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语汇(十)
解脱涅槃·佛教历史·比丘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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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言:“达到‘灭定’,也就是达到阿罗汉性(即阿罗汉果)”,西方学者有执此论者,谓部派后期论书如《清净道论》、《俱舍论》有此说,实是误会!无论原始佛教早期经典还是部派后期论书、注释,在“慧尽诸漏”以及“八解脱”是定解脱、非慧解脱得漏尽这点是一致的,这也是身证阿那含(得八解脱定、未慧尽诸漏者)与俱解脱阿罗汉(得八解脱定、慧尽诸漏者)差别的标志。因此,说灭定即阿罗汉性是与经论相违的。尽管部派后期,主要是上座部系(包括有部)阿毗达磨有重禅定的倾向,这是事实,但其主要论著还是坚守了“慧尽诸漏”这个界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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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余涅槃(sopādisesanibbāna)、无余涅槃(anupādisesanibbāna)说在阿毗达磨后期已经产生,巴利文献中的《小尼迦耶•如是语经》等存有其早期形态,后期《清净道论》等则成此说,但此说在巴利文献中绝非主流。而在汉译系统中,从阿毗达磨到大乘,多执此说。
早期经例(《如是语经•二集•第二品(四四),郭良鋆译):
有余、无余,二者的前提都是“诸漏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卸下重担,不受更有”,也就是获得了解脱,但前者仍然剩有五种感觉,体验到苦乐,而后者彻底摆脱了感觉,达到清凉。此经对应汉译《本事经》卷3,经云:“彼于今时一切所受无引因故,不复希望,皆永尽灭,毕竟寂静,究竟清凉,隐没不现,惟由清净无戏论体。如是清净无戏论体,不可谓有、不可谓无、不可谓彼亦有亦无、不可谓彼非有非无,惟可说为不可施设究竟涅槃。”这段话《如是语经》中无,义近大乘中观说。
佛教涅槃说,从单指阿罗汉解脱(阿罗汉入灭称“般涅槃”)的原始时期开始,经过佛灭后数次结集以及部派的延伸解释(有余、无余的差别安立等),到了大乘,此说渐趋复杂多样,而与原始概念多所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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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论藏成立于佛灭百年后的部派时期,之前虽有注释性论书流传(巴利三藏《小尼迦耶》中有释经的《义释》等,也有释名的《无碍解道》等),但这些初期论著并未形成阿毗达磨藏的规模,也未冠以论藏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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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兴起的是一种思潮,并不是僧伽组织。史载大乘人出自各部派,由于他们的创新理念(著述)与部派论师发生分歧,便自誉“大乘”,指斥部派论师为“小乘”,而其出家僧伽的组织并不别立。因为离开部派僧伽,别无佛教出家受戒依处(入律的比丘戒唯部派传持,大乘菩萨戒并不入律,如“瑜伽菩萨戒”出《瑜伽师地论》,大乘信仰者虽可受持,但它不能替代比丘戒,且须随顺不违比丘戒——尽管其所开许戒还是存在与比丘戒相抵触的地方),部派僧伽一直是大乘比丘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此现象一直到今日的藏密传统中仍留有痕迹(其出家受具所依的是有部律)。又,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中称大乘学者只是部派中的极少数人,义淨总结当时印度境内的佛教僧伽主要为四大部派,北印以有部为主(即使大乘重镇那烂陀也不例外)。因此,严格讲,在印度佛教史上并不存在小乘向大乘演变的事情,充其量只能说部分大乘思想或大乘人出自小乘(部派),而小乘(部派)并未因大乘思潮的兴起而式微甚至被大乘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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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罗(māra),在古印度文化中本来是杀害、毁坏、死亡、障碍等义,也有表“爱欲之神”义。在佛教中则被视为能令人沉溺于爱欲、放逸中的恶魔(破坏者),也是修行佛道的大敌。它被分为四大类型:蕴、烦恼、天子和死魔(skandha kleśa devaputra mṛtyu māra)。其中,“蕴(阴)魔”是心和物质的障碍,“烦恼”是心理的障碍,“天子”是六欲天界的神(魔),“死魔”是能断众生命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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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尼出家和八重法的记载,南传见于律藏《小品》和《增支部•八集》。律藏《小品》在巴利三藏中是相对较晚出的作品(多为后世追记),所记比丘尼出家等事在汉译律书中也有记载;《增支部》记载此事的经文,在汉译阿含中则转录在有部的《中阿含经》中。另外,在形态较原始的巴利《杂部》和汉译《杂阿含经》中并无此记载。
转自:阿含学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