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素厚者唯颦、云”与“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
　　　
　　　经过前面四部分的讨论，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澄清了历史上关于史湘云的种种刻意误读，重新明确了史湘云这一人物在《红楼梦》中，为钗、黛这两个女主角充当点缀和陪衬的“间色”地位。那么，具体到曹雪芹的原著中，湘云又是如何来为钗、黛“间色”的呢？史湘云与贾宝玉的关系，跟书中的二玉之情、二宝之情又有着怎样的异同呢？要说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却不能不首先从宝玉与钗、黛的情感远近说起。自1954年红学大批判以来，所谓的“宝黛叛逆爱情”说就一直是官方红学会的主流观点。持这种观点的论者最喜欢抓住小说第32回中贾宝玉说的“林姑娘从不说这些混帐话”，以及第36回所谓“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一句大做文章，认定林黛玉跟贾宝玉一样“反对经济仕途”，以至于具有所谓的“与封建主义为敌”的精神，并以此为出发点，竭力宣扬宝黛爱情是如何如何地“叛逆”、“反封建”，如何如何地具有所谓的“共同的思想基础”。但正如笔者在《红楼梦：钗黛形象的B面》、《论宝钗》等红学论著中所一再指出的那样，这种所谓的“宝黛叛逆爱情”说实际上不过是对曹雪芹原著的一种断章取义式的刻意误读。林黛玉真的“反对经济仕途”，真的从不对贾宝玉讲所谓的“混帐话”么？原著给出的答案却是恰好相反的。我们看到，小说真实的叙事当中，林黛玉不仅说过所谓的“混帐话”，拿“混帐话”劝谏过宝玉，而且在全书中，恐怕还就属她劝谏的次数最多，态度也最积极！譬如，第9回，宝玉前往私塾上学，到黛玉这里辞行。黛玉一张口，便是鼓励宝玉认真读书、求取功名的“混帐话”：“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第34回，宝玉挨打以后，黛玉又劝他：“你从此可都改了罢！”这个“都改了”三字，自然包含了劝宝玉改掉其“不求上进”的老毛病的意思。更明显的是第79回，林黛玉要贾宝玉遵循官场礼规，去拜会已成贾府亲家的孙绍祖这些人：“快去干正经事罢。才刚太太打发人叫你明儿一早快过大舅母那边去。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准了，想是明儿那家人来拜允，所以叫你们过去呢。”对此，宝玉自然是极端厌恶的，想找借口推脱不去。可黛玉是怎么告诫他的呢？“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看见宝玉如此不落教，她一面说话，一面还急得咳嗽了起来。其急欲引导宝玉走“正路”，去做“正经事”的心态，已经表露无疑。不仅如此，在曹雪芹的笔下，林黛玉还是一个极其重名重利的女子。小说中有许多歌颂皇权、表露渴慕功名之思想的诗句，都是出自黛玉之手或者黛玉之口：“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双瞻御座引朝仪”、“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色健茂金萱，蜡烛辉琼宴”，跟贾宝玉不求飞黄腾达的想法正好相反！甚至在对待以贾雨村为代表的赃官酷吏问题上，宝、黛二人的立场也是截然对立的。众所周知，贾宝玉最厌恶同贾雨村之流相接触，而贾雨村却是林黛玉的启蒙老师。黛玉对她的恩师从未有过任何形式的异议或不满。因此，在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不仅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思想基础”，宝、黛二人还恰是价值观和思想立场完全相反的两种人！正如脂砚斋所言，宝玉与宝钗是似远而实近的关系，宝玉与黛玉是似近而实远的关系：“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庚辰本第21回双行夹批）所谓的“宝黛叛逆爱情”说恰好颠倒了曹、脂扬钗抑黛的本意！然而，在笔者创立“钗学”之前，除了曹雪芹的“钦定”代言人脂砚斋，以及曹、脂身边的“诸公”以外，几乎没有人敢于正视书中宝、黛二人思想本质相反的事实。由于黛玉被人为地塑造成“反封建”的“叛逆者”，宝钗被刻意诋毁为所谓的“封建卫道士”，在“反封建”红学大行于世的近六十年间，捧林诬钗不仅是一种时尚，甚至成了论者借以标榜自身“思想进步”、规避政治风险的一种常用手段。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并不真心喜欢黛玉的拥湘派论者，也随着大流加入到了这种吹捧黛玉、贬损宝钗的“政治正确”的大合唱之中。所不同者，这些拥湘派论者为了抬高湘云在书中的地位，在神化黛玉的同时，又夹入自己的“私货”。这就是所谓的“黛湘合一”论。
　　　
　　　所谓“黛湘合一”论，就是强调《红楼梦》中林黛玉与史湘云是贾宝玉仅有的两个红颜知己，犹如舜帝之有娥皇、女英那样。包括宝钗在内的其他女子均排不上号。套用周汝昌生前的一句常用口头禅就是“这里竟没有宝钗的位置”。在红学史上，这种“黛湘合一”论明显是针对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论而提出来的。因为论者十分清楚后者是“反封建”红学所重点攻击的对象，在舆论上长期处于被批斗、被打压的地位。正如一位拥湘派论者所坦承的那样：“如果说《终生误》是作者书中的‘黛钗合一’，那么我认为《枉凝眉》有‘黛湘合一’的内容。……这里恐怕是作者告诉我们的‘史湘云是第二个潇湘妃子’。近代红学中有黛钗合一的说法，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里是‘黛湘合一’了。”（见铁笔书生《试表愚衷——枉凝眉之我见》）其刻意迎合拥林派主流观点，以抬高书中史湘云地位的用心，已是昭然若揭。那么，所谓的“黛湘合一”论除了政治上的投机取巧以外，在学术上有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呢？我们看到，除了周汝昌的“二湘”说、“黛湘并植”说等纯粹的文字游戏以外，“黛湘合一”论所能拿出来的依据，实在是寥寥无几。而唯一可算作“论据”的，就是曾经被周汝昌等拥湘派论者所反复引用过的以下这条脂批：
　　　
　　　大奇大神之文。此“相干”之语仍是近文与颦儿之语之“相干”也。上文未说，终存于心，却于宝钗身上发泄。素厚者唯颦、云，今为彼等尚存此心，况于素不契者有不直言者乎？情理笔墨，无不尽矣。（庚辰本第22回双行夹批）
　　　
　　　因为该批中有“素厚者唯颦、云”字样，同时该批还将宝钗称为宝玉的“素不契者”。乍一看，似乎很能支持“黛湘合一”论的那些抬高黛玉、湘云，而贬损宝钗的观点言论。于是，周汝昌等拥湘派论者据此兴冲冲地告诉世人：“脂批曾明白点破：玉兄‘素厚者唯颦云’。意即平生最亲厚的只有颦儿和湘云两个，别人是数不着的。这一句话是全书眼目。湘云是黛玉的接续者，或是叫做‘替身’，她二人各号上各占一个‘湘’字，本就是暗用‘娥皇女英’的典故来比喻的。”（见凤凰网《周汝昌：贾宝玉情归何处？宝钗乃假金 湘云最为亲厚》）然而，周汝昌等拥湘派论者在洋洋自得的同时，却显然忽略了庚辰本、蒙府本、戚序本中，还有另外一条篇幅更大、分量更重的脂批，足以将他们依据上述批语得出的关于“黛湘合一”的种种高论击个粉碎！这就是笔者曾经在《红楼梦：钗黛形象的B面》、《论宝钗》等红学论著中反复提醒读者注意的那一大段关于“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的脂砚斋评语：
　　　
　　　奇文！写得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何也？宝玉之心，凡女子前不论贵贱，皆亲密之至，岂于宝钗前反生远心哉？盖宝钗之行止，端肃恭严，不可轻犯，宝玉欲近之，而恐一时有渎，故不敢狎犯也。宝钗待下愚，尚且和平亲密，何反于兄弟前有远心哉？盖宝玉之形景已泥于闺阁，近之则恐不逊，反成远离之端也。故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不然，后文如何反较胜角口诸事皆出于颦哉？以及宝玉砸玉，颦儿之泪枯，种种孽障，种种忧忿，皆情之所陷，更何辩哉？此一回将宝玉、袭人、钗、颦、云等行止大概一描，已启后大观园中文字也。今详批于此，后久不忽矣。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庚辰本第21回双行夹批）
　　　
　　　显然，在脂砚斋看来，宝玉和宝钗原本就具有“较诸人皆近”的本质。只是因为一些表层的隔膜，如宝钗行止，“端肃恭严，不可轻犯”，宝玉狎昵于闺阁，“近之则恐不逊”，才导致了二人表面的和暂时的疏远。但这种表面的疏远，又毕竟改变不了钗、玉在本性上的共通，“故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而黛玉与宝玉虽相爱之至，却反而缺乏这种共通的本性，以至于爱得越深，误解与冲突也就越大，“以及宝玉砸玉，颦儿之泪枯，种种孽障，种种忧忿，皆情之所陷，更何辩哉？”而读懂这一点，正是理解《红楼梦》的关键，故曰：“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这条脂批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湘云，但既然说“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这湘云自然也是包含在除了宝玉、宝钗以外的“诸人”之中的。换言之，按脂砚斋的观点，宝钗与宝玉的关系之近，照样远远胜过湘云与宝玉之间的亲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周汝昌等拥湘派论者自说自话地把前批中的那一句“素厚者唯颦、云”，说成是“全书眼目”。可脂砚斋对这句话却并无任何强调之意，甚至前述那条脂批根本就不是专为宝玉与黛、湘关系而写的，不过是不经意中顺便带出了这一句话而已。但此处脂砚斋却是在特意强调：“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不仅不惜笔墨，洋洋洒洒地讲了一大篇话，还特别于末尾再强调一句“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究竟何者才是真正的“全书眼目”呢？事实上，假如那一句“素厚者唯颦、云”真是在支持所谓的“黛湘合一”论的话，那么，关于“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的这一大段批语，可以说直接就把“黛湘合一”的那些观点、论据给“秒杀”并彻底地否定掉了！
　　　
　　　那么，脂砚斋既然强调“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她又为何会偶尔言及所谓“素厚者唯颦、云”等语呢？这岂非自相矛盾？然而，仔细来看，这两者实际上却并不构成冲突。因为它们说的其实是不同层面上的两件事——所谓的“素厚”指的仅仅是旧日交情一类的东西，而所谓“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才真正触及到了两个人物之间思想本质的相通。或者，更直白地讲，黛玉、湘云不过是宝玉情绪、情趣上的知己，惟有宝钗才是宝玉思想意志上的知己！何以见得？我们只要看看元·脱脱等人修撰的《宋史·王安石传》中是怎样使用这个“素厚”二字的，便不难知晓这个词在古文中的确切用法：
　　　
　　　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诲，安石荐吕公著代之。韩琦谏疏至，帝感悟，欲从之，安石求去。司马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辨，帝为巽辞谢，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安石与光素厚，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诒书反覆劝之，安石不乐。帝用光副枢密，光辞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寝。（见《宋史·王安石传》）
　　　
　　　所谓“安石与光素厚”，点出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也是有过相当深厚的交情的。但这显然无法掩盖二人在思想、立场上的尖锐对立。众所周知，王安石是主张政府全面介入和操控经济，全力扩充财政收入，司马光则坚决反对政府搜刮敛财，与民争利。因此不管二人有过多么深的旧交，也照样会因为政见相反而分道扬镳。同样的道理，贾宝玉从小与林黛玉“一桌吃，一床睡”，一起长大。史湘云也就早就寄居贾府，袭人还伺候过她。黛、湘二人比别人更熟悉宝玉的一些脾气、秉性，跟后者有许多共同的情趣、爱好，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另外，黛玉尖酸刻薄的小姐脾气，湘云心直口快的莽撞性格，也正好可以跟宝玉惯于在女孩子面前“做小伏低”的癖好相藕合。然而，这却并不意味着黛、湘二人在思想立场，特别是人生价值的取舍问题上也是一致的。事实上，史湘云亦劝过贾宝玉去结交贾雨村，而林黛玉甚至干脆就是贾雨村的好学生，跟贾宝玉对待这些“禄蠹”的态度截然相反！因此，我们说，黛、湘二人与宝玉的“素厚”亦仅仅停留在情绪、情趣这类表层问题之上。就深层次的本质而言，她们依然是跟宝玉相隔膜，甚至相疏远的！
　　　
　　　而反过来，脂砚斋所强调的“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却是直指两个人物之间思想本质上的相通！事实上，脂砚斋当年在批写关于“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那一大段的评语时，是深有顾虑的。正如曹、脂在甲戌本《凡例》中所声明的那样：“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脂砚斋虽然点出钗、玉二人似远而实近的本质，并且具体说明了他、她二人何以会“反成远离之端”的原因，却不敢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他们“较诸人皆近”的本质究竟为何物。可尽管如此，庚辰本第37回中的一条脂批，还是在不经意之间，向读者透露了其中的秘密：
　　　
　　　宝钗诗全是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纤巧流荡之词，绮靡秾艳之语，一洗皆尽，非不能也，屑而不为也。最恨近日小说中一百美人诗词语气只得一个艳稿。（庚辰本第37回双行夹批）
　　　
　　　在脂砚斋看来，宝钗的诗词之作，要么就是在以崇高的品格“清洁自历”，要么就是在用犀利的言辞讽刺现实的黑暗。而这种勇于批判官场黑暗的愤世精神，显然就是钗、玉之间最能激起巨大精神共鸣的地方。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再看看第38回中关于“薛蘅芜讽和螃蟹咏”的一段文字，便不难知道，脂砚斋的确所言不虚：
　　　
　　　宝钗接着笑道：“我也勉强了一首，未必好，写出来取笑儿罢。”说着也写了出来。大家看时，写道是：　　“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看到这里，众人不禁叫绝。宝玉道：“写得痛快！我的诗也该烧了。”又看底下道：
　　　“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　　众人看毕，都说这是食螃蟹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第38回）
　　　
　　　按，在中国古代那些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中间，素来有所谓“借蟹讥权贵”的传统。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之“借蟹讥权贵”条有云：“宋朱勔横于吴中，时有士人咏蟹讥之，中联云：‘水清讵免双螯黑，秋老难逃一背红。’盖勔少曾犯法，鞭背黥面，故以此嘲。至嘉靖朝，张、桂用事恣肆，有人于御前放蟹横行，背有朱字，世宗取阅，乃漆书璁、萼姓名，此大珰辈所为也。其后分宜擅权，枉杀贵溪，京师人恶之，为语曰：‘可恨严介溪，作事忒心欺。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一蟹之微，古今皆借以喻权贵，然亦一蟹不如一蟹矣。”清·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亦载：“宋人咏蟹诗曰：水清讵免双螯黑，秋老难逃一背红，借寓朱勔之贪婪必败也。”而宝钗的《螃蟹咏》显然就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所以，大观园群芳读罢都说：“这是食螃蟹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如果说贾宝玉的愤世精神，主要表现为他将以贾雨村为代表的赃官比作“禄蠹”、“禄鬼国贼”来加以贬斥的话，那么，这里宝钗的愤世嫉俗还更胜一筹：宝钗不仅把这些赃官酷吏比作横行“螃蟹”大加鞭挞，甚至还急切地盼望着他们如螃蟹一般“落釜”，受到法律和正义的严惩！因而，宝玉看了宝钗的这首《螃蟹咏》，也忍不住要高呼：“写得痛快！我的诗也该烧了。”表现出了对宝钗愤世精神的一种高度的认同感！很明显，尽管宝钗行止庄严肃穆，宝玉不敢狎犯，而宝玉又沉溺于闺阁，宝钗欲洁身自好，就只能越发地严守当时男女交往的限度，从而导致二人在成婚以前始终没有足够的机会来敞开心扉，以至于产生种种误会，形成了二人在交情上“素不契”的局面，“反成远离之端也”，但这种表面的疏远，又毕竟改变不了钗、玉在本性上的共通，所以，一旦误会被澄清，他们仍会显现出较他人更为接近的思想本色。二人之间的情缘也会由此转入一种拨云见日、断环重合的新天地、新境界。故，脂砚斋方不惜花费大量篇幅，高声疾呼：“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显而易见，按照曹、脂的本意，宝玉思想上的真正知己惟有宝钗一人而已，癞僧、跛道为顽石（贾宝玉）在婚姻上选定的真金、真配，亦惟有宝钗一人而已！套用周汝昌的话说，黛玉、湘云等人在这方面反倒是“数不着的”。换言之，黛、湘根本就不可能像宝钗那样独享作者所给予的“艳冠群芳”和“群芳之冠”的盛誉！
　　　
　　　而我们在弄明白了所谓“素厚者唯颦、云”与所谓“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这两句的份量究竟孰轻孰重以后，对于史湘云这一人物形象在《红楼梦》中的“间色”地位，也就可以有一种更为清晰、准确的认知了。很显然，从思想意志的层面上说，史湘云是夹在薛宝钗与林黛玉之间的第三种年轻女性。她与宝玉的关系，既不像钗、玉之间那样本质相通而思想接近，也不像宝、黛之间那样价值观念几乎完全相反，而是正好介于两者之间，处于“居中”的位置。而关于这一点，就最集中地体现在了湘云劝说宝玉读书仕进的问题上。如前所言，自1954年红学大批判以来，那些“反封建”论者（特别是拥林派论者），都非常喜欢断章取义地强调黛玉是宝玉的“从不讲混帐话的知己”。但书中的事实却并非如此。黛玉不仅也对宝玉讲过“你从此可都改了罢”、“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等“混帐话”，而且总体来看，原著中还就属这位林姑娘劝言的次数最多，态度也最积极！因此，我们说，在《红楼梦》中，宝钗、黛玉、湘云三人实际上都曾经劝说过宝玉读书上进，走经济仕途。然而，同样是期盼宝玉踏上仕途，三人的出发点又各自不尽相同。林黛玉非常热衷“何幸邀恩宠”、“鳌背三山独立名”一类的世俗荣耀。她劝宝玉“上进”，主要是期望宝玉将来飞黄腾达，携带着她也夫荣妻贵，出人头地，“将众人压倒”。因此，黛玉始终是报着图利自己的私心来劝说宝玉的。在她那个“宝二奶奶”的位置尚未到手之前，她从不会像别人一样对宝玉固执死劝，甚至会刻意装作宝玉的同道来博取后者的信任，以至于一度让宝玉产生所谓“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的错觉。直到贾母暗暗放出了风声，称她已经将黛玉内定为未来的孙媳妇，黛玉才渐渐按捺不住心中的欲火，急着驱迫宝玉，要他“把脾气改改罢”。所以，作者早在第19回中就借贾宝玉之口，将黛玉比作了一个善于使用“滚香芋”之术的小耗子精：“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使人看不出，听不见，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运，渐渐的就搬运尽了。岂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套用脂砚斋的话说，这就叫做“不直偷，可畏可怕”。反过来，宝钗之所以会劝说宝玉读书仕进，却是纯粹是基于她渴望澄清吏治的一片政治理想。她希望像宝玉这样的干净人通过掌握权力，去消灭以贾雨村为代表的那些如同“螃蟹”一般横行霸道的赃官。正所谓“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是也！至于黛玉所念兹在兹的那个“宝二奶奶”之位，宝钗原本是不屑一顾的。第28回，元春端午节赐礼，独有宝钗所得与宝玉相同。宝钗尚没有任何欣喜的表现，反倒“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甚至反过来以宝玉被黛玉缠绵住为“幸”！因此，宝钗在劝说宝玉的时候，亦从来都是犯颜直谏，一点也不在乎宝玉会因此而误会她、排斥她。而事实上，宝玉也的确一度误解了宝钗，认为她“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直到“薛蘅芜讽和螃蟹咏”一事以后，宝玉才豁然醒悟：宝钗不仅没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正好相反，她那种勇于批判现实黑暗的愤世理念还恰是这些沽名钓誉的“国贼禄鬼之流”的精神死敌！以至于二人婚后，宝玉“甘心受屈”于宝钗的幸福、甜蜜，亦由此播下了种子。所谓“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从这个意义上看，亦无非是提醒读者：看待万事万物，均不能流于表面，而要注意到表象背后的实质！正所谓“是书勿读正面为幸”！那么，史湘云又是怀着何种目的去劝说宝玉踏入仕途的呢？我们说，湘云之劝宝玉，既有异于宝钗而同于黛玉的地方，亦有异于黛玉而同于宝钗的地方！
　　　
　　　我们先来看，湘云有异于宝钗而同于黛玉之处。在“反封建”红学大行于世的近六十年间，很多论者都喜欢将史湘云对贾宝玉的劝说归因于宝钗的影响。比如，百度百科“史湘云”词条对此的评述就是：“……她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道’，让宝玉下了‘逐客令’。有人说，这表现了湘云封建意识浓厚。其实并非如此，而恰恰说明她的天真烂漫。后来她到贾府，总与宝钗同住，受其影响是有的，但劝宝玉的那些话，绝不是湘云自己的思想，只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说湘云劝言宝玉走经济仕途，是跟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后面鹦鹉学舌，这是对的。但将此归因于宝钗的影响，就明显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在《红楼梦》中，湘云劝说宝玉一事（第32回）分明在前，而湘云与宝钗同住一事（首次同住蘅芜苑是在第37回）分明在后！后者又怎么可能是前者之因呢？而更重要的，在对待贾雨村等投机钻营者的问题上，湘云与宝钗的立场亦大相径庭。众所周知，湘云那一次惹恼宝玉，正是由于她积极劝说宝玉结交贾雨村而引发的：

　　　正说着，有人来回说：“兴隆街的大爷来了，老爷叫二爷出去会。”宝玉听了，便知是贾雨村来了，心中好不自在。袭人忙去拿衣服。宝玉一面蹬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爷和他坐着就罢了，回回定要见我。”史湘云一边摇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会宾接客，老爷才叫你出去呢。”宝玉道：“那里是老爷，都是他自己要请我去见的。”湘云笑道：“主雅客来勤，自然你有些警他的好处，他才只要会你。”宝玉道：“罢，罢，我也不敢称雅，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并不愿同这些人往来。”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宝玉听了道：“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第32回）

　　　看得出来，湘云并不认为跟贾雨村这类赃官往来是多么有辱身份的事情。她反而觉得，有这些官场上的朋友迎来送往，那是所谓的“主雅客来勤”，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情。
　　　
　　　然而，宝钗又是如何看待贾雨村其人的呢？同回中，曹雪芹却给出了跟湘云的立场完全相反的描写：
　　　
　　　宝钗道：“宝兄弟这会子穿了衣服，忙忙的那去了？我才看见走过去，倒要叫住问他呢。他如今说话越发没了经纬，我故此没叫他了，由他过去罢。”袭人道：“老爷叫他出去。”宝钗听了，忙道：“嗳哟！这么黄天暑热的，叫他做什么！别是想起什么来生了气，叫出去教训一场。”袭人笑道：“不是这个，想是有客要会。”宝钗笑道：“这个客也没意思，这么热天，不在家里凉快，还跑些什么！”袭人笑道：“倒是你说说罢。”（第32回）
　　　
　　　宝钗刚一听说宝玉被贾政叫去会客，便立即对着围绕在贾政身边的这些官场投机客们冷嘲热讽起来，讥讽他们“不在家里凉快，还跑些什么”。其中的反感之情、鄙夷之态，已经溢于言表。所以，很明显，宝钗尽管也会劝说宝玉“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却决不会要宝玉跟以贾雨村为代表的这些热衷于投机钻营的赃官们眉来眼去，甚至同流合污！当然了，我们不是说湘云有意让宝玉也成为贾雨村那样的人。毕竟，史湘云作为一个年幼无知的少女，她是不大可能去了解到官场中的黑暗、险恶的。但最起码，史湘云根本不具备薛宝钗那种反对世俗赃官的坚定意志，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假如湘云的思想来自于宝钗的影响，她又怎么可能丝毫没有表现出宝钗式的愤世嫉俗呢？因此，在是否具备愤世精神和远大的政治理想这一点上，湘云是同于黛玉而有异于宝钗的。
　　　
　　　然而，湘云对宝玉的劝谏，却又有着明显不同于黛玉的地方。因为湘云对宝玉的劝告全都是出于一片“公心”，跟黛玉的私心自利正好相反！湘云是真心相信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士人阶层出身的男子，就应该出去显亲扬名，方是正途。她认为这样是真的对宝玉“好”，所以才直言冒犯宝玉，并无意之间碰触到了后者的心病。我们不要忘了《红楼梦组曲·乐中悲》对于湘云性格的一句评价：
　　　
　　　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
　　　
　　　既然是“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那湘云显然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盘算：觉得自己必须首先取得宝玉夫人的身份，再来劝他读书上进才比较划算，否则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只能是心直口快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那么，黛玉在这方面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看到，黛玉在这一点上恰恰堪称“机谋深远”！在她自认为那个“宝二奶奶”之位稳稳到手之前，她是很在乎宝玉对她的观感，而从不像宝钗、湘云那样直言相劝的：

　　　黛玉因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钮扣大小的一块血渍……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庚辰双行夹批：想见其情之脉脉，意之绵绵。】口内说道：“你又干这些事了。【庚辰双行夹批：又是劝戒语。】干也罢了，【庚辰双行夹批：一转，细极！这方是颦卿，不比别人一味固执死劝。】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奇事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庚辰双行夹批：补前文之未到，伏后文之线脉。】吹到舅舅耳朵里，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第19回）
　　　
　　　黛玉劝诫宝玉不要吃别人嘴上的胭脂，尚且“一转，细极”、“不比别人一味固执死劝”，懂得在宝玉生气之前，立即改变口吻，用绵绵的情意，打消宝玉内心可能升腾起的敌意。在她劝说宝玉读书仕进的时候，其小心翼翼，就更是可想而知了。而湘云在宝玉面前就显然不可能有黛玉这种“一转，细极”的心机。在这一点上，湘云则是完全有异于黛玉而更近乎宝钗！说一句实在话，跟黛玉相比，宝钗、湘云从不在宝玉面前掩饰自己的态度，有什么话都直截了当同宝玉讲，以至于时不时地惹后者生气，就简直是太过于实心眼了。
　　　
　　　综上所言，史湘云的这种缺乏自己的深度思想，只会跟在主流观念后面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表现，正好可以说是处于人性的一个原始分蘖点上。事实上，当一个人尚且年幼无知的时候，他（她）就最容易停留在这种原初的“居中”状态上。然而，随着阅历的增长，此种不稳平衡就极易被打破，而发生向左或向右的分化。譬如，向左一步，就有可能演化为黛玉式的“邀恩宠”、“独立名”。向右一步，就有可能演化为宝钗的“讽刺时事”、“借蟹讥权贵”。当然了，截至前八十回结束，我们尚看不出湘云明显有向左或向右分化的迹象。可小说却一再描写宝钗对于湘云的热忱关爱，湘云亦乐得同宝钗亲厚。以至于在大观园中长住时，湘云主动要求跟宝钗同住于蘅芜苑。因此，湘云最终向右演化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向左。不难想见，湘云日后也不能不跟宝钗一样，面临着同丈夫相分离而孀居独处的艰难困苦。而宝钗那种“虽离别亦能自安”的超脱境界，也正可以为此时的湘云提供一个精神的榜样，激励并帮助她战胜一切苦难而勇敢地活下去。事实上，这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于读者，特别是有如湘云一般天真烂漫者的一种引导和点化。而既然如此，那么，曹雪芹在专门为宝钗、宝玉安排了一场“金玉良姻”之后，又特意为湘云设计了一出“金麒麟姻缘”，来为之“间色”，这就不能不说是一种匠心独具的创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