝玉正是大观园内最关心众女子命运的一个人物。第79回，小说写薛蟠娶了夏金桂，宝玉尚且不住地替香菱的命运担心，对她说：“……我听这话不知怎么倒替你耽心虑后呢。”同回，写迎春搬出大观园待嫁，宝玉甚至惆怅、伤感地作歌曰：“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他会是那种不在乎姐妹亲情，不关心二姐迎春今后命运的人么？若林黛玉当真只是要他“在亲情这方面去拜会孙家”，他又岂有可能是这种想找理由推脱不去的态度呢？可见，林黛玉的想法正是要贾宝玉借贾、孙两家结姻的机会，多多出去走动，这样才好结交那些官场人物。故而，才会引发宝玉的抵触心理，让他想到要找借口加以拒绝。对此，拥林派论者的进一步辩解是说，当时“黛玉只是要把话题岔开，没想那么多，……没考虑到官场的事，而宝玉想到了，才断然拒绝”（见网友“红露·伊”的发言）。但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在《红楼梦》中，黛玉是何等精细的人，宝玉能比她还精细？能从黛玉的话中，揣测出连黛玉自己都没想到的意思？如果再往下看看林黛玉接下来的表现，问题就更清楚了：黛玉道：“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那林黛玉是要贾宝玉把他的老脾气给“改改罢”。若黛玉不是不满于宝玉“不求上进”，一提到官场的事就恼火、生气的老毛病，又何至于出言要他“改改”呢？难道贾宝玉竟还有一个不顾亲情，不关心姐妹命运的毛病需要去改吗？足见，拥林派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完全陷入了所谓“一林障目而不见红楼”的困境！清楚了第三个事例，第一、二两个事例的问题，就很容易澄清了。关于第一个事例，黛玉那时确实有心疼宝玉的心理在里面，可她劝宝玉“从此可都改了罢”却绝不是单单出于疼爱的心理。因为在第78回，书中就已经写明：“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们，各各亦皆如此，虽有深精举业的，也不曾发迹过一个，看来此亦贾门之数。况母亲溺爱，遂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庚辰本第78回）可到了第79回，黛玉却再次劝告宝玉：“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如果说在第34回，黛玉只是为担心宝玉挨打而劝他，那么，到了第79回，宝玉早就没有了挨打的危险，可林黛玉却为什么还要劝他改呢？可见，林黛玉对结交官场的看重，才是她心理一以贯之的精神！最后，第二个事例的问题也可以顺带解决了。林黛玉勉励贾宝玉去“蟾宫折桂”，这可能是什么“玩笑话”吗？如果真的是“玩笑话”，她后来还会那样费力地一再劝谏宝玉么？左一句“你从此可都改了罢”，右一句“把脾气改改罢”，她甚至不惜为此而责备宝玉“一年大二年小”，认为宝玉是越活越回去了。如果这也是“玩笑”，也不免是把“玩笑”开得太大、太认真了！

　　其实，最能说明黛玉的名位思想以及宝、黛之间的价值观差异的，又莫过于如何对待贾雨村的问题。前面说过，论者喜欢抓住第32回中贾宝玉说的“林姑娘从不说这些混帐话”大做文章，但实际上，书中的这类情节不过是反映了宝玉在热恋之中产生的对黛玉的一种错觉和误判罢了。在小说真实的叙事当中，林黛玉早就用她的实际表现，将贾宝玉给她的评价打了个粉碎！这且不去说它。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又是怎样的具体原因，才诱使贾宝玉说出了那句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激愤之语呢？通观整个第32回，我们看到，这件事正是由史湘云劝贾宝玉出去拜会贾雨村，要他“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而引起的。在贾宝玉的眼中，像贾雨村这类的世俗官僚，都不过是一些“禄蠹”，也就是不懂君臣“大义”，只顾个人沽名钓誉的国之蛀虫。他当然宁可一辈子躲在女儿国中，也不愿意同这种人同流合污。正是湘云和袭人的一唱一和，才使得宝玉不得不抬出黛玉来压倒她们。然而，贾雨村又是什么人呢？他正是林黛玉的启蒙老师。黛玉从学贾雨村一年或数年（小说这里因为作者修改的缘故而发生了时间上的错乱，参见拙著《贾玉·甄玉·石头·神瑛》中的论述），她的两次进京，均由贾雨村一路陪护而行。——按，小说第3回中说：“黛玉……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只船，带两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而庚辰本这一回的回目，即为“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又，在数年后的第16回中，黛玉办完父丧，与贾琏一起归京。正巧，贾雨村也进京陛见。因“与贾琏是同宗弟兄，又与黛玉有师从之谊，故同路作伴而来”。——可见，林黛玉与贾雨村接触的时间实在不算少。但黛玉对她的这位老师，还有像她老师这样的贪官墨吏、须眉禄蠹，却从未表示过任何形式的不满或者异议！当然，不能说贾雨村的思想就完全等于黛玉的思想，但两者之间的师生渊源，却是并不含糊的。至少，二人在精神上并没有任何互不相容的矛盾和冲突，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如果是换了贾宝玉，不要说是做贾雨村的学生，跟这种人一起多呆一会儿，他恐怕也是极不情愿的吧！——当然了，有的拥林派论者会拿“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以及“尊师重道”等理由来为黛玉曲为辩护。可我们知道，如果君、亲、师有过，即使是儒家也主张为臣、为子者和为徒者当竭力相劝的。比如，在《论语·季氏》一篇中，孔子就指出，君有过时，为人臣者当“陈力就列”，而不能“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具体到《红楼梦》中，在薛蟠挨打以后，宝钗对其母薛姨妈尚且能当面批评她“倚着亲戚之势欺压常人”，并极力劝止她打击报复柳湘莲。如果黛玉真的不认同贾雨村的为人，她为什么对她的老师就不能出一语相劝呢？要知道，林黛玉进贾府后并不是完全没机会与贾雨村接触。事实上，林黛玉的第二次进京，就仍然是与贾雨村同路而行的（第16回原文：“贾雨村也进京陛见……与贾琏是同宗弟兄，又与黛玉有师从之谊，故同路作伴而来”）。若林黛玉还当贾雨村是个老师，她自然不应该看着其堕落，而不与规劝。——如果放任不管，那根本不叫什么“尊师重道”，而应该叫“谄师昧道”才对！——若林黛玉觉得贾雨村是无可救药，不值一劝，那就是不认其为师的资格了。那她对此人提出异议，就更没有什么顾虑可言。所以，无论是哪种情况，林黛玉都不应该不表示其它看法。而事实却是她从未对贾雨村的思想和行为表示过任何不满。可见，这里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林黛玉并不认为贾雨村那样的为人行事有什么不妥，她的名位思想跟她老师那种醉心于功名富贵的理念，恰恰是属于一脉相承的东西！

　　以上我们的讨论显然已经涉及到了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宝、黛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其根源就在于林黛玉从贾雨村那里继承下来的名位思想。而事实上，曹雪芹在书中也确实安排了一前一后的两首诗作，暗点了林黛玉与贾雨村的这种师生渊源。这就是小说第1回中贾雨村的《咏月》诗和第50回中林黛玉的《騄駬谜》。

　　贾雨村的《咏月》诗乃云：

　　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栏。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排开贾雨村踏入宦场以后才逐步暴露出来的人品问题不论，单从诗作本身来看，确实堪称历来咏月诗中的佳作。作诗人巧妙地把人间万姓仰望明月的场景，同自身渴望飞黄腾达，使万人跪拜的心态结合到了一处。确如书中甄士隐所言，“妙哉！吾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矣。可贺，可贺！”

　　而林黛玉的《騄駬谜》，较之于乃师，则更显大胆、直露：

　　騄駬何劳缚紫绳？驰城逐堑势狰狞。

　　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

　　騄駬，古之千里马名。《淮南子·人间训》：“骐骥騄駬，天下之疾马也。”相传为周穆王西游昆仑时，所驾八骏之一。狰狞，这里的意思是迅猛的样子。黛玉在诗中显然把自己比作了一匹为周穆王那样的“主人”而效犬马之劳的千里良驹。它不需要主人的绳索鞭策，自可以迅猛之势，驰过城市，越过沟壑。“鳌背三山”，海上三座高耸入云的仙山，相传由十五只大鳌相驮，故名。这里指代天下的名山。主人作一指示，它就会如风雷一般飞腾而动，驮着主人遍游名山大川。于是，在天下的名山上都留下自己的美名。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所谓“騄駬”不正谐音“禄耳”吗？所谓“独立名”，这“立名”二字，不也正是“立身扬名”的简称吗？古之名马甚多。单是周穆王所驾之八骏，就留下了赤骥、飞黄、白蚁、骅骝、騄駬、騧騟、渠黄、盗骊的名号。而这里却惟独选中了与“禄耳”谐音的“騄駬”。千里马为主人效劳的事例也多了，所谓“犬有湿草之恩，马有垂缰之义”。这里却偏偏选中了作为“立身扬名”之缩写的“立名”二字。不用多说，作诗人渴望为权势者效劳，以博取荣耀显达的心态，已经呼之欲出了。

　　两相比较，林黛玉对贾雨村的“师从之谊”，不是很清楚了吗？有意思的是，林黛玉的这首《騄駬谜》，还因为其名位之心表露得太过于直接，而使得那些一心要维护林黛玉“清高”形象的拥林派论者大伤脑筋。譬如，蔡义江在他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中即宣称：“黛玉的谜中说千里马腾驰突，有不可羁勒之势。当喻黛玉才情横溢，口角锋芒，锐利无比，又不满封建礼教束缚。”可到了他后来编著的《红楼梦诗词品鉴》中，这种解释却被删除，代之以其它的说法，甚至干脆承认“猜测终究不过是猜测而已”。他何以如此？因为原来的解释明摆着是有致命的漏洞的。林黛玉的《騄駬谜》明明说的是“騄駬何劳缚紫绳”，也就是说千里马的积极性高得很，根本用不着主人的鞭策，它自己就会主动地替主人效驱驰之力。这怎么能说是“不满封建礼教束缚”？应该是主动地顺应“封建势力”的需求才对！原诗明明是在强调，騄駬乃依照“主人指示”的方向而飞奔。这又怎么扯到上是“口角锋芒，锐利无比”？应该是渴望对“主人”（即权势者）输诚效忠才对！所以，到了后来，蔡义江不能不改口说此诗反映的是“贾家先人为皇帝效命”，“暗喻贾家极盛时期的权势”。可这依然讲不通。因为林黛玉并非贾府子孙，后来也并未成为贾门之媳，又如何能与“贾家先人”挂上钩呢？故而，到了最后，他也就只能老老实实承认他是在“猜测”，并没有弄清楚曹雪芹把此诗归于黛玉究竟是何寓意。而从这个例子上，我们不难看出，传统“红学”在面对书中林黛玉真实的思想性格时，竟遭遇到了何等的困窘与无奈！

显然，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并不是传统“红学”所描绘的那种“反对经济仕途”的“叛逆者”。非但如此，她还是一个极其看重世俗名位，有着强烈的利益追求的女子。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中有许多歌颂皇权，流露出渴慕功名思想的诗句，亦多出于黛玉之手（口）。我们将其中最直露且最重要者遴选出来，也就是以下五句：

　　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第18回，《世外仙源》）

　　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第18回，《杏帘在望》）

　　双瞻御座引朝仪。（第40回，《牙牌令》）

　　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第50回，《騄駬谜》）

　　色健茂金萱，蜡烛辉琼宴。（第76回，《中秋联句三十五韵》）

　　其中，“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和“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分别是林黛玉《世外仙源》和《杏帘在望》中的画龙点睛之笔。所谓“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则直接表露了作诗人渴望替权势者效劳，从而博取名位的心理。这些我们在前面中已作过分析，不再多说。这里只重点谈谈剩下的两句。

　　“双瞻御座引朝仪”（“御座”原讹误为“玉座”，不通），语出杜甫《紫宸殿退朝口号》。全诗为：“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宫淑景移。昼漏稀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写的是安史之乱中期，杜甫投奔新即位的唐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作为皇家近臣，出入宫掖，备受恩宠（即所谓“天颜有喜近臣知”），好不春风得意的一段生活。“户外昭容紫袖垂”：昭容，宫中女官。“双瞻御座引朝仪”：上朝时，文武两班大臣，排成两行，分别由两位女官引领，入宫觐见皇帝。林黛玉这里引用此句来形容鸳鸯手里第三张牙牌——“二六八点”的花色。该牌上半部的左右各一点，分别象征两位昭容。该牌下半部的左右各三点，则分别象征文武两班大臣。上面两点与下面六点加起来，共是八点，故名“二六八点”。从牌九的角度来看，林黛玉把“二六八点”想象成“双瞻御座引朝仪”，倒也十分直观、贴切。然而，牌九的花色甚多，作者为何一定要将此种花色与黛玉对应起来？同样地，杜诗也甚多，其中更不乏忧国忧民的句子，可曹雪芹又为何偏要让黛玉出吟这么一句夸耀荣宠的句子来？这些显然都不是偶然为之的。很多读者都看出，黛玉在同首《牙牌令》中，行出“良辰美景奈何天”和“纱窗也没有红娘报”的句子，反映了林黛玉对《牡丹亭》、《西厢记》这类“艳曲”的偏爱。那么，依同样的标准，“双瞻御座引朝仪”这一句，又是不是反映了黛玉对于博取权势者，尤其是皇家恩宠的热望呢？巧得很，《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就是一个希望“他年得傍蟾宫客”的女子。而剧中的男主角柳梦梅，也是状元及第以后，在皇帝的主持下，其杜家女婿的身份才获得了承认。联系到黛玉曾劝宝玉“蟾宫折桂”的情节，整首《牙牌令》以爱情、婚姻而求功名、圣眷的主题，就已经隐约若现了！

　　“色健茂金萱，蜡烛辉琼宴”由《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三十五韵》中的前、后两个分句组成。前一个分句与上文中史湘云的一句“香新荣玉桂”相对，后一个分句又引出下文中史湘云的一句“觥筹乱绮园”。而这两个分句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吉庆、荣耀、奢华的意象。“色”，色泽。“健”，光鲜。“金萱”就是萱草的美称。萱草，即黄花菜，亦称“忘忧草”。所谓“色健茂金萱，蜡烛辉琼宴”，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萱草茂盛而色泽鲜明，蜡烛照亮了摆满琼浆玉液的宴席。但旧时诗文多以萱草作为母亲、祖母的代称。唐朝孟郊《游子诗》有云：“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倚堂门，不见萱草花。”旧时为母亲、祖母生日贺寿，也常用到这样一些对联：“萱堂日永，兰阁风薰”、“萱草凌霜翠，灵芝邑露香”、“玉树盈阶秀，金萱映日荣”、“萱草含芳千年艳，桂花香动五株新”等等。据《清史稿·乐四》载，皇太后赐后母（即皇后之母）宴，御宫奏《中和韶乐》二章，其中亦有“金萱万岁荣，闿泽普埏纮”的唱词。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康熙皇帝南巡，驻跸曹家，曾赐与其乳母曹太夫人孙氏（即曹寅之母，曹雪芹之曾祖母）一个“萱瑞堂”的御书题匾，以示尊崇。此事被记载于冯景的《萱瑞堂记》中，其略云：“康熙己卯夏四月，皇帝南巡回驭，止跸于江宁织造臣寅之府。寅绍父官，实维亲臣、世臣，故奉其寿，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厚。会庭中萱花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大字以赐。尝观史册，大臣母高年召见者，第给扶，称‘老福’而已，亲赐宸翰，无有也。”（见冯景《解舂集文钞》卷四）所以，林黛玉这里忽然吟出“色健茂金萱”的文句，即含有祝贾母、王夫人等康健、长寿之意，同时，亦有代贾府歌颂皇权之意，可以说是马屁味十足。而作者也正借此暗点了黛玉对皇家恩宠与眷顾的念念不忘。可黛玉、湘云的亲生母亲均去世多年，她们生前也并没有获得御书赐匾一类的恩赏。故而，史湘云听了林黛玉的马屁话以后，立即予以了先褒后贬式的批评：“‘金萱’二字便宜了你，省了多少力。这样现成的韵被你得了，只是不犯着替他们颂圣去。况且下句你也是塞责了。”对此，林黛玉自己也免不了要作一番自我辩解。她说：“你不说‘玉桂’，我难道强对个‘金萱’么？再也要铺陈些富丽，方才是即景之实事。”但这样的辩解却实在来得勉强。就算要即景写实，就算要“铺陈些富丽”，也不见得就非要用“金萱”这样的媚语不可。在笔者看来，若是用“金荃”二字，恐怕也较“金萱”为佳。荃，香草名，即“菖蒲”，又名“荪”。晚唐诗人温庭筠所著词集，即名《金荃集》。后世诗人也多以“金荃”二字入诗、入词。如金代元好问《赠答张教授仲文》中即有“金荃怨曲兰畹辞，元是寒虫月中泣”。清代沈芷生《瑶想词》中亦有“不喜辛苏压秦柳，与君商略到《金荃》”。清代梁溪司香旧尉所著《断肠碑》中有“金闺知己金荃杳，玉轸相思玉佩寒”。晚清曾朴所著《孽海花》里亦有“耕烟百幅飞云烟，《然脂》残稿留金荃”。再者，从诗风来看，温庭筠《金荃集》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也同林黛玉平时的诗作一样，属于芳艳哀婉之词、绮靡秾艳之语。内中的许多文句都能从林黛玉的《葬花吟》、《桃花行》中找到对应的意象。譬如，《菩萨蛮》之一中的“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可对应林黛玉《桃花行》中的“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菩萨蛮》之六中的“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可对应《桃花行》中的“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菩萨蛮》之八中的“人远泪阑干，燕飞春又残”，可对应林黛玉《葬花吟》中的“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更漏子》中的“山枕腻，锦衾寒，觉来更漏残”，可对应《葬花吟》中的“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如此等等。若林黛玉此处使用“色健茂金荃”为对，不仅同样铺陈得芳艳富丽，还更符合即景写实的要求。因为这一回的回目即为“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同时，书中亦交代：“黛玉见贾府中许多人赏月，贾母犹叹人少，不似当年热闹，又提宝钗姊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赏月等语，不觉对景感怀，自去俯栏垂泪”。使用“金荃”二字不仅符合下句“蜡烛辉琼宴”的华丽场面，还隐隐点了出了当时富丽场景背后的“凄清”与“寂寞”。岂不比“金萱”二字更好么？可这里林黛玉用的偏不是“金荃”，而是“金萱”。她究竟在意的是什么，便可想而知了。或许，“金萱”二字原本就是她预备用来在中秋夜宴上再次“大展奇才”，以“邀恩宠”的腹稿？倒是贾母没给她这样的机会，才使得她只能把这种谀词用到凹晶馆的联句之上吧！　

　　再深入一点，林黛玉的名位思想反映到情感方面，就使得林黛玉的爱情表现出了一种其他女子都非常少见的强烈的功利性。旧时，拥林派论者特别喜欢引用一句“未形猜妒情尤浅，肯露娇嗔爱始真”来强调林黛玉爱情的真挚和深切。一位署名“绮园”的后世读者，甚至把这句诗给批到了庚辰本第677页的页眉之上（该批原文：“一个心弄成两个心之句，期望之情殷，每有是事。近见疑雨诗集中句云：‘未形猜妒情尤浅，肯露娇嗔爱始真。’信不诬也。绮园。”——此批曾被一些人误当作脂批，但其实是后人加评，属于伪脂批）。但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林黛玉的“情”与“妒”，从来都是很有选择性的！——她所嫉妒的，从来都是宝钗、湘云这样的大家贵族的小姐，而对于袭人、晴雯这样的丫鬟，乃至妙玉这样的出家人，她却从无妒意。岂止没有妒意，有时她甚至还主动地呼袭人为“嫂”，以示结好。比如，第31回，她一面说，一面拍着袭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诉我。必定是你两个拌了嘴了。告诉妹妹，替你们和劝和劝。”又说：“你说你是丫头，我只拿你当嫂子待。”一点也不忌讳宝玉与袭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对于妙玉，她即使在言语不和，话不投机的情况下，也能予以尊重和体谅：“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话，亦不好多坐，吃过茶，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第41回）。何尝说过一句挖苦和讥讽的话呢？其实，黛玉的这一切表现，说穿了，其内中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黛玉最为在乎的是宝二奶奶之位。尽管她也确实深爱宝玉，可这种爱情一开始就是物质性、功利性的，是同结一门好亲，以改变自己寄人篱下之地位的世俗的利益目标联系在一起的。黛玉对宝二奶奶之位的渴求，在位格上其实更高于她对宝玉这个人本身的爱恋！最少也不会低于这种爱恋！而只有宝钗、湘云这样的大家贵族的小姐，才足以对她的此种名位追求构成威胁。其他如袭人、晴雯这样的丫鬟，乃至妙玉这样的出家人，又如何能够在婚姻上与她一争高下呢？前者顶破天，不过是为妾的命。后者早就被排除在了贾府选择孙媳妇的范围之外。黛玉当然犯不着跟她们较劲、生气了。过去，拥林派论者把黛玉的嫉妒心一概解释为“追求爱情专一”，但面对黛玉嫉妒心的这种高度的有选择性，又该如何解释呢？黛玉怎么就不在袭人、晴雯、妙玉的问题上，要求贾宝玉“爱情专一”呢？或者，她本来就不在乎什么“爱情专一”，而只在乎名位的专一？！当然，要说没有解释，拥林派论者也是可以制造点“解释”出来的。譬如，有人就这样来为黛玉辩护：“袭人服侍宝玉尽心尽意，宝玉也素喜袭人的柔媚娇俏，所以待她和别的丫头相比略亲近些，但绝谈不上心灵上的相通，因为袭人是个普通的女孩子，不通文墨，用今天的话讲，她没文化，是个文盲，所以和宝玉根本没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凡是涉及精神领域或思想领域，她就不得其令了。……因此，她不同于宝钗，不同于史湘云，她永远不可能成为宝玉的知己。……黛玉吃她们的醋也就情有可原，不吃袭人的醋也就无可厚非了，但这和袭人是不是丫头毫无关系，也绝不是因为林黛玉骨子里的什么等级观念，更不能说成是以袭人的身份根本构不上对黛玉的威胁等等此类。”（摘录自网文《林黛玉为何不吃袭人的醋》）——但即使是这样来辩护，却也并不能替黛玉的名位之心和等级观念开脱得了什么。这里姑且不论此种狡辩有意忽略了妙玉亦颇有文化，颇有所谓的“精神追求”的情形，单是把袭人与宝钗、湘云之间的区别归结为文化的有无，就显得颇为可笑。我们还是来看看林黛玉对宝钗、湘云的嫉妒，她究竟妒的是什么吧。第32回，作者有一段原文，写的极好：

　　原来林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里，宝玉又赶来，一定说麒麟的原故。因此心下忖度着，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鸳鸯，或有凤凰，或玉环金佩，或鲛帕鸾绦，皆由小物而遂终身。今忽见宝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因而悄悄走来，见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第32回）

　　——你看，但林黛玉究竟妒的是什么？她担心的是贾宝玉与史湘云在“精神领域或思想领域”有什么共鸣吗？不，正好相反，她担心的一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由小物而遂终身”，二是两人“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前者指的是婚姻名位方面的事。后者指的是肉体结合的事，但实际上也同婚姻名份有关。因为先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有可能倒逼家长承认他、她二人的姻缘。《西厢记》里的崔、张姻缘就是这么回事。若史湘云与贾宝玉只是作“纯精神”上的交流，那林黛玉才犯不着去窃听、偷窥呢！而前面说过，书中的妙玉就是一个颇有文化的女子。暂且不说她与贾宝玉之间有没有什么“心灵上的相通”，但至少她的才华横溢，对于贾宝玉就是很有一点精神上的吸引力的。可黛玉嫉妒、防范过她吗？就因为她是出家人，构不成“由小物而遂终身”的契机，林黛玉便根本不担心她会“移走宝玉的一颗心”。那么，你说黛玉在意的究竟是文化的因素，还是世俗名位的因素呢？所以，事实与那些拥林派论者所宣称的恰好相反：正是林黛玉骨子里的名位之心和等级观念，才构成了她在爱情上嫉妒与否的理由。也正因为袭人、妙玉等根本构不上对黛玉的威胁，所以，她才从不对这些女子表示出妒心！这一切都是以物质性、功利性的判断为转移的！在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哪里存在什么“纯精神上的爱情”呢？！说出这种没常识的话的人，也未免太可笑了！

倒是黄祖泗先生对于林黛玉这种物质性、功利性的判断，理解得颇深。他在《“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如梦遥”——林黛玉的“爱”》一文中，有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评述。笔者转引如下：

　　林黛玉对贾宝玉不可能达到爱宝玉所爱恨宝玉所恨的地步，但她却做到了对贾宝玉的下流痴病、与丫鬟乱搞、流荡优伶、调戏母婢等下流行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那是因为她太怕失去贾宝玉，太怕失去她生活激流中的这一根“浮木”。在这点上，林黛玉和邢夫人很有“相通”之处。贾赦侍妾成群，被他收为屋里的人都说他“贪多嚼不烂”，连从来不说主子闲话的花袭人都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整脸的，他就不放手了”。贾赦看上了贾母的大丫头鸳鸯，要娶她作小老婆，“禀性愚犟”的邢夫人对这表现出了一种毫无嫉妒之心的“贤德”，她不仅满口答应，而且还亲自出面说媒，对鸳鸯作了好一番细致的“思想工作”。王熙凤把邢夫人这种“贤德”看得个透彻通亮，说她这是“只知承顺贾赦以自保”，是要保住那个诰命夫人的位子。把林黛玉与邢夫人作这一比较，确实也看不出多大的差异，如有，也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吧！“小心眼儿”的林黛玉“宽容”地看待贾宝玉与丫鬟们的“下流”行为，实际上也是“只知承顺宝玉以自保”，但她在“原则问题”上却绝不让步，她绝不容许贾宝玉将这些下流行为“复制”到薛宝钗以及史湘云身上。林黛玉懂得，袭人、晴雯一类，随你怎么折腾，你最多也只能挣得一个“姨娘”的位子，随你怎么腾达，你也就是一个“小妾”的名分。但至于薛宝钗、史湘云，那就绝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她们才是“宝二奶奶”这个位子的有力竞争者。于是，住在潇湘馆里的女诗人潇湘妃子的眼睛和心思已不在诗歌上了，她对贾宝玉和薛、史之间往来的关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上心过。第四十四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里，大家看戏，正演到《荆钗记》里《男祭》一折，贾宝玉带着茗烟偷偷去私祭金钏刚刚回来，这次私祭，贾宝玉没有告诉任何人，就连跟去的茗烟也不知道这受祭的阴魂是谁。贾宝玉自认为掩饰得很好，但这一切却没能逃过林黛玉的“法眼”。林黛玉借戏里的情节如此“敲打”宝玉说：“这王十朋也不通得很，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罢了，必定跑到江边上来作什么？俗语说，‘睹物思人’，天下的水归总归为一源，不拘那里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尽了情了。”可怕的不是林黛玉这酸溜溜的“醋味”，因为林黛玉原本就不是太在意贾宝玉和丫环们的“绯闻”，这“醋”泼得很假，可怕的是在于，如此机密的行动她竟然也能知晓一切，这哪里还是探花郎的独生女儿，哪里还是大观园的贵族小姐，哪里还是潇湘馆的女诗人，分明是一个“女特工人员”、一个“克格勃”间谍了。在第三十二回里，史湘云来到大观园宝钗处，贾宝玉便急急地赶了去。其行动自然在林黛玉的掌握之中，她知道宝玉有麒麟，很是担心二人“借此生隙，同史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而悄悄走来，见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这种“跟踪”“盯梢”行为也太失贵族小姐的身分了，即使放在现代社会的今天，似乎也拿不到桌面上来吧！（黄祖泗《“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如梦遥”——林黛玉的“爱”》）

　　黄先生的眼光独到而犀利。笔者在这里再补充一点，那就是邢夫人与林黛玉行为的差别：同样是承顺男方，在邢夫人确实是完全意义上的“自保”。而在林黛玉却更多地是为了“有所求”——同宝玉成婚，成为荣国府的宝二奶奶。这也正是林黛玉改变自己现实地位，实现其“双瞻御座引朝仪”，乃至“鳌背三山独立名”之愿望的最佳实现途径！固然，林黛玉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这很值得同情。但史湘云同样是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她的处境甚至比黛玉还远远不如。（第32回原文：宝钗道：“……我近来看着云丫头神情，再风里言风里语的听起来，那云丫头在家里竟一点儿作不得主。他们家嫌费用大，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差不多的东西多是他们娘儿们动手。为什么这几次他来了，他和我说话儿，见没人在跟前，他就说家里累的很。我再问他两句家常过日子的话，他就连眼圈儿都红了，口里含含糊糊待说不说的。想其形景来，自然从小儿没爹娘的苦。我看着他，也不觉的伤起心来。……上次他就告诉我，在家里做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别人做一点半点，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们还不受用呢。”——林黛玉还不至于被逼着亲手做活，每日劳累到三更天！）但史湘云却从来没有黛玉这么多的算计和烦恼。何以如此？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两人的思想与价值观完全不同。黛玉追求的是名位、声势，湘云所求的只是随性的快乐。就是这么一个出发点的不同，最后导致了二人行为上的巨大差异。故而，我们说，林黛玉这个形象，在《红楼梦》钗、黛、湘的人物序列中，恰恰代表了世俗欲念强烈的那一类型。

　　将以上四方面的对比归纳、总结一下，我们不难看出，薛宝钗与林黛玉这两个人物形象，至少在以下三个领域，都呈现出了思想和性格上截然对立特征：

　　一是在思想意志领域：黛玉是个极其重名重利的人，她所念念不忘的就是“何幸邀恩宠”、“鳌背三山独立名”、“双瞻御座引朝仪”一类的世俗名位。而宝钗却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女子，她不仅根本不屑于这些名位、势利，还且具有强烈轻官、轻儒而重农商的意识，她所看重的完全是“月浦空余禾黍香”一类的社会理想，以及如佛语“梵铃”一般的出世哲学意境。

　　二是在行为偏好领域：黛玉是个好用心机，甚至心计泛滥的人。她为了迎合权势人物，甚至不惜摇身一变，一改平日哭哭啼啼、悲悲戚戚的形象，转而以一副殷勤贤德、积极向上的模样示人。宝钗则因为把正义原则和个性偏好放在了这些名利得失之上，根本不屑于耍弄这些心机世故，甚至得罪家长、权贵也在所不惜。因此，黛玉虽然刁钻刻薄，给贾母等掌权人留下的却多是可疼、可爱的好印象，连带着所有人都信定宝、黛二人可以成为一对好夫妻，诚所谓“二玉之配偶在贾府上下诸人即观者批者作者皆为无疑”（庚辰本第25回侧批）是也！反过来，宝钗不管再怎样浑厚大方，到贾母、贾政那里却终究被认为是“忌讳”、“离格”之人，“非永远福寿之辈”。

　　三是在人际关系领域：黛玉是邀宠于上而刻薄于下，喜欢刻薄和歧视贾府和大观园中贫者、弱者，却百般逢迎献媚贾母、元春等权势人物。宝钗却是得罪于上而关爱于下。对于贾府里的弱势群体，宝钗抱着“怜愍众生”的态度，尽可能地予以帮助与照顾，以至于有诸如助湘云、慰黛玉、援岫烟、护香菱、怜尤二等一系列的善举，但对于地位显赫的家长、权贵，如贾母、元春、贾政、王夫人、凤姐等人，则多有腹诽、讥讽、调侃、挖苦的一面。因此，书中写明，宝钗虽然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但黛玉却远比宝钗更为持久地赢得了贾母等“人上人”的欢心和宠爱！

　　行文至此，可能有的明眼的读者已经看出来了，钗、黛之间的这种真实的性格对比，跟传统红学有关这两个人物的形象定位，在方向上是完全相反的，而且几乎每一条均背道而驰。换言之，传统红学口中的“宝钗”，恰恰是曹雪芹笔下的黛玉，传统红学所定位的“黛玉”，恰恰是反映了原著原文中宝钗的品格！那么，跟曹雪芹、脂砚斋这些“圈内人”相比，后世这些“红色红学家”们的观感何以如此颠倒、反乱乃尔呢？其实，这就是所谓“狭儒人格”作祟的结果。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讲究“义”、“利”之辨，习惯于用大义凛然的话语去包裹功利、私欲的目的。如此文化熏陶、培养出来的知识者、文化人，多少也难免有一点以表面自命清高来掩饰自身之功名心、富贵心的伪崇高倾向。因而，在面对尘世间少有的真崇高、真正义的时候，他们也免不了会“以己推人”，以泛阴谋论的思维方式去揣测对方。而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就是按照这种“狭儒人格”而刻划出来的人物形象。当本身就“狭儒人格”强烈的读者在读到这一人物形象时，他们很容易感到是在阅读自己，在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的同时，更容易发生一种角色代入的意识：“我”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我”。在实现中他们怎样为自己的功利和私欲曲为辩护，到了那些“红论”、“红评”当中，他们亦怎样替黛玉开脱、回护。反过来，薛宝钗却是作者依照非世俗、甚至反世俗的审美观而塑造出来的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她代表了曹雪芹心目中的真崇高、真正义，是“艳冠群芳”的“群芳之冠”。而对于那些虽然整日里大义不离口，心中却缺乏真正之正义感的儒化读者来说，这样一个宝钗形象所带给他们的却只有疏离感和陌生感。在“以己推人”的习惯性思维作用下，他们亦很容易地把自己内心中的阴谋、权诈给反扣到宝钗身上。正如书中黛玉自己内心“藏奸”，却一度以此怀疑宝钗一样。久而久之，钗、黛这两个人物形象自然会越来越偏离她们本来的样子，在大众舆论之中各自走向其本来面目的反面。

　　然而，不管是这些后世读者身上的“狭儒人格”，还是书中林黛玉身上存在的阴暗心理，这些都是作者所批判和反对的东西。尽管曹雪芹本人也是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人，他也曾经深受这种“狭儒人格”的影响，但他却最终跳出这种顾影自怜的小圈，懂得以大彻悟、大悲悯的态度来批判、反思自己的此种“小我”。反映到《红楼梦》中，标志之一就是他最后给了林黛玉一个“莫怨东风当自嗟”的评价，要这个代表曾经的自己的人物，不要怨怪外力的“无情”，而要认清自身的责任！不仅如此，他还让书中的宝钗对黛玉作了一次善意的讽刺。这就是第37回宝钗《白海棠咏》中的那句颈联：

　　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

　　对于此联的上半句，脂砚斋批云：

　　好极！高情巨眼能几人哉！正“鸟鸣山更幽”也。（庚辰本第37回双行夹批，“鸟鸣山更幽”原误为“一鸟不鸣山更幽”）

　　点明上联实为宝钗的“自写身份”和“清洁自厉”（脂砚斋语）。而对于下半句，脂砚斋则评论说：

　　看他讽刺林、宝二人，省乎？（庚辰本第37回双行夹批，“省乎”原误为“省手”）　

　　提醒读者：你看明白了吗？醒悟了吗？那是宝钗在讽刺宝、黛二人，尤其是林黛玉！那么，作者为什么要专门在此处安排宝钗讽刺黛玉一下呢？道理也很简单，作者正要安排宝钗来做黛玉之师，帮助她早日明白她们人格上的缺陷和不足，懂得为世俗欲念而愁、为儿女情长而悲，最终只能让好好的美玉添上不应有的污痕，惟有看穿这些俗念，以“淡极”的态度笑对红尘，那才能获得永恒的光辉！

　　而我们看到，也正是曹雪芹这种让宝钗来帮助黛玉悔悟的构想，使得脂砚斋又把钗、黛这两个人物看成了作者的一体两面：

　　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已过三分之一有余，故写是回，使二人合一。请看黛玉逝后宝钗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庚辰本第42回总评）

　　如前所述，宝钗与黛玉，一个是“淡极始知花更艳”，一个是“愁多焉得玉无痕”。在思想性格上如此截然对立的两个人物，又为何能够合为一体呢？难不成是曹雪芹患了人格分裂么？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这里面的机窍就在于黛玉实际上代表了作者过去追求名位的一个“我”，宝钗却象征了作者如今看破红尘之后，渴望大智慧、大解脱时一个理想中的“我”。前一个自我形象是逐渐在向后一个自我形象转折靠拢的！正如书中的林黛玉虽然有着一身的毛病，却又有着一个最大的优点——知错能改一样，作者的人生心路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自我批判、自我修正的过程。因此，在《红楼梦》中，黛玉能对着宝钗发出深切的忏悔，承认她过去的“自误”。在作者曹雪芹这里，他也能最终跳出狭儒人格的小圈，走向新的理想境界。请注意脂砚斋所说的：“今书至三十八回，已过三分之一有余，故写是回，使二人合一。”这话批在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42回的卷首。可为什么只凭小说第42回的内容，就能使钗黛合一呢？就因为在这一回中，黛玉接受了宝钗的帮助，作者显然也正借此表明：他已经开始了向过去告别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