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访谈 | 文学中的流亡传统与移民经验
哈金、贝岭
哈金简介：1956年生于辽宁省一个偏远小镇，197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后来又在山东大学攻读美国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移居美国，目前住在马萨诸塞州，在波士顿大学教书。用英文写作，除了写小说还写诗。他的两部诗集分别是《沉默的间歇》（Between Silences）和《面对阴影》（Facing Shadows）。哈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辞海》（Ocean of Words）获得1997年海明威文学奖，第二部长篇小说《等待》（Waiting）获得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哈金其他代表性作品还有《好兵》《新郎》《疯狂》《自由生活》《落地》《战废品》《南京安魂曲》《小镇奇人异事》等。
按：小说家哈金和诗人贝岭都住在美国新英格兰，也是老朋友。为了2008年年底将复刊的《倾向》文学杂志的“流亡文学”主题，二月，一个雪后阳光明媚的上午，贝岭骑着脚踏车，穿过波士顿市区，踏雪，前往波士顿大学，在哈金和沃尔科特合用的办公室内，贝岭对哈金进行了访谈。置死地而后生，流亡经验和移民生涯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两位深知其中三味的作家，有着深刻的体会，这是一次文学对话，也是彼此的内心剖白。
贝岭：你即将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论文集《移民作家》（The Writer as Immigrant）中的那篇文论《一个人的家乡》（A Individual’s Homeland），探讨了中国流亡者的心理状态。而你最新的长篇小说《自由生活》（Free Life），则深刻地描写了中国移民作家在美国的“自由生活”中的幸与不幸。近年来，由于流亡经验及自我认同的征妙转化，我一直在思考从流亡作家到移民作家、仍至流亡文学和移民文学之间的过渡和微妙界定。我在想，流亡作家的身份一旦被自己或外界确认后，从作家个人的存在到书写，总会把祖国、或回到祖国作为写作或存在意义的坐标，而移民作家和移民文学却不是这样，并不需要那样一个坐标和动力。你先前的英文小说，如《好兵》、《新郎》、《等待》中的所有书写，均是中国主题，也是你的中国经验，在你的文学特征中，若要以作品归类，流亡文学和移民文学的分际是模糊的。你自己离开中国已有二十年了吧，竟从没有回过中国。就我所知，你从没有强调过自己是一个流亡作家……
哈金：对，我没有强调自己是一个流亡作家。流亡文学和移民文学的界限确实是很模糊的，关键是态度和心态问题，以及对过去的态度。对于流亡文学来说，过去是一个参照系统，不管走到哪里，过去和故乡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特别是有些流亡作家，如果有一个辉煌的过去，就很容易成为包袱，因为很难再放下去，所以过去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参照部分。移民到了一个地方主要是考虑现在和将来，过去不是最重要的，过去当然是你的一部分，但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你到了美国或者加拿大，要生根，要生存下去，到北美来并不是为了要回去。但这是从理性上来说，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截然分开，很多移民到了美国或加拿大后经常来回跑，关键是态度问题。还有一个社会结构问题，比如去欧洲很难，欧洲就不存在大量移民，而在北美，大部分人是移民过来的，所以说，移民几乎成了美洲的主要现象。在美洲流亡者和移民的界限很难分清，有的人说是流亡者，但实际上已经是新的国家的公民了。
贝岭：流亡作家的那种心境和书写是特定时空下的，当然，这或许是最好的写作时刻，审视一下从中国出来的流亡作家，不止，再看看前苏联的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和流亡诗人布罗茨基甚至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的情形，基本上，先是不能，后来是不想回到祖国。大多数流亡作家终会变成所居住国家的新移民，如果他们写下去了，最后也会成为移民作家，成为华人移民社会的一部分。
哈金：也不一定，有些事情是偶然的，比如说北岛最近去香港，自然而然就不能说他是移民了，当然他还是美国公民。如果他再回来呢？所以很难划类，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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