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认为：胡先生所言之出现于书肆中的这个八十回抄本，即是今之北师大本。这个可能性，并不小于有些论者的“北师本是陶心如于1950年新钞的”这一假设。
评北京师范大学藏《石头记》抄本
周汝昌
2000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曹立波查找资料时，在该校图书馆意外发现了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旧抄本，引起了红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该抄本共两函，16册，半页10行，每行30字左右，批语墨迹分红、黑两种颜色，有眉批和册批等形式。据查，该抄本为1957年由琉璃厂书店购入，1961年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编《中文古籍书目》。
由于该抄本与现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庚辰本”大体相仿，而又有许多异文，因此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爱好者的兴趣。
北京大学藏“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因抄本上有“庚辰秋月定本”而得名。原本八十回，现藏本存七十八回，中缺第六十四、六十七回。庚辰即乾隆二十五年，其时曹雪芹尚在。该本保留了大量脂批，其底本或被认为是目前发现曹雪芹在世时最晚的底本。此本原为清代藏书家徐星署收藏，徐氏后人将其售与燕京大学，今日得以保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如何看待在北师大发现的抄本？师大本同北大本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如果有，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不少研究者陆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一些假设和疑问。
近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将师大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出版，使更多的研究者得以一睹此本风貌。著名学者周汝昌先生对师大本和北大本进行了初步研究和比对，并针对此前一些研究者提出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周先生在阅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著成此文，令人感佩。逾七千言，本版全文刊出，以飨读者。
——编者
【一】初闻此本之欣喜
在我案头一部排印《甲戌本》之卷头，有一条手记云：
“庚辰腊月二十（2001.1.14）午，得遂夫电，云有重大钞本发现。灯下记之。”
次页又有一首绝句，题曰：
奇讯传来喜复疑，天惊石破雪晴时。
不知历劫谁呵护？脂砚英灵恐在兹。
这记录了我初闻此本之存在的年月和衷心的喜幸。
【二】我推考此本即1948年7月胡适来信中所示之80回钞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北师大藏《石头记》抄本的影印本印制精美，十分可喜；看那抄工，叹为前所未有，可佩而可珍。抄到如此工致的地步，一笔不见懈败，亦无钩乙、点改等疏失痕迹，也可断言所据必先有一个校“定”本，抄者振笔直书、方臻此境——若边抄边校，断断续续，停笔数书，而后又接写——这是绝对地无法讲得通的“假设”。那么，这个先已校定的底本也就不可能是北大本。此理无待再费烦词。
然则，那个底本又是何本？何时所为？何人所主？
我推断此本即1949年12月胡适来信中所示之80回钞本。
胡适先生于1948年7月20日给我的信札中有这么几句话：
“……听说，有一部八十回本在一两年前曾向藏书家兜售，现不知流入谁家。将来或可以出现。”
按，向藏书家“兜售”者，是说书贾拿了书送给各藏家看，中意欲收时，索价还价，最后卖给出价最高的——这就说明断然不是藏者向亲友“转让”的性质。“一两年前”之语，当然是个泛词，但也不会太泛，姑从1948向前推两“三”年，约是1945年左右的光景。
这个80回本一直未曾出现，我时常念之。如今见到了北师大藏本的影印本，经初校阅，认为：
一、此本并非如有的研究者、专家所说的是“《庚辰本》的过录（加校的个别字的）本”，而是另有祖本。
二、此本应即胡函中所提到的那部80回本。
【三】“北师本”和“北大本”是分别来自“祖本”的两部传承本
此本（“北师本”）与北京大学所藏《庚辰本》（“北大本”）面貌似乎大同，也应称之为庚辰本。但北师本与北大本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个引人的新课题。
考察讨论之前，应设想和推论三种可能。二者全同或大同小异，则发生二可能：一是北师本为北大本之过录本略加校订。二是反过来，北大本是北师本的过录本而亦有校订痕迹。
但是，不可忘记，还有一种可能，即：两本均非彼此直接，而是共同出自另一“祖本”——此祖本的“子孙本”相隔“代”抑或不止一代，刻下不可遽知；此二“子孙本”之间，因隔“代”之故，互有小异。
我从抽阅所得部分证据，目下倾向于后一可能：此两本并非具有直接钞录的关系，是分别来自“祖本”的两部传承本。
理由如下：
第一，北师本有空缺字，在北大本中完好无缺。
如，第五回，叙到警幻仙子将歌词付与宝玉，宝玉揭看，这儿两个“宝玉”连文，上一个是句尾，（今之所谓“受事”格），下一个是句首（今之所谓“句主”或“主语”）；北师本无下一个“宝玉”二字，空了格。在北大本清晰可见下一个是有“重文”表明的。
又如，第二十五回，一首咏“石头”的七绝诗，有“……却因锻炼通灵后，使向人间觅是非。”北师本空格缺“锻”字；而北大本明白无缺，书迹一致。
又以第十三回为重点而抽看，发现两本歧异甚多。摘举数条，试看如何：
如秦氏托梦，预计家败后只有祭田可依之时，有一句，北大本作：
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
查诸本皆同，而北师本独作：
这一年的地亩钱粮，专办祭祀供给之事，……
这就文义完整，方令人通晓此一“轮值”收入，不作别用，专供祭祀。这就要问：此处“专办”二字原不可缺，此本独出，是别本脱漏，还是北师本主钞人的臆造？
又如署“松斋”之批，北大本之文有一句“几不知此身为何物”；北师本则作“不知身为何物”。孤立而言，“不知身为何物”亦通，但综合互证，无“此”而只有“身”字者若非钞漏，即为所据底本不同。
其次，两本之间异文甚多，异体字也甚多（同一汉字而写法不同）。北师本之异文有虽与北大本不同而与别本同者，尚可“解释”成“参校了别本加以取舍改动”；但北师本的“独出”之异文，则无法用这一假设的“借口”来解说。
如，第五回“幻境”的“判词”、曲文，例即屡见，今摘列二三：
探春的判词，诸本皆作“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大家都会认为，上句是两个“自”字的叠用句法，下句“末世”是“成语”，大家习用已久；而北师本独作“才是精明志自高，生于没世运偏消”，前半不用叠字句法，而是说：因其“才”既系精明，故尔其“志”自然高远，是“因”与“果”的关系，后半“没世”是“没落”的世代，与“末尾”（告终）两者语味有所区别，并不雷同——雪芹有意如此铸词，是有可能的。
又如警幻“介绍”新酿美酒、新填红楼梦曲，诸本“填”处，或又作“添”。“填”曲按谱填词之义，无可置议。但北师本却作“新製……”。此又何故？“添”固不佳，也并非全不可通，今“製”字何义？我想起南宋名词人姜白石的除夕绝句：“自製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这个“製”，比“填”为好——因为可以指“自度曲”，自度是包括曲调，即不用旧有的词牌曲牌。而如今警幻的新曲，正是一种自度曲，非按宫调定谱而配词者也。
又如，十三回一条脂批云：
所谓曾峦叠翠之法也野史中從無此法即观者到此亦为写秦氏未必全到料更又写一尤氏哉。
此乃北大本之文。再看北师本同条批：
所谓層峦曡翠之法也野史中從無此法即观者到此亦为写秦氏未必全到料更不写一尤氏哉。
十分清楚，北大本是对的，其“又”字末笔大捺斜写，没有讹误之任何可能；而北师本记作“不”字，此“不”也十二分清楚，绝非“又”字形讹。至于“曾”“層”之异，尚在其次。
试问：这又作何解？如“叠”字，北师本上半写三个“田”，不厌其劳，不像北大本写三个“又”；可见北师本钞手之丝毫不苟——那么，这个难讲的“不写一尤氏”的“不”，是从哪儿来的呢？强辩为“钞误”，恐怕就不够实事求是了。
同理，又一条批云：
……古今之儒，中途多惑黄、老……
这在北大本是清楚的，而北师本作：
……古今之儒，中途多感黄、老……
这儿“感”字的一大撇，又是清晰无疑。试问此处谁是谁非？难道北师本这种极为工整细致的“校订”本（有人说是陶心如云云），竟会这么粗疏而不负责任吗？
又如，贾珍说我这儿媳比儿子胜强十倍，“如伸腿（子）去了”，此为北大本之文（“子”字后添）。同处北师本则作“如伸退子去了”。如此好钞手与主钞人，会把一个明白的“肉月”偏旁“视而不见”吗？
又一批云：“树倒猢狲散之语，全犹在耳”句，北大本如此。而北师本则作“今犹在耳”。
按，“全”、“今”字形，即系草书体亦不相似而易混，何以致此两歧？比如邓遂夫先生校行排印的《甲戌本》，对此处“全”字感觉未安，乃订为“余犹在耳”。可见他也不会考虑或为作“今”字的可能性。这一情况可备参照，表明“今”字有其独立价值，出于另一未现底本。
又一条，北大本之文作：
如在，搃是淡描轻写全無痕跡，方见得有生一来天分中自然所赋之性如此非因色所感也。
看北师本则云：
如画，搃是淡描轻写全無痕跡，方见得有生已来天分中自然所赋之性如此非因色所惑也。
一条批语，两字不同，皆以后者为可通。然则，北师本究系“校改”或“臆造”？还是它所据钞的原是另一个“祖本”传来的副本？岂非大有研究的余地？而如若简单对待，遽为硬判，只怕难保就是科学的结论吧。
这就可证：北师本所据底本，不是北大本。
又如：
“展眼吊斜晖”，展眼，北师本作“转眼”。
“才华阜比仙”，仙，北师本作“山”。
“寿夭皆因毁谤生”，毁，北师本作“诽”。
……
如此不一。试问：若是直接抄录，如何会出现这么多的歧异？原文既非“不通”、“欠妥”，又何必出此改动？
第三，另类“异文”尤为有趣——
如秦可卿“判词”云：“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北师本却赫然写作“……必主謡”。
要知道，北大本的这末一个字，一清二楚是“三点水”偏旁的“淫”字，而北师本却是一个多至七笔划的“言”字偏旁的“謡”字。钞书手辛苦得很，断无舍三笔的“水”旁而去受累吃苦不讨好地去写出一个“言”字边旁来。
怎么理解？只有一条，即北师本所据的底本是个带有行、草书体（即俗呼“连笔字”）的手写本，所以那“言”旁方与“水”旁十分近似而易于讹混。
再如，第五回“幻境”中有一句“琼浆满泛”，诸本出现异文：或作“海”，或作“清”——看正楷书体，似不可解，实则这三个字的行、草体又正是造成讹混的原由（这种行、草体字，因无方便铅字可排，电脑亦无，只好从略，例亦不再多举）。现在北师本抄作“海泛”，海又改注为“清”。然北大本亦钞作“海泛”，注改为“清”——问题遂落于一点：如果北师本是直接以北大本为底本，那它就干脆抄成“清泛”就完了，又何必费这“两道手”？比如，同回书中，距离不远，有“放春山”一名，北师本抄作“放春巗”，而在北大本却是原写作“山”者后注改为“巗”的。两种“对待”，敢硬说即是同一性质的现象与同一种“因果”关系吗？只怕难以武断。因为，会有看法，说：焉知不是北师本在先，而北大本以“巗”为佳而这才点改的？
确实的，复杂的情况不宜用一简单的逻辑去“推理”“判案”。
至于其他细节，如第八回“通灵宝玉”图式的古篆文，两文并不尽同，“永”字、“昌”字，尤为突出。
《红楼梦曲》北大本“引子”原无括弧标记；后面诸曲，是用方括弧标调名。而北师本一律是圆括弧为格式。
【四】说是陶心如（洙）借我《甲戌》副本而改校的，这个理由充足否？
论者认为北师本中有了个别的“甲戌本异文”——以此作为1950年陶钞的主据；但北师本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与北大本的文字歧异处多与《戚本》一致，表明“他是校过戚本”而采取照改的，云云——我要问：《庚辰》与《己卯》二本的异文甚多（我们早已指出：《己卯本》异文多与《杨继振本》同，与《庚辰本》是两个系统的旧钞；说《庚》即钞自《己》的论点是错误的），那么，陶又为何不采已藏珍本异文（如假设的所谓采用《甲戌》云云）而反采《戚本》？他这样作法于学识，于情理，于校钞目的……，都难讲通。这个推测的可靠性如何？似乎还待深入考究。
其实最简捷的办法是不必纠缠与《甲戌本》一致的异文。如今可以举《甲戌本》以外的例子：
如，第十四回，凤姐协助秦氏丧事，预防事大人重，弊端百出，乃定下如若“杯碟茶器”等瓷器损、失，要相关负责者“描赔”。这个“描赔”多本一同，而北师本抄作“攤赔”。“杯碟”抄作“盆碟”。
这就必须“叫真”了。“杯碟”是大多人揣度的顺溜文字，而“盆碟”较少见。若是陶钞，他何所据？又何以取“盆”而弃“杯”？
“攤赔”一词，只见于《杨继振本》。“攤赔”一词在北师本同一段落中同时二次出现，这一情况，表明绝非偶然讹异，而独与《杨本》同，证明北师本所据底本绝非现存的北大本。若云陶钞于1950年顷，那么《杨本》至1962年始现于世，1963年影印。那么陶氏如何会能预先从《杨本》“核”出一个“攤”字来？
这一点明确了，还可以说明：北师本之异文有同一《甲戌》的，并非“互校”了我的录副本，那也是那个底本上的原文。
其他如第十四回中诸例，摘其简明易述的，叙宝玉“猴”向凤姐身上，这“猴”字诸本皆同，而北师本独作“挨”。叙到车辆“百十余乘”时，北师本又独作“有十余乘”。此二例的重要已不再是异文是非优劣的问题。这证明了北师本所据底本不是纯正楷书抄本，中有行、草书体——“猴”与“挨”是因草书形似；“百”与“有”也是书写“连笔”移混所致。
这二例，与上文已举者合看，事实更为清楚。
【五】是成书于50年初、出陶心如主钞吗？
我们录副事是在1948年暑假，录者家兄周祜昌记明是“戊子八月”抄成。而陶先生向我借《甲戌本》录副本，是1949年春天的事。他的便柬是1949即己丑的“三月十二日”。此前他是无从得见该本的。
但今见北师大影印本的序文，内引陶氏在《己卯本》上的题记共5条，最晚日期是“己丑人日记于灯下”。这该是1949年的正月初七（此日古有“人日”之称，亦见杜诗）。而题记内已说曾借我甲戌副本互校，用何种记号标出……云云。这就令人费解了。陶先生三月十二才向我洽借，他如何能在同年的“人日”就记明曾已校过？“人日”二字，不但序文引用者的文字清晰，再核对《论庚辰本》，记载此日期是“己丑人日”，排印字迹也十分清楚。这该怎么讲？
况且，陶先生最喜欢校书题记——如他自藏《己卯本》即有五题。如若北师本是他的辛苦结晶，书前书后，必有题跋。而现在看不到此本上有他一丝一毫的痕迹——表一表校抄经过与新价值，等等。
【六】“直接过录加校改”说究可信否？
以上所举诸例，重点放在书的开卷若干回中，因为一种工作总是开头和前半部分更为认真仔细，具有代表性。如今且拿后半接近卷尾的《芙蓉女儿诔》作以一个代表示例，看看情况如何——
第一，单是一篇诔文，异文之多即超乎常人想像。第二，对比而观，北大本讹错、脱漏甚多，而北师本大多数胜于北大本，即不错不漏。第三，然而，也有可以两存、不宜遽判何优何劣者。第四，亦有北大本分明不误而北师本为误者。
对于前三种，举之无用——因为一种意见宣称凡北师本胜者即为陶心如校采别本“改正”的，那就什么问题也并未以确证来证明确系陶钞。所以，本文只举第四种情况之例：
如北大本“其先之鄉藉姓氏湮論而莫能考者”句，并无讹误；而北师本则“湮論”作“湮没”。何必如此“校改”？
如，北大本“何来却死之香海失灵槎不護回生之藥”，北师本则将“護”作“獲”，是对的，然而“却死之香”却作“却死之鄉”。试问哪个更对？又何必“校改”？
如，北大本“委金鈿于草莽；拾翠 于麝（后改塵）埃”，北师本却作“萎金鈿扵草莽；鬆翠扵塵埃”。试问这又何以解释之？难道是“校改”反而“改”得不如北大本易懂？至于“拾翠……”北师本作“鬆”，即更可看出这种异文现象绝不是如某种论断所说的那么一回事情。
如北大本“檠蓮燄以燭银膏耶”，北师本作“擎蓮燄以燭蘭膏耶”，“檠”亦灯烛之义而可作“动”词用，不一定“改”为擎字方可。其余“希闻怨笛”与“恶闻怨留”之异，“荒坵”与“荒墟”之歧……等等不同，尚所不必细列。
从《诔》篇的异文来看，我们的推理理路就引向一个疑问：如谓北师本乃是“过录”北大本而又“加校”的话，那它的“校”必应是精选的优胜文字，至少是文义晓畅，不陷于过于晦僻的了，然而如“委金于草莽”者是说亡者的首饰沦落于荒草之间，“委”字无须再作“校选”，完全通顺。可是北师本偏偏“校”“选”了一个“萎”字，难道金能“萎”？（若诡辩说“萎”是指句尾的“草莽”，有人能接受此种“解读”吗？）“却死之香”即返生香，如何与“鄉”有涉？只此小例亦足以使我们对“过录”加“校选”的说法发生困惑之感了。他例可以类推。
综而论之，本文只是择其简明易晓的抽校示例，尚不及兼涉批语文字的歧异及抄写行款的差别等现象，已然足以表明：究竟北师本是否就是一个北大本之“过录”（尽管说是加了校改……）？恐怕还值得加细研讨，重新评定此本的真实价值。
【七】胡适所言80回本会不会是《庚辰本》或后出现的杨继振“梦稿”本、己酉舒序本、甲辰“梦觉”本、蒙古王府本？
答案都不是。徐藏本《庚辰本》（即北大本）自购入后从未出手（只曾借与周绍良，留阅一年），至1949年5月始售与燕京大学。《杨本》、《蒙本》皆120回；《己酉本》只存40回；《甲辰本》为80回，但系1953年山西省文物局在当地发现，皆非胡适函札中所云京中向藏书家兜售的80回本。
【八】胡适所言80回本何在？
对于胡适先生信札中提到的那部80回本钞本，值得我们再加讨索，因此我又向友人齐儆先生细问“北大”本。他从北大本原藏者徐星曙先生（1938年去世）的女婿陈善铭先生亲访得知：北大庚辰本自1932年购于隆福寺后，从未转手出让过，只有抗战期间曾留在周绍良先生家一年，直至1949年5月，由郑振铎先生的介绍，直接售与燕京大学。所有经过一清二楚。徐婿陈善铭先生为民国时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筱庄之子。陈与胡适、徐等皆极友善，过从甚密，遂有题跋之谊。
既如此，则可判知胡适函中所叙的向藏书家兜售的80回本，即不会是指北大庚辰本，而是另一部钞本了——这就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可能：北师大现藏的这部精钞本，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已出现于北平的本子；它与陶心如并无关系，更不是借了我们的甲戌录副本而校钞的新本。
【九】北师本是个具有独立价值的旧抄本
在这篇拙文末，谨向读者恳切申意：我是目坏严重之残者，靠高倍数放大镜与助者的协作，方得抽核了几个有限的部分，而结果即如上文所列。这种抽核很不全面。如果再多核证，必有更多力证可举——最好是能够细核全部书文、批语，一条不落。如果全面核出的例子没有反证，则本文拙见可以供与研者作为一家之言：北师本是个具有独立价值的旧抄本，与北大本无直接关系。此本的抄写、年代，要早于今之北大本。此本不与北大本全同，北大本后笔改字加字，此本有同有不同——有与北大本原钞同者，是可信的文字；其不同者，若在北大本是另笔后写，则是妄加妄改之人所为，与原钞无涉。凡此，俱宜详审。
拙文结束时，还要特别向影印北师本的北图出版社表示敬意：他们在专家评价甚低的情况下仍然决意付印以资研究，具见其有识力，应予表出。
癸未春二月十九日（2003／3／21）写讫于不获己小舍
周伦玲整理并定稿 2003／3／30
图 1
图 2 图为《北京师范大学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红米(hqq)于 2003年5月24日 8:34:17 编辑过本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