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知生命短暂,因而追求不朽。然而肉体不能永在,“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但精神可以常存,“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
曹丕《与
王朗书》)故《左传》有“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于是仁人君子奋力于不朽事业。
太史公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著《史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自序》)。魏文帝感叹“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欲使声名传后,却 “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 而“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典论•论文》)。陈思王欲“揄扬大义,彰示来世”而志在“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即便志未果,道不行,亦将“采史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
曹植《与杨德祖书》)。逮至刘勰述志,则谓“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文心雕龙•序志》)虽“决不出身”之葛洪,亦念“精治五经,著一部子书,令后世知其为文儒而已”(《抱朴子•自叙》),而修正三不朽说,使立言与立功、立德等齐。如此者实繁,不可枚举。大盖古之人皆以“文章千古事,仕途一时荣”,于是纷纷著书立说,为青史增华。不独其名永垂,亦必造福后世。
古人求不朽,今人不在乎。古人读书,志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今人则仅关心地位之高低,薪水之多少。古人追往而思来,今人则徒贪今生。岂不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