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法与爱——论文论文之柴郡奇谈
作者:苔锦碧滋 标签:论文 文化 | 阅读次数: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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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与爱——从《安提戈涅》与绮思梦达
的故事看文艺复兴的思想继承 摘要:关于文艺复兴的思想继承,历来说法不一。本文作者认为文艺复兴的思想实质与希腊为代表的的古典文化实质上有较大差异。希腊文化中讲的爱是一种有前提的,类似于法的爱,而文艺复兴式的欲爱则是基督博爱在人间的反映。两者实质上并不相同。文艺复兴,实质上是对基督教精神的继承。 关键字:律法、爱、文艺复兴、安提戈涅、绮思梦达 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早在公元13、14世纪,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就已经发展起来了。城市手工业、工业、金融业规模也空前扩大。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工商业的发展,一个新的社会成份即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不断成长壮大。他们有了新的人生倾向,即强烈要求现世享受、要求他们应有的政治权利,而这正好与基督教赎罪、禁欲、顺从权威的思想观念针锋相对。他们对古典人文学科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这样,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个研究、学习古典文化的热潮便在意大利兴起了。1453年,拜占庭灭亡的前后,许多希腊学者逃亡到意大利,带来了大批古希腊典籍,进一步丰富了意大利的古典文库。这些典籍在不知不觉中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一想而百应,迅速形成了一股波及整个意大利的思潮——人文主义思潮。 在肖锦龙先生的《希腊神话、圣经、十日谈中的性观念——文艺复兴实质管窥》这篇论文中,作者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看作一场革命,把它与基督教传统对立起来(即使是联系,也是表层的外在传承),并认为它是对于希腊罗马文化的全盘继承。“由此而言,如果我们不是着眼于其表层文化形式间的外在承传关系,而是着眼于其深层的精神观念的话,那么断言文艺复兴于中世纪完全对立,是对后者的一场伟大革命,则是符合实际的。”[1]“就它(指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关系而言,它是一场革命,而它与希腊罗马文化的关系看,则是全盘继承。” [2]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关于文艺复兴的性质,历来争论已久。“从14世纪的彼得拉克到18世纪的伏尔泰、19世纪的布克哈特、20世纪的巴罗等都不无认定,它是一场以复兴古典文化为旗号的反中世纪封建教会的文化革命。……但本世纪以来,也有部分史学家入哈斯金斯、H.D.泰勒、桑戴克等,否认它的革命性,认为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并没有明显的、剧烈的变化,与其说文艺复兴式对中世纪文化的革命,倒不如说是后者的延续。” [3] 从表面上看,文艺复兴强调人与爱欲的力量,与古希腊精神十分相似。但笔者认为,如果深入其本质,文艺复兴的精神理念却是与基督教精神一脉相承的。这个本质,就是“律法”与“爱”的关系(人应活在“律法”还是“爱”之下,是区别希腊罗马等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根本之一)。现在就举两例从正反两面来论证笔者的观点。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伟大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之一。这个故事发生在特拜古城,《俄狄浦斯王》的故事结束十几年之后。此时笼罩在俄狄浦斯一家上的诅咒阴云仍未散去。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波吕涅克斯和埃特奥克勒斯,分别作为特拜的攻击者和防守者,同时死在对方矛下。克瑞翁以俄狄浦斯的妻舅身份继承王位。他安葬埃特奥克勒斯,宣布波吕涅克斯为叛逆,下禁葬令,违者处死。故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场。 要提到的是,在古希腊,埋葬和祭祀死者是一种习俗,且被视作神律。未被埋葬的死者,其灵魂是不洁净的,这会得罪冥王哈得斯及天上众神。安提戈涅若埋葬其弟波吕涅克斯,她本人会因违抗王命而被处死,若不埋葬其弟,则会因触犯神律而遭天谴。 在剧本的开头,不免有些异乎寻常。基托提醒我们,整个舞台通常可以站满几十个人,放下象征城邦习俗的整个歌队,而现在却空旷得近乎荒凉,只有两姐妹: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我们看到,安提戈涅告诉她的妹妹,她打算不顾国王的法令,掩埋她的兄弟,哪怕是要面对死亡的威胁。因为,她告诉我们,“我遵守神圣的天条而犯罪,倒可以同他躺在一起”。[4]这种爱的努力,“我要到力量用尽了才住手”。[5]伊斯墨涅则告诫她的姐姐,她们的力量不足以抗拒法律,这种所谓爱的努力,实际上是寻求死亡的努力,根本于事无补,她们的兄弟依旧会成为鸟和狗的食物。在关心力量和功效的伊斯墨涅的眼中,“不可能的事不应当去尝试”,[6]然而安提戈涅却宁愿为不可能的事付出生命。 这段预言式的对话很快就应验了。当安提戈涅面对颁布禁葬法令的克瑞翁的时候,我们才多少明白,两姐妹之间的分歧,并非勇气与怯懦,或是内心信念与现实责任之间的对立,而是两种“法”的冲突,这部悲剧背后的推动力。 尸体属于哪一个世界?地上的世界有权管辖赤裸的尸体吗?即使这个尸体仍然属于地上的世界,是家的“法”还是城的“法”有权“统治”这具尸体?对于城邦,波吕涅刻斯是一个敌人,一个流亡者和背叛者,而埃特奥克勒斯却是一个战死的勇士,兄弟两个是城邦的友和敌,对前者,城邦要给予荣誉,而对后者,城邦却要证明他的羞耻。在这个城邦的世界中,克瑞翁可以宣称他具有最高的权威。然而对于父族(pátra)来说,问题却并非这样简单明了,两个人的相互仇杀一同造成了对父族的污染,而这种污染不过是延续并加深了他们的父亲俄狄浦斯最初带来的污染。我们这些事后的旁观者知道,只有悲剧本身,只有安提戈涅“寻求”的死亡,才是一切污染的终结。然而现在,尸体仍是污染的继续,它属于谁?是否应该将不再负载那个背叛城邦的心魂的尸体还给它最初的来源:家?这部赤裸裸的尸体,以最尖锐的方式提出了一个问题,提给了地上的两个世界, 家与城邦,以及它们不同的逻辑,爱与正义,不同的代表,安提戈涅和克瑞翁。 在克瑞翁看来,安提戈涅只不过在徒劳地诉诸宙斯,她心中系念的其实不过是父族的血缘,而城邦必须压倒这种对父族的效忠,城邦的法,必须是笼罩一切的法,无论是公民还是家,人的身体还是心魂,都不是可以逃避他的法令的角落。然而安提戈涅却对这种无所不在的城邦的法令提出了质疑。歌队唱得没有错,人不能脱离城邦,然而人只有城邦一个世界吗?或者说,城邦是人这种必将朽坏的存在永久的住所甚至终点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安提戈涅确实是在做蠢事,而拒绝爱的正义将无可辩驳地凌驾于似乎在对抗正义的爱之上。 其实,正是在超越家的城邦和延伸家的父族的冲突中,我们才能理解悲剧中一再提及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对立。所以,我们会惊讶地看到,当地上的权威对安提戈涅不起作用时,克瑞翁的言语找到了新的力量:你埋葬了一个兄弟,是否在背弃另一个被他杀死的兄弟,两个仇人之间永远无法和解,因为“好坏不可一视同仁”[7],而这两个相互仇杀的兄弟的好或坏,是由城邦决定的。然而安提戈涅却回答:“我的天性不喜欢跟着人恨,而喜欢跟着人爱。”[8]克瑞翁的逻辑,城邦的逻辑,敌友的二元逻辑,在安提戈涅这里,完全让位于另一种逻辑,爱。 但安提戈涅的爱,尽管是神圣的,虔敬的,但却决不是普遍的。这里的爱,面对的不是“普遍的人”,而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上,以“家”和后面赋予家的“法”(themis)以神圣性的神祗之名,来对抗城邦的法令。正如她自己所说:“……在聪明人看来,我这样尊敬你(指波吕涅克斯)是对的。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死了,或者我丈夫死了,尸首腐烂了,我也不至于和城邦对抗,作这件事。我根据什么原则这样说呢?丈夫死了,我可以再找一个;孩子丢了,我可以靠别的男人再生一个;但如今,我的父母已埋葬在地下,再也不能有一个弟弟生出来。” [9] 正是从这里,我们才明白伊斯墨涅在全剧开始时对安提戈涅的尝试所说的话,“你是用热的心做一件寒的事”。[10]这个“热的心”不肯保密,不关心审慎和技巧,只希望去尝试(甚至不在乎实现)“不可能之事”;而这不可能之事,却是一件冷的事,就是她心中的法,正是这个法命令她“义无反顾地”去埋葬不听她的劝告而毁了“父族”的兄弟。安提戈涅“热的心”埋葬的是冷的尸体,而这冷的尸体,是两种和尸体一样冷的法或是正义争夺的对象。 因此,在《安提戈涅》的世界中,爱与正义的冲突,正像黑格尔指出的那样,与“家”和“城邦”的冲突连在了一起。在城邦的世界中,爱与正义是没有出路的敌对。热的心,完全不顾政治这件城邦的事情,不是因为爱超越了法,而是爱有一条不同的“法”。即使在热的爱背后,正义也仍是冷的,爱的热量并不能使正义变热。这才是爱与正义更根本的冲突,一旦爱牵扯了正义,哪怕是爱的正义,爱也变成了令人发冷,甚至令人恐惧的坏消息。 在安提戈涅被判处死之后,伊斯墨涅出来告诉我们,安提戈涅是克瑞翁儿子海蒙的未婚妻。借助海蒙与安提戈涅的爱,我们才更深地触及了城邦这个悲剧世界黑暗的核心。 只知道城邦的克瑞翁并不在乎他的儿子的爱。在他的眼中,城邦的正义是不会向这些女人们的事情妥协的。果真是女人们的事情吗?当父亲苛责海蒙成了那个女人的盟友,海蒙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回答,“不,除非你就是那女人,实际上,我所关心的是你”。[11]为什么?因为国王的儿子已经看到,他的父亲正在狂妄中逾越了自己的界限。城邦本身并非美好的生活,尽管一个好的城邦也许是通向美好生活的“隧道”。“法”最多只是火把,它照亮的只是阴影,然而一旦把它伪装成太阳,伪装成惟一的光,城邦就不再是通向美好生活的隧道,而变成了囚禁愚人的洞穴。当克瑞翁将自己等同为“神”,他就把自己也变成了“人造的东西”。在这里,正义的狂妄使“法”本身变得不再是正义。 然而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克瑞翁却不会理睬海蒙的疑虑,毕竟在这时,这位希望像神一样统治的忒拜国王只会觉得海蒙的问题和安提戈涅对城邦的“冒犯”一样“愚蠢”。他反问道:“如果我忠实王位的职责,我就不公正吗?”[12]海蒙的回答透露了问题的关键:“你并不公正,你践踏了神。”[13]合唱队马上会唱起对爱神的赞歌:“在永恒的法律旁,爱神坐在她的宝座上,伟大的力量,无人能敌的阿佛洛狄忒,只凭她自己的意志行事。”[14]可是克瑞翁这时并没有心思去听。像他的儿子说的,他的狂妄使他只知道说,而不知道听。而等到克瑞翁想听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最后他悔悟道:“一个人最好是一生遵守众神制定的律条。”[15]而背弃爱神的法律,就是人的狂妄。通过这种狂妄,《安提戈涅》向我们透露了从俄狄浦斯开始这个家族一直绵延不绝的“污染”背后的深意,一种试图用城邦来解决“人之谜”的做法给城邦本身带来的危险。 也许正是在这里,我们模糊地触及了忒拜城邦中爱与正义之间冲突的实质,在家族之法与超越家族的法的冲突背后,在家与城的冲突背后,是两种试图面对人的朽坏命运的不同路径。所以,爱的秩序,正像伊斯墨涅告诉我们的那样,也是一种有自身意志与法则的“正义”,一件冷的事情。它同样会报复,会惩罚人的狂妄。 所以,城邦的悲剧世界中的爱倒更像是一种“法”。因此,在这里,爱与正义的问题是如何安置不同“法”的位置,国王的法条同样不能僭越自然的限界,狂妄会遭到命运的惩罚。因此,不仅正义女神带着剑,爱神也带着她的利刃。 所以,安提戈涅的死,尽管也是一种“牺牲”,但却无力赎救,也无意赎救他人,而是带来更多的牺牲,“尸首上堆尸首的消息”,而非美好的消息。因为她的爱原本就是“向死的爱”(eros to die)。这样的爱,不是让人保有生命,而是让人失去生命。 绮思梦达出自于《十日谈》第四日故事第一。它讲述了郡主绮思梦达爱上了其父亲王唐克莱的年轻侍从纪斯卡多,由于父亲阻挠,与爱人双双殉情。其本身并不复杂,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典型甚至普遍的“偷情”故事。但其中有几点,十分令人深思。 一般的研究焦点大部分都集中在纪斯卡多所说:“爱情的力量不是你我管束得了的。” [16]但这句话还未触及到这个故事的根本核心,它是的的确确正确的,却也含糊不清。在这里无需对纪斯卡多疑惑过多,我们奇怪的是,亲王唐克莱是站在何等角度去反对(或者说“管束”)女儿的爱情的? 令人诧异的是,亲王并未在道义过多上谴责女儿。 且看事情败露后,二人的“冲突”。 “……即使你要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来,天哪,那也得挑一个身分相称的男人才好!多少王孙公子出入我的宫廷,你却偏偏看中了纪斯卡多——这是一个下贱的奴仆……一方面,我对你狠不起心来。另一方面,我想到你这么轻薄,又怎能不怒火直冒?……” [17] “说到他(纪斯卡多)的品德、他的才能,我不信任别人的判断,只信任你的话和我自己的眼光。谁曾像你那样几次三番赞美他,把他当作一个英才?真的,你这许多赞美不是没有理由的。要是我没有看错人,我敢说:你赞美他的话句句都当之无愧,你以为把他赞美够了,可是他比你所赞美的还要省三分呢。要是我把他看错了,那么我是上了你的当。” [18] “……我缔结了一段私情,罪过还轻;只是千不该万不该去跟一个低三下四的男人发生关系,倒好象我要是找一个王孙公子来做情夫,那你就不会生我的气了。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世俗成见。…… “……你应该知道,我们人类的血肉之躯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具备着同等的机能,同样的效用,同样的德性。我们人类本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那发挥大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贵’;否则就只能算是‘贱’。……” [19] 之所以说“冲突”,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对话中所呈现出来的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在绮思梦达的回应里,处处可以看出对父亲价值观的信任。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海蒙发人深思的回答:“实际上,我所关心的是你。”综前文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绮思梦达与父亲的对立,其实质也是“爱”与“律法”的对立。亲王更加关心的是家族荣誉而非形而上的“道德”。他的爱,是一种“自然的爱”,“对亲族的爱”。它是以亲族和阶层为条件的,可以说,是一种类似“法”的爱,通向禁锢之爱。绮思梦达的爱,其实质是一种“为爱而爱”,“对陌生人的爱”,疯狂,激情,既无前提,也无保留。无独有偶,在《圣经·旧约》中,也有相似的爱情诗篇,即——《雅歌》。 欲爱,深密地揭示了现代性隐藏的逻辑。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对“这一个”的爱,不仅是对上帝及其创造的整个世界的爱的原型或原始阶段,更是落实这种爱的基点。因为正是对“这一个"的爱,对这个身体的爱,让一个灵魂的深渊连接了另一个灵魂的深渊,欲爱这种激情之爱,就是在身体的碰撞中,探求另一个人的特殊性。而上帝也许就在这个人的皮肤后面。 东正教的思想经常提到一个观念,你遇上的每一个陌生人,无论是王公,还是乞丐(尤其是乞丐),都可能来自上帝,也许就是基督。实际上,这一观念,在荷马史诗中就有隐约的萌芽。牧诸奴尤迈奥在招待扮作乞丐的奥德修时就说:“哪怕是遇上一个比你更落魄的客人,法(themis)也不容许我慢待,因为所有的外乡人(stranger)都是宙斯送来的。”[20]然而,基督肇始的观念,仍与荷马有许多不同。一方面,它夷平了家人、公民与外邦人的三重区分(正如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的,这一区分正是城邦政治的一个重要基础);另一方面,这种尊重,不是来自诸神的自然秩序,来自对不可测度之神意的敬畏,而是来自恩典之下对每个人的独特性的认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任何一个人的丧失,都意味着上帝造的一个可能世界的毁灭)。也正是这一点,区分了现代的爱与城邦世界的爱(奥德修扮作外乡人,是为了来“检查”他的妻子潘奈洛佩,以及他的其他家产)。 韦伯敏锐地意识到,当“性”升华成“性爱”,这种爱就已经脱离了自然主义的爱。然而韦伯只看到了这种欲爱与救赎宗教的博爱伦理发生的冲突,却没有看到,这种欲爱正是基督教的博爱的产物。因此,当基督说“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21],当基督反问:“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22]索福克勒斯一定会说,瞧这个人,大卫王的子孙沉沦在没有爱的尘埃中。殊不知,正是耶稣基督将我们置于陌生人之中,使我们的爱不再是家和父族的"自然”之爱,才使它脱离了外在的羁绊,成为“为爱而爱”(Jean Paul)。 正是如此,无论何人,即使是一个世俗的侍从,其人生也释放出不可思议的魅力与光彩。“我们人类的血肉之躯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具备着同等的机能,同样的效用,同样的德性。我们人类本是天生一律平等的。” [23]现代的欲爱,正是奠基在圣爱夷平的世界中:每个人都独一无二,都不可或缺,都具有它近乎无限的个性。而真正的激情之爱,正是这种圣爱最大的成就。因为,正是陌生人之间的爱,探索了每个陌生人深处的陌生性。借用布克哈特的说法,是爱使每个人从个别的人上升为独特的人。 上帝的爱,既是所有,又是每一个(Omnes et Singulatim)。而现在,圣爱又成为欲爱的寓言。只有激情之爱,才能提供探索一个深渊的可能性。只有在爱中,你才参与我肩负的这个可能世界的创造。因此,爱不仅仅是对另一个人的个性,它独一无二的“美”的洞察,更是对这种美超越现实的潜能,对其可能性的洞察。归根结底,爱是对另一个的信与望,所以,保罗才说,爱是最大的。而只有在这样的爱中的陌生人,才可能深知律法与自由的奥秘,才既是现代政治中的公民,又是现代伦理中的个体。 陌生人,一面是上帝创造的抽象世界的担负者,另一面,他又是这个世界中仿效基督的充实者和成全者。所以,上帝的创世要在救赎中才能真正完成。而每个人的救赎最终都离不了爱的参与,在欲爱中结晶的圣爱。“爱是一种深入世界的力量”,而且不仅是一个,而是许多个,甚至无数个可能世界。 因此,律法的真正总结,在于律法中的人是否能够爱。如果不打算做法律的奴隶,他就要知晓自由的含义,知晓爱的含义,理解在法律世界中每个人不可抹煞的可能世界。只有这样,他才不再沉浸在自然秩序中正义女神与爱神之间无法妥协的争斗之中,而是通过奉行基督赐下的命令,使自己成为一个可以肩负正义的人。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欲爱”正是基督博爱在人间的体现。正是这种爱,是“人”重新得以发现,成为宇宙的中心。正是有了这种爱,人虽不免有死亡,却更有了“复生”的希望。(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词来自意大利语rinascere,意思是再生,复兴。)而文艺复兴的实质,就是现代精神代替古典精神,“爱”把人从“法”禁锢里解脱出来,得到灵魂的重生。 参考书目: 《十日谈》 [意]卜伽丘 著 方平 王科一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希腊人》(The Greeks) [英]基托(H.D.F.Kitto) 著 徐卫翔 黄韬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奥狄浦斯王》(The Oedipus Tyrannus) [古希腊]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著 罗念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爱与正义》 作者:李猛 来自:《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希腊神话、圣经、十日谈中的性观念——文艺复兴实质管窥》 作者:肖锦龙 来自:《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7月 第31卷第4期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 著 商务印书馆 1983 [1][2][3] 《希腊神话、圣经、十日谈中的性观念——文艺复兴实质管窥》 作者:肖锦龙 来自:《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7月 第31卷第4期 [4][5][6][7][8][9][10][11][12][13][14][15][16][17][18] 《奥狄浦斯王》(The Oedipus Tyrannus)(附:安提戈涅) [古希腊]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著 罗念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6][17][18][19][23] 《十日谈》 [意]卜伽丘 著 方平 王科一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20]《奥德赛》 [古希腊]荷马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9 [21]《马太福音》10:35 [22]《马太福音》1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