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背景篇

　　人都是生活在特定时代与特定的社会形态之中的。文学家从事文学创作，除了他自身的种种主观因素之外，也不可能不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那么，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出薛宝钗这一人物形象，又受到了哪些来自时代背景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呢？过去，官方红学会由于受制于唯物史观，在分析《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时，往往习惯于从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的角度去展开立论。比如，其中最典型的观念即认为《红楼梦》中在宝、黛等人物身上体现出的所谓“反封建”的“叛逆性”，乃是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物，反映了“新兴市民阶级”的阶级意识云云（见李希凡《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等文）。这里且不说诸如此类的论述是建立在若干事实错误的基础上的（譬如，《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根本就不曾具有这些“反封建”论者所称的“叛逆性”，中国明清时期的工商业发展也谈不上是什么“资本主义萌芽”等等），单就从其展开论证的方式上看，这类研究方法就常给人以牵强附会、求深反浅的感受。先看所谓的经济决定论。这一说法的理论出发点是，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物质生产作为基础。因此，持这种观点的论者便认为，文学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上层建筑”，也应该由“经济基础”决定。这种硬要从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文学创作之根源的思想，乍一看，貌似很深刻。但仔细加以辨析，所谓“决定”云云，却显然混淆了“决定”与“制约”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固然，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相应物质条件，但相应物质条件是否就一定能决定人类精神活动的走向呢？以客观现实来看，答案却明显是否定的。就个体层面的人来说，如果一个人贫穷到无以为生或者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地步，那他当然是不可能读书学习和从事文学创作的。但如果一个人获得了起码的物质保障以后，他的学识、修养却未必会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增长。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那样，人在富裕之后，既可以通过学习深造提升自己，但也可能因贪图享乐而堕落败坏。一个亿万富翁未必会比一个刚刚温饱有余的读书人更高尚、更文雅。就社会整体层面来说，事实也大体如此。如果一个社会经济落后到一定程度，没有相对发达的造纸业、印刷业、出版业和消费市场，作为通俗文艺的小说自然是难以兴盛起来的。但一个社会具备了上述条件以后，小说的质量和文学成就却未必会随着造纸业、印刷业、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消费市场的持续扩大而更上一层楼。今天中国物质财富的总量不知道是清代中期的多少倍，但如果你要找一部具有跟《红楼梦》同等分量的文学作品，还能找得出来么？因此，真正符合事实的结论是：当物质条件匮乏到一定程度时，它固然能够制约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可一旦这种匮乏得到缓解，物质条件却并不能“决定”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换言之，经济作为人类活动的众多约束性变量之一（政治、科技等等也是其一），固然可以制约一切，但它却并不能“决定”一切。硬要把《红楼梦》中表现出的某些新东西（或者某些被认为是具备“新”特点的东西）牵合到“资本主义萌芽”等经济因素之上，当然只能是刻意求深而所得反浅了。至于按阶级决定论的观点，将书中宝、黛等人跟“新兴市民阶级”拉扯在一起，其荒谬就更是一目了然的了。须知在明清时期，城市中小工商业者当中，最普遍也最有代表性的人格特征就是勤劳肯干、精明世故、追求实利、斤斤计较、目光短浅、情趣鄙俗等等（相比之下，当时士人出身的官商巨贾之中，反而多有“为商者转敦古谊”、“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的古道热肠的记录，跟这些小市民习气深重的中小工商业者有别）。反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其养尊处优、不通世务，正好是勤劳肯干、精明世故的反面。他在众女儿面前的宽厚大度、不计前嫌，也跟小市民的追逐实利、斤斤计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至于贾宝玉在大观园内与众姐妹吟风弄月的唱和，这就更不是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市民阶级所能理解和欣赏的行为了。特别是那首佶屈聱牙的《芙蓉女儿诔》，如果拿到小市民最为集中的勾栏瓦舍中去宣讲，只怕会一张口就会“吓”走百分之九十九的听众。而如此一个浑身贵族公子习气和士大夫阶层之“文艺味”的人物，竟然会被人别有用心地说成是“新兴市民阶级”的代表，也实在是让人大有啼笑皆非之感。当然了，跟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不同，薛宝钗这一人物形象长期以来是被传统红学当作“反面典型”加以谤损和诋毁的。很少有人会把她跟什么“新兴市民阶级”牵合起来，认为这一形象的出现乃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物。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反倒是宝钗形象的一大“幸运”之处！不过，既然有官方红学会的失误在前，我们在分析时代背景因素对于宝钗形象的影响时，也还是不能不对这些经济决定论、阶级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提高警惕，尽可能地避免重蹈覆辙。那么，我们又该从何处下手去解剖同宝钗形象有关的那些社会背景方面的元素呢？笔者以为，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类历代积累成书的作品来说，我们尽可以从其受众所共有的社会心理出发去展开研究。而对于《红楼梦》这种诞生于北京八旗的知识精英圈中的作品来说，当时盛行于知识分子中间的各类学术思潮和社会思潮，恐怕对作者塑造笔下的人物形象，反而更有着直接的影响。确切地讲，就是清初以来，学术界对于晚明“王学左派”崇情纵欲思想的持续批判、反思，以及发轫于宋、明而炽盛于清代中期的“三教合一”的思想，分别从不同的侧面促成了《红楼梦》（脂评本）中的宝钗形象的诞生！

　　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多次提及，所谓“王学左派”指的是晚明时期以王艮、李贽等人为代表的一个具有强烈反理学倾向的思想流派。由于其创立者王艮是江苏泰州人，其学术思想又师承于“陆王心学”之代表人物王阳明，故该学派在当时被为“泰州学派”或“王门后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于该学派中的李贽、何心隐等人常常被左翼文人引为其“反封建”、“反礼教”的同道，所以该学派又常常被现代学者称为“左派王学”或“王学左派”，意即王阳明学说中符合左翼观点和立场的那一股支脉。而要解释清楚明代为何会产生这一学派，以及清代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又为何会对“王学左派”形成持久的批判和反思，则不能不对整个中国古代的儒学发展史作一个简要的梳理与回顾。众所周知，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其人虽然“敏而好学”，却恪守“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信条，因此在他生前及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那套“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理念均散见于各类零言碎语之中，并没有形成一个严整的哲学体系。在两汉时代，儒家因官方的推崇而首次于思想界占据了“独尊”地位。一时间，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成了盛行于整个士人阶层中的显学，并按照对所治经典的版本不同而形成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流派（按，秦代的焚书政策曾导致大批儒学经典被毁。汉初，经老儒回忆，用当时的汉隶重新默写出来的经文和解释，被称为“今文经”。后来在孔子故居的夹壁中，发现了侥幸躲过秦火的、用先秦篆书记录的古籍，是为“古文经”。“今文经”虽然产生于后，却流传在前。而“古文经”虽然产生于前，却发现在后。当年这种夹缠不清的情况，颇有点类似于《红楼梦》研究中的程、脂之争。）不过，两汉时期的经学家显然更热衷于对典籍本身的释义、训诂，也并不曾从哲学的高度去阐述儒家纲常伦理的合理性。套用《中庸》里的话说，这一时期的儒学仍然是“道问学”（版本章句的研究），还没有上升为“尊德性”（思想主义的研究）。进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两汉大统一局面的瓦解，儒家一度失去了官方统治学说的独尊地位，在佛、道二教渐次兴盛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第一次面临信仰上的危机。为捍卫儒家的正统地位，排斥、打击释、老二氏，北宋以降的大批儒者在吸收佛、道的某些思维方法的基础上，开始尝试从哲学的高度去为儒家纲常伦理寻找理论依据。经过周敦颐、邵雍、张载及程颢、程颐兄弟等数代人的努力，到南宋学者朱熹手里终于糅合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将儒学带入了“尊德性”的时代，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程朱理学”。按照程朱理学的观点，儒家的那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作为一个总的原则并不是某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而是先于万物存在的一种弥散于宇宙间的永恒法则，称为“理一”，有点近似于老子所说的“道”或者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万事万物均秉承“理一”的总原则而发生、发展，并从不同侧面体现了“理一”的原理，这就叫做“理一分殊”。而学者只要通过对万事万物的悉心研究、认真剖析，即可以“穷理”而获得真知，这就叫做“格物致知”，简称“格致”。此种研究方法跟近现代的科学精神具有若干不谋而合之处。因而，在清末西方近代的物理化学传入中国时，即被翻译为“格致学”。在人性论和道德论方面，程朱理学一方面将儒家伦常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另一方面也将其道德标高推向了极端化。这方面的典型口号就是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朱熹等人将人类合乎社会规范的欲求称为“天理”，将超出社会规范的欲求称为“人欲”。用他自己的话说：“饮食，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以此类推，婚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这本来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推到极端，则成为了冷酷、严苛的禁欲主义。比如，对于寡妇贫苦无依能否改嫁的问题，二程与朱熹就有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论断。理学在朱熹生前被南宋统治者斥为“伪学”，而遭到打压。但到了明初，却因为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推崇而上升为官定哲学和儒学中的正统派。经过明朝前、中期一百多年的发展，程朱理学过分严厉、刻板的一面，逐渐遭到了世人的厌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晚明学者王阳明在吸取另一位南宋学者陆九渊的思想基础上，创立了跟程朱理学相对立的“陆王心学”。王阳明认为宇宙万物的真理并不在外部世界，而在于人的心中，每个人内心的良知良能即是“天理”。由此，他提出了一个跟“格物致知”相反的命题，叫做“明心见性”，认为无需研究外物，也无需读书学习，单凭“心悟”就可以“致良知”。灶丁出身的王艮在王阳明心学的基础上创立了泰州学派，进一步提出了“百姓日用即是道”的观点，用以反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一时间在社会上形成了轰动。而李贽又在王艮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在晚明时期影响最为巨大、也最符合后世左翼文人之欣赏口味的“童心”说。所谓“童心”，如我们在本章第一小节中所分析指出的那样，本来是指人类的最初一念。但在李贽这里是特指人类情绪、情欲的一种不受伦理及智慧约束的发泄和放纵。跟程朱理学憎恶和反对“人欲”的立场完全相反，李贽对人类情欲的推崇达到了另一个极端。李贽提倡道德相对主义，认为世间万物原本就无对无错：“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也；无定论，则是此非彼并行而不相悖矣。”（见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同时认为满足人的欲望，就是人类活动和社会存在的全部意义：“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理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见李贽《焚书·答邓石阳》）将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和对正义的坚守一并抹杀，等于将人类社会降低成了只懂得满足感官嗜欲的动物世界。在治学方法上，李贽反对通过读书学习和增长见闻来获得真知。他将后者称为“闻见道理之言”，看成是与保持“童心”相对立的东西：“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在这种情况下，李贽主张抛弃“闻见道理之言”，复归于“童心自出之言”，否则便是“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见李贽《童心说》）。应该承认，李贽学说对于明人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李贽学说竭力迎合人性中贪婪兽性的一面和懒惰愚昧的一面，在明末道德理念崩塌、学风日益败坏的过程中，又无疑是扮演了煽风点火者和推波助澜者的角色。——很明显，既然“是非无定”，且“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那么为博取美衣珍馐而不择手段，就是合情合理之举。既然有碍于“童心”的“闻见道理之言”均是“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那么无须刻苦学习，只要信口开河、空谈心性，也就成了不错的选择。事实上，也正是看到了李贽学说所造成的这些巨大危害，所以入清以后，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在反思明亡教训的基础上，对包括李贽在内的王门后学展开了持久的反思和批判。

在清初，首先向陆王心学发难的是以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一批以明朝遗民自居，志在复兴程朱理学的反清志士。针对王学左派顽固反对“闻见道理之言”，一贯空谈“明心见性”的习气，顾炎武批评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见顾炎武《日知录》）

　　针对李贽个人，顾炎武则将其当作了背叛儒家“圣教”的“小人”和导致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而予以了猛烈抨击：

　　愚按，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於叛圣人者，莫甚於李贽。然虽奉严旨，而其书之行於人间自若也。昔晋虞预论阮籍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於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试观今日之事髡头也，手持数珠也，男妇宾旅同土床而宿也，有一非贽之所为者乎？盖天将使斯人有裂冠左衽之祸，而豫见其形者乎？殆亦《五行志》所谓“人疴”者矣。然推其作俑之繇，所以敢於诋毁圣贤，而自标宗旨者，皆出於阳明、龙溪禅悟之学。后之君子悲神州之陆沉，愤五胡之窃据，而不能不追求於王何也。（见顾炎武《日知录》）

　　其中，所谓“今日之事髡头也，手持数珠也，男妇宾旅同土床而宿也，有一非贽之所为者乎”，意思就是说，当今那些佛教徒顶着学佛、禅悟的幌子，却干着纵欲败德的事，这都是李贽其人言传身教的结果。而顾炎武显然认为由王阳明、王畿、李贽学说所造成的明末世风糜烂之局，乃是后来导致“神州之陆沉”、“五胡之窃据”的根由。

　　如果说顾炎武在痛骂李贽的同时，对王阳明等人尚保留了一丝客气的话，那么，王夫之则干脆将诞育了李贽学说的陆王心学，都一并斥为了异端邪说：

　　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则中道不立、矫枉过正有以启之也。（见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

　　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中国沦没，皆惟怠于明伦察物而求逸获，故君父可以不恤，肤发可以不顾。陆子静出而蒙古兴，其流祸一也。（见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九《可状篇》）

　　针对李贽褒扬历史上的秦始皇、武则天、冯道等人，鼓吹人可以不要道义和气节，自私自利便是天理的言论，王夫之更是怒不可遏：

　　若近世李贽、钟惺之流，导天下于邪淫，以酿中夏衣冠之祸，岂非逾于洪水，烈于猛兽乎？（见王夫之《读通鉴论》）

　　其中，所谓“怠于明伦察物而求逸获”、“导天下于邪淫”等语，都明显是针对李贽学说刻意迎合人性中贪欲、懒惰一面的有感而发。

　　在顾炎武、王夫之这样的反清志士纷纷将陆王心学，特别是李贽学说当作导致明朝覆亡的根由而大加挞伐的同时，王学左派在这些反清志士的政治对立面——清政府那里也颇不受待见。因为清方的康熙皇帝也明显是推崇程朱理学，而裁抑陆王心学的。据昭梿《啸亭杂录》记载：

　　仁皇夙好程、朱，深谈性理，所著《几暇余编》，其穷理尽性处，虽夙儒耆学，莫能窥测。所任李文贞光地、汤文正斌等皆理学耆儒。尝出《理学真伪论》以试词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书，特命朱子配祠十哲之列。故当时宋学昌明，世多醇儒耆学，风俗醇厚，非后所能及也。（见昭梿《啸亭杂录》之“仁皇崇理学”条）

　　在程、朱等人之中，康熙又最为推崇朱熹。他不仅极其喜爱朱熹的著作，还多次亲自出面称扬朱熹：

　　自宋儒起而有理学之名。至于朱子能扩而充之，方为理明道备。后入虽杂出议论，总不能破万古之正理。所以学者当于致知格物中，循序渐进，不可躐等，有一事必有一事之理，有一物必有一物之理，从此推去，自有所得。求之而失于过，不得其理也。求之而失于不及，亦不得其理也。惟一中即是无私，无私而后得其理之正也乎。（见康熙《圣祖理学论》）

　　至于朱夫子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见其实。……理正言顺，和平宽宏，非后世浅见而轻议者同时而语也。……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见康熙《御制朱子全书序》）

　　在下令将朱熹的牌位从原列孔庙东庑的先贤之位中抬出，“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的诏书中，康熙干脆声称：

　　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汉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钜。(见《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

　　在康熙看来，朱熹乃是孔孟之后的儒家第一功臣，他的话都是“万古之正理”，“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专门跟程朱理学唱对台戏的王阳明、王畿、王艮、李贽等人，从康熙的立场望去，当然就只能算是“杂出议论”的“后世浅见而轻议者”了。而在清代前、中期，陆王心学既被反清人士当作导致“神州陆沉”的祸根，又遭遇清廷的冷遇，其处境之尴尬亦可想而知。

　　当然了，陆王心学再怎么受到清人的批判，程朱理学本身过于严苛的弊病却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因此，在清代除了顾炎武、王夫之等反清志士和以康熙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不约而同地推崇程朱理学以外，还有另外一批知识分子对程朱理学持否定态度，并试图在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外，走学术思想上的“第三条道路”。在清初，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颜元、王源师徒。颜元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一并看成是“心头玩弄”的概念游戏，认为两者皆是“其祸甚于杨墨，烈于嬴秦，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又指责“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也”。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这些标榜“第三条道路”的学人，在批判陆王心学的时候，也远比批判程朱理学为力。比如，按王源的说法就是“明季流贼之祸，皆阳明所酿也”。这个看法跟顾炎武、王夫之的看法基本一致。发展到清代中期，上述“第三条道路”与顾炎武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实学”相合流，终于形成了清代最具特色的“朴学”。所谓“朴学”，就是以版本校勘、文字训诂、名物考据为主要研究手段的一种儒学流派。由于其上承两汉经学的研究方向，试图让儒学由“尊德性”之争重新回归于汉代的“道问学”，故又被称为清代的“汉学”。又因为其盛行于乾隆、嘉庆时期，故又被称为“乾嘉学派”。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戴震、纪昀等人，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看作一个整体，称为“宋儒”或“宋学”，一并加以批判。既批评程朱理学的“以理杀人”，也抨击陆王心学的空谈祸国，还同时批判两者肆意歪曲儒家原典的本意。比如，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栾阳消夏录》中先转述了一个别人虚构的神仙重“唐以前诸儒经义”，而贬宋、明儒学的故事，然后评论说：

　　夫汉儒以训诂专门，宋儒以义理相尚，似汉学粗而宋学精。然不明训诂，义理何由而知？概用诋诽，视犹土苴，未免既成大辂，追斥椎轮，得济迷川，遽焚宝筏。于是攻宋儒者，又纷纷而起故。余撰四库全书诗部总序，有曰：宋儒之攻汉儒，非为说经起见也，特求胜于汉儒而已。后人之攻宋儒，亦非为说经起见也，特不平宋儒之诋汉儒而已。……盖汉儒重师傅，渊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汉儒或执旧文，过于信传，宋儒或凭臆断，勇于改经。计其得失，亦复相当。唯汉儒之学，非读书稽古，不能下一语；宋儒之学，则人人皆可以空谈其间。兰艾同生，诚有不尽餍人心者。是嗤点之所自来。此种虚构之词，亦非无因而作也。（见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一》）

　　而就是这么一个对朱学、王学各打五十打板的“汉学家”，在提到李贽及其所著史论《藏书》和《续藏书》时，也不惜使用最激烈的语气予以抨击：

　　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特以贽大言欺世，同时若焦竑诸人，几推之以为圣人。至今乡曲陋儒，震其虚名，犹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论，恐好异者转矜创获，贻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见纪昀《四库提要》卷五十之《藏书》提要）

　　贽所著《藏书》，为小人无忌惮之尤。是编又辑明初以来事业较著者若干人，以续前书之未备。……然冗杂颠倒，不可胜举。如一刘基也，既列之《开国名臣》，又列之《开国功臣》。一方孝孺也，既列之《逊国名臣》，又列之《文学名臣》。经济本无大小，安见守令设施不足以当经济，乃於《经济名臣》外别立《郡县名臣》。又王祎殉节滇南，不入之《忠节传》中，而列之《开国名臣》内。种种踳驳，毫无义例，总无一长之可取也。（见纪昀《四库提要》卷五十之《续藏书》提要）

　　按纪昀的说法，李贽的所有著作“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且“种种踳驳，毫无义例，总无一长之可取也”，本来是没资格被收进《四库全书》和《四库提要》的。正是为了“深暴其罪”，将其当作反面教材加以批判，以消除其影响，才特意给他记上一笔。而这种激烈反对李贽学说的态度，差不多也是清初顾炎武、王夫之批判王学左派的延续。

综上所言，在清代前、中期，不论是顾炎武、王夫之这样的反清志士，还是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抑或纪昀这样的对程朱理学颇有微词的“汉学家”，在对待陆王心学，尤其是李贽“童心”说的时候，均是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换言之，李贽等王学左派的观点，在入清以后乃是不同学术流派和不同政治立场之人所共同的批判靶心！曹雪芹生活的年代，晚于顾炎武、王夫之，而略早于纪昀，正处于这股反心学思潮臻于鼎盛的时段。显而易见，《红楼梦》（脂评本）之所以没有成为晚明时期那一类一味崇情反理的作品，反而能够对人类的“情迷”、“情痴”作出深刻的批判和反省，无不得益于这股思潮。正如我们在本章第一小节里所指出的那样，李贽“童心”说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开创了公安派的“性灵”文艺观。在具体到小说、戏剧领域，在李贽学说的刺激下，还产生了一大批极端推崇人类情欲，反对理性约束的情色之作。而这方面的代表即是汤显祖的《牡丹亭》。如前所述，《牡丹亭》以“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相标榜，只因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剧中女主角便“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把一个“情”字写得比天高、比海深。不仅如此，作者还亲自出马，批驳那些非议他这种写法的人：“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就更是将《牡丹亭》以情反理的主旨和盘托出。曹雪芹和脂砚斋均是熟读汤显祖作品之人。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不管是小说正文，还是脂批，都屡屡引述汤显祖《牡丹亭》、《邯郸梦》以及《怀人诗》中的文字。然而，论及对待男女情欲的态度，曹、脂却明显与这位临川先生立场相反。在汤显祖看来，少男少女们的春情，只要是发自于最初一念的“童心”，那一定就是最纯洁、最美好的。只要勇往直前，不顾一切地追寻下去，就必定能获得人生的幸福。因此，在《牡丹亭》的《惊梦》一出中，杜丽娘刚刚溜进自家的后花园，就梦见了一个美貌的书生。连对方姓甚名谁都不清楚，就幻想对方跟自己“把领扣松，衣带宽”、“忍耐温存一晌眠”。作者不仅不提醒女主角搞这种“一夜情”可能存在的风险（比如，所遇非人、引狼入室等等），反而让花神出面“竟来保护他，要他云雨十分欢幸也”。最后作者还不惜设计出一个“多情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的庸俗结局，来成全杜丽娘的“童心”和思春，正所谓“杜丽娘梦写丹青记”、“柳秀才偷载回生女”，“风流况，施行正苦，报中状元郎”。曹雪芹却站在人类“情迷”、“情痴”之批判者的角度，点出了一味纵情纵欲很可能会丧失理性、丧失判断能力，从而误认假知己、错过真知己的害处。《红楼梦》先写贾宝玉因宝钗常劝他读书仕进，又自认为黛玉从不讲这些“混账话”而疏远宝钗且“深敬”黛玉。如果按照后世某些“反封建”论者的观点，曹雪芹是李贽“童心”说、汤显祖崇情反理主义的思想继承者，那么，《红楼梦》接下来就应该让宝玉将对黛玉的最初专情和一往而深保持到底才对。岂料曹雪芹却根本不打算沿着这种思路继续写下去，反倒是扭转辔头，仅仅数回之隔，便写出了宝钗敢于“讽和螃蟹咏”、“借蟹讥权贵”，一竿子扫倒当时所有读书做官之男子的愤世立场和批判主义精神，以及黛玉热衷于“鳌背三山独立名”且再三劝谏宝玉“把脾气改改罢”的世俗心、名位心，不仅是亲手将贾宝玉原来疏远宝钗且“深敬”黛玉的那些理由给撕个粉碎，还为后三十回佚稿中宝玉跟黛玉分道扬镳，并最终移爱于宝钗的情感归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要问曹雪芹为何会设计出这种“倒挽黄河”的构想？原因无他，就因为在曹、脂看来，只有这样写才能最充分地显露出“童心”初念的不可靠和“情悟”自省的难能可贵！当然了，曹雪芹也并不打算由此回到程朱理学严苛、死板的道学老路上去。事实上，脂砚斋反复声称书中的宝钗、袭人“并非一味蠢拙古板以女夫子自居，当绣幕灯前、绿窗月下，亦颇有或调或妒、轻俏艳丽等说”，作者也一再“明写宝钗非拘拘然一迂女夫子”，就是为了跟程朱理学的这些流弊划清界限。因此，曹雪芹既没有像汤显祖那样去纵情反理，也没有像朱熹那样去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而是在超越“情”与“理”之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又构建了一个可称之为“空”或者“悟”的精神境界。在《红楼梦》第1回，癞僧、跛道告诫顽石：“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甲戌本第1回）——这是总说书中所写尘世情欲俱是空虚幻缘。庚辰本第77回脂批点明，宝玉一生乃是“始于情终于悟者”。——这是从男主角贾宝玉的角度，强调由“情”到“悟”方是全书的宗旨。而戚序本第7回脂批解读宝钗的“冷香丸”，说这些以四时白花之蕊而合成的药方“又以谓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这又是从女主角薛宝钗的角度，说明了只有放下占有欲，懂得以“了”为“好”，才能铸就真正永恒的法爱、大爱！最后，在小说第22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一节中，作者借宝钗之口点明：“这个人悟了。……明儿认真说起这些疯话来，存了这个意思，都是从我这一只曲子上来，我成了个罪魁了。”这就更是将宝钗日后启发、引导宝玉“悟道”入空门的所谓“罪魁”身份给交代得清清楚楚了。

　　从目的论的角度看，二程、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与曹雪芹的“悟空”，都反对人欲的泛滥，都强调了情之不可纵。但区别在于，程朱理学主要是从维护纲常伦理、净化社会风气的角度来立论的。比如，对于程颐为何说寡妇改嫁是“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问题，朱熹的解释是：“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见朱熹《书王印川广文诗注后》）又云：“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见朱熹《与陈师中书》）也就是说，程朱理学是为了整顿世风，确保家族和家庭稳定，才故意把道德标准提高到严苛、吓人的高度，以警醒世人的。在这里，当事人自身的权益是完全被漠视的，随时可以为了某种集体利益而被牺牲掉。所以，发展到后来，程朱理学的“灭人欲”只能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强制推行。而曹、脂等人所强调的人欲要“终于悟而止”，却完全是从当事人个体利害的角度来展开叙述的。比如，《红楼梦》中那个著名的“贾天祥正照风月鉴”的故事，作者并没有主要精力放在攻击贾瑞的乱伦上，而是集中描写了此人贪恋不已，终致精尽人亡的可悲下场，以说明放纵情欲对于当事人自身的危害。同样地，在《红楼梦》中，宝玉能够“始于情终于悟”、“情不得滥漫而涉于淫佚之事”，也不是因为他碰到了什么外力的强制约束，而是缘于其自身所经历的情感痛苦，以及对于一个“情”字的反思和解悟。一言以蔽之，程、朱等人的“灭人欲”是站在维护纲常秩序的立场上，不由分说地窒息人们追求情欲满足的自由；而曹、脂等人的“终于悟而止”，却是要当事人具有追求人欲之自由的前提下，自觉自愿地意识到放纵情欲的危害性。前者是为了“善”的目的而强制人们去学“好”，后者才是真正在引导读者明白如果不学“好”将会有怎样的祸害！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王阳明的“明心见性”、李贽的“童心自出”都强调心悟，曹雪芹的“悟空”也是一种心悟。但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排斥“闻见道理之言”，认为人的最初一念就是天道，来自外界的声音都是起干扰作用的杂念。而后者却恰恰将从外部获得的“闻见道理之言”看成是促成自身内省的关键！比如，《红楼梦》第36回，贾宝玉的“识分定情悟梨香院”，就足以说明曹雪芹对于“闻见道理之言”的高度重视。本来，贾宝玉自幼生长于鲜花丛中，在他看来，所有年轻漂亮的女孩都该围绕着他转，将来都应该在他化灰、化烟之时来洒泪葬他。直到他亲身经历了龄官对他的冷漠和拒绝，亲眼见证了龄官只爱贾蔷的事实，他方才明白自己过去的童稚之见不过是“管窥蠡测”而已，并“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而贾宝玉对薛宝钗的态度转变，就更能说明问题了。本来，在小说第36回中，宝玉由于宝钗常劝他读书仕进，便心生反感，本能地斥之为“国贼禄鬼之流”。可到了原著第38回中，宝玉却从宝钗的那一首《螃蟹咏》中，读出了宝钗愤世嫉俗的心迹，彻底明白了宝钗不仅不是什么“国贼禄鬼”，反倒恰是立志要消灭这些“国贼禄鬼”、横行“螃蟹”的高士和勇者！因此，也不禁要为之高呼：“写得痛快！我的诗也该烧了。”从此以后，再遇到宝钗劝学的情形，他再不敢理直气壮地出言驳斥，而只能以沉默“不答”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懒惰和怯懦（见第48回）。而宝玉对待宝钗的这一由硬到软、由远至近，从激烈排斥对方到自认理亏而服软的心态转变，也无疑是有力地说明了“闻见道理之言”在一个人逐渐摆脱愚蒙和偏见的过程中所起到的无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因此，同样是主张心悟，王学左派的“明心见性”、“童心自出”不过是野狐狂禅，惟有曹、脂等人所强调的“终于悟而止”，方才是真正具有忏悔、自省意识的宗教救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