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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地震到汶川的科学观(一)徐祖哲

作者自在人 标签四川地震 唐山大地震 汶川 徐祖哲 阅读次数:133
本文从地震局长们16日的谈话,看地震科研的方向和方法。

中国地震局副局长修济刚、中国地震局原副局长何永年、中国地震局专家罗灼礼16日下午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针对网友“什么样的地震能预测”的问题,修济刚回答,现在我们只能说对一定类型的地震,在一定的特定的地区内,作出一定程度的预测。但有大量的地震,地震前没有掌握到足以能够判断的前兆依据,很难作出预测。

  有网友发问,“预测地震是否应该走群防群治的路?”罗灼礼回答,根据40多年的地震预报的实践经验,成功的,或者是失败的教训都表明,专群结合是一个很重要的路子,因为毕竟一次大的地震来讲,前兆异常的范围是很大的,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光靠专业队伍还是不够的,毕竟它的数量还是有限,群防地震应该成为地震危险区的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


我认为:罗灼礼局长这一点讲的很好,“专群结合是一个很重要的路子,光靠专业队伍还是不够的,毕竟它的数量还是有限。”实际上,从邢台、海城地震开始,国家地震局确实非常重视“专群结合”,在一段时间内,也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

但是,有一点要指出。地震部门经常把群众看成是“非专业”的人,所以在唐山地震的余波逐步消退之后,“群”就慢慢的退出了观测的交流之中。唐山大地震给了我们32年,地震局依然交出的是不及格的答卷,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罗灼礼局长说,“光靠专业队伍还是不够的,毕竟它的数量还是有限。”其实,地震专业队伍不光是人数的“数量”,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专业面窄小。尤其是在地震理论没有突破之前,你根本不知道未来的突破口在那里,所以一味将自己认为是“专”,实际上是排除了相关的地震外的“专业队伍”,在高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在国家一再提倡“科技创新”的今天,反而造成了今天汶川的悲惨灾害局面,和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关系。512大地震发生了,而有关人员却强调没有什么临震异常,是突然发生的。

这几天,大家忙于救灾,不过顺便提到地震预报问题,之后应当深入讨论。作为在唐山地震之后多年从事地震临震预报科研项目的参与者,我认为有几个问题要注意:

1,目前地震理论没有解决,的确不可能准确预报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的三要素。就是有个别案例,也不能作为正式依据;讨论汶川地震能不能预报,不如讨论要用什么样的措施尽早突破地震预报的难题;或者是对国家地震局来说,地震科研道路与方法何在?目前的运作方式有那些问题和不足?


2,所述的“上万只蟾蜍集体迁徙”,还不能证明就是与地震相关,但是如果地震部门当时不是简单否定,而是在周边调查其他物种的异常有否(经过网友转告,已经有其他物种的异常反映),至少可以让此次地震得到周边究竟有没有动物异常的记录,有?还是没有?要有,有几种,时空分布如何?这才是科学态度。建议不要让“蟾蜍们”影响正常的讨论。我发现,有的“业内”人士对“蟾蜍们”加入到地震预报的科学问题中来,是非常感兴趣的;似乎否定了“蟾蜍们”,地震局就得到了“加分”。希望媒体人士,也要多从现代科学实验方法,从科技创新的角度讨论,不要因小失大,跟在“蟾蜍们”后面扭动,要提升讨论问题的水平。


3,许多其他专业部门,在自己的工作中,发现了具有理论意义的地震异常,在唐山地震后,作为地震局的客人,一起进行了多年工作。这些专业问题,通过正规的科学方法,可能会得到突破,正式纳入到地震的“专”之中,从“群”变化为“专”。我以为,在地震的正规专业不能突破之前,这个方向应当是地震局科研项目的重点。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进展甚微,当然这不是其他行业专家的问题。

既然地震局还没有找到突破方向,那宝贵的大笔地震科研经费是否要有那怕是50%向地震部门之外来招标?地震局的科研经费使用方向和数量、地震局的出国考察内容,也要经过开放式的“人大、政协”“院士”“科协”“科技团体”“地震受灾地区代表”等来逐年进行检查。

4,地震研究是一项复杂的事情,有多个方面。而地震部门领导却有举一漏万的片面工作方式,如以说法“仅仅北京一地,就有上百位民间专家,或者说是爱好者长期从事地震研究,向地震局反馈信息。他们每天都会发出有几十个地震预测。如果每次都发布预报信息,显然将使预报完全失效。”

上述情况是事实,但并非是全部,还有好多“非民间”的专家,为什么不说一说呢?地震局所指的“专群”中,相当多的一些“群”并非上述民间专家(就是这些民间专家也有人确有才能)。而是其他行业,而且是高科技行业的专业人员,他们对地震局来说,是“群”,而在专业方面,却是地震局的人士所达不到的“专”。就是许多民间人士的工作热情也是地震局的官员所不具备的,难道不应当学习吗?至少,没有听说你们每年给这些民间人士开会,讲课、普及地震知识。你们是铁饭碗,拿工资和国家的各种补贴,人家可是义务关心国家和社会。

(事例之一,地震局的“倾斜仪”测试不到许多震前的“地表倾斜”;然而我的仪器就准确记录了北京郊区小震前的倾斜活动,还有日本7级地震之前的10余小时的地表倾斜有周期规律的活动。使得北京地震队(原名称)的领导在北京一次地震的次日,专门带队到我的实验室来询问原因和学习。他们的仪器是电感耦合,长周期漂移信号全排斥了;而我的仪器是光电结构,几小时长的“晃动周期”都无一遗漏。)


5,唐山地震以来的众多前兆异常,地震局是急功近利,只是想从观测上对应地震三要素,而没有按照科学方法,科学的实验方法进行仪表研制和观测的结合,从获取机理的角度出发,开展工作。这样,不仅耽误了宝贵的时机,还造成了极大的科研浪费。例如,没有获得与地震理论关联的模拟量参数和规律,却急于制作多种数字化仪表。就是今天,你们把唐山地震的数据全部输入计算机,也计算不出“三要素”,你们何必要花费大量的经费,从1980年就开始推行预报参数数字化、网络化?

6,从汶川地震后,通信全面瘫痪看,县地震局也无从联系。国家地震局将地震重点区域的基层地震局电台停用,以为有了公众通信手段就可以了。却不知,电信部门反而一直都在鼓励专业部门使用自己的“专网”,与电信公众网互为补充。

从这一点来看,地震部门对于严峻的地震形势就没有足够的认识。建议,国务院对地震局的官员像对“歌手”一样,组织专业人士进行基础知识考核和工作业绩、科学方法的考核,淘汰不合格者。

最后:我不赞同罗局长所说的:“群防地震应该成为地震危险区的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别在地震发生巨大灾害之后说应景的话语。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汶川周边是“危险区”,那汶川之后是那里?罗局长能够告诉我们新的“地震危险区”吗?


地震理论既然你们专业队伍都搞不出来,在一个个的地震之后,遭到群众广泛批评。那末,“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就能够突破地震理论吗?

我认为,地震局除了相关预报和抗震管理之外,要大量压缩管理部门和冗员。要将地震科研平台建成“科技创业中心”、“地震科研孵化器”,组织地震内外的地球物理专业和其他科技专业的人士参与观测、记录、实验、分析等科学工作。而且,外部人员获得的经费不少于50%,并进行阶段性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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