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山地震到汶川的科学观（一）徐祖哲

作者：自在人 标签：四川地震 唐山大地震 汶川 徐祖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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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地震局长们16日的谈话，看地震科研的方向和方法。

中国地震局副局长修济刚、中国地震局原副局长何永年、中国地震局专家罗灼礼16日下午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针对网友“什么样的地震能预测”的问题，修济刚回答，现在我们只能说对一定类型的地震，在一定的特定的地区内，作出一定程度的预测。但有大量的地震，地震前没有掌握到足以能够判断的前兆依据，很难作出预测。

　　有网友发问，“预测地震是否应该走群防群治的路？”罗灼礼回答，根据40多年的地震预报的实践经验，成功的，或者是失败的教训都表明，专群结合是一个很重要的路子，因为毕竟一次大的地震来讲，前兆异常的范围是很大的，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光靠专业队伍还是不够的，毕竟它的数量还是有限，群防地震应该成为地震危险区的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


我认为:罗灼礼局长这一点讲的很好,“专群结合是一个很重要的路子，光靠专业队伍还是不够的，毕竟它的数量还是有限。”实际上，从邢台、海城地震开始，国家地震局确实非常重视“专群结合”，在一段时间内，也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

但是，有一点要指出。地震部门经常把群众看成是“非专业”的人，所以在唐山地震的余波逐步消退之后，“群”就慢慢的退出了观测的交流之中。唐山大地震给了我们32年，地震局依然交出的是不及格的答卷，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罗灼礼局长说，“光靠专业队伍还是不够的，毕竟它的数量还是有限。”其实，地震专业队伍不光是人数的“数量”，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专业面窄小。尤其是在地震理论没有突破之前，你根本不知道未来的突破口在那里，所以一味将自己认为是“专”，实际上是排除了相关的地震外的“专业队伍”，在高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在国家一再提倡“科技创新”的今天，反而造成了今天汶川的悲惨灾害局面，和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关系。512大地震发生了，而有关人员却强调没有什么临震异常，是突然发生的。

这几天，大家忙于救灾，不过顺便提到地震预报问题，之后应当深入讨论。作为在唐山地震之后多年从事地震临震预报科研项目的参与者，我认为有几个问题要注意：

1，目前地震理论没有解决，的确不可能准确预报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的三要素。就是有个别案例，也不能作为正式依据；讨论汶川地震能不能预报，不如讨论要用什么样的措施尽早突破地震预报的难题；或者是对国家地震局来说，地震科研道路与方法何在？目前的运作方式有那些问题和不足？


2，所述的“上万只蟾蜍集体迁徙”，还不能证明就是与地震相关，但是如果地震部门当时不是简单否定，而是在周边调查其他物种的异常有否（经过网友转告，已经有其他物种的异常反映），至少可以让此次地震得到周边究竟有没有动物异常的记录，有？还是没有？要有，有几种，时空分布如何？这才是科学态度。建议不要让“蟾蜍们”影响正常的讨论。我发现，有的“业内”人士对“蟾蜍们”加入到地震预报的科学问题中来，是非常感兴趣的；似乎否定了“蟾蜍们”，地震局就得到了“加分”。希望媒体人士，也要多从现代科学实验方法，从科技创新的角度讨论，不要因小失大，跟在“蟾蜍们”后面扭动，要提升讨论问题的水平。


3，许多其他专业部门，在自己的工作中，发现了具有理论意义的地震异常，在唐山地震后，作为地震局的客人，一起进行了多年工作。这些专业问题，通过正规的科学方法，可能会得到突破，正式纳入到地震的“专”之中，从“群”变化为“专”。我以为，在地震的正规专业不能突破之前，这个方向应当是地震局科研项目的重点。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进展甚微，当然这不是其他行业专家的问题。

既然地震局还没有找到突破方向，那宝贵的大笔地震科研经费是否要有那怕是50%向地震部门之外来招标？地震局的科研经费使用方向和数量、地震局的出国考察内容，也要经过开放式的“人大、政协”“院士”“科协”“科技团体”“地震受灾地区代表”等来逐年进行检查。

4，地震研究是一项复杂的事情，有多个方面。而地震部门领导却有举一漏万的片面工作方式，如以说法“仅仅北京一地，就有上百位民间专家，或者说是爱好者长期从事地震研究，向地震局反馈信息。他们每天都会发出有几十个地震预测。如果每次都发布预报信息，显然将使预报完全失效。”

上述情况是事实，但并非是全部，还有好多“非民间”的专家，为什么不说一说呢？地震局所指的“专群”中，相当多的一些“群”并非上述民间专家（就是这些民间专家也有人确有才能）。而是其他行业，而且是高科技行业的专业人员，他们对地震局来说，是“群”，而在专业方面，却是地震局的人士所达不到的“专”。就是许多民间人士的工作热情也是地震局的官员所不具备的，难道不应当学习吗？至少，没有听说你们每年给这些民间人士开会，讲课、普及地震知识。你们是铁饭碗，拿工资和国家的各种补贴，人家可是义务关心国家和社会。

（事例之一，地震局的“倾斜仪”测试不到许多震前的“地表倾斜”；然而我的仪器就准确记录了北京郊区小震前的倾斜活动，还有日本7级地震之前的10余小时的地表倾斜有周期规律的活动。使得北京地震队（原名称）的领导在北京一次地震的次日，专门带队到我的实验室来询问原因和学习。他们的仪器是电感耦合，长周期漂移信号全排斥了；而我的仪器是光电结构，几小时长的“晃动周期”都无一遗漏。）


5，唐山地震以来的众多前兆异常，地震局是急功近利，只是想从观测上对应地震三要素，而没有按照科学方法，科学的实验方法进行仪表研制和观测的结合，从获取机理的角度出发，开展工作。这样，不仅耽误了宝贵的时机，还造成了极大的科研浪费。例如，没有获得与地震理论关联的模拟量参数和规律，却急于制作多种数字化仪表。就是今天，你们把唐山地震的数据全部输入计算机，也计算不出“三要素”，你们何必要花费大量的经费，从1980年就开始推行预报参数数字化、网络化？

6，从汶川地震后，通信全面瘫痪看，县地震局也无从联系。国家地震局将地震重点区域的基层地震局电台停用，以为有了公众通信手段就可以了。却不知，电信部门反而一直都在鼓励专业部门使用自己的“专网”，与电信公众网互为补充。

从这一点来看，地震部门对于严峻的地震形势就没有足够的认识。建议，国务院对地震局的官员像对“歌手”一样，组织专业人士进行基础知识考核和工作业绩、科学方法的考核，淘汰不合格者。

最后：我不赞同罗局长所说的：“群防地震应该成为地震危险区的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别在地震发生巨大灾害之后说应景的话语。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汶川周边是“危险区”，那汶川之后是那里？罗局长能够告诉我们新的“地震危险区”吗？


地震理论既然你们专业队伍都搞不出来，在一个个的地震之后，遭到群众广泛批评。那末，“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就能够突破地震理论吗？

我认为，地震局除了相关预报和抗震管理之外，要大量压缩管理部门和冗员。要将地震科研平台建成“科技创业中心”、“地震科研孵化器”，组织地震内外的地球物理专业和其他科技专业的人士参与观测、记录、实验、分析等科学工作。而且，外部人员获得的经费不少于50%，并进行阶段性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