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旧时真本”实为晚出伪续
　　　
　　　前面我们驳斥了所谓“宝湘结合”论的四条主要的“内证”，而此种异说除了上述四条“内证”以外，周汝昌等拥湘派论者还提出过一个“外证”，这就是所谓的“旧时真本”。从晚清咸丰年间起，直至民国时期，不止一人声称自己见过一种“旧时真本”《红楼梦》，其八十回以后的内容迥异于通行的程高本后四十回，其具体情节不外乎贾府败落、宝玉落魄、宝钗早卒、湘云嫁宝玉云云。这些材料散见于从晚清到民国的各类私人著述或读书笔记之中。对此，我们不妨将这些材料亦搜集整理一番，择其要者辑录于下：
　　　
　　　（1）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七引甫塘逸士《续阅微草堂笔记》：戴诚夫曾见一旧时真本，“后数十回文字皆与今本绝异。”荣宁籍没后皆极萧条，宝钗亦早卒，宝玉无以作家至沦为击柝之流，湘云则为乞丐，后乃与宝玉仍成夫妇。

　　　（2）扈功《记传闻之红楼梦异本事》引画家关松房述陈弢庵言：光绪初曾见南京刻版旧本，宝钗产后病死，湘云寡，再醮宝玉。宝玉曾沦为看街人，住堆子中。北靖王路过，未出侍候，为仆役捉出，将责打，王闻宝玉呼辩，认出声音，延入王府。作者自云当时也在府中，同住宾馆，遂得相识，闻述身世，乃作此书。

　　　（3）赵之谦《章安杂记》（咸丰十一年稿本）引“涤甫师”言：《红楼梦》尚有四十回，至宝玉作看街兵，史湘云再醮与宝玉，方完卷。想为人删去。

　　　（4）褚德彝《跋幽篁图》（曹雪芹画像题记，传抄本）：宣统年间在京见端方藏红楼梦抄本，宝玉湘云有染，及碧痕同浴处，多媟亵语。八十回后黛死娶钗同今本；但婚后家计日落，流荡益甚，逾年宝钗以娩亡，宝玉更放纵，至贫不能自存。欲谋为拜堂阿，以年长格于例，充任拨什库。湘云新寡，穷无所归，遂为宝玉续弦。蒋玉菡脱乐籍后拥巨资，在外城设质库，宝玉屡往告贷，终欲令铺兵撵逐，袭人斥之方罢。一日大雪，市苦酒羊胛，与湘云纵饮赋诗赏雪，强为欢乐。九门提督路过，以失仪为从者所执，视之乃北靖王也。王念旧，赒赠有加，送入銮仪卫充云麾使，迄潦倒以终。
　　　（5）一九四二年冬，日籍哲学教授儿玉达童告北大文学系学生张琦翔云：日本有三六桥百十回红楼梦，内容有宝玉入狱，小红探监；小红与贾芸结褵；宝钗难产而卒，宝玉娶湘云；探春远嫁——“杏元和番”；妙玉为娼；凤姐被休弃。
　　　
　　　关于宝玉贫穷后赖以谋生的职业，上述材料（1）声称贾宝玉“沦为击柝之流”，材料（2）说宝玉“沦为看街人，住堆子中”，材料（3）宣称贾宝玉后来当了“街兵”，材料（4）则说贾宝玉后来“充任拨什库”一职，即充当了佐领旗下掌管登记档册发饷并兼事糊饰宫殿、扫雪除草等杂役的兵丁，亦跟更夫、街兵、看街人差不多。关于宝钗的结局，上述材料（1）只笼统地说是“早卒”，材料（2）、材料（4）和材料（5）则异口同声地明确说是“产后病死”、“以娩亡”和“难产而卒”。关于湘云的结局，上述五个材料均说史湘云再醮与宝玉为续妻。此外，材料（2）和（4）还共同记载了贾宝玉因失仪而被“北靖王”（按，应当为“北静王”）的随从抓获、责打，而后又被“北靖王”延入王府当差一事。综合起来，这些情节上的高度相似性，足以说明上述五个材料实际上所讲的都应该是同一个版本系统的《红楼梦》。也就是说，戴诚夫所见过的“旧时真本”、陈弢庵所见过的“南京刻版旧本”、涤甫师所称的后四十回的《红楼梦》、褚德彝所见过的“端方藏红楼梦抄本”，还有日本人儿玉达童所见过的“三六桥本《红楼梦》”，均是同源同祖的东西。追根溯源，应该均出自一人之手。这种现象亦可以证明在清代晚期，社会上的确存在并流传过这么一种结局迥异于程高本的《红楼梦》全本，上述五个材料的相关记述，均不是转述人自己凭主观杜撰出来的东西。
　　　
　　　那么，这样一种流行于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红楼梦》全本，又是否系曹雪芹的原著呢？周汝昌大概是由于一心要将史湘云塞给贾宝玉的缘故吧，几乎不假思索地判定那就是所谓的“旧本”、“真本”。邓遂夫不敢如此武断，但他却坚信所谓的“旧时真本”虽非曹雪芹的原著，亦是出自脂砚斋之手（邓遂夫认为脂砚斋就是李煦孙女李兰芳，对这个观点，我们前文中已进行过批驳），只是没得到畸笏叟的认可而已：
　　　
　　　我并不认为，这类佚本八十回后的文字果真就是曹雪芹原著的“真本”；当然也不认为，上面所引“旧时真本”中有关宝玉、宝钗、湘云的结局安排，就与雪芹的原作有多少共同之处。但是，我可以斗胆地说，这种佚本的结局安排，绝非与雪芹无关的一般续书者所能想象得出来的，因而它很可能是雪芹的续妻兰芳所续成的一种本子——只不过没有得到《红楼梦》稿本的抄录者、也即最后的“版权所有者”畸笏叟的承认而已。（见邓遂夫《曹雪芹续妻考》）
　　　
　　　然而，仔细分析了关于“旧时真本”的上述五组材料以后，我们却只能得出一个跟周汝昌、邓遂夫等人的观点全然相反的结论：所谓的“旧时真本”绝不可能是曹雪芹的原作。不仅不是出自曹雪芹之手，甚至也不可能是出自脂砚斋、畸笏叟等“圈内人”之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此本作者的欣赏口味跟曹、脂等人实在是相去甚远！
　　　
　　　第一、所谓的“旧时真本”实际上是一种诋毁史湘云清誉的下流作品。尽管拥湘派论者最喜欢引用历史上这些有关“旧时真本”的记述来增加所谓“宝湘成婚”一说的说服力，但根据上述材料（4），此书写的却是“宝玉湘云有染，及碧痕同浴处，多媟亵语”。要知道，《红楼梦》第32回曹雪芹为表现林黛玉的心理阴暗、多心多疑，还专门写了林黛玉因怀疑贾宝玉“同史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乃不惜跟踪、偷听一事。结果，事实证明，贾宝玉与史湘云之间清清白白，什么嫌疑也不存在。此外，小说第5回《红楼梦组曲》之《乐中悲》还如此赞美湘云：“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面对如此一个“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的清白女子，任何负责任的作家都必然不会用“媟亵语”辱及其身。而所谓的“旧时真本”却丝毫不顾原作者对于史湘云的品格定位，堂而皇之地肆意篡改、污蔑。足见，它绝不可能是出自曹雪芹、脂砚斋等人所共有的这个创作圈中！特别是邓遂夫还认为“旧时真本”是出自曹雪芹续妻李兰芳之手，而在他看来，李兰芳就是脂砚斋，就是书中的史湘云，这就更是对拥湘派的观点构成了莫大的讽刺——想想看，脂砚斋能在自己整理和续写的书中诋毁自己的清白么？
　　　
　　　第二、所谓的“旧时真本”对于蒋玉菡的定位也跟脂批截然相反。上述材料（4）说蒋玉菡因厌恶贾宝玉屡屡借钱，而“欲令铺兵撵逐，袭人斥之方罢”。等于是将这位琪官描绘成一个负心人。但甲戌本第28回脂批却明说：
　　　
　　　茜香罗、红麝串写于一回，盖琪官虽系优人，后回与袭人供奉玉兄宝卿得同终始者，非泛泛之文也。（见甲戌本第28回回末总评）
　　　
　　　曹雪芹原稿中的琪官乃是一知恩图报的义人，他与袭人“供奉玉兄宝卿得同终始”，何尝有过像“旧时真本”中的那种忘恩负义之举？况，按照材料（4）的说法，贾宝玉找到蒋玉菡夫妇借贷是他再娶湘云之后。其时，宝钗已经“以娩亡”。而既然如此，琪官与袭人还如何能够“供奉玉兄宝卿”？哪怕仅从时间节点上看，所谓的“旧时真本”跟脂评本的后三十回佚稿也是水火不相容的两套故事！
　　　
　　　第三、对照以脂评本，材料（2）的记述就更可笑了：“作者自云当时也在府中，同住宾馆，遂得相识，闻述身世，乃作此书。”在脂评本中，曹雪芹讲的清清楚楚，全书的整个故事是空空道人从那块“无材补天，幻形入世”的顽石上抄录下来的，再经过他的手“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以后，便被拿出去“问世传奇”了。若是他本人来收结全书，岂能再说什么他于北静王府的宾馆之中结识了贾宝玉其人，听来了后者的经历这种自相矛盾的鬼话？况，根据甲戌本第26回的一条脂批——“玉兄若见此批，必云：老货，他处处不放松我，可恨可恨！回思将余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脂砚斋等人分明是将书中贾宝玉跟曹雪芹本人看作了一体。若所谓“旧时真本”当真是出自曹、脂“圈内人”之手，他又岂能不知贾宝玉即作者之化身的道理？
　　　
　　　第四、材料（5）声称探春的结局是“杏元和番”，更是违反基本常识。选用女子和亲，向来被认为是一种屈辱的对外政策。曹雪芹生活的年代正值清代全盛时期，清廷对蒙古准噶尔部的战争，军事上节节胜利，哪里用得着和亲手段？就是在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曹雪芹也宣称“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到时候弄出个“杏元和番”出来，岂不是自打耳光？有清一代，清宗室与亲近蒙古贵族倒是有正常的通婚关系（并非屈辱的“和番”），但关于探春，金陵十二钗的图册上却画的是“两人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状”。如果探春嫁了这些蒙古王爷，又如何出现在“一片大海，一只大船”上？为避免尴尬，后来CCTV拍摄的87版电视剧《红楼梦》只能把探春远嫁的目的国笼统地说成是“西海沿子”。但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朝哪里与“海外”诸国搞过“和番”？不要说清代没这样的例子，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先例。只有等到1840年以后，清廷屡屡遭遇泰西诸国的重创，才会有人重拾当年汉唐和亲的故伎，想到拿探春冒充公主，出洋“和番”。由此可见，包括蒙古人三六桥所收藏的这种《红楼梦》抄本在内的这些所谓的“旧时真本”，不仅不是什么“真本”，甚至相对程高本都不可能是一种“旧本”。它的成书不会早于道光、咸丰时期。
　　　
　　　第五、如果再查证一下所谓“杏元和番”的典故来源，我们就更足以断定这个所谓的“旧时真本”，绝不会是出自于曹、脂之手了。所谓“杏元和番”，曾经被张爱玲等人理解为探春被朝廷册封为“杏元公主”，再被送去和亲。但实际上“杏元”二字根本就不是探春的封号，而是人名——陈杏元，她是清乾隆中期问世的才子佳人小说《二度梅》的女主角。所谓的“杏元和番”，就是根据《二度梅》改编的戏剧《陈杏元和番》！按，《二度梅》讲的是唐肃宗时期，梅魁之子梅良玉与陈东初之女陈杏元的爱情故事。其大意是说，梅魁一家被被奸相卢杞陷害，梅良玉逃入陈东初家，并与杏元小姐联姻。卢杞又撺掇皇帝命杏元小姐出关和番，把梅良玉和陈杏元这对情侣活活拆散。后来，陈杏元假装跳崖自尽逃过一劫，梅良玉几经磨难，终于闱战得捷，名列金榜首位，并被钦封为巡按，除暴安良。最后，在皇帝的亲自主持下，得以和杏元小姐完婚团聚。由于书中写梅良玉在盛开梅花被狂风全部吹落的当晚设祭，祝祷梅花重开二度，父冤得以昭雪，后来梅花果然二度怒放，梅、陈历经患难，终得圆满结局，所以书名叫做《二度梅》。该书署名“惜阴堂主人编辑，绣虎堂主人订阅”。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文富堂刊本。因该本署有“乾隆壬寅秋月上浣松林居士题”字样，可知其出版于清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公元1782年）。尽管该版本的内封页亦托名“天花主人编次”，但此本肯定与清初著名的才子佳人小说作家“天花藏主人”无关。因为天花藏主人是清初顺治时期的人。他的主要作品均存有顺治时期的刊本。如《平山冷燕》和《玉娇梨》有顺治十五年戊戌（公元1658年）的合刻本，《玉支玑》的初刻本亦不晚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要知道，自天花藏主人以来的这些才子佳人小说，其创作都是明显带有商业目的，应该是写成之后不久就交付书商出版销售。《二度梅》的初刻本却与天花藏主人的时代相距百年。不可能有哪个书商会等这么久的。因此，《二度梅》的成书明显与天花藏主人无关，其成书就应该在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公元1782年）或者稍前一年至数年的时间段内。最起码，该书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是从1782年开始的。其被改编成戏剧《陈杏元和番》只能更晚！据脂批，曹雪芹死于乾隆二十七年的“壬午除夕”（公元1763年2月12日）。在曹雪芹去世一年以后的“甲申人日”（公元1764年2月8日），脂砚斋在甲戌本上留下了一条作为绝笔的眉批，之后也不见了踪影。又据脂砚斋、畸笏叟的两条眉批——“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寥寥矣，不怨夫？”“前批‘知者寥寥’，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悲乎！”（庚辰本第22回眉批）可知脂砚斋断没有活到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夏（公元1767年）。无论是曹雪芹，还是脂砚斋，都不可能目睹清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公元1782年）以后才流传于世的《二度梅》，他们又怎么可能在自己的书中设计出什么“杏元和番”的故事情节来呢？况且，即使不看《二度梅》的初版时间，单看其内容，它也是属于向来为曹、脂所鄙视的那种“才子佳人加小人”的庸俗模式。曹雪芹最反感的就是“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而《二度梅》却跟顺、康时期的那些言情小说（如《平山冷燕》、《玉娇梨》、《玉支玑》、《好逑传》）一样，其曲巧的情节全靠奸人使坏来推动。脂砚斋最厌恶那种“奉旨完婚大团圆”的俗滥结局，说：“可笑近时小说中，无故极力称扬浪子淫女，临收结时，还必致感动朝廷，使君父同入其情欲之界，明遂其意，何无人心之至！不知彼作者有何好处，有何谢报到朝廷高庙之上，直将半生淫污秽渎睿聪，又苦拉君父作一干证护身符，强媒硬保，得遂其淫欲哉！”（甲戌本第2回眉批）而《二度梅》的最后一回偏偏就叫做“赐完婚洞房花烛，大加封赠庆团圆”。即使曹、脂能亲眼目睹此书，又岂能拾其余唾，抄袭此类庸俗小说的落卷？因此，所谓的“杏元和番”恰恰是一个决定性的证据，证明了所谓的“旧时真本”根本就不是曹、脂的原作！
　　　
　　　综上所述，所谓的“旧时真本”不仅跟脂评本后三十回佚稿的相关信息多有龃龉之处，而且即使相对于程高本来说，它也是一种更“新”更“假”的伪续之作，不过是出自清代晚期的某位好事者之手罢了。考虑到有关“旧时真本”的记述多涉及满语词汇，如“拜堂阿”、“拨什库”等等。它的一些有名有姓的收藏者也是端方（清末大臣，属满洲正白旗籍）、三多（即蒙古人三六桥，属蒙古正白旗籍）这样的旗人，故而似可以推定它的作者亦是一位旗人。又鉴于其收藏者当中，又以端方其人名气最大，有关端方所藏《红楼梦》抄本的记述亦最为详尽，所以我们可以将所谓的“旧时真本”统一正名为“清末端方藏本”。而很显然，“清末端方藏本”绝非曹雪芹的原稿，甚至不是一种“旧”稿。因此，周汝昌、邓遂夫等拥湘派企图引用有关“清末端方藏本”的记述来论证所谓的宝钗“早卒”说和“宝湘成婚”说，那终究还是徒劳无益的，跟缘木求鱼别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