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吕澄是谁？——汉语佛学界最严重的遗忘（转） 作者：香象过河
吕澄是谁？——汉语佛学界最严重的遗忘 （1）
文章转自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5期
香象过河按：对于吕澄先生，以前有过一段时间是不大同意他所提出的楞严经是伪经的之说的，但 人之为人，要多看优点，少挑毛病，先生之为人、之治学还是值得我等后辈敬仰和效仿的。当然具体的学术观点、修行方法等另说。
（原文地址：http://iwr.cass.cn/zj/zjxz/lilin/zxwz/200912/t20091229_1557.htm）
作者，李林（1970-），男，河南息县人，江西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比较宗教学研究。
内容摘要：吕澄是20世纪中国佛教研究的主要奠基者。他在佛经版本及辨伪、印度原典的研究与翻译、因明与声明、戒律、中国佛学、西藏佛学、印度佛教史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吕澄不仅在佛学研究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和成就，而且对中国近代佛学教育事业、佛学人才培养以及佛经出版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同时，吕澄还是学术和信仰兼备的佛学者，这就使得他的论述在学术史、思想史和信仰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吕澄的学术成就不但应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而且还应该引起佛教界的充分重视，以便建设符合真正佛教信仰的佛学。
遗忘吕澄，是当今汉语佛学界最严重的缺憾。
吕澄毕生的佛学研究，就是为佛法正本清源。在与佛学相关的纯文本意义上的佛学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是“佛经勘同”和“佛经辨伪”，吕先生一人勘同出177部佛籍，考证出包括《大乘起信论》在内的疑伪经24种[1]，并对汉、藏、梵文大藏经进行了系统勘校，其学术价值在佛学史上可谓旷古未有，然而他在佛经辨伪方面的成就，却引起了巨大争议，以至于遭到教界的拒绝或反斥。
吕澄的专著引起教内强烈反应的主要原因，看来并非缘于学术观点不同——在学术思想界，一直有对佛教不利的观点和专著，比如范文澜的《唐代佛教》、胡适的禅宗研究和他对《虚云和尚年谱》的质疑等，但是上述情况并没有使得教内那么群情激愤。是不是吕澄的居士身份引起了如此大的争议？至今学界和教界都对吕澄的居士身份表示认同，吕澄曾向他的重要论争对象熊十力表示，他“所得者，心教交参，千锤百炼”，绝非熊氏想象的“治经论”三字便可了事。[2]所以，吕澄的佛学成就并不是出自那些标榜“学术中立”的纯粹学者之手，而是中国佛教内部的信仰者对于自身所处教义的全面反省。
以下本文将就吕澄这样一个重要人物被佛学界遗忘的原因进行一些探讨。
一、吕澄生平介绍
吕澄（1896～1989），原名吕渭，后改名澄，字秋逸，也作秋一、鹙子，江苏省丹阳县人。
吕澄自幼天资聪慧，刻苦向学，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便独立阅毕大英百科全书。而献身佛法之刻苦修学，使得他精通梵、巴利、藏、日、英、法等各国语言，通过这些得心应手的基础工具，吕澄在解读、校勘梵、藏佛教原典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并进一步了解世界佛学研究动态，突破了中国学者向来依靠传统华言译本藏经进行佛学探源的局限。
1911年，“中国近现代佛学之父”、金陵刻经处创办者杨仁山居士逝世，欧阳渐（竟无）继其业，负责刻经处的工作。 1914年，欧阳渐在金陵刻经处设研究部，吕澄为第一批学人。一年后，吕澄赴日留学，进入日本高等预备学校深造，继而在日本美术学院专攻美术。
1915年，吕澄因为与留日学生共同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而罢学回国，随即为刘海粟先生聘任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吕澄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职约两年，在此期间，他结合教学，先后编撰了多种美术专著，如《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色彩学纲要》等等，这些书在1931年至1933年期间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0世纪初，汉语思想界有范寿康、吕澄、宗白华等大力提倡“生命美学”，而首先在美术领域提出改革口号的就是吕澄。 1918年，吕澄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术革命》的文章，指出对中西古今的美术要公允客观地平等对待，特别是强调既要重视欧美美术的历史变迁，也要研究时兴的新派艺术及中国固有美术，这在中国美术界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正彷徨、徘徊、无所适从之际，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五四运动时思潮纷起，其中陈独秀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口号影响颇深。其实陈氏之思想，最早是受吕澄的启发而作的，陈独秀亲撰《美术革命•答吕澄来信》一文，大声疾呼要学习西方绘画写实的精神：“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美术革命”口号的提出，引起了中国美术界空前激烈的争鸣。
1918年，欧阳渐欲在刻经处筹办“支那内学院”，吕澄应其邀请，到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工作，协助竟无先生筹建支那内学院。从此以后，吕澄悉废原有旧学，终生专心于佛学研究。
1922年，支那内学院成立，欧阳渐为院长，吕澄任学务处主任。因吕澄字秋子，欧阳渐尝称他为“鹫子”，鹫子是释迦牟尼佛座下“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弗的华言译名，由此可见欧阳大师对吕澄的倚重。欧阳渐曾说：“先师嘱咐渐十余年来，得超敏缜密之秋一可以整理，得笃实宽裕之黄树因可以推广，吾其庶几乎！”①
支那内学院刊印的《藏要》和其他各种佛典，是汉语佛教界迄今校勘最为精善的佛典版本，是内学院对近现代佛学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藏要》的校勘、出版，吕先生出力最多，贡献最大。诚如竟无先生所说的：“若夫继往开来之事，共建邦家之基，住宁二十五年不出户庭，蛩巨不离者，有吕秋一，《藏要》成，教义明，图书聚，修绠得。”（《经版图书展览缘起》）
除行政教学工作外，吕澄还从事了大量的基础佛学研究、佛典校勘与经籍整理的工作。这段时期，吕澄撰写《杂阿含经刊定记》、《声明略》、《佛典泛论》、《佛学研究法》、《印度佛教史略》和《因明纲要》。
1925年，吕澄又协助竟无先生在内学院研究部中创立了“法相大学”部，第一批招生达64名之多。吕澄在开学典礼上作重要讲演，阐明创立法相大学之宗旨是求“纯正佛法之全体”，而“并不拘限于法相一宗”。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未几，战火蔓延到南方。欧阳渐率领部分门人弟子由吕澄护送大批重要资料前往四川，在江津成立支那内学院的“蜀院”。蜀院并未招生，只是继续著述研究工作。吕澄于处理院务之余，更全心投入学术研究。
1943年，欧阳渐逝世，各方弟子回江津奔丧，门人组织院友会，公推吕澄继任院长。
吕澄继师遗志，继续办理蜀院，开始聚众讲学。他的授课方式与众不同，他将佛学分成五科（后人称其为“五科佛学”），以毘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组成内学院院学。这个教学体系涵盖整个印度佛学，可谓近代佛学教学史上的创举。期间曾与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合编《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在入川以后若干年间，吕澄对梵文、藏文原典的解读，深入堂奥，卓见特出。校勘藏文《摄大乘论》、《因明正理门论》及梵文《楞伽经》等佛典，并完成若干篇重要学术论文。
1949年，新中国成立，翌年“支那内学院”改名为“中国内学院”，吕澄续掌院务。1952年该院院友会决议自行停办，自此创立三十余年、有“中国第一佛学院”之称的支那内学院宣告解散。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吕澄被选为常务理事。两年后，斯里兰卡佛教徒为纪念佛陀涅槃2500年，发起编纂《英文佛教百科全书》，邀请各国佛教学者合作。中国佛教协会当即成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推举赵朴初为主编，吕澄任副主编，吕澄同时还编撰了百万字的《中国佛教》。《英文佛教百科全书》成书后，世界佛教界公认中国佛教部分的稿件水平最高，为中国赢得了国际荣誉。
1956年，吕澄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兼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61年，受科学部委托，吕澄在南京开办一个为期5年的佛学班，开设“中国佛学”和“印度佛学”两门课程，后整理讲课笔记，辑成《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等书。
1962年，吕澄在整理佛典、编辑《藏要》的过程中意识到以往旧版《大藏经》存在着不少问题，遂发愿编辑出版一部超过中外历代《大藏经》水平的《中华汉文大藏经》。翌年即开始编写《新编汉文大藏经录》，它是吕澄数十年读经的心血结晶，不只将经籍内容分类，还勘同出177部佛籍，历时3年完成。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编印藏经的弘传计划被迫中止。
1966年，受“文革”冲击，佛学班停办，多年研究成果资料亦散失殆尽。71岁的吕澄遂避居江苏故居，后再迁于北京清华园，直至1989年7月8日逝世，这三十多年间形同退隐，不曾再有佛学著述问世。
二、吕澄的主要学术成就
如今，在中国内地佛教界内部，吕澄的著作与“涉嫌封建迷信、邪教、伪经伪书、混淆知见的书籍”并列，禁止其在教内印刷和流通成为“维护正法”的一种标记。我们必须认识到：孤立和封闭吕澄，并不能就此将他的佛学思想束之高阁或弃之如敝屣，佛教界必须改变目前暧昧不明的态度，正视、直面吕澄留下的佛学遗产。吕澄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有：
1.在玄奘所译《瑜伽师地论》最后二十卷中，发现《摄事分》的大分是引用全部《杂阿含经本母》，因此探明瑜伽一系学说真正来源为上座部禅法。它为研究瑜伽系的渊源和大小三乘佛法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在佛学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他更订正翻译后弄乱的《杂阿含经》次第，写成《杂阿含经刊定记》。《瑜伽》中包含《本母》，所举契经中存有有部之说，由是可见《瑜伽》与毘昙同其宗据，大小论议源流俱见。所以有专家指出：严格而言，以学术论学术，《杂阿含经本母》的发现和经文秩序的刊定，是世界性的成就，不但玄奘本人未曾发觉，连日本学者竭数十年之力，也不及吕先生的发现。
2.认清梵、藏本唯识论书的文义自成一系，与玄奘所传不同，而确定唯识古今学说分歧之所在，从此，唯识学前后变迁迹象一目了然。除了在唯识研究上独树一帜外，先生还沟通汉藏佛学，重视藏传佛学的研究，同时发扬佛家因明学。
3.寻出《俱舍论》与南北双方《毘昙论》的关系，判明小乘毘昙学说的系统。
4.校勘编印《藏要》一书，这部丛书共收书70种，总四百余卷，佛藏精萃，尽在其中。此书整理考订各地所发现历代大藏经刻本，因而廓清藏经版本源流，确定文字正谬的标准。又从国外校印的梵、藏文佛典，和康、藏各种刻版的西藏大藏经比较研究，而见到汉文翻译的优劣，其选材之审慎、校勘之精细是史无前例的。《藏要》被用作校释佛籍的重要参考本，也是当今国际佛学研究重要的参考资料。
5.在考据基础上，开“义据批评法”研究佛学思想及佛经真伪之先河，并且将其运用于《大乘起信论》等后出经论的起源研究上，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
6.先生毕生的工作，重要的一项就是厘清“心性本净”与“心性本觉”的思想界限。中国佛学的核心思想——有关心性方面的理论，虽然源自印度，但是从北魏以来，通过中国佛教思想家的变通、调和乃至别有用心的改造，终于生成与印度不同的理论体系。吕澄指出“本净”是明净、寂净之意，是不与嚣矾的烦恼同类，而“本觉”则是指自性具有智慧、真知而言。由此，就解脱成佛的角度讲，“本净”“可能的”、“当然的”，而“本觉”则是“现实的”、“已然的”。吕澄力辨两者思想截然相异：“性寂”为“革新”，“性觉”为“返本”。前者以“境界依”，可以为道日进以达解脱之圣域；后者误“情性为性觉”，扩充之即成标榜个我、反致沉沦之绝渊。吕澄在与熊十力的通信中着重强调了性寂说的“革新”义：“鹄悬法界，穷际追求，而一转捩间，无住生涯，无穷开展，庶几位育，匪托空言。”充分表现出积极的个体超越和宗教淑世精神；而“返本”之说，则“才具足于己之心，便毕生委身情性，纵有安排，无非节文损益而已；等而下之，至于禅悦飘零，暗滋鄙吝，则其道亦既穷矣”。就佛教实践角度讲，印度佛学“本净说”主张革新，汉语佛学“本觉说”则提倡返本，两者在价值意向上是根本不同的。这一论述在现代佛学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它触及佛教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涉及在佛学中知识论与本体论孰为优先的问题，还关系到如何看待佛教思想的演变、中印佛学的区别，以及辨别佛典的真伪等方法论意义的重大问题。[3]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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