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提到脂砚斋的“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一个疑问：既然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的“叛逆思想”。二人甚至志不同、道亦不合，但宝玉为什么会偏偏一度将黛玉错当成他思想上的“知己”，而待之独厚，甚至对其一往情深呢？笔者以为，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又可以从宝玉和黛玉两方面来加以讨论：从林黛玉的角度看，她显然是向宝玉隐瞒了自己真实的价值取向，有意对宝玉进行了欺瞒。从贾宝玉的角度看，他对黛玉则无非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一种心理学上讲的“晕轮效应”，导致了他对黛玉真实思想的长期错解。以下我们就分别来说说这两方面的情况。

　　要讨论黛玉对宝玉的欺瞒，我们就要首先了解黛玉因何而爱恋宝玉。她为什么会爱上宝玉呢？传统红学对此的解释，无非是说黛玉如何如何地“叛逆”，如何如何反对“封建礼教”，如何如何具有一种“与封建主义为敌的精神”云云。今天我们知道，诸如此类的解说不过是一场用后世的意识形态强套《红楼梦》而造成的笑话罢了。以林黛玉的重名重利，她在贾母、元春等人面前，“颂圣”（见第76回，史湘云对黛玉的批评）还来不及呢，“邀恩宠”（见第18回，林黛玉《世外仙源》）还惟恐不够呢，她哪里有什么心思去跟当时的名教唱反调，以至于“为敌”？真的是一番牛头不对马嘴的评议！可黛玉既然并不“叛逆”，她又为何会爱慕宝玉呢？其实，我们只要看看当时贾宝玉身上有多少显赫身份的光环，就不难知晓林黛玉因何而爱他了。按书中所写，宝玉虽然不是荣国府的长房长孙，但由于贾母的异常宠爱，全家上下都把他当作了宝贝、当作了“凤凰”（第43回，玉钏语）。黛玉若能嫁给这么一个“三千宠爱在一身”的贵家公子，成为名正言顺的“宝二奶奶”，自然立马就能改变其作为七品小官之女，且又寄人篱下的不利处境。更重要的，宝玉不仅出身名门，他还有一个做了皇妃的亲姐姐。这就意味着，宝玉将来只要踏入官场，他的起点就会比别人高出一大截。在正常情况下，其高官厚禄，以至于封妻荫子都不是太大的问题。这对于迫切渴望出人头地，获得“双瞻御座引朝仪”一类世俗荣耀的黛玉来说，更是不可多得的良机。当然了，偌大一个京城中，拥有类似优越条件的贵家公子，也并不只有宝玉一人。可宝玉却又是这些纨绔子弟当中难得的实诚人。其利弊正如第57回中紫鹃为黛玉所盘算、谋划的那样：“公子王孙虽多，那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儿朝东，明儿朝西？要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夕，也丢在脖子后头了，甚至于为妾为丫头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势的还好些，若是姑娘这样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了。”反是“宝玉的心倒实，听见咱们去就那样起来。”因此，倒不如“趁早儿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节，作定了大事要紧。”当时黛玉虽然嘴上将紫鹃毫不留情地痛骂了一顿，但她“心内未尝不伤感”，未尝不认同紫鹃这一套逻辑。很显然，宝玉出身高、前途光明，是难得的“绩优股”、“潜力股”，再加上他心眼实在，再外加一个情绪、情趣的耦合——黛玉最喜欢那种唯我独尊，被人捧着哄着的感觉，而宝玉又是个专门爱在女孩子面前做小伏低的，这就构成了黛玉对宝玉恋恋不舍的全部理由。而这其中，黛玉对于名位的关注与渴求又是这一切的基础与核心。因此，黛玉连她的嫉妒心也都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第42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以前，黛玉对宝钗、湘云这类在她看来有可能威胁到其“宝二奶奶”之位的贵家小姐，总是千般防范，万般戒备。可对于袭人、晴雯这样的下人，还有妙玉这样的出家人，由于黛玉清楚她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宝玉的正妻，因而不管宝玉跟她们再怎么亲近，黛玉也没有丝毫的妒心。岂止不妒，黛玉甚至很乐意呼袭人为“嫂”，她对于妙玉也恭敬有加。如第41回，宝玉、宝钗、黛玉、妙玉四人在栊翠庵，“黛玉知他（妙玉）天性怪僻，不好多话，亦不好多坐，吃过茶，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主动创造机会，让宝玉有时间同妙玉单独相处。过去，很多拥林派论者替黛玉的妒忌之心辩护，说黛玉的嫉妒是为了追求情感的专一。但真正追求情感专一的人，又岂有可能在这些地方如此放纵宝玉呢？很明显，林黛玉要的并不是什么情感上的独占，她所追求的完完全全是名位上的独占！

　　此外，关于黛玉的爱情观与名位观，长期以来还有一种误解甚深的看法。自1954年红学大批判以来，很多“红色红学家”都很喜欢引用第32回中黛玉偷听到宝玉谈话以后的心理活动，来论证黛玉在不讲“混帐话”以及不走经济仕途的问题上如何如何跟宝玉心心相印。但这样的立论方法却无不有断章取义、故意曲解之嫌。我们把这一段的相关原文抄录于下：

　　原来林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里，宝玉又赶来，一定说麒麟的原故。因此心下忖度着，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鸳鸯，或有凤凰，或玉环金珮，或鲛帕鸾绦，皆由小物而遂终身。今忽见宝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因而悄悄走来，见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刚走来，正听见史湘云说经济一事，宝玉又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林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之知己矣；既你我为知己，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哉；既有金玉之论，亦该你我有之，则又何必来一宝钗哉！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你我虽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间，不禁滚下泪来。待进去相见，自觉无味，便一面拭泪，一面抽身回去了。（第32回）

　　乍一看，那些“反封建”论者的观点似乎很正确。因为黛玉的确是由于听见宝玉说的“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才在心里认定宝玉“果然是个知己”的。这好象的确能够支持所谓宝、黛共同反叛“封建”道路一说。但细细一想，情况就远不是这么一回事儿了。我们不妨再次回顾一下第79回中，林黛玉又是如何告诫和训斥贾宝玉的：

　　黛玉道：“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

　　假设黛玉真的是在不讲“混帐话”以及不走经济仕途的问题上跟宝玉心心相印，见到宝玉不肯同孙绍祖之类的官场“俗物”同流合污，黛玉会如此激动地训斥他是“一年大二年小”么？她会如此急迫地要求他“把脾气改改”么？按此推论下去，林黛玉竟是这样一种“痴情女”，居然把所爱之人同自己心灵相映看作是越活越不懂事的老毛病，而且还急不可耐地要逼着对方改掉！天下能有如此奇怪的逻辑吗？就算是那些拥林派评红者相信世界上有这号女子，我看，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也断不至于如此地缺心眼、没头脑吧？

　　其实，我们只要对第32回的那一段原文的上下文语境稍加留意一下，就不难看出，贾宝玉的那一句“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之所以能让林黛玉那样感怀至深，关键并不在于宝玉或黛玉说不说“混帐话”本身，而在于宝玉是带着偏私护短的态度来讲这句话的。按，宝玉的这句话实际上是针对袭人扬钗抑黛的那一番言论来说的。此前，湘云劝宝玉出去拜会贾雨村，遭到宝玉的拒斥。袭人支持湘云对宝玉的劝告，又在宝玉面前夸奖宝钗，说宝姑娘涵养好，心地宽大，并不因宝玉的拒谏而恼恨于他，“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提起这个话来，真真的宝姑娘叫人敬重”。刚说到宝钗的优点和黛玉的缺点，宝玉就讲了那样一句话来堵袭人和湘云的嘴。即使在背地里，他也对黛玉如此地偏私护短，以至于在黛玉看来，“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这怎么不让黛玉喜上加惊，感激涕下呢？我们知道，黛玉这个时候正是由于担心宝玉与湘云因一个金麒麟，“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致使“由小物而遂终身”，才不惜跑过来偷窥、监视宝、湘二人的一举一动的。而现在，她不仅没有看到宝玉与湘云有任何亲昵、越轨之举，反而发现宝玉为了给她护短，竟不惜跟其他人翻脸，还要找理由去堵人家的嘴。她由此把宝玉判定为她的“知己”，那也是再合情合理不过的了。只不过，这样的“知己”，又并不是思想意志层面上的知己，而仅仅是一种情绪情感层面上的“知己”——我对你痴情一片，你亦为我痴心不改，只要“君心似我心”，便算是“不负相思意”了。尽管宝玉的确是因为误信黛玉“不说这样混帐话”，才如此抬举黛玉的。但在黛玉看来，讲不讲所谓“混帐话”，不过是男人为了抬举她，并同时贬斥其他女子而随意找的一种借口罢了。黛玉是不会对这种借口本身有任何兴趣的。因此，一旦她确信自己与宝玉的关系相当稳固了，不再有同宝钗、湘云等人相竞争的问题了，她就会反过来拿所谓的“混帐话”去劝谏宝玉，告诫他说：“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

　　也正因为黛玉主要是出于名位的目的才对宝玉如此恋恋不舍的，因此无论是情感上，还是生活上，她都惟恐失去后者。读《红楼梦》，大家都比较熟悉黛玉一生气，宝玉便千般陪小心，万般赔不是的情节。可如果黛玉真的惹恼了宝玉，使宝玉决绝而去，情况又如何呢？我们看到，这时候就该轮到黛玉惶恐异常，焦虑不堪了。比如，第22回，宝玉因为调解黛玉与湘云之间的争吵而弄得两头不讨好，索性不再搭理二人。于是，首先坐不住的就是黛玉：

　　谁想黛玉见宝玉此番果断而去，故以寻袭人为由，来视动静。（第22回）

　　很显然，黛玉是惟恐宝玉一气之下把她扔下不要了，所以才顾不得自尊，随便找了个“寻袭人”的由头，来探查宝玉的动静！事实上，也正是基于这种惟恐被对方抛弃的心理，黛玉在与宝玉相处之际，也就比别人更多了一层特别的心机和佞巧。纵观《红楼梦》（脂评本）全书，我们看到，在黛玉确信她与宝玉的关系相当稳固以前，她在宝玉面前都始终在掩饰和隐藏她对于贾雨村等世俗官僚的好感，特别是留心于淡化她与贾雨村的“师从之谊”和师生渊源。言谈之间，也总是小心翼翼，尽量不触碰宝玉所能容忍的底线。当然了，在黛玉眼中，宝玉的这些不走经济仕途的底线，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不过小孩子家一时的心性。她相信，等到宝玉年龄渐长，他终究还是会回到读书做官的“正路”上去的。因此，等到后来贾母明确表态支持宝玉与黛玉的婚事，黛玉也确知宝钗、湘云都无意跟她角逐什么“宝二奶奶”之位，可宝玉却还是那样一无长进，黛玉就忍不住要训斥他“一年大二年小”，还要告诫他说：“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可这一切都只能发生于黛玉自信那个“宝二奶奶”之位稳稳在手以后。在她尚自多心多疑，总觉得宝钗、湘云在“挑战”她、“威胁”她的那个时候，她是绝不会用这种训斥的口吻跟宝玉谈讲这些官场经济之学的。这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黛玉固然也希望宝玉改掉其不求上进的老毛病，转而去走仕途、“正路”，但问题是，宝玉要携带着她夫荣妻贵才是要害！假设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宝玉劝上了“正路”，却因为言辞激烈而得罪了宝玉，弄得宝玉坚决不肯娶她做“宝二奶奶”（按，因为贾母的极度溺爱，宝玉对自己的婚姻其实也是有相当大的发言权的，假使他死活不肯娶某女为妻，贾母在心疼之际，也未必肯于狠心将此女强配于他），那就等于是为她人做了嫁衣裳，其损失可就太大了。因此，同样是规劝宝玉改掉自己的老毛病，宝钗、湘云等人往往是犯颜直谏，有什么话都直截了当地告诉宝玉，湘云甚至亲自动手打落了宝玉手里的胭脂盒，以阻止他继续吃别人的胭脂。而黛玉却患得患失，充满了算计。她既知道放马后炮，将劝戒语变成没有实际拦阻效果的废话，同时还懂得见势不妙，便转移话题，以避免激怒宝玉，并用柔媚的态度和浓浓的爱意，将后者潜在的敌意化解于无形。而这方面最突出的事例当然首推第19回有关“意绵绵静日玉生香”的一节文字：

　　黛玉因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钮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又道：“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宝玉侧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才刚替他们淘漉胭脂膏子，蹭上了一点儿。”说着，便找手帕子要揩试。黛玉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试了，口内说道：“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奇事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吹到舅舅耳朵里，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第19回）

　　庚辰本中此处有三条脂批值得注意，在黛玉道：“你又干这些事了”处有批语云：

　　又是劝戒语！（庚辰本第19回双行夹批）

　　“干也罢了”一句处，又有批语云：

　　一转，细极！这方是颦卿，不比别人一味固执死劝。（庚辰本第19回双行夹批）

　　末了，“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处，又有批语云：

　　“大家”二字何妙之至，神之至，细腻之至！乃父责其子，纵加以笞楚，何能“使大家不干净”哉？今偏云“大家不干净”，则知贾母如何管孙责子，迁怒于众，及自己心中多少抑郁难堪难禁，代忧代痛一齐托出。（庚辰本第19回双行夹批）

　　结合上述正文和脂批，我们不难看出，黛玉其实是很希望宝玉改掉“邪癖”，而归于“正路” 的。在这一点上，她与贾母、贾政等所谓“封建家长”，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在这个问题上，她是十分情愿替家长们分忧解愁的，正所谓“代忧代痛”是也！但黛玉却惟恐因此而得罪宝玉，所以她的规劝之法又跟别人完全不同：她刚刚以所谓“你又干这些事”的“劝戒语”触碰到宝玉的底线，就在宝玉将怒未怒之际，便话锋“一转”，改云：“干也罢了”。等于承认了宝玉吃胭脂的既成事实，连一句“下次不准再吃”的话也没有。此等圆滑与佞巧，亦恰如脂砚斋所云：“这方是颦卿，不比别人一味固执死劝！”相比之下，宝钗、湘云从不在宝玉面前掩饰自己的态度，有什么话都直截了当同宝玉讲，以至于时不时地惹后者生气，就实在是太过于实心眼了。

而黛玉这种“一转，细极”式的劝谏，则又不禁让人想到了历史上苏世长之流的“谏似直而实多诈”。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初，苏世长以一降臣的身份，担任了唐高祖李渊的谏议大夫。这个职位的工作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但苏世长却惟恐因为自己的劝谏而得罪了李渊。于是，他在劝谏的方式上，耍起了心眼：

　　（苏世长）尝从校猎高陵，大获禽兽，上顾群臣曰：“今日畋，乐乎？”世长对曰：“陛下游猎，薄废万机，不满十旬，未足为乐！”上变色，既而笑曰：“狂态复发邪？”对曰：“于臣则狂，于陛下甚忠。”尝侍宴披香殿，酒酣，谓上曰：“此殿炀帝之所为邪？”上曰：“卿谏似直而实多诈，岂不知此殿朕所为，而谓之炀帝乎？”对曰：“臣实不知，但见其华侈如倾宫、鹿台，非兴王之所为故也。若陛下为之，诚非所宜。臣昔侍陛下于武功，见所居宅仅庇风雨，当时亦以为足。今因隋之宫室，已极侈矣，而又增之，将何以矫其失乎？”上深然之。（见《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九卷）

　　翻译一下，这是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说的是苏世长有一次随李渊去打猎，李渊玩得十分尽兴，所获猎物也颇丰，他十分高兴，问随猎的大臣们：“今日打猎高兴吗？”苏世长回答说：“陛下打猎，还不到一百天，算不了什么快乐！”李渊打猎只不过是偶而为之，根本不会猎上一百天，自然也犯不上生他的气，只是笑了笑说：“你那狂妄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说：“对我来说是狂妄，对陛下可是一片忠心。”第二个小故事说，苏世长有一次在华丽的披香殿侍宴，他趁着酒劲问李渊：“这个大殿是隋炀帝所建的吧！”李渊说：“你好象敢于直谏，其实是在耍心眼，你难道不知道这是我兴建的？却假装糊涂说是炀帝所建！”苏世长回答说：“我实在不知道，只看到它的华奢如同殷纣王的倾宫、鹿台，这不是一个开国之君所应作的，若是陛下所建，就太不合适了。当年我曾到武功（李渊称帝前的旧居）为陛下效力，看到那个地方的房屋仅仅能遮挡风雨，当时陛下也很知足。如今继承了隋朝旧的宫殿，已经够奢侈的了，新建的这座又超过了它，这怎么才能矫正隋朝的过失呢？”李渊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对于苏世长的这种行为，早有人分析说：

　　苏世长以一降臣而担任了谏议大夫这样的官职,也真够让他为难，对有关国家大政方针的问题，他自然不敢妄加议论，可什么意见也不提，未免有点“尸位素餐”，也会招皇帝的不高兴，怎么才能作到所提意见既不触怒皇帝，又能为皇帝所接受，使皇帝博得一个“纳谏”的美名呢？看来苏世长费了一番心思，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他的办法是避重就轻，放马后炮。李渊并不是一个荒纵之君，打猎也不过是偶而为之，苏世长却拿这个大作文章，夸张其辞，李渊自然能够容忍、接受，而对李渊致命的弱点——忠奸不分，他却不置一词。如果说他认为打猎是不恰当的，便应该劝阻于前，他也没有这样作，而且还陪着去玩了一天，到收兵回营了，他才放了个马后炮，又有什么用呢？披香殿的建立已是既成的事实，他却又要装傻作呆地议论几句，以致连李渊也看出来他是“谏似直而实多诈”，不过李渊却不怪罪他。这种以反对派的面目出现而行讨好之实的技巧，实在是谄媚之术中的上乘手段。（见邹纪孟《官场权谋》）

　　回到《红楼梦》上，黛玉的“一转，细极”，以及“不比别人一味固执死劝”，不是跟这个苏世长的风格颇有几分近似吗？如果黛玉真的想用力去劝阻宝玉“爱红”、吃胭脂，就不说以实际行动拦阻于前，最起码也应当告诫宝玉下次不准再吃。可黛玉这些都没有做，刚出语劝戒，又马上以一句“干也罢了”，把前面的“劝戒语”变成了避重就轻的马后炮。既亮明了自己希望宝玉改掉这些“邪癖”和“下流痴病”的态度，又不至于得罪宝玉。这样的劝谏，就算不说是“谄媚之术中的上乘手段”，最起码也应该是黛玉有意欺瞒且柔佞有术的经典体现吧？也难怪宝玉一恋上她，就会尽落其彀中，在盲目排斥宝钗、湘云等其他女子的同时，却反而觉得这个本来最热衷于“邀恩宠”、“独立名”的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

　　当然了，原著中的宝玉也并不是一味地“上当”、“受骗”。从脂评本前八十回的实际描写来看，贾宝玉即使身处“情迷”之际，也偶有灵光乍现的时刻。而作者亦十分敏锐、准确地抓住了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乃借这位绛洞花王之口，将他心爱的绛珠林妹妹比作了“黛山”、“林子洞”里的一位偷香窃玉，极擅长变化伪装之术的小耗子精。我们将带有脂批的这一段原文辑录于下：

　　“……小耗道：‘我虽年小身弱，却是法术无边，口齿伶俐，机谋深远。【庚辰双行夹批：凡三句，暗为黛玉作评，讽得妙！】此去管比他们偷的还巧呢。’众耗忙问：‘如何比他们巧呢？’小耗道：‘我不学他们直偷。【庚辰侧批：不直偷，可畏可怕。】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使人看不出，听不见，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运，【庚辰侧批：可怕可畏。】渐渐的就搬运尽了。岂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庚辰双行夹批：果然巧，而且最毒。直偷者可防，此法不能防矣。可惜这样才情这样学术却只一耗耳。】……”（第19回，贾宝玉语）

　　你看，黛玉欲偷“香芋”，她是从来“不直偷”的。她所擅长的恰恰就是“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使人看不出，听不见，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运”！在爱情领域，黛玉为了让宝玉接受自己、抬举自己，进而专宠自己、独敬自己，她的“法术无边”和“机谋深远”，不正体现在此种假扮“同类”的心机和手腕之上吗？过去那些只看见半截文字，就在那里大谈特谈林黛玉如何如何“叛逆”，如何如何反对经济仕途的“反封建”论者和拥林派评红者，显然也跟处在“情迷”阶段的贾宝玉一样，被这位小耗子精的“不直偷”和“分身法”给蒙蔽了双眼，迷惑了心窍！

　　前面说过，贾宝玉即使在“情迷”之际，也偶有灵光乍现的时刻，能够意识到林黛玉在对他使用“法术”和“机谋”。但纵观整个前八十回，这位“怡红公子”、“富贵闲人”在多数情况下，却依然不能跳出其林妹妹设下的所谓“滚香芋”的圈套。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说，这就不能不从宝玉自身的“晕轮效应”上寻找原因了。所谓“晕轮效应”，乃是一个西方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人们常常根据一些局部的印象以及纯粹的个人好恶，来对他人进行以偏概全式的认知。如果认知对象被先入为主地判定为“好”的，他就会被“好”的光圈笼罩着，并被赋予一切好的品质；反之，如果认知对象被先入为主地判定为“坏”的，他就会被“坏”的光圈笼罩着，他所有的品质都会被认为是坏的。这个术语本身虽然是现代西方人提出的，但作为一个现象，“晕轮效应”却广泛存在于古往今来的一切国家、一切人群当中。比如，中国古籍中所谓“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见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典故，还有“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见伏胜《尚书大传》）的典故，都属于“晕轮效应”的典型表现。至于恋爱中的青年男女，由于“一见钟情”，只看见对方的某一方面符合自己的审美观，便对其思想、情操、性格诸方面存在的不相配处都视而不见，觉得对象是“带有光环的天仙”，样样都尽如人意，这种情况就更是比比皆是。诚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是也。而在这方面，贾宝玉之于林黛玉的情形，又尤为突出。按书中所写，自黛玉初进贾府以来，宝、黛二人就是同在贾母身边，“一桌吃”、“一床睡”，一起长大的。这种情况使他们之间远较别的姊妹更为熟惯。既熟惯，便觉的亲密，既觉的亲密，便不分彼此。我的就是你的，我心中怎么想，你也必定抱有同样的观点，而不管对方是否真的如此。同时，更要命的是，由于贾母的偏心、溺爱，他们两个还共同享受到了许多别的姐妹都无法享有的特殊待遇。比如，第5回交代：“如今且说林黛玉自在荣府以来，贾母万般怜爱，寝食起居，一如宝玉，迎春、探春、惜春三个亲孙女倒且靠后。”第7回又说：“原来近日贾母说孙女儿们太多了，一处挤着倒不方便，只留宝玉、黛玉二人这边解闷，却将迎、探、惜三人移到王夫人这边房后三间小抱厦内居住，令李纨陪伴照管。”——那贾母只留宝、黛二人在身边养尊处优，“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止”，而别的孙女则一概被排挤到一边。这样一来，在实心眼的贾宝玉心中，就更只能产生一种先入为主且相当固化的思维定势：黛玉什么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同他一样，如果不一样了，反倒会觉得不可思议。因此，宝玉打心底里就不愿意相信和承认，那个什么都跟他一样的林妹妹，竟然在思想意志层面上跟他是全然相反的两种人！故而，不管黛玉的那些“法术”和“机谋”，在宝玉面前多少次地偶露破绽，宝玉都宁愿闭一闭眼，叹一口气，就让它过去，而不愿轻易打破他心目中“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的好印象。直到后文中二人之间爆发出越来越激烈的思想冲突，残酷的事实才会让他逐步清醒过来，并最终走出“情迷”，转而走向“情悟”。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宝玉自身的一叶障目、以偏概全，才恰是黛玉的欺瞒能在他身上屡屡得手的一个心理学根源。

　　如上所言，宝玉因为“晕轮效应”的一叶障目，错将黛玉当成他思想上的“知己”，从而对其“深敬”有加。反过来，这种“深敬”有加，以至于不惜在背地里替黛玉偏私护短，又促使黛玉进一步地将宝玉认作了可以“不负相思意”的如意郎君。这样的阴差阳错，绕开了思想意志层面的理性思考，在情绪与情感的层面上，也能使二人碰撞出爱情的火花，并进而蔓延成熊熊烈焰。但由于缺少灵魂最深处的一种相知和默契，不管这种爱情的火焰再怎么耀眼，再怎么炽烈，也始终不能融化和打破二人价值取向上相互隔膜的坚冰。因此，我们看到，二玉即使在其关系日渐融洽、热烈之际，他们之间也始终是口角不断、猜疑不止。哪怕二人本来都是一条心，亦都有求近之意，也会因为其思想深处的巨大差异而搞得来多心多疑，“反弄成疏远之意”。套用作者的话说，这就叫做“求全之毁，不虞之隙”（第5回）。小说第29回，宝、黛之间又因为张道士提亲一事而大动干戈，爆发了言语激烈却又十分无谓的争吵。作者很是细致地描写了他二人当时的所思所想。那宝玉想的是：

　　“我不管怎么样都好，只要你随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由我的心，可见你方和我近，不和我远。”（第29回）

　　而当时黛玉心里的盘算却是：

　　“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见是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远你了。”（第29回）

　　前者是一片痴心，宁可为所爱之人奉献一切，以至于牺牲自己。后者却充满了功利算计，觉得对方越是损己利人，就越是心中有鬼。两者的高下，岂可同日而语哉？很显然，宝玉的爱是无私的，他每每甘为丫鬟们充作仆役。自己烫了手，还问端汤人是否烫着（见第35回）。而黛玉的爱，却明显有着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一切都以自己的得失为转移。宝玉因为对贾雨村一类的“禄蠹”充满了厌恶，所以才宁可躲到女儿国中去寻求逃避。而黛玉却始终不能理解宝玉的这种“爱博”。在她看来，宝玉既然独敬于她，却又与别的女孩在一起，只能是浮浪公子用情不专的表现。反过来，宝玉却绝不可能有黛玉这么多的心机和城府。于是，我们也就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论宝玉如何剖心表白、赌咒发誓，都始终无法令黛玉彻底释怀。而且，他愈是表白，还愈是被黛玉视为“做贼心虚”的表现。直到第45回，“风雨夕闷制风雨词”，宝、黛之间已经历了无数次述肺腑、表衷肠，可黛玉躺在床上独思，她想到的仍然是宝玉终有撇下她而娶其他女子为妻的“嫌疑”：

　　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宝钗，一时又羡他有母兄；一面又想：“宝玉虽素习和睦，终有嫌疑。”（第45回）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嫌疑”二字并不像有的拥林派评红者所辩护的那样，是指什么男女之间的“嫌疑”。因为宝、黛之间是从来不避这种意义上的“嫌疑”的。如第27回中宝钗所评判的那样：“宝玉和林黛玉是从小儿一处长大，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嘲笑喜怒无常。”不仅别人认为宝、黛不避男女意义上的“嫌疑”，黛玉自己也有过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不避男女之嫌的举动。比如，第54回写宝玉轮流给众人斟酒，轮到黛玉，“偏他不饮，拿起杯来，放在宝玉唇上边，宝玉一气饮干”。如果黛玉当真在乎男女之间的“嫌疑”，她会如此放肆地冲撞此等“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吗？由此可见，第45回这里所说的“嫌疑”，并不是说宝玉和黛玉之间的和睦，存在男女之嫌的障碍，而是说宝玉虽然素来跟黛玉关系融洽，可黛玉心目中，他始终还有同别的女子“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以至于“由小物而遂终身”的所谓“嫌疑”！

　　大凡人与人之间，相遇易而相爱难，相爱易而相信难，要做到相知、相谅就更是难上加难。宝玉与黛玉之间哪怕是爱到这样“呼吸相关”（立松轩语）、死去活来的程度，却始终不能在思想意志层面上做到相知、在灵魂深处做到相谅，这也就决定了二人之间的爱情必然会有一个分道扬镳的结局。笔者在《“入世”理想的盛大葬礼》一书中，曾经对黛玉及宝、黛爱情的结局，作出过如下推断：在贾母的主持下，二人最终定婚。黛玉自以为上了保险锁，于是更加用力地劝说宝玉去结交官场，以备将来踏入经济仕途。可宝玉却仍旧是不求上进的老样子。焦急与愤怒之下，二人终于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争吵。宝玉在气头上，索性不再理会黛玉。而黛玉亦最终失望地发现，宝玉并不能成为她所热望的那种“蟾宫之客”、“折桂之夫”（见《牡丹亭》第十出，杜丽娘语：“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更不可能携带着她去实现所谓“双瞻御座引朝仪”、“鳌背三山独立名”的“入世”理想。然而，此时二人已经定亲，黛玉自然不可能另嫁。极度失望和绝望之际，她也只能绝粒、绝药，自戕而亡。正所谓“莫怨东风当自嗟”是也！他们的悲剧并非由什么外力干涉所致，而纯粹是其价值取向上的分歧所一路发展下来的必然结果！当然了，曹雪芹后三十回佚稿中的具体写法究竟是不是如此，还有待讨论。但在作者的原构思中，宝玉与黛玉的分道扬镳却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事实上，作者早在前八十回中，就以黛玉劝说宝玉结交孙绍祖一事为例，对二人最终走向分离的结局进行了暗示。我们看到，这时候连贾政都不再以举业强逼宝玉了，黛玉却反而急不可耐地要宝玉“把脾气改改罢”，要他去结交那些官场“俗物”。如果不是为了给宝、黛之间最终的痛苦决裂预作铺垫，我们就很难解释，作者何以要在宝、政父子冲突趋于消弥之际，偏偏将宝、黛之间的思想对立给凸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