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回顾


我从1925年出生，到今年4月29日，已经历了整整90周年。回顾这90年的漫长岁月是如何曲折地走过来的，自己粗粗地算一笔账，应该也是颇有意义的事情。
1925年4月29日（农历4月初七），我出生在宜兴县的蒲墅村。这是一个距县城约20公里的村庄，全村有200多户人家，人口1000多，基本上务农。但是，还有几家烧石灰窑的手工业主，开设石灰行。我父亲就在一家较大的石灰行做事，于是在此安家落户。父母在此共生下三男一女，我是老大，上面还有一个祖母，经济负担较重，生活勉强能够维持。
蒲墅村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东靠离墨山（海拔300多公尺，是宜兴平原地区的第二高峰），西濒蒲墅荡，水面辽阔，还有芦苇密布。河埠边有几家小商店供应日杂商品，每天早上还有集市贸易，菜蔬鱼肉都有。所以这里的生活远比附近农村方便。我在外工作多年常想回去看看，以慰乡愁。
1929年到宜兴城里外婆家生活，并在那里上小学和初中，直到1937年日军侵华，宜兴城沦陷，才回到蒲墅。我4岁时外婆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把我带到宜兴城里居住，6岁上了武庙小学，接着上了精一初级中学。因为这两个学校教学水平较高，使我有了较好的学习基础。但是对规定的功课，并没有认真去钻研，却对课外阅读很感兴趣，读过许多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学校解散后，便在家自习。父亲小时上私塾，国学基础很好。在他的诱导下，期间就读了多篇《古文观止》中的散文，有些至今仍能背诵。使我有了较好的阅读古籍和运用古代历史资料的基础，终生受益匪浅。
　　 1939年时地方秩序逐渐恢复，政府在宜兴山区办了一个省立第五临时中学，我就考入这个学校学习，直到1942年毕业。学校原址在宜兴的胥井村，离日占区较远，但仍受到日军多次扫荡的影响，第三年就移至广德的柏塾，学习才比较安定。这个学校是苏南的重点高中，政府极为重视，聘请了多名各科的优秀教师来授课。这三年，我的学习情绪很高涨，必修课选修课都认真学，终于以学校最优秀的成绩毕业，为我一生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在其期间，我的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我父亲和帮助我上学的舅父相继因病逝世，使我面临辍学的深渊，幸赖舅父的好友和老师欣赏我的品学兼优，出资助学，才得以完成这段学历。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1942年，日军发动浙赣路战役，切断了毕业生去后方升学的通道。我便留校当了一年小职员，解决了生活问题。43年形势有了变化，许多同学自动组织起来奔赴后方上大学。我参加家乡附近同学组成的八人小组出发远征。7月中，我们在张渚镇集中，自背行装，脚穿单鞋，徒步行军，最多一天走了90里，花了十天时间到了皖南的屯溪镇（今黄山市），休息了一整天，继续登程。那时估计，到达西南大后方的大学需要路费7—8千元，我带的钱是同学和亲友资助的，远远不足此数。无奈中决定脱离小组独自南下江西，到了江西上饶。在那里恰逢暨南大学招生，便报考了，然后到铝山（在上饶附近）表兄周梦鳌（他在部队里当排长）处住下等待发榜。考试前没有复习，临场面对各门考卷，没有遇到任何困难，顺利过关。结果，居然以本考区最有成绩录取，我是感觉很满意的。
1943年秋，我到福建建阳暨南大学报到，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暨南大学在上海，日军入侵后，就在建阳复校，校址借用了文庙大院。这个闽北小山城，比较闭塞，所以师资缺乏，名师很少。但是也有些路过的名人，被请来讲演或者做学术报告。因为家在敌占区，政府给予贷金和公费，以保障生活，但标准很低，营养就很差，我因此患了严重的脚气病，接着又是神经性头疼，有时听课都很困难，但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读的是文学院的教育系，除了本专业的课程外，我还学习了哲学、逻辑学和一些社会科学的课程，对扩大知识面有很好的作用。
1945年夏，抗日战争胜利，学校于1946年迁回上海，接收了宝山路和西体育会两处敌产正式复校。我们文、法学院的学生住在宝山路宿舍。在上海最后一年的学习，使我的思想有了大大的开展。打破了闭门读书的观点，更多关心起国家大事。由于受到沪上进步书刊的影响，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反美学生运动，提高了思想认识。梦想着新的社会。1947年5—6月间，京沪学生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进入高潮，学校当局已经无法控制局面，只得匆匆放暑假，我们于是毕业离校。
1947年下半年起，我在校友的推荐下先后到武进两个中学和镇江东南中学任教，逐步适应了教书生涯，并开始得到学生的欢迎。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镇江，从此，我结束了24年的旧社会历史，开始进入新社会。由于有良好的思想基础，我是兴高采烈的迎接新社会的到来，积极参加军管会组织的庆祝活动，带领学生搞文娱宣传。在此期间，我和希娟开始恋爱，并在1950年5月正式结婚，从此相亲相爱，永结同心。同年12月第一个孩子解民出生。
1949年夏，我参加了镇江中教暑期研究会，学习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并在研究会中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
1949年秋季开学，东南中学与其它几个学校合并成为新华学校，我被安排为生活辅导处副主任和教导副主任，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没有经验，虽然努力，但成效不大。1950年夏，又被调到地专机关，筹办机关干部职工的文化补习学校，利用晚上提高干部文化到小学和初中的水平。但因人员的流动性很大，学校情况很不稳定，接着又是机关争辩，办了三个月期就停办了。
1952年初，专署文教科调我到省立镇江中学任教。这是个大型的完全中学，有廿多班，学生一千余人。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学校，有众多的老教师，教学水平比较高；但是也调进一批年轻教师，政治上看不起他们，因此，新老团结是不好的，我那时担任教工团支部书记，他们对我也有看法。那时，教师分教研室进行活动，分工很细，我到镇中后，就专教地理，在地理组中我是组长，我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认真做好对老同志的关心和照顾，使大家都能安心工作。我在镇中工作两年半，先后还担任初一和高三的班主任，对班级工作也认真抓好。有一个初一一班的学生因得到我的帮助，对我终生不忘，逢年过节都前来看望。有两个54年的毕业班，五十年后回母校聚会，他们很多谈起当年对我教学中的深刻印象。作为一名老教师，我精神上感到无比欣慰。
1954年暑假，省教育厅调我到南京大学的工农速成中学工作。速中是专门培养工农干部进入大学的预备学校，所以在全省调配一批优秀教师来任教。学生中党员多，学校加强了各级党组织，学校有党总支，班级有党支部，我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但开展工作全靠党支部，比普通中学省力多了。教师分为几个教研组，全部教师白天晚上集中办公，集体备课和政治学习都抓得很紧。这种制度，改变了我在镇中时比较散漫的习气，组织性纪律性加强了。我还是教地理，分属社会学科教研组，不久就任教研组长，成为学校的主要骨干。56年评级时升为中教三级。期间又有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58年的大跃进运动，我都积极参加，在党支部的培养下，59年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12月第二个孩子爱民出生。从此，岳母就来我家，主持家务，先后照看孩子。
速中是南大的一个部门，所以我参加了大学的各项活动。有机会参加高校的政治学习，听到许多校内外专家学者的学术讲座和省内外领导人的政治形势报告，可以旁听有关系科的专业课程。政治和业务水平很快得到提高，视野也更加扩大了，这和过去僻居一县一市的孤陋寡闻环境是无法比拟的好机遇。
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带来了三年生活困难时期。为了克服困难，学校成立了生产办公室，我临危受命当了主任，负责抓副食品生产。当时利用校内场地和郊区一大片荒地，组织师生员工开荒种山芋、胡萝卜和素菜。我经常带队到几十里外的远郊劳动。到了收获季节，能运上几大车的山芋胡萝卜回来补充口粮的不足对大家也是安慰。
在南大工作期间，我于1960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这一届的“评先”含金量很高，其中就有程开甲教授，他评后即调中央参加原子弹的研究，成为“两弹一星”的元勋，2014年时全国科技特等奖的得主。为此，我也感到很光荣。
1962年8月第三个孩子小民出生。当时希娟长期在江宁农村工作，生活十分艰苦，营养严重不足，影响到胎儿的正常发育，小民长期以来体质虚弱，是我们的终生遗憾。
到了1963年，提高工农干部文化的任务基本结束，工农速中（工农高中）停办。政府决定利用原速中的基地和师资办理江苏的第一所外国语学校，于是我又成为南京外国语学校的教师。当时学校需要新建适应外语教学的大楼，我除了教课外，又被抽出当主管大楼基建的总务主任。搞基建我是外行，只是因为懂一点儿外语。经过精心设计，两年时间建成英、法、德三个语种分层教学的五层大楼。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来了学校停课、大字报、批斗会几乎天天都有，一场混战。期间还组织师生大串联。我有幸跟学生小组到背北京、武汉一起串联，在北京待了十几天，还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大会和游行。接着，又搞清理阶级队伍，把我们认为有问题的干部教师集中起来接受审查，以一面参加校内劳动。1969年下放干部的运动开始了，我被批准全家下放到宜兴，15年的南京生活到此结束。
1969年12月，全家5口下放到蒲墅老家，暂时和母亲和继康同住在一起。落户在大队的第一生产队。这一个队的社员都住在离村一公里的三窑头，耕地则在河西的圩里。每天早上我和希娟、解民杠着锄头渡河到田间劳动，中午回家吃过饭再去。母亲已年过七旬，为我们烧饭做菜，安排生活。直到二年后，我们自建的两间小屋完成，岳母从苏北过来跟我们重新同住，这种生活才算结束。母亲为我们下放辛勤劳动照顾，我是很感激的。但是我常年在外，到她的晚年才有机会跟她朝夕相处好几年，她也感觉到是一种安慰。
到生产队劳动的时间不长，1970年公社把希娟调去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外大队帮助搞运动，我被调到公社材料组搞材料，每天早出晚归。从此生活方式有了变化。为了搜集材料，我经常到县内各公社搞外调，有一次还远征浙江和皖南，接触了农村中许多新情况和新感受，对社会的认识，比在南京城里只了解城市的情况，就开阔了许多，不能不说是下放农村的重大收获。
1972年，宜兴县对下放干部重新安排工作，我被安排到归迳中学教了一年书。1973年暑假，调到县委党校工作。从此又转到干部教育的岗位上，直到退休。
1973年到1981年，我在县委党校工作了八年，开始任教员，79年升为副校长。县委党校的经常工作是轮训全县的大队和公社干部。我在校内讲主要课程，还多次在全县的干部大会上做报告。由于我能用丰富的马列理论和史地知识把主题讲清楚讲生动，因此受到听众的欢迎，成为全县有影响的报告员。还常常受邀到县级机关和区乡单位去讲课，扩大了党校的影响。但在76年文革结束前，我也讲了许多毛泽东的错误观点，如评法批儒、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批邓等内容，散布流毒，我也有责任。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宣传教育才走上拨乱反正的轨道。
1978年，母亲在宜兴医院因病逝世，我和希娟都能到场，为她送终，尽了子媳的责任。
1981年下半年，我被调到地委党校工作，任教务科长，直到83年初。这一阶段，主要是办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现状”两个内容的多期学习班。我都担任了专题的讲课。对于后面这个内容，我并不熟悉，因为平时并不关心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为了讲好课，我认真研读原著，并结合现实的实际思考，深入浅出地讲清楚马克思那很健艰深的原理，终于使学员很满意，背后评价我为“最佳”教员。
1983年初，地市体制改革，成立新的镇江市（地级）。因此原镇江地委党校和镇江市委党校合并成新的市委党校。 我被任命为督导员（当时未设教育长），协助校长调处全校教学和科研事宜。这时中央提出党校正规化要求，市委党校开办两年制的大专班，学员全部脱产住校学习；教员也不再是宣讲一个专题，而是要通讲一门课。为了适应这个转变，我在教师座谈会上多次介绍课堂教学的好经验；并下班级听课，在课后的意见交流中提出建议，帮助他们提高。
1985年9月10日国家决定了第一个教师节。为了表彰先进，自下而上评选优秀教师。我有幸被全校师生推荐，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被授予优秀教育工作者光荣称号。
1987年，党校系统第一次开始职称评定，我顺利地被评为副教授。但因为年逾60，同时办理了退休手续，从此我就是体制外的人了。但，在党校返聘下，我还在党校教了十年的课。
80年代是我一生中教学和科研事业的巅峰时期。我在党校和其它高校开讲党史和马列主义课程，还在机关团体举办的讲习班讲授有关课程。对党史的若干专题作深入研究，写出一系列论文在党校刊物发表或者在省市两级学术研讨会上交流。如“建国以来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就得到省市两级的特别表彰。在社会活动方面，也有了质和量的提高。1983年，我就选任政协镇江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参加市内的参政议政和调研活动。又被选任原市社科联副秘书长和党校史学会、市统战理论研究会的副会长。经常参加它们的会务活动和外地的实地考察（如到苏北和皖南参观新四军史迹）。
1991年，我受聘到是地方志办公室参加《镇江市志》的工作。这部志书的编纂从1985年开始，我进去已经到文类分纂阶段，具体做政治部类的编纂和补写若干篇目。大约两年时间，功成身退。
1991年开始的十年是我退休后的再创业时期。在此期间，我先后参加了《市志》、《镇江市土地志》、《镇江市党校志》三部志书的编写。其中编《土地志》四年多，编《党校志》用了三年多。从教书到修志是工作方向的重大改变，对我来说是从熟手变为生手。但我有较好的文字功底，经过学习和借鉴，入门较快，逐渐就适应了。工作岗位从一般编辑到副主编再到执行主编，已能掌握一部志书制作的全过程。修志十年，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面，还充实并丰富了退休生活的内容。期间，主办方为了答谢我们的劳动贡献，安排了到外地的交流和观光。先后去了苏州（1992年）、四川成都（1998年）和湖南张家界（1999年）。有机会带希娟游览了长江三峡等风光，并且走访了大学同窗好友董运谋（苏州）和于德馨（成都），了却了多年想见的夙愿，这可说是意外收获了。
2003年下半年，《党校志》脱稿并付印，年底前，我的修志工作从此结束，第二次创业阶段画了句号。三部志书出版后，先后在各个系统的评定中荣获一等奖，这也是对我精神上的一种安慰。
1992年，岳母在江都老家病逝，终年84岁。她在40岁时即来我家，先后抚养我们三个孩子，使我们在外面工作，无后顾之忧，贡献很大。但是，联系失当，当时只有希娟去参加丧礼，深感遗憾。
2004年开始，我真正的过上退休生活。至今已十年有余。我不甘心无所事事，总想有所作为。老有所为的第一件事，是要不脱离社会实际，要与时俱进。我每天看报、看新闻电视、听广播，关心国内外大事。比如，对党在十八大以来的勤政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热忱拥护并有所行动。我了解到本市搞新的大学园区，重复建设、劳民伤财，就写信向有关领导提出意见，促其改正。得到了上面的积极反应，曾派专人到门上来听取进一步的意见。其次，要弘扬社会好风气。出门遵守社会秩序，注意社会公德。为了提倡社会尊老的风气，我特意制作了精美的名片。上面有“尊老护老、传承美德”的字样。出门时带在身上，在公交车上遇到中青年人主动给我（或其他老人）让座，我就送他一张，表示谢意，引起周边群众的羡慕，以扩大影响。再次，为回报社会对我一生成长中的帮助和培养，对各级组织发动的公益活动（如救灾、助困）我也积极参加，力争多做一点。
2009年2月，老二爱民逝世，终年仅55岁。孩子具有我夫妻两人的优点，聪明能干，有巨大发展前途，但受肝病困扰，长期带病工作，终至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我是很伤心的，但又无能为力，终生遗憾。
目前，国内外形势一派大好，我的身体情况还算不错。我将抱着积极的心态与希娟一起稳步前进，互相搀扶，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