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玉乎，紫鹃乎——谈吴宓的《红楼梦》研究

作者：紫云英 标签：红楼梦 吴宓 紫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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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克敌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吴宓最喜欢和给予最高评价的就是《红楼梦》。早在美国留学时，吴宓就曾对哈佛大学师生讲演《红楼梦》，极力称颂其伟大成就。三四十年代，吴宓曾在国内诸多高校讲演《红楼梦》，所到之处极为轰动，不少学校竟将中文系、外文系等文科系的全部课程暂停，以让学生有时间专听吴宓的讲演。看看当时的报纸，诸如“山城轰动，掀起《红楼梦》热”之类的报道在他所到之处比比皆是。

　　吴宓不仅是最早向西方学术界介绍《红楼梦》并给予评价者，而且与王国维一样善于运用西方文化思想对《红楼梦》进行比较分析。不过，王国维主要是运用西方哲学和美学观点来阐述《红楼梦》的，而吴宓则主要立足于文学角度进行艺术分析。同时吴宓的《红楼梦》研究带有极强的个人主观情感色彩，他喜爱林黛玉，更以宝玉的知音自居。此外他还常常把自己比做《红楼梦》中的某些人物，妙玉和紫鹃就是他所“对号入座”的两个人物，也许他认为这两个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和自己最为接近吧？在他看来，黛玉是中国女性中最美好的人物，能够象紫鹃那样无限忠诚和深情地服侍黛玉，是自己的最高理想。他对黛玉是如此喜爱和忠诚，自然不允许任何人对黛玉发表不满的意见，无论是朋友还是任何其他人，以至于人们编出这样的故事：有一家小饭馆老板为招揽顾客，取名为“潇湘酒家”，吴宓得知后大怒，认为是对黛玉的亵渎，愤而至其店门口将招牌砸碎。至于妙玉，其才智聪明并不下于黛玉，而且同样清高、孤独，一样的多愁善感，一样具有感人的悲剧结局，其对宝玉的精神恋爱也正是吴宓在现实中所追求的境界，所以他欣然引以为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吴宓对《红楼梦》的研究和喜爱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其学术研究和个人生活都已经与《红楼梦》建立了不可分离的联系，正如其友人姚文卿先生赠诗中所言：“一代文章矜四海，平生骚怨寄红楼”。

　　 早在美国留学时，吴宓就根据哈佛大学教授麦戈耐狄尔（G.H.Magnadier）在分析菲尔丁的《汤姆·琼斯》时提出的小说理论，认为《红楼梦》完全具备了优秀小说的六大特色：第一，宗旨正大；第二，范围宽广；第三，结构谨严；第四，事实繁多；第五，情景逼真；第六，人物生动。而且吴宓认为《红楼梦》不仅“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在西方小说中难有与之媲美者，只有萨克雷的家族传记体小说《钮可谟一家》（The Newcomes）最为相似，但《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更高。吴宓能运用现代文艺理论观点对西方名著与《红楼梦》进行比较评判，这在二十年代堪称开一代新风，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吴宓认为凡是伟大的作品必须有远大的宗旨，不过在小说中的所谓宗旨并非是什么强迫人们接受的教条，也不能过于直露，小说只是叙事而让读者自己去领会其宗旨，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也。而且上等小说必须能够做到从小处写起而能有远大宗旨，《红楼梦》的作者尤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意味深长，具有永恒的魅力。吴宓认为，《红楼梦》的宗旨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可以有四层，每一层都有一个人物作为代表，刘老老、王熙凤、林黛玉和贾宝玉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其中贾宝玉是吴宓分析的重点，他认为在贾宝玉身上集中体现了人性的全部特点，展示了人性的善与恶的互相转换和互相影响。吴宓认为贾宝玉首先是一个诗人，理由是凡是诗人必然是感情真挚和富有想象力，而他们的诗人气质，决定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只是以美学的眼光看待世界，必然不被世俗社会所理解，而必然也会有一个悲剧的结局。吴宓并且以西方文化中的代表人物与贾宝玉进行对比，认为卢梭 的梦想己身之快乐，与贾宝玉之太虚幻境同，而二人的性格也基本相似。贾宝玉对于林黛玉固然一往情深，此外对于大观园内之人，也都给以深爱，即使对于贾环，他也不忍加以谴责。卢梭也是如此，对于妇女尤其是上流社会之女性寄予深深的同情和爱怜，同时他们都得到所爱对象的真诚回报。又如雪莱也是如此，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广博的爱心，正与贾宝玉相同。而且吴宓还把卢梭的所谓“二我”之说，也即心理学上所谓“双重人格”应用在贾宝玉身上，认为甄贾二宝玉都是曹雪芹的化身。这样的解释在今天当然已经不再新鲜，但在当时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对于《红楼梦》内容的广博，在吴宓之前已经有人指出。不过吴宓仍能以西方文学进行比较，认为但丁的《神曲》可以与《红楼梦》相比。而且吴宓指出，小说的作者如果见闻广博，材料丰富，则内容方面不甚困难，最难能可贵的是有过人的见识，“能通观天人之变，洞明物理之源。然后以中正平和之心，观察世事，无所蔽而不陷一偏，使轻重小大，各如其分，权衡至当，褒贬咸宜。《石头记》之特长，即在于此。”所以《红楼梦》虽然多写爱情，而读者并不以爱情为人生的全部；虽然写了王熙凤的弄权，而读者仍能看到湘云的坦率，刘老老的忠厚。他认为西方近代小说之所以价值堕落，为人诟病，就在于作者往往仅着眼于一点，基于此吴宓对左拉、巴尔扎克作品中的自然主义倾向甚至托尔斯泰的作品都给予批评，应该说，吴宓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中国小说中最杰出的作品，除了其伟大的思想性外，吴宓认为还突出地表现在其“结构谨严”上。《红楼梦》的结构，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但其佳处究竟是什么，与以往的古典小说比又有什么进步，却是仁者见仁，各执一辞。鲁迅曾经称赞《红楼梦》打破了一切传统的写法，而陈寅恪却认为《红楼梦》的结构不甚精密，胡适认为《红楼梦》不过是作者的自叙传，在艺术上并不多么伟大，自然也否定了其结构上的特色。那么吴宓又是怎样对“结构谨严”做出分析的呢？他认为所谓谨严必须做到四点：“凡小说中，应以一件大事为主，为枢轴，其他情节，皆与之附丽关合，如树之有枝叶，不得凭空架放，一也；此一件但是，应逐渐酝酿蜕化，行而不滞，续而不断，终至结局，如河流之蜿蜒入海者然，二也；一切事实，应由因生果，按步登程，全在情理之中，不能无端出没，亦不可以意造作，事之重大者，尤须遥为伏线，三也；首尾前后须照应，不可有矛盾之处，四也。”而《红楼梦》已经全部做到，所以是“结构谨严”。对此吴宓又以西方小说为参照物进行比较，认为西方小说在结构上常常有三大毛病：首先是在作品中往往搀杂过多的议论，或自诩卓识，或现实博学，令人生厌，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就是如此。其次，对人物的心理分析过多过细，“几成心理学教科书”，如乔治·艾略特的作品。第三是对风景、服饰、器皿等外在环境的描写不管与人物性格是否有关，一律细致，损害了作品的连续性，例如圣·皮艾尔的《保罗和弗吉尼亚》中有大量对气候物产的描写等。这里吴宓的看法应当说有一定的片面性，实际上涉及到中西美学思想的差异问题，而且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虽然心理描写成分甚少，但在涉及到议论和环境描写时，也有一个怎样掌握“度”的问题，吴宓就曾对《儿女英雄传》中的议论大不以为然，而陈寅恪认为并非不佳。至于《红楼梦》，也不是没有议论，如贾宝玉在为大观园题对额时的议论就不少，但不能说是不好。不过从整体看，《红楼梦》的结构显然胜过此前的所有中国小说，但对于其复杂的主题表现方式，作者也未能完全把握得很好，这也可能与作者未能最后完成，没有对全书进行全面修改有关。不过无论如何，吴宓的分析还是很有见地的。

　　 至于第四点“事实繁多”和第五点“情节逼真”，我们在讨论第二、三点时业已涉及，吴宓在这方面也未有很独特的见解，就不再介绍了。最后要介绍一下吴宓对《红楼梦》人物塑造方面的见解。他认为《红楼梦》的人物塑造极为成功，这主要表现于两点：第一是人物虽然众多，但性格各各不同，却都符合每人的身份地位，而且前后一致没有自相矛盾之处。第二是由于人物众多，所以作者往往把人物做两两相配，以互相映衬、对比。如宝钗与黛玉、迎春与探春为明比，而袭人则为宝钗影子、晴雯为黛玉影子是暗衬。第三吴宓认为全书塑造最为成功最具悲剧意味者是贾宝玉的形象，对此他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吴宓认为贾宝玉的性格首先是“狂”，其次是“痴”第三是“浪漫的”，第四是“色情的（即所谓意淫）”。所谓“狂”是指宝玉由于对现实的不满而表现出的一些有异于常人的言行，与宝玉的“痴”和“愁”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从本质看正反映了宝玉的性情真挚和赤子之心。吴宓为进一步说明宝玉的性格又用西方文学人物进行比较，认为唐·吉可德的疯与宝玉之痴相近，卢梭对女性的爱恋又与宝玉对大观园诸女性的情感相同，而浮士德在其钟爱女性指引下升入天堂又与宝玉的神游太虚幻境相近。如此之比较不仅开阔了读者的视野，而且有助于人们对《红楼梦》人物的理解。吴宓指出：“《石头记》既教人舍幻求真，且贾宝玉之爱情，以理想的，为浪漫或骑士式之爱，绝异于世俗之占有争夺之爱。故《石头记》不但非才子佳人小说，不但非诲淫之书，抑且根本大有裨于道德者”。其实生活中的吴宓正是以此态度对待爱情的，所以他才对宝玉有如此理解。

　　 作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和光辉，是作者寄予自己人生理想的代表所在。而在贾宝玉身上表现最突出的是他的爱情经历和悲剧结局，从这一点看,吴宓以为《红楼梦》是一部“爱情大全”，是以爱情表现人生的全部，使读者得以窥探人生的全部真谛与美丽。此外吴宓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凡小说巨制，每以其中主人之祸福成败，与一国家一团体一朝代之盛衰相连结，相倚伏”，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及其贾府破落的结局正是有清一代中华民族命运的反映，所谓“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形象到表现了作者对即将到来之事变的预见和绝望，在这方面曹雪芹不愧为一个伟大的天才，一个伟大的预言家。

　　 不过，吴宓对《红楼梦》的理解在当时能胜过常人之处者还在于他从中领会到人生的虚幻和命运的多舛，为此他极力赞扬曹雪芹在营造真实与虚幻两个世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红楼梦》中的悲凉之感和那种虚无缥缈的境界以及令人惆怅迷茫的诗意，才是《红楼梦》最感人之处，也是那些西方名著难以企及的，在这个意义上，称 《红楼梦》是最伟大的小说一点也不过分。吴宓指出，天下有真幻两种境界，俗人所见眼前之生活，以为是真实无比，其实不过刹那间即消失的无影无踪，只是幻境而已。而那些看似虚无、不可捉摸的一时一地之精神、真理等，毫无凭借，却能长久，随人类之进步而长存于历代人之心中，并且因历史的演变得以锤炼净化，它们虽然看似幻境，却是唯一之真境的根本，是最高的真实，而一切伟大的作品都应以表现这真幻二境为其终极目的。这里，吴宓显然是在用柏拉图理论阐释文学，不过他并未局限于此，而是认为《红楼梦》在表现现实与理想之结合与转化方面极为成功。如写宝玉之游太虚幻境前后的衔接，真假二宝玉的设置以及大观园与园外世界的对比等，都使读者领会到所谓人生如梦、世事沧桑之感，而对眼前之现实有了清醒的把握，进而能够超脱于现实中的一切对世俗名利的追求，而能以局外人之感冷眼旁观人生，虽然这样的处世观可能使某些人有消极遁世思想，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却有助于他们在这个动荡的社会中把握自身，更充实地生活。

　　吴宓始终认为，象《红楼梦》这样伟大的小说，应当常常阅读，作为人生的指南，更作为针砭现实、净化情感的清醒剂。因此，他才终生为《红楼梦》呐喊，为拯救人类的灵魂奔走。如果要说吴宓有那些不足，那就是他这样一个喜爱《红楼梦》的人，自己在爱情婚姻方面却不够清醒，以至成为悲剧性人物，毕竟谈论作品与现实生活不是一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