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在中国２０世纪后半叶的变迁

作者：tong 标签：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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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年代：生产一线过春节 翻开历史，５０年代的春节过得都有点不简单。

１９５３年的大年初一，正赶上日偏食，除了新疆和西藏，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人们一大清早起来拜年，都发现与往常有了一点不一样，从７时２７分开始，日偏食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１９５４年春节刚过，中央决定正式兴建武汉长江大桥，大桥全长１０００多米，自古被称为天堑的长江，将随着大桥的建成变为火车窗外的一道风景。

１９５８年除夕，最热闹的要算十三陵水库工地。２．７万多名民工、官兵、干部、学生的劳动歌声响彻了大年三十的整个晚上。

１９５９年春节，周恩来总理与赫鲁晓夫再次碰杯，中苏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决定未来８年，由苏联方面帮助我国建设７８个大型企业和电站……

这是我们对５０年代春节的记忆。除了喜庆欢乐，还伴随了一系列国内外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事件。更确切地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系列振奋人心的事件，过节的人们才找到了欢乐的理由。

春节与欢乐相连。它让我们可以站在年关底下，回忆过去，展望未来。因为看到了自己的努力，并且看到了由此结出的劳动果实，所以不禁喜从中来。所以，５０年代的人们最爱说一句话：“劳动最美。”

６０年代：广阔天地过春节

紧日子里过出好兴致，６０年代的春节因此令人难忘。平日里粗粮细做难见荤腥，除夕夜的富强粉肉饺子显得分外香；平日里没有零花钱，春节里糊个纸灯笼，买个风车，哪怕是逛趟街什么也不买，都能让孩子大人高兴一年；平日里父母儿女被隔离，能吃上一顿团圆饭，哪怕只是萝卜白菜，都是平生之幸事。

集体性是６０年代春节的特征。单位发票看电影、操办游艺会、团拜，街道统一发票证、购货本，组织打扫卫生。推开不同的门，每张餐桌上的菜肴是相似的，每个房间家具摆设是相似的，人们的穿戴是相似的，对生活的渴望也是相似的。

从１９６２年提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大批城市青年奔赴农村各地，年复一年地体味着远离亲人的春节滋味。无论冰天雪地还是穷山恶水，都无法阻止他们发现并放大生活中的细微欢乐。

７０年代：坎坎坷坷过春节

这里有一段许多中国人不愿意回忆的历史。戴着各种帽子的人摘去帽子，不敢往来的亲友恢复往来，从一色的绿军装到喇叭裤、西服，从一色样板戏、革命歌曲到《乡恋》、流行歌曲，电影从《上甘岭》、《创业》到《追捕》、《巴黎圣母院》，从“上山下乡受教育”到“恢复高考”，从打倒“美帝”到“中美建交”，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禁锢下的生活形态的改变是顷刻间发生的。７０年代末春节的传统色彩加强了，人们嗑瓜子、放鞭炮、包饺子、发压岁钱、互相拜年，而另一方面是一些年轻人穿起喇叭裤、蓄长发、拎着录音机放着流行歌曲招摇过市。时尚的改变是如此让人错愕，我们对时尚的理解也渐趋开放。粉碎“四人帮”以后另一大时尚是学习英语，造成了板砖录音机的走俏流行。而７０年代最显著的改变之一是人性的复归，人们对亲情、友情、交际的热爱也达到了巅峰，从这个意义上讲，７０年代末的中国人可能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８０年代：看着晚会过春节

１９８３年，第一届现场直播的春节晚会一炮打响，收到观众来信１６万封。当年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节目当属王景愚绕着桌子“吃鸡”，而李谷一一口气唱了《乡恋》等７首歌曲。１９８４年是陈佩斯和朱时茂第一次参加春节晚会，“吃面条”的成功使小品成了气候，一曲《我的中国心》全国传唱，《难忘今宵》几乎成了后来每届晚会的结束曲……大年三十，一家人一边包团圆饺子吃年饭，一边看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与荧屏上的影、视、歌、曲艺明星同喜同乐——８０年代，中国百姓渐渐约定俗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过节方式，学者称之为“新民俗”。一台晚会，不仅把一家人聚在一块儿，而且造就了小品等一些文艺形式，更为如黄宏、宋丹丹、赵本山、巩汉林、蔡明、郭达等一大批笑星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土壤。

２０世纪末：旅游过年成时尚

春节，从旅游淡季变为“黄金季节”，机票优惠已成为历史。

过个团圆年的观念正在被悄悄改变。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看春节晚会的日子也已经过去。

自从１９９６年的春节迎来最长的公休假以来，从初一到初七整整一周，机票价格开始上浮。春节，从旅游的淡季变为“黄金季节”。这种情况，在南方省份尤为普遍。

调查显示，“身体健康”是１９９８年最流行的拜年话。

拜年，不再是两盒点心跑一天。先是贺年卡贺年的方式流行起来，接着“电话拜年”得一时之逞。

进入１９９９年，贺卡成为落后的形式，因为使用大量纸张，不利于环境保护，电子贺卡在这一年流行。每天中国电信网上至少有四五千封电子贺年邮件接来送往，轻轻一点，祝福可以传出万里之外。而据不完全统计，在２０００年，这个数字又翻了几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