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语汇（十）

解脱涅槃·佛教历史·比丘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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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言：“达到‘灭定’，也就是达到阿罗汉性（即阿罗汉果）”，西方学者有执此论者，谓部派后期论书如《清净道论》、《俱舍论》有此说，实是误会！无论原始佛教早期经典还是部派后期论书、注释，在“慧尽诸漏”以及“八解脱”是定解脱、非慧解脱得漏尽这点是一致的，这也是身证阿那含（得八解脱定、未慧尽诸漏者）与俱解脱阿罗汉（得八解脱定、慧尽诸漏者）差别的标志。因此，说灭定即阿罗汉性是与经论相违的。尽管部派后期，主要是上座部系（包括有部）阿毗达磨有重禅定的倾向，这是事实，但其主要论著还是坚守了“慧尽诸漏”这个界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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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余涅槃（sopādisesanibbāna）、无余涅槃（anupādisesanibbāna）说在阿毗达磨后期已经产生，巴利文献中的《小尼迦耶•如是语经》等存有其早期形态，后期《清净道论》等则成此说，但此说在巴利文献中绝非主流。而在汉译系统中，从阿毗达磨到大乘，多执此说。

早期经例（《如是语经•二集•第二品（四四），郭良鋆译）：

有余、无余，二者的前提都是“诸漏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卸下重担，不受更有”，也就是获得了解脱，但前者仍然剩有五种感觉，体验到苦乐，而后者彻底摆脱了感觉，达到清凉。此经对应汉译《本事经》卷3，经云：“彼于今时一切所受无引因故，不复希望，皆永尽灭，毕竟寂静，究竟清凉，隐没不现，惟由清净无戏论体。如是清净无戏论体，不可谓有、不可谓无、不可谓彼亦有亦无、不可谓彼非有非无，惟可说为不可施设究竟涅槃。”这段话《如是语经》中无，义近大乘中观说。

佛教涅槃说，从单指阿罗汉解脱（阿罗汉入灭称“般涅槃”）的原始时期开始，经过佛灭后数次结集以及部派的延伸解释（有余、无余的差别安立等），到了大乘，此说渐趋复杂多样，而与原始概念多所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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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论藏成立于佛灭百年后的部派时期，之前虽有注释性论书流传（巴利三藏《小尼迦耶》中有释经的《义释》等，也有释名的《无碍解道》等），但这些初期论著并未形成阿毗达磨藏的规模，也未冠以论藏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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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兴起的是一种思潮，并不是僧伽组织。史载大乘人出自各部派，由于他们的创新理念（著述）与部派论师发生分歧，便自誉“大乘”，指斥部派论师为“小乘”，而其出家僧伽的组织并不别立。因为离开部派僧伽，别无佛教出家受戒依处（入律的比丘戒唯部派传持，大乘菩萨戒并不入律，如“瑜伽菩萨戒”出《瑜伽师地论》，大乘信仰者虽可受持，但它不能替代比丘戒，且须随顺不违比丘戒——尽管其所开许戒还是存在与比丘戒相抵触的地方），部派僧伽一直是大乘比丘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此现象一直到今日的藏密传统中仍留有痕迹（其出家受具所依的是有部律）。又，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中称大乘学者只是部派中的极少数人，义淨总结当时印度境内的佛教僧伽主要为四大部派，北印以有部为主（即使大乘重镇那烂陀也不例外）。因此，严格讲，在印度佛教史上并不存在小乘向大乘演变的事情，充其量只能说部分大乘思想或大乘人出自小乘（部派），而小乘（部派）并未因大乘思潮的兴起而式微甚至被大乘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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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罗（māra），在古印度文化中本来是杀害、毁坏、死亡、障碍等义，也有表“爱欲之神”义。在佛教中则被视为能令人沉溺于爱欲、放逸中的恶魔（破坏者），也是修行佛道的大敌。它被分为四大类型：蕴、烦恼、天子和死魔（skandha kleśa devaputra mṛtyu māra）。其中，“蕴（阴）魔”是心和物质的障碍，“烦恼”是心理的障碍，“天子”是六欲天界的神（魔），“死魔”是能断众生命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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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尼出家和八重法的记载，南传见于律藏《小品》和《增支部•八集》。律藏《小品》在巴利三藏中是相对较晚出的作品（多为后世追记），所记比丘尼出家等事在汉译律书中也有记载；《增支部》记载此事的经文，在汉译阿含中则转录在有部的《中阿含经》中。另外，在形态较原始的巴利《杂部》和汉译《杂阿含经》中并无此记载。

转自：阿含学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