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

　　——宝钗与宝玉的情感远近

　　常言道，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在中国文学史上，《红楼梦》更是一部以描写青年男女曲折恋情而见长的作品。因此，如果要深入理解《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形象，我们就少不了要对书中宝钗与宝玉的爱情也进行一番细致的分析。自清代晚期以来，由于受到程高本伪续以及种种拥林派观念的影响，红学界对于宝玉、宝钗之间的感情，基本上所采取是一种近乎于蔑视或无视的态度。评红者，尤其是拥林派的评家普遍将宝玉与黛玉看成是天造地设且心心相印的一对儿，宝钗则被视为破坏上述二人情感的“第三者”，而受到这些评论者的百般挑剔、万般刁难。她与宝玉的关系也通常被描绘成一种无爱的、完全没有感情的功利的结合。在这种背景下，有人甚至提出了所谓“内木石而外金玉”（张新之语）的说法。在他们看来，似乎作者也跟他们一样热衷于贬斥宝钗所谓的“冷酷”、“无情”。到1949年以后，尤其是1954年红学大批判以后，因为最高统治者的强力介入，此种“内木石而外金玉”的观点又被涂抹上了一层“反封建”的、“革命”的、“进步”的政治油彩，从而迅速占据了无人敢于挑战的绝对主流地位。在此后长达五六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上几乎所有的红评、红论都是从所谓“叛逆者”与“卫道士”两极对立的角度来解读宝、黛、钗三人之间的关系的。贾宝玉与林黛玉被说成是一对志同道合的“叛逆者”，论者相信他们一同反对走当时的经济仕途，并且一同反抗所谓的“封建礼教”，这就是他们之间能够相爱至深的缘由。而薛宝钗则被描绘成是一个热衷于经济仕途，甚至“醉心功名富贵”的所谓的“封建卫道士”。在这些持“反封建”立场的“红色红学家”看来，宝钗与宝玉不仅谈不上有什么共同语言，他们在思想上简直截然相反，如此格格不入的两个人，当然是断无可能产生任何恋爱之情的。诸如此类的论调，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反复宣扬，时至今日至少在红学领域几乎已成了“不移”之“定论”。然而，《红楼梦》中的事实果然如此吗？如果我们回到曹雪芹的脂评本原著之上，不难发现，小说中却也有着大量的跟上述观点截然对立，甚至于针锋相对的内容。这里，我们且不说《红楼梦》第1回，作者开宗明义所反对的就是那种“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的庸俗的三角恋模式。单就宝钗与宝玉之间是否“无情”、“无爱”这一点来说，作者给出的答案就跟这些拥林派论者、反封建论者大相径庭！事实上，早在甲戌本的第8回，作者就以斩钉截铁的口吻提醒了读者：“莫言绮縠无风韵，试看金娃对玉郎！”要那些轻言钗、玉没有爱情风韵的读者闭嘴“莫言”！不仅如此，作为曹雪芹生前知己和“钦定”代言人的脂砚斋，更是提出了全面颠覆后世流行观念的命题：“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庚辰本第21回双行夹批）——在脂砚斋看来，宝玉与宝钗是似远而实近的关系，宝玉与黛玉是似近而实远的关系。宝、黛二人虽然相爱、相亲到了极点，可他们始终缺少一种深层次的精神相通。惟有宝钗、宝玉之间才拥有那种“较诸人皆近”的思想共鸣！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曹、脂等“圈内人”的观点会跟后来的主流看法如此南辕北辙呢？笔者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后世读者是带着观念先行且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来看待《红楼梦》中的爱情的，而且在具体论述上也多使用断章取义的手法，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原著中很多更为关键的内容。有鉴于此，我们便很有必要回到曹、脂等“圈内人”当初的立场之上，从作者的本意和作品的本来面目出发，对书中的宝、黛、钗三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新的审视。而本章我们就以宝玉与钗、黛的情感远近这一基础性的问题为切入点，来专门谈一谈书中宝玉与钗、黛之间的爱情，尤其是宝玉与宝钗之间所谓“金娃对玉郎”，深具爱情之“风韵”的真实样貌。

　　自1954年以来，官方红学会主要是抓住小说第32回中贾宝玉说的“林姑娘从不说这些混帐话”，以及第36回中所谓“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一语来大做文章，论证宝玉、黛玉如何如何具有所谓“共同的叛逆思想”或者“与封建主义为敌的精神”的。在这些兼有“反封建”论者和拥林派身份的评红者看来，贾宝玉既然坚决不肯走当时的经济仕途，自然象征了他与传统的或者说“封建主义”的道路决裂。而林黛玉从不拿经济仕途、立身扬名一类的“混帐话”去劝谏宝玉，则表明了她是宝玉“叛逆”道路上的支持者和同盟者，不愧为宝玉思想上最亲密的知己。平心而论，诸如此类的论断也不全是空穴来风。因为小说中的贾宝玉的确是因为相信黛玉跟他思想一致，才对后者如此敬爱有加，以至于待她独厚的。然而，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在于，从曹雪芹的实际描写来看，黛玉又是否真的跟宝玉的思想一致呢？她是否真的从不拿所谓的“混帐话”去劝谏宝玉呢？从作者给出的小说正文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和第十五章里所揭示的那样，林黛玉思想其实根本谈不上跟宝玉有什么“一致”之处，她不仅有过拿“混帐话”劝过宝玉的记录，而且全书中就属她劝的次数最多，态度也最积极！这里我们选取其中最为典型的三个事例，分别辑录于下：

　　事例之一是黛玉一听说宝玉要去上学，便鼓励他将来去“蟾宫折桂”：

　　彼时黛玉才在窗下对镜理妆，听宝玉说上学去，因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第9回）

　　事例之二是宝玉挨打以后，黛玉要他从此改掉那些不求上进的老毛病：

　　此时林黛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气噎喉堵，更觉得利害。听了宝玉这番话，心中虽然有万句言词，只是不能说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说道：“你从此可都改了罢！”宝玉听说，便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第34回）

　　事例之三是黛玉要宝玉按照官场惯例，拜会已成为其姐夫的孙绍祖。见到宝玉不肯改变脾气，同这种“俗物”（脂砚斋语）相结交，黛玉甚至不惜为此斥责宝玉是“一年大二年小”，即越活越不懂事：

　　……黛玉听了，忡然变色，心中虽有无限的狐疑乱拟，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说：“果然改的好。再不必乱改了，快去干正经事罢。才刚太太打发人叫你明儿一早快过大舅母那边去。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准了，想是明儿那家人来拜允，所以叫你们过去呢。”宝玉拍手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儿还未必能去呢。”黛玉道：“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说话，一面咳嗽起来。（第79回）

　　三组事例环环相扣，恰好组成了一个证据链，明白无误地说明，在曹雪芹的笔下，惟有林黛玉才是真正最热衷于劝告贾宝玉立身扬名、走经济仕途的人！她哪里有半点所谓的“叛逆”和“反封建”的思想呢？当然了，对于事例之一，拥林派的评红者可以替黛玉辩护说，那不是认真的劝告，只是一句玩笑话。对于事例之二，拥林派论者也可以勉强解释说，黛玉是因为担心宝玉再次挨打，才要他“从此可都改了罢”。但林林总总的这些曲为辩护之语，在事例之三面前却无一例外，都会碰得头破血流。要知道，早在小说第78回中，作者就已经写明：“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况母亲溺爱，遂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可到了第79回中，黛玉还要宝玉改掉那些不肯结交峨冠博带之徒的老脾气，不惜为此生气斥责宝玉。这又说明了什么？能用前述所谓玩笑话或者担忧宝玉挨打的理由来解释么？显而易见，在这样的证据套证据的事实面前，合理的解释就只有一个：作者根本就没打算将林黛玉写成是一个真正反对经济仕途的“叛逆者”，相反，他笔下的黛玉反倒比别人更加热衷于此道（参考宝钗、湘云的情形，她们倒不会像黛玉这样，因为宝玉拒谏而着急、生气）。而贾宝玉对林黛玉的那些“深敬”、独爱之语，不过是他对黛玉真实性格的一种扭曲的、错误的认知罢了。

　　如果贾宝玉与林黛玉二人仅仅是在走不走经济仕途的问题上取舍相左，对于二人的恋情来说，这还不足以致命。毕竟，宝钗、湘云也都劝过宝玉读书仕进。而宝、黛之间真正要命的地方在于，他们对于以贾雨村为代表的那些世俗官僚的态度几乎全然相反。我们知道，宝玉一向是把这种人看成是所谓的“禄蠹”、“国贼禄鬼”，而坚决不肯与之为伍的。他宁死也不愿意与此类贪酷之徒同流合污，所以才情愿躲入琼闺绣阁的清洁女儿世界中去，以寻求逃避。事实上，第32回贾宝玉之所以会一面斥责湘云：“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一面又独独称扬黛玉：“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也正是由于史湘云劝他去会见贾雨村而引发的。可贾雨村却恰恰是黛玉的启蒙老师，是黛玉心目中那种专做“正经事”的“正经人”。黛玉对于她这位恩师，以及如她恩师一般的官场俗吏，从未表示过任何形式的异议或不满。当然了，我们不是说贾雨村那种卑污的品格可以与林黛玉划上等号，完全等同起来。但至少在渴羡功名利禄，向往“双瞻御座引朝仪”一类的世俗荣耀方面，黛玉却明显表现出了她与贾雨村在思想上的师生渊源。在小说第1回中，贾雨村偶然狂兴大发，作《咏月》寓怀，以升腾之月，万姓仰望，来抒发自己长久以来渴望出人头地的心情：“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连甄士隐都在一旁看出“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矣”。无独有偶，在原著第50回里，黛玉也用一首《騄駬谜》，表明了自己希望如周穆王“八骏”之一的騄駬马那样，替“王者”、替“主人”效犬马之劳，从而博得不世美名的强烈愿望，正所谓“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是也！而读者试想，这“鳌背三山独立名”当中的“立名”二字，不正是贾宝玉所最为厌恶的那个“立身扬名”四字的简称吗？也正由于黛玉才真正是一个思想上重名重利，渴求夫荣妻贵的女子，所以她不仅在幼时可以安安静静地从学于贾雨村，并由他一路护送进贾府，就是在年龄较长以后，她办完父亲的丧事，第二次进贾府时，她也乐得跟她这位启蒙老师一路相伴而行（见第16回原文：“细问原由，方知贾雨村也进京陛见，皆由王子腾累上保本，此来后补京缺，与贾琏是同宗弟兄，又与黛玉有师从之谊，故同路作伴而来”）。如果是换了贾宝玉，别说老老实实地做贾雨村这种人的学生，并与之同路相伴，一路上叙叙什么“师从之谊”，就是在父亲的威逼之下，出去见上贾雨村一面，他也是极不情愿的吧！所以，我们说，宝玉与黛玉不仅谈不上有什么共同的叛逆思想，他们在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层面上，简直是天悬地隔，完全背道而驰的两个人。这样的两个人纵然是因为一些认知上的误解、误判而爱到了极致，但骨子里他们之间却仍然是相互隔膜而疏远的！

而宝玉、黛玉之间的这些相互疏离之处，却恰恰是宝玉、宝钗之间最能激发起精神共鸣的地方。过去，很多评红者，特别是拥林派论者，都喜欢死死地抓住宝钗劝宝玉读书仕进，惹宝玉生气时，宝玉所说的一句“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如获至宝，大谈特谈宝玉、宝钗之间的分歧如何如何象征了“封建”与“反封建”两条路线的对立。殊不知，在曹雪芹的原著中，除了贾宝玉以外，就属薛宝钗对于以贾雨村为代表的这类祸国殃民的“禄蠹”最为深恶痛绝，也抨击、批判得最为厉害！也就是说，从作者的实际描写来看，宝钗不仅没有“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正好相反，她那种愤世嫉俗的、勇于批判现实黑暗的道德和价值取向，还恰恰使她成为了这些“钓名沽誉”之徒、“国贼禄鬼之流”的精神死敌！前面我们在探讨黛玉的真实思想的时候，举了三个有关黛玉讲所谓“混帐话”的突出事例。现在我们不妨仍按照这一体例，将书中有关宝钗讽时骂世、刺贪讥俗的内容也发掘出来，并且还是选取三个最为典型的例证，来进行分析：

　　例证之一当然是宝钗讥讽贾雨村投机钻营一事：

　　“这个客也没意思，这么热天，不在家里凉快，还跑些什么！”（第32回）

　　例证之二是宝钗作《螃蟹咏》“讽刺时事”，即所谓“薛蘅芜讽和螃蟹咏”一节文字：

　　宝钗接着笑道：“我也勉强了一首，未必好，写出来取笑儿罢。”说着也写了出来。大家看时，写道是：

　　“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看到这里，众人不禁叫绝。宝玉道：“写得痛快！我的诗也该烧了。”又看底下道：

　　“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

　　众人看毕，都说这是食螃蟹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第38回）

　　例证之三是“蘅芜君兰言解疑癖”时，宝钗还向黛玉表露了她对当时那些读书做官之人的总体看法：

　　“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第42回）

　　根据以上三组事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宝钗真实的政治观点：宝钗不仅没有像黛玉那样将贾雨村之流当作了可以相“师从”的所谓“正经人”，恰恰相反，她还按照中国诗歌史上“借蟹讥权贵”的传统，将此类赃官、俗物一并比做了贪婪、横行的“螃蟹”，痛加鞭挞，急欲使之成擒、“落釜”而后快。也不只是限于此，宝钗甚至当时整个官场都作出了极其负面的评价，认为那里面竟然没有一个能够“读书明理，辅国治民”的好人，全都是“读了书倒更坏了”的糟糕货色，等于一竿子扫倒了当时所有的读书做官的男人。她的观点是如此的激进，她的态度又是如此的强硬，即使拿去跟宝玉的那些所谓的“叛逆”言论相比，亦不遑多让，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难怪，宝玉刚一看见宝钗讽骂贪官的那一句“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便马上甘拜下风，忍不住要高呼：“写得痛快！我的诗也该烧了。”不仅一下子将此前他对宝钗的种种误解、恶评一扫而空，而且立即还换成了一副敬佩有加、叹服不已的态度！纵观大观园里的众多闺阁英秀，实际上宝钗、黛玉、湘云三人都曾经拿经济仕途等语去劝谏过宝玉。但宝钗与黛玉、湘云辈相比，却又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宝钗虽然也期望宝玉将来能够为官做宰，但她却绝不会劝宝玉去跟贾雨村这种赃官结交往来，甚至于拉帮结伙。道理很简单，因为这种人本身就是她自己所鄙视和厌恶的角色。所以，宝钗之劝宝玉读书仕进，她绝不是要宝玉去跟贾雨村辈同流合污，正好相反，她是希望宝玉将来能够学得一身本事，并且通过掌握权力来清除、消灭这些横行霸道的“螃蟹”！而众所周知，宝玉又正是出于贾雨村之流的反感和厌恶宁可躲入女儿国中，不愿踏入官场半步的。因此，我们说，宝玉与宝钗虽然在走不走经济仕途的具体问题上，有着看似截然不同的选择，但在反对以贾雨村为代表的赃官这一大是大非的原则面前，他们的立场和抉择却又是殊途同归且根本一致的！前面说过，宝玉在“情迷”之际，一度将黛玉错当成了他思想上的“知己”，他甚至为此不惜排斥宝钗、湘云。但在作者的巧妙安排下，他的命运却显然捉弄他，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他万万料想不到，被他曾经寄以厚望的林妹妹却终究脱离不了跟贾雨村的师生渊源，而惟有一度被他误解和排斥的宝姐姐才真正跟他在思想意志的层面上产生了如此心有灵犀的强烈共鸣！

　　其实，宝钗、宝玉之间的心有灵犀，还远不仅仅限于讽刺时事和批判现实黑暗这一方面，二人在佛、道等“出世”哲学上的一拍即合与所见略同，亦同样可观。而这方面最经典的事例，又莫过于第22回中的“听曲文宝玉悟禅机”一事：

　　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宝玉道：“只好点这些戏。”宝钗道：“你白听了这几年的戏，那里知道这出戏的好处，排场又好，词藻更妙。”宝玉道：“我从来怕这些热闹。”宝钗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热闹不热闹。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只那词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宝玉见说的这般好，便凑近来央告：“好姐姐，念与我听听。”宝钗便念道：

　　“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

　　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林黛玉道：“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说的湘云也笑了。（第22回）

　　我们在本书前面的章节，曾不止一次地提及，鲁智深所唱的这一支《山门·寄生草》，前半截均是带有浓厚孤愤、反叛色彩的辞句，到了后半截则改为潇洒、遁世之语。由前至后，则正好反映了剧中鲁智深从忧世、愤世，转而走向遁世、出世的心路历程。那么，像“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还有“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这样张扬鲁智深离群、洒脱之态的曲文，为什么会独得宝钗的钟爱呢？为什么宝钗刚一将此曲推介给宝玉，就立即引得宝玉欢呼雀跃，称赏不已呢？原因无他，就因为在宝钗和宝玉的内心深处，他们都有一种愤世者的孤独感。——他们都是现实社会的强烈批判者，都试图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世道的黑暗。这就注定了他们的人生道路必然会荆棘丛生，困难重重，以至于成功的希望渺茫。因此，在壮志难酬之际，老庄和禅宗所宣扬的“出世”之路，也就正好给他们苦闷的内心提供了精神抽逃的空间！是故，在小说第50回中，宝钗能够以近乎于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即癞头和尚与跛足道人）的口吻，感叹世人没有如她一样听闻佛法的真谛：“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而宝玉在同回中，他所关心的也是来自道家仙界的消息：“鸾音鹤信须凝睇，好把唏嘘答上苍。”而相比之下，在黛玉的身上，我们就明显找不到这种为社会的大不平而日日“焦首”、夜夜“煎心”的悲愤和苦闷。因此，在宝玉为宝钗推荐给他的这首《山门·寄生草》大声喝彩，一面“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一面“又赞宝钗无书不知”之际，她只能以一副小儿女的心肠在一旁拈酸吃醋，说着风凉话：“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套用脂砚斋的话说，这就叫做“慧刀不利，未斩毒龙之故”（见庚辰本第22回双行夹批）！

　　也正因为脂砚斋比其他读者，尤其是后世的拥林派读者，更多地看到了书中宝玉、宝钗思想相通和精神共鸣的内容，以及宝玉、黛玉灵魂深处相互疏离、隔膜的状态，所以他（她）特意在“庚辰秋月定本”的第21回中，正式提出了关于“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的命题。其完整的批语乃是：

　　奇文！写得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何也？宝玉之心，凡女子前不论贵贱，皆亲密之至，岂于宝钗前反生远心哉？盖宝钗之行止，端肃恭严，不可轻犯，宝玉欲近之，而恐一时有渎，故不敢狎犯也。宝钗待下愚，尚且和平亲密，何反于兄弟前有远心哉？盖宝玉之形景已泥于闺阁，近之则恐不逊，反成远离之端也。故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不然，后文如何反较胜角口诸事皆出于颦哉？以及宝玉砸玉，颦儿之泪枯，种种孽障，种种忧忿，皆情之所陷，更何辩哉？此一回将宝玉、袭人、钗、颦、云等行止大概一描，已启后大观园中文字也。今详批于此，后久不忽矣。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庚辰本第21回双行夹批）

　　显然，在脂砚斋看来，宝玉和宝钗原本就具有“较诸人皆近”的本质。只是因为一些表层的隔膜，才导致了二人表面的和暂时的疏远。比如，宝钗行止庄严肃穆，宝玉不敢狎犯，而宝玉既沉溺于闺阁，宝钗欲洁身自好，就只能越发地严守当时男女交往的限度，从而致使二人在成婚以前始终没有足够的机会来敞开心扉，以至于产生种种误会。但这种表面的疏远，又毕竟改变不了钗、玉在本性上的共通，所以，一旦误会被澄清，他们仍会显现出较他人更为接近的思想本色，“故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反过来，宝玉与黛玉虽然亲昵到了极点，但他们之间却反倒缺乏这种共通的本性，因而他们只能角口不断、猜忌连连，以至于最终分道扬镳，使黛玉落了个“泪枯”而尽，“莫怨东风当自嗟”的结局。当然了，忌惮于清乾隆时期相对严酷的言论环境，脂砚斋并没有敢于在他（她）的批语中明确指出，宝玉、宝钗之间的这种“较诸人皆近”的本性，就是他们共同反对官场黑暗的思想立场，亦不敢明说宝玉、黛玉之间的“远之至”，其实是源自二人在对待官场问题上的态度相左。但我们从曹雪芹所给出的正文描写中，却仍不难窥见，脂砚斋所说的钗、玉相近和颦、玉相远，其关键点仍在于宝玉、宝钗对贾雨村的抨击、批判，以及黛玉与贾雨村的师生渊源。而弄清楚这一点，又正是读者理解《红楼梦》爱情主线的要害所在。事实上，整部小说的爱情主题也正是倚靠这两股内在逻辑，作为其腿脚而支撑、站立起来的。故曰：“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