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红楼梦》的宗教救赎精神，则不能不谈一谈另外一种社会思潮对于曹雪芹创作此书的深刻影响了。这就是萌芽于唐、宋，成形于元、明，到清代中期趋于炽盛的“三教合一”的思想。所谓“三教”，这里指儒教、佛教、道教三家。所谓“三教合一”，指的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儒、释、道三家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佛教、道教往往也卖力宣扬儒家的忠孝节义等思想。儒家出身的文人士大夫也往往喜读老庄，禅悦之风极为盛行。上至皇帝，中至士大夫阶层，下至庶民，对三教教义的基本原理，都一并予以尊敬或一并加以吸收。本来，在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各有各的起源，其最初的教义也多有相互冲突、龃龉之处。比如，在先秦时期，老子、庄子等道家代表人物就没少对儒者进行嘲讽。先秦的道家在汉代演化为道教以后，其烧汞炼丹、导引吐纳以求长生久视的一套东西，也常被正统儒者视为妖妄。而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就更是与儒家的忠孝观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比如，佛教宣扬转世轮回，今生为父者，也可能转世为子，今生为子者，也可能转世为父，等于消解了父子一纲的神圣性。佛教主张剃发出家，等于是直接触犯了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戒律。在早期阶段，三教相互斗争之激烈，可想而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教在相互斗争的同时，也相互妥协、相互吸收对方的部分教义而走向融合。于是，便开启了上述“三教合一”的进程。譬如，佛教为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越来越中国化、儒家化。在佛经中出现了《佛说父母恩难报经》、《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等一批竭力宣扬孝道的经文。在传教过程中，也出现了所谓“一子成佛，七祖升天”的说法，以化解儒家的敌意。同样地，宋、元以后的道教典籍之中，也掺入了不少儒家和佛家的东西。如《太上感应篇》中的“忠孝友悌，正己化人”、《文昌帝君阴骘文》中的“忠主孝亲，敬兄信友，各睦夫妇，教训子孙，毋慢师长，毋侮圣言”，这些明显都属于儒家思想。《太上感应篇》中的“昆虫草木，犹不可伤”，显然来源于佛教众生平等的观念。至于《文昌帝君阴骘文》所言“或奉真朝斗，或拜佛念经，报答四恩，广行三教”，就更是将原来的对手——儒家和佛教摆到同本教并尊的位置上了。一方面，佛、道在积极向儒家靠拢。另一方面，宋、明儒学的发展也没少从佛、道二家身上吸取营养。比如，程朱理学虽然表面上立场坚定地在那里辟佛、辟道，但实际上朱熹关于“理一分殊”的阐释，恰恰来源于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至于陆王心学的“明心见性”、“童心自出”，就更是偷师于禅宗的顿悟之法了。在这种三教教义渐趋融合的情况下，民间开始有人将三教一并加以尊崇。如在元代，四川大足县（今属重庆市）的妙高山摩崖石刻中就出现了所谓的“三教窟”，将释迦牟尼、老子、孔子三人的造像一起供奉于同一座石窟当中。在晚明时期，甚至有人创立了所谓的“三一教”，“立庙塑三教之像：释迦居中，老子居左，以吾夫子为儒童菩萨塑西像，而处其末座，缙绅名家亦安然信之奉之”。跟这种趋势相对应，很多知识分子或有较高文化水准的修行者则主张将三教教义融会贯通、存于一心。如元、明之际的著名道士张三丰就用“修身利人”的一个“道”字来归纳儒、释、道三家，认为儒家是“行道济时”，佛家是“悟道觉世”，道家是“藏道度人”。否则，“儒离此道不成儒，佛离此道不成佛，仙离此道不成仙”。这种思想发展到清代，最终以雍正皇帝的上谕的形式，成为了官方的钦定哲学和长期奉行的宗教政策：

　　朕惟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人惟不能豁然贯通，于是人各异心，心各异见。慕道者谓佛不如道之尊，向佛者谓道不如佛之大，而儒者又兼辟二氏以为异端。怀挟私心，纷争角胜而不相下。朕以持三教之论，亦惟得其平而已矣。能得其平，则外略形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而知三教初无异旨，无非欲人同归于善。夫佛氏之五戒十善，导人于善也。吾儒之五常百行，诱掖奖劝，有一不引人为善者哉？昔宋文帝问侍中何尚之曰：“六经本是济俗。若性灵真要，则以佛经为指南。如率土之民，皆淳此化。则吾坐致太平矣。”何尚之对曰：“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千室之邑，百人持十善，则百人和睦。持此风教，以周寰区，则编户亿千，仁人百万。而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洵乎可以垂拱坐致太平矣。”斯言也，盖以劝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而佛教之化贪吝、诱贤良，其旨亦本于此。苟信而从之，洵可以型方训俗，而为致君泽民之大助。其任意诋毁，妄捏为杨墨之道、之论者，皆未见颜色，失乎之瞽说也。（见雍正十一年二月十五日上谕）

　　跟张三丰用一个“道”字来统摄儒、释、道三家一样，雍正用了一个“善”字来总括三教，认为“三教初无异旨，无非欲人同归于善”。事实上，雍正的这一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社会上的主流观点。在当时，是一股气势极盛的强大思潮。

　　而曹雪芹既然生活在清代雍、乾时期，自然也不可能不受这种“三教合一”的主流思潮的影响。不过，“三教合一”本身却又是一个极其庞大、芜杂的观念集合体。尽管有张三丰的三教同归于“道”或雍正的三教同归于“善”这种指导思想在先，但三教融合以后，它们之间的具体位置该怎样摆，何者为主、何者为从，主到什么程度、从到什么程度，这些仍然是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具体到《红楼梦》中，我们看到，曹、脂等人对于“三教合一”的理解和实践，又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对三教皆尊崇其本原而批判其末流。二是儒家与释、老二家当中，对儒家是敬而远之，对佛、道则亲而近之。三是在佛、道两家之中，则又是以佛为主，融道入佛。鉴于第一特点，我们在本书《弁言》部分中已有过详细阐述，这里就重点说一说后两个问题。

　　翻看脂砚斋评语中有关儒、释、道三家的评述，乍读之下，常常会给人以困惑之感。因为脂批似乎有时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宣称《红楼梦》一书有辟除佛、老之用，有时却又一再强调书中代表佛、道二教的癞僧、跛道正是作者本人的化身，全书的宗旨也在于引导世人“成佛作祖”，而且这样的宗旨还“不免腐儒一谤”。我们将这两类脂批分作A、B两个系列，分别编号，连带其相关正文一并辑录于下：

　　（A1）（甄宝玉）又常对跟他的小厮们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甲戌眉批：如何只以释、老二号为譬，略不敢及我先师儒圣等人？余则不敢以顽劣目之。】（第2回）

　　（A2）那贾敬闻得长孙媳妇死了，因自为早晚就要飞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红尘，将前功尽弃呢，因此并不在意，只凭贾珍料理。【庚辰侧批：可笑可叹。古今之儒，中途多惑老、佛。王梅隐云：“若能再加东坡十年寿，亦能跳出这圈子来。”斯言信矣。】（第13回）

　　（A3）宝玉道：“我素日因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盖庙，这都是当日有钱的老公们和那些有钱的愚妇们听见有个神，就盖起庙来供着，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听些野史小说，便信真了。”【庚辰双行夹批：近闻刚丙庙，又有三教庵，以如来为尊，太上为次，先师为末，真杀有余辜，所谓此书救世之溺不假。】（第43回）

　　（B1）可巧这日拄了拐杖挣挫到街前散散心时，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疯癫落脱，麻屣鹑衣，口内念着几句言词，道是：……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戚序双行夹批：要写情，要写幻境，偏先写出一篇奇人奇境来。】（第1回）

　　（B2）那一年我三岁时，听得说来了一个癞头和尚。【甲戌眉批：奇奇怪怪一至于此。通部中假借癞僧、跛道二人点明迷情幻海中有数之人也。非袭《西游》中一味无稽、至不能处便用观世音可比。】（第3回）

　　（B3）他又说：“既舍不得他，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了。若要好时，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亲友之人，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疯疯癫癫，说了这些不经之谈。【甲戌侧批：是作书者自注。】（第3回）

　　（B4）而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戚序双行夹批：说出此二句，警幻亦腐矣。然亦不得不然耳。】（第5回）

　　（B5）代儒夫妇哭的死去活来，大骂道士，“是何妖镜！【庚辰双行夹批：此书不免腐儒一谤。】若不早毁此物，【庚辰双行夹批：凡野史俱可毁，独此书不可毁。】遗害于世不小。”【庚辰双行夹批：腐儒。】（第12回）

　　（B6）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偿清好散场！【甲戌侧批：三次锻炼，焉得不成佛作祖？】（第25回）

　　如果单看上述脂批A1-A3，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印象，即认为《红楼梦》的立场是反佛、反道而崇儒的。不是么？像脂批A1，仅仅因为甄宝玉敢于“恶搞”“阿弥陀佛”与“元始天尊”这两个宝号，却不敢对孔子以下的儒家圣贤有一丝一毫的不敬，便声称“余则不敢以顽劣目之”。 脂批A2叹息“古今之儒，中途多惑老、佛”。脂批A3因为民间修建的三教庵“以如来为尊，太上为次，先师为末”，便骂其“杀有余辜”。哪一样不是在彰显《红楼梦》以儒辟佛（道）的功效呢？但读到脂批B1-B5，这种印象则不免动摇了。像脂批B1、B2，明说通部《红楼梦》恰恰是“假借癞僧、跛道二人点明迷情幻海中有数之人也”，因此在叙述太虚幻境之前，先对跛足道人唱《好了歌》这种“奇人奇境”作了一翻描写。脂批B3更是明说癞头和尚一心下世度人的那种看似“疯疯癫癫”的形象，正是“作书者自注”。等于承认书中的这一僧一道即是作者曹雪芹的化身。脂批B6点明，顽石在癞僧、跛道的点化之下，它的悟道方向是“成佛作祖”，而非成为儒家圣贤。至于脂批B4、B5就更是站在佛、道的立场上，将满口孔孟经济之道的行为称为“腐”，将以儒家理念来诽谤《红楼梦》的人骂作“腐儒”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情形么？其实说矛盾也并不矛盾。因为曹雪芹、脂砚斋等人不管是以儒圣辟佛、老也好，还是以释、道反腐儒也好，都是从“三教合一”的观念出发，针对三教各自的流弊的有感而发。显而易见，在曹、脂等人看来，佛、道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偶像崇拜。本来释迦牟尼和老子生前都从未说过自己是神通广大、有求必应的神明。先秦道家并没有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之类的偶像崇拜，早期佛教也不立偶像，有所谓“依法不依人”的训诫。直到释迦牟尼灭度五百年以后的犍陀罗文化，才开创了大规模佛教造像的历史。而东汉张道陵创五斗米道，将老聃神化为太上老君，上据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也有五百年之遥。原本是指导人们摆脱物欲，自在清修的学说，在后人名利之心的操弄下，恰恰变成了贿赂神明以求福佑的庸俗迷信活动，于是烧汞炼丹、妄求长生的蠢举也出来了，胡乱盖庙、膜拜泥塑木胎的“愚信”（甲戌本第7回，脂砚斋语）也出来了。因此，脂批才不惜抬出“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孔老夫子，来狠刹这股歪风邪气。事实上，这也无损于佛、道的教义本身。大乘佛教不是恰恰教导人们要破“法、我二执”么？另一方面，在曹、脂等人看来，儒家也有自身的弊病，而且是更严重的弊病。那就是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内的这些后儒，其教义越来越僵化、极端。要么把孔孟之道当作打人的棍子，随意窒息人性。要么打着真性情的旗号，包纳邪欲，成为世人纵欲败德的推手。因此，在这种时候，曹、脂等人又往往站佛、道的立场上去讥笑腐儒，并让癞僧、跛道去“点明迷情幻海中有数之人”。相比之下，佛、道的弊病，弊在浅表，儒家的弊病，弊在深层。又加上曹、脂等人均已落魄至社会底层，更容易产生强烈的幻灭感和批判社会的意识。所以，他们对儒家采取的是敬而远之态度——尊敬孔圣而疏远晚近以来的理学、心学，对佛、道却采取了亲而近之的态度——虽大声呵斥当时有关偶像崇拜的种种“愚信”，却对佛、道的“出世”哲学充满了好感。落实到《红楼梦》中，我们看到，书中的癞僧、跛道总是积极出面，干预、拯救贾宝玉的人生，为他最终的悟道出家、复返大荒做好设计规划，却没有一个同等分量的儒家圣贤来指导点拨。唯一的一次，是警幻受托于宁、荣二公之灵，试图让贾宝玉回归于孔孟之道，还被戚序本脂批嘲笑为“说出此二句，警幻亦腐矣”。这实际上也是曹、脂等人对于儒家和佛、道的远近不同使然！

在儒家与佛、道之间，曹、脂等人实际上采取了对前者敬而远之，对后者亲而近之的态度。那么，在佛、道二家之间，他们又有何种偏向呢？从表面上看，《红楼梦》似乎是对佛、道二家有意混淆而不加区别的。早有人指出，曹雪芹常常在书中制造一种“僧道界限泯灭合流、共庙焚修”的效果。比如，第12回，贾瑞见了跛足道人，亦连呼“菩萨救我”。第25回，癞头和尚也跟跛足道人一起被作者称为“双真”。癞僧、跛道口中所称的“南无解冤孽菩萨”，既有梵语词汇“南无”和佛教名词“菩萨”，又有“解冤孽”三字跟道教的“解冤洗业醮”相对应，如此等等（见胡德平《三教合流的香山世界——论曹雪芹的反佛思想》）。但诸如此类的观察却又是流于表面的。尽管《红楼梦》常常让僧、道二人联袂、携手。但曹雪芹心目中的“出世”思想，却又明显是以佛为主，融道入佛的。且看小说第1回中，跛足道人是如何向甄士隐解释他所唱的《好了歌》的：

　　那道人笑道：“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名《好了歌》。”（第1回）

　　严格来说，道教追求的是“乐生”、“长生”，推崇“肉体飞升”而成仙。以世上万般之“了”为“好”，恰恰是最典型的佛教思想。再看看癞僧、跛道对自身行为的定位：

　　那道人道：“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脱几个，岂不是一场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蠢物交割清楚，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然犹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随你去来。”（第1回）

　　以下世度人为“功德”，这是大乘佛教的主张。《大乘义章·十功德义三门分别》中有云：“功谓功能，能破生死，能得涅盘，能度众生，名之为功。此功是其善行家德，故云功德。”所谓“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脱几个，岂不是一场功德”，这话虽然是出自跛足道人之口，却完全符合大乘佛教的思想。因而，癞头和尚马上表态“正合吾意”。从以上两点看，用以概括《红楼梦》全书的《好了歌》，以及僧、道二人对自身行为的定位，均是来源于佛教思想。哪怕它是出自道人之口，也不失为佛语梵音。故此，笔者认为，所谓“僧道界限泯灭合流、共庙焚修”，只是一种表象。而融道入佛，才是这种现象背后的实质！

　　而曹雪芹“三教合一”思想的上述特点，显然亦深刻地影响到了《红楼梦》中宝钗形象的塑造。如果我们放宽视野来看，宝钗一生的思想变化，恰恰是一个由儒至道，再由道入佛的过程。第42回，宝钗私下里对黛玉表示：“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所谓“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明显是儒家的思想理念。这一点是不奇怪的。因为包括曹雪芹在内的绝大多数古代文人都是自幼接受儒家教育的，书中的宝钗也不例外。可正因为看到那些读书做官的男人能够“明理”、能够“辅国治民”的越来越少，以至于近乎绝迹，愤懑之下的薛宝钗又大幅度地偏离了儒家关于“女主内”、不得过问政治的身份规定，变成了勇于批判现实黑暗的道家愤世者。在两千年前，老子讥讽当时的贵族贪婪纵欲：“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见《道德经》第七十五章）在两千年后，宝钗亦将贾雨村等掌权者骂作螃蟹：“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在两千年前，当“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之际，老子自叹：“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儡儡兮，若无所归。”在两千年后，在众人忙于吃酒看戏的热闹场景中，宝钗却独自点了一首充满悲愤、冷峻之情的《山门·寄生草》，还告诫宝玉：“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热闹不热闹。”此外，在治家理政方面，宝钗也舍弃了儒、法二家倡导的上位者积极管束下愚的“有为”，而主张“行无为之治”，用经济手法调动下位者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可单是愤世嫉俗却又是远远不够的。在伸张正义无望的情况下，那种“热毒”只会更深地伤害自己。于是，曹雪芹又让宝钗接受了癞头和尚所赠予的冷香丸配方，按照此种“梵铃声”的教导，修炼至“虽离别亦能自安”、“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的精神境界。这就是所谓的“任是无情也动人”。而如果读者要问，曹雪芹又为何会给他笔下的“群芳之冠”安排这么一条悟道之路，原因无他，就因为曹雪芹自己便是一个远儒近道，而又融道入佛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