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阿含經校釋》序
觉音（Buddhaghosa）长老在《长部》注释《妙吉祥光（Sumaṅgalavilāsinī）》开篇中写道，第一次结集形成的《律藏》和《经藏》分别由五位大阿罗汉及其弟子口传继承。据载，僧众将《律藏》付与优婆离大阿罗汉及其弟子传诵，《经藏》四部之《长部》（Dīghanikāya）付与阿难大阿罗汉及其弟子传诵，《中部》（Majjhimanikāya）付与舍利弗大阿罗汉及其弟子传诵，《杂部》（Saṃyuttanikāya）付与大迦叶大阿罗汉及其弟子传诵，《增支部》（Aṅguttaranikāya）付与阿那律陀大阿罗汉及其弟子传诵。佛陀的教授教诫从此由大阿罗汉及其弟子们相继传诵了四百多年，而传诵佛典的原始语言——巴利语（古摩竭陀国语）则被南传佛教僧众保存至今。
据《大史》（Mahāvaṃsa）记载，西元前一世纪斯里兰卡中部玛达雷（Mātale）的灰寺（Aluvihāra），上座部大长老五百人在诵出巴利三藏及注疏後，决定将经典刻写在贝叶上保存。上座部僧众逐渐结束了长达四百多年的口传佛典的形式，贝叶佛经的出世导致了供奉巴利佛典的现象，这不仅增强了佛典教义的可信度，更使佛典因文字固化而得以完好保存。一般认为，佛教南传两千三百年来，巴利佛典始终如一，其中以贝叶写本保存、流传的时间跨度就长达两千多年。
在《律藏》和《长部》等注释中，觉音长老记载了佛陀曾指出大迦叶大阿罗汉跟他本人的相似之处。这从侧面反映了上座部一直认可大迦叶大阿罗汉对原始巴利语系佛教作出的重大贡献，因为崇奉这位大阿罗汉，僧众愿意将《杂部》付与大迦叶大阿罗汉及其弟子传诵。虽然一切佛法平等，但当初僧众很可能对《杂部》更加看重。
东西方佛学家都认为《杂部》最接近早期佛经的原貌，其语言简约、意义深邃，完整地体现了佛陀的思想，与之对应的《杂阿含经》（Saṃyuktāgama）则是珍贵的北传梵本汉译作品。尽管国际佛学界已经认识到这两部经典的比较研究价值，但至今东西方多数学者由於缺乏对汉、巴两种语言的系统掌握，特别是对汉、巴系统的原始佛典缺乏足够的认知和了解，研究不能充分甚至出现各种偏差在所难免。简单来说，要整理、注释《杂阿含经》，必须深入汉译三藏和巴利三藏，必须具备梵文及其它相关知识的广泛背景。
王建伟、金晖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与我初会，学习巴利至今，一直从事汉、巴、梵等原始佛典的研究，尤其致力於《杂阿含经》和《杂部》的比较工作。在前学的基础上，至今他们已有十四年的研究经验。以我所知，他们精於《杂阿含经》的研究，这不仅体现在汉、巴、梵文献的对照、引证等方面，在广泛利用汉译原始佛典（包括各部派论书）等方面也做了十分深广细致的工作，其中许多工作都是开创性的，很有学术价值。
由於种种原因，只有少数人才可能真正投入到佛学研究领域中，王建伟、金晖先生就是这样的少数学者。他们通过对汉、巴、梵、日、英等文献的长期专研，目前已经取得较完善的成就。假如二位先生的某些成绩仍令学人有所保留的话，那或许就是所谓“智者内证”的特质的体现吧。
N. 达默迪纳
二〇一四年二月七日
於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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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經校釋》跋
《杂阿含经》为四阿含之一，是原始佛教的基本经典，对佛教史、佛教哲学、中国文化史等的研究都极为重要。但由於此经在流传过程中，发生次第颠倒、缺失、误补等现象，为了恢复其原貌，非常需要对照巴利原本，进行校勘、标点和注释。上世纪末，大陆和台湾虽分别出版了四阿含的现代版本，受到读者欢迎，但仍存在许多缺憾，有待弥补。
本书作者王建伟、金晖先生长期潜心研究佛典，并曾师从斯里兰卡著名学者学习巴利三藏，他们在吸取吕澂、印顺等前辈学者和日本、西方、印度、斯里兰卡等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以《高丽藏》为底本，选取《房山石经》、《碛沙藏》、《赵城藏》、《大正藏》等进行校订，并与巴利藏对勘，对全书进行标点，详加注释，调整卷次，完成了达350万字的巨著，从而使得我国对《杂阿含经》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具有国际先进水准。全书体例完善，并且编制了专门的《杂阿含经词典》。
本书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为广大佛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好、最可靠的《杂阿含经》的新本，因此是一部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具、社会效益良好的创新专著。
是为跋。
徐文堪
二〇一四年元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