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发现值得我们正视吗？
评汪济生《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年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 》、、
王钦民
文章已刊于《理论观察》2014第6期
二　　
事实上，汪济生对恩格斯的理解正如对马克思的理解一样，也是完全不正确的。汪济生的有关恩格斯与马克思相矛盾的证据，主要来自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几段话，但汪济生对恩格斯这几段话的理解，实在是让人难以恭维。
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中说：“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动物通过它们的活动同样也改变外部自然界，虽然在程度上不如人。我们也看到：动物对环境的这些改变又反过来作用于改变环境的动物，使它们发生变化。因为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发生的。……我们已经看到：山羊怎样阻碍了希腊森林的恢复；在圣赫勒拿岛，第一批扬帆过海者带到岛上来的山羊和猪，把岛上原有的一切植物几乎全部消灭光，因而为后来的水手和移民所引进的植物的繁殖准备了土地。但是，如果说动物对周围环境发生持久的影响，那么，这是无意的，而且对于这些动物本身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事情。而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动物在消灭某一地带的植物时,并不明白它们是在干什么。人消灭植物，是为了腾出土地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9)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恩格斯和马克思之间丝毫不存在汪济生所谓的矛盾。马克思认为，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从而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恩格斯认为，动物作用于周围环境时是无意地，对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马克思认为人在改变自然界的同时，实现了自己头脑中事先设计好的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的东西，或者说实现了意识到的目的，恩格斯认为，人作用于自然界时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用了不同的词语表达着同样的思想：人对自然界的影响是有意识的，是为了实现事先知道的目的；与人的这一特征相反，动物对自然界发生关系是无意地，且对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所以，动物的生命活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是无意识的。显然地，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同汪济生的“重大发现”是完全不相容的。汪济生对恩格斯的这段文字读了又抄，但在所谓的概括中，却对恩格斯的关于动物对周围环境的的影响是“无意地”和“偶然的”观点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这实在是让人惊讶的事。　　
一方面认为动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是无意地、偶然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动物是具备有意识的有计划的行动能力的，恩格斯这一思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恩格斯说，“狼不象猎人那样爱护第二年就要替它生小鹿的牝鹿；希腊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长大就把它们吃光，它们把这个国家所有的山岭都啃得光秃秃的。”(10)不用说，狼如果能够爱护第二年能替它生小鹿的牝鹿，山羊能够等待灌木长大，它们就能得到更多的食物，但无论是狼或山羊都不会有人的这种意识和计划的。但是，认为动物不具备人的这种意识，并不等于认为动物就不具备另一意义上的意识和计划的能力了。对于动物为满足自身生存需要或者说生理的肉体需要来说，这些行为又是有意识有计划的，要不，狼就无法捕食到牝鹿，山羊也就不会去啃灌木了。只是，这里所指的意识是动物的意识，指的是动物出于生理的或肉体的需要这一意义上的意识；或者说指的是与动物自身相称的、本能意义上的意识。因为动物从事这些所谓的有意识和有计划的行为时，就对自然界的影响来说，并不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由此可见，不同生命阶梯上的不同生物，其意识的意义也是不同的。正因为这样，人的意识完全不同于动物的意识。恩格斯显然是完全明白这一切。所以，“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11)如果说，人的意识完全不同于动物的意识，那么当马克思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这句“代表性”的话时，这里的意思只是说，人的这种意识是动物所不具备的，从而人的生命活动是与动物的生命活动是有区别的；当恩格斯说，“在动物中，随着神经系统的发展，作出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能力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中则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这句让汪济生兴高采烈的“代表性”的话时，只不过是认为意识这种能力在哺乳动物那里得到了高度发展， 而这，并不等于说动物有了人的意识。所以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没有一丝一毫的矛盾可言。汪济生所摘抄的这二句“代表性”的话根本无法“代表”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观点存在什么区别或矛盾。汪济生这里所谓的“显著的”或“相当程度”的不同，只是因为汪济生自己的思维逻辑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混乱。
不过，汪济生的“重大发现”并不止此。汪济生声称，在本能问题上，自己也发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显著的不同”。
汪济生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马克思就描写过动物的‘生产’行为，他说：‘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在后来的《资本论》中，他为了突出人的劳动的特点，也提到了动物的‘劳动’。他写道：‘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原始动物的本能的劳动，现在的劳动是由劳动者拿到市场出卖的一种商品，和原始动物的本能劳动的情况已隔有无数亿万年了。我们现在谈的是人类特有的那种劳动。’一般来说，马克思也没有描述过动物更高形态的‘劳动’行为”。(12)但是，汪济生不满意马克思把动物的劳动称之为“本能”的劳动，认为，马克思是“基本上是把动物行为的水准用来和人类作对比，而界定在‘本能’的层次上的。否则，他应该注意到，有许多动物的行为水准是比蜜蜂、蚂蚁、海狸高得多，而更有资格和人类进行更细致的比较的。”(13)这就让人奇怪了，要知道，在汪济生看来，马克思因为“基本上是把动物行为的水准用来和人类作对比，而界定在本能的层次上的......”，既然如此，那么，汪济生自己的“更有资格和人类进行更细致的比较”的动物难道不也是动物吗？从而汪济生自己不也是在把“动物行为的水准用来和人类作对比”吗？不过，汪济生在这里所表述出来的“逻辑”，不是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还是让我们继续往下谈。其实，汪济生只是想说，与马克思不同，在恩格斯看来，“更有资格和人类进行更细致的比较”的动物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动物的本能的范围。为什么这些动物的行为就超出了动物的本能了呢？我们还是让汪济生自己来说吧：“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却用一种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但是，不用说，我们并不想否认，动物是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的。’这就远远超出了‘本能’的水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又呈现了显著的不同。”(14)在汪济生看来，当恩格斯说，“动物是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的”这句话时，就意味着恩格斯肯定了具有这些行动能力的动物的行为，超出了动物本能的范围。但是，就在汪济生摘抄的这段话的后面，恩格斯紧接着用同样“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恰恰相反，哪里有原生质和活的蛋白质生存着并发生反应，即由于外界的一定刺激而发生某种哪怕极简单的运动，那里就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存在着这种有计划的行动方式。这种反应甚至在还没有细胞（更不用说神经细胞）的地方，就已经存在着。食虫植物捕食猎获物的方法，虽然完全是无意识的，但从某一方面来看同样似乎是有计划的。在动物中，随着神经系统的发展，作出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能力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中则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15)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同汪济生的理解正好相反。在恩格斯看来，动物的这种能力不只是存在于动物之中，还存在于食虫植物之中，“甚至在还没有细胞（更不用说神经细胞）的地方，就已经存在着。”既然如此，那么汪济生就没有丝毫的理由认为，当恩格斯说“动物是具有从事有计划，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的”这句话时，就是在肯定动物的这一能力远远超出了“本能的水准了”。再之，即使恩格斯这里的“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的这句话，仅限于动物界，甚至仅限于汪济生的“更有资格和人类进行更细致的比较”的动物，那又怎么样呢？这也不等于证明了这些动物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本能的范围。其实在这里，汪济生再一次犯了把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的错误：肯定动物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是 一回事；动物的这一能力是否超出了本能的范围又是一回事。很清楚，恩格斯在这里只是肯定了动物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并在哺乳动物 这里得到了高度发展，但这并不等于肯定哺乳动物的这一能力就已经超出了本能的范围。如果汪济生真的以为恩格斯说这句话就是在肯定哺乳动物的能力“远远超出 了‘本能’的水准”，那么汪济生至少应当向大家证明这一点，为什么恩格斯说“动物是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上的能力的”这句话，就“等于”是在 说动物的这一能力已经超出了“‘本能’的水准”，但是汪济生在这里，什么也没证明给大家看，只是把恩格斯的这段话轻松地重复了一遍。但重复不等于证明。关于本能问题，这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事。但有一点是现在就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汪济生所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能问题上的“显著的不同”，完全又是因为汪济生自己对恩格斯的文章进行了“显著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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