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平话叙事的原则与视角--老罗口水的发源地

作者：xids 标签：傅玄 千里之外 三国演义 三国志 史记 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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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三国志平话》叙述三国故事大概遵循三条原则，即历史原则、报应原则、道德原则。平话在《资治通鉴》编年体之外创造了艺术的叙事文本，确定了迥异于正史的叙事视角，把历史本真的复合结构改变为刘备蜀汉发展的单线结构。平话对刘备蜀汉同情与赞颂的叙事中积淀了魏晋以来不同时代复杂的社会心理。平话的艺术图景中凸现的主要是蜀汉方面不多的几个人物，经常占据叙事焦点、最为活跃、塑造得最有生气的人物是张飞。平话的叙事原则与叙事视角，表现了市民接受群的审美风尚与道德观念、价值判断，表现出民间艺术来源于史著、但又别异于史著的艺术趣味与评价倾向。
　　 【关键词】三国志平话　叙事原则　尊刘倾向　市民趣味

　　“三国”故事发展至于唐代，如“张飞胡”、“邓艾吃”、“死诸葛走生仲达”等传说已在民间广泛流传。宋朝崇宁、大观以后，讲史艺术中更出现了说《三分》的专家霍四究。①
　　现存《三国志平话》是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本，藏于日本东京内阁文库。封面上书“建安虞氏新刊”，中为三顾茅庐图，下分三列，中为“至治新刊”，左右题“新全相三国志平话”。分上中下三卷，各卷卷端、卷末题名较为统一，多为“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卷（之）上（中、下）”，唯卷上末还有一阴文字“二十二终”，卷下所题“刊”字写作“　　”，[I1]卷下卷末题阴文字“新全相平话三国志下卷终”。
　　另有一种《三分事略》，存于日本天理图书馆。封面版式与虞氏刊本同，题“建安书堂”、“甲午新刊”、“新全相三国志□□（故事）” ②。上卷卷端题“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上”，卷末题“照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上”；中卷卷端题“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中”，卷末题“照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中”；下卷卷端题“照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下”，卷末题“新全相三分事略下”，下卷卷端所题“刊”字也写作“　 ”[I2]，卷末题字也是阴文。
　　此两者是同一部书的两家刻本，其情节、文字、版式、图像都基本相同，只是建安书堂刻本少了八页，这八页都在各卷卷末之前一两页，而版心序号连贯，陈翔华先生认为是有意偷工漏刻。建安书堂刻本图像更为拙朴，与虞氏刻本相比刷印很模糊，难以卒读。从建安书堂刻本的漏刻和各卷题名、以及图像文字的粗陋看来，此本不是初刻本，而是翻刻本，且是原本畅销后的迅速仿刻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辑二者为一册，本文论述即以此为据，以下所引用文本根据虞氏刊本《三国志平话》③。
　　 三国故事在唐宋能成为孩童的笑谑之资，使顽薄小儿爱善而憎恶，并独立为讲史之专门一家，可想而知当时的说话艺人妙舌如簧，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但现存平话的事件叙述多存梗概，较为粗略，从这个角度来说，“三分事略”的命名似乎要比“三国志平话”更为确切。这可能是艺人的说话底本，至今说书术语称之为“梁子”者。说话之演述在于临场发挥，故“梁子”只大概保留当时说话的基本纲目。但其超越史实所作的艺术性创造仍使它在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三条叙事原则

　　 《三国志平话》叙述三国历史大概遵循三条原则，即历史原则、报应原则、道德原则。
　　 首先是历史原则。平话所叙，大框架多据正史，主要情节也多见于历史记载。如“黄巾叛”、“玄德作平原县丞”、“董卓弄权”、“吕布刺董卓”、“吕布投玄德”、“曹豹献徐州”、“水浸下邳擒吕布”、“曹操斩陈宫”、“白门斩吕布”、“关公刺颜良”、“张飞拒桥退卒”、“赵云抱太子”、“黄盖诈降蒋干”、“赤壁鏖兵”、“曹操杀马滕（腾）”、“关公斩庞德佐”、“关公水渰于禁军”、“先主托孔明佐太子”、“刘禅即位”、“诸葛七擒孟获”、“诸葛造木牛流马”、“孔明斩马谡”、“孔明百箭射张郃”、“孔明出师”、“秋风五丈原”等基本按历史顺序叙述，且都是有一些历史依据的。但往往是依据一鳞半爪的历史事实，捏合出虚妄幻诞的故事，细节铺排虚构远远多于史实。如黄巾起义是史实，但此平话为之设想了一个很具体的起因——孙学究因病自投地穴，获医书，传给张角，张角以此聚众；又把黄巾起义与刘、关、张相捏合，夸大刘关张在灭黄巾中的作用。这样，有着“黄巾起义”作为史实依据的“黄巾叛”故事就和历史真实相去极远了，“黄巾叛”故事也就脱离了史实而获得了艺术叙事的自足品质。
　　 而平话情节中更多的是超越于史传的艺术创造。如桃园三结义；如刘关张破黄巾有功，反遭太守督邮等迫害，投太行山落草，皇帝杀十常侍，以十常侍的头招安刘关张；又如七星坛诸葛祭风，刘玄德私遁黄鹤楼，吴夫人见刘备胸盘金蛇而不忍杀他，诸葛亮黄婆店遇神女，刘渊复汉，等等，都是于史无徵、而且荒谬绝伦的虚构。因此，《三国志平话》以三国历史为基本轮廓，但不受史料束缚，大胆虚构，有着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
　　 分析平话的情节，与史传的联系大概有这么几种：
　　 一是依据史著。如“诸葛亮六出祁山”，《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①　裴注《汉晋春秋》曰：“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于是仪结陈而去，入谷然后发丧。宣王之退也，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②平话情节依据史实，也融合了《汉晋春秋》中的传说成分，而大体合于史实。但平话据一点史实，在裴注的传说成分之外还加以了大胆的铺张、想象。
　　 二是变形。裴注《晋阳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于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③平话最后一叶图为“将星坠孔明营”。前一叶图为“秋风五丈原”，图下叙述文字有：“当夜军师扶着一军，左手把印，右手提剑，披头点一盏灯，用水一盆，黑鸡子一个下在盆中，压住将星，武侯归天。”这样的叙述应当就是受《晋阳秋》之说启发，变形而成的。平话应当也还有描写武侯将星的段落，惜《三国志平话》可能跳跃刊载而缺落。
　　 三是移花接木，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记载刘备怒鞭督邮④， 平话却把这一鞭督邮行为移于张飞身上，说张飞怒鞭督邮至死。这一移置一箭双雕，一是使刘备形象稳重，与刘备人君地位相一致，二是更突出了张飞粗暴义气耿直的性格特征，使平话叙述具有痛快淋漓的喜剧色彩。
　　 四是添枝加叶。平话揉合史实与虚构，重新创造的“历史”具有故事自身的事理逻辑，平话往往沿着这一事理逻辑的惯性痛快铺张，如张飞怒鞭督邮后，刘关张三人上山落草，朝廷只好杀十常侍，以十常侍的头招安刘备三人。平话这样添加的情节往往表现出民间文学粗朴、单纯的风格，叙述远离历史甚至于具有滑稽的喜剧特征。也有一些添加对塑造人物、表现叙事倾向有重要作用，如“诸葛亮祭风”，几乎把本属周瑜的赤壁之功全归了孔明，突出孔明的神机妙算，表现平话喜爱刘备方面，忽略或贬抑东吴方面的主观倾向性。
　　 据史、变形、移花接木、添枝加叶，这四种方式有机融合，创造出了全新的三国故事，艺术的表现出民间对三国历史的理解，表现了平话超越史传的艺术创造思维，以这种艺术思维创造文学艺术，出现了一大批演义历史的艺术，《三国志平话》肇始之功不可没。
　　 其次是报应原则。
　　 平话对三国历史的理解与正史迥然不同。《三国志》与《资治通鉴》以客观叙事分析性的探讨汉末动乱、天下三分之所由，认为皇帝昏庸、宦官乱政及至后来的军阀混战是根本的原因。平话与后来毛宗冈修订《三国演义》对三国历史的阐释也不同。毛本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平话却认为：“江东吴王蜀地川，曹操英勇占中原。不是三人分天下，来报高祖斩首冤。”把汉朝天下三分归于因果报应。在这一篇首诗后叙述了一个头回故事，谓司马仲相到阴间断案，审理汉高祖刘邦与吕后恩将仇报，屈杀功臣韩信、英布、彭越一案。司马仲相传蒯通折证，断定了这桩公案。奉天公谕旨，教三人分了汉朝天下：韩信为曹操，占了中原；彭越为刘备，占了蜀川；英布为孙权，占了东吴。汉高祖则生于许昌，为献帝，吕后为伏后，教曹操囚帝杀后，以报前仇。蒯通转生为诸葛亮，作为刘备的谋臣。司马仲相断案有功，许多年后托生为司马仲达，并吞三国，一统天下。此以为三国历史之所由。表现了民间对天下三分的天真认识，但也深沉的表达了民众对刘邦杀戮功臣的不平、对韩信等功高被杀的同情。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说：“中国著作家往往把叙事作品的开头，当做与天地精神和历史运行法则打交道的契机，在宏观时空、或者超时空的精神自由状态中，建立天人之道和全书结构技巧相结合、相沟通的总枢纽。”由于“中国叙事文学对开头的异乎寻常的重视，以及它在时间整体性观念和超越的时空视野中的丰富的文化隐义”，因而这些开头的形式被称为“叙事元始”。“所谓‘元始’，意味着它不仅是带整体性和超越性的叙事时间的开始，而且是时间的整体性和超越性所带来的文化意蕴的本原”。①尽管由于民间叙事技巧的粗疏，《三国志平话》的头回意旨未能在主体故事中得到细密的照应，但这一头回故事的设置，正是这样的“叙事元始”，是中国叙事典型的以时间呼应天道的思维方式，隐含着中国人对历史运行法则的认识，但它主要不是理性认识，而是关于历史运行的一个隐喻，属于悟性认识。以中国人“道生一，一生万象”的理论，则历史是“道”的具象，因而也是一个混沌的整体，这个混沌整体有其运行的自然法则，因而或有“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说，或有“三百年一个小轮回，五百年一个大轮回”之说。这种混沌的悟性认识与外来的佛教理念相结合后，便在历史运行法则中明确了因果报应的观念。《三国志平话》的头回故事在后人看来非常荒谬，但在宋元时代则为民众所认可所乐道，而且它对于历史变迁的分析比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文人套话来似乎更为具体些，也更为抒情，抒发慷慨悲凉之情。这个隐喻式的开头，是宋元民众透过宗教慰藉对历史的艺术式拷问，有些悲怆，有点无奈。
　　 这种因果报应的原则还表现在正话的叙事之中。平话卷下在叙述曹丕登受禅台称帝时插了一歌一诗，歌曰：“……人言台善名不善，尽是阴谋篡汉基。善恶到头中（终）有报，恶来还有恶图之。曹家欲袭千载业，司马依前袭帝基。”诗曰：“屈斩东宫绝汉孙，善（禅）台魏祖立仇君。都来五帝阴司报，司马图王杀未轻。”平话结尾叙述魏禅位于晋，道：“少帝禅位于司马，封少帝为陈留王。汉献帝闻之，笑而死。”汉末魏晋历史便这样被勾画于因果报应的怪圈中。
　　再次是道德原则。平话的叙事视角与叙事焦点的确定，就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尊刘，确定曹魏、孙吴为刘备正统的敌对面，潜在的以刘蜀为善，以其敌对面为恶，把三国之争演为善恶之争。在故事情节的展开中，更强调刘备作为刘汉血统的高贵与正统地位，歌颂刘备为仁义之君；称曹操为篡逆，把他作为罪恶的化身加以鞭挞；视出身低贱的孙坚为小人。
　　 曹操在《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著中是“明略最优”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①，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史著虽然也客观的表现了他诛杀异己的种种政治行为，叙述的态度也不无道德的谴责与批判，但总体来说，所表现的曹操形象是具有复合多元性格的，评价相对客观和公允。而在《三国志平话》中，只有在平原县邀请刘关张共破吕布这件事情中，曹操表现出慧眼识人、不计出身、惟才是举的政治家素质，虽然叙述的目的是为了表现刘关张之能，不是以曹操为正面表现对象，但叙述的态度对曹操是肯定的。其他，在平话中仅有的几次叙及曹操，都是描述曹操失算或战败的狼狈的。特别是曹操杀汉帝太子，向汉帝建议立自己的儿子曹丕为太子的情节，远离史实，无论民间艺人对历史真实了解多少，正是叙述者丑化曹操面目的艺术虚构。
　　 由于叙述者与接受群善良的愿望，正义与道德最终总会战胜邪恶取得胜利，因此，平话在“司马仲达平三国”之后，又为故事加了个尾声：“刘渊兴汉巩皇图”。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团圆结局，为的是抚慰接受者面对蜀汉失败、道德法则衰微而深切悲哀的心灵。
　　 隐喻式的开头和象征性的团圆结局，这是平话叙述三国历史的大框架，它包含了民间艺人叙述三国历史的诗意追求与哲学思考——这一追求与思考为当代民众接受群所共鸣。假如脱离了混沌思维的背景和轮回报应的宗教精神，纯理性的理解这一叙事框架，则必然失其本质而浅薄误读。　　


二、迥异于正史的叙事视角

　　
　　 《三国志平话》的主体部分是以时间先后、历史发展进程为叙事顺序的，但它在《资治通鉴》编年体之外创造了艺术的叙事文本。这根本的在于它确定了迥异于正史的叙事视角。
　　 叙事视角在叙事艺术中是至关重要的枢纽问题，它直接表现作者看世界的态度与方式，蕴含着作者的人生哲学与历史哲学。
　　 从陈寿《三国志》到司马光《资治通鉴》，关于三国历史的正史记载无不以曹魏集团的活动为主体。尽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价《三国志》时曾这么解释陈寿等尊魏为正统者的历史哲学：“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其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 ② 然而以魏为主体叙述当时的历史是符合三国时代的历史情形的。正如司马光所说——《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九继“汉纪”之后接以“魏纪”，在“魏纪一·文帝黄初二年”有一段关于正闰之论的“臣光曰”，认为“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并认为“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吉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① 因此，在《三国志》基础上撰写成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相关部分）俯瞰历史，把握历史发展的全局，力求表现历史本真错综复杂的面貌，叙事线索多元复合，历史主流之外，历史潜流此起彼伏。事实上曹魏集团的发展是汉末三国时期的历史发展主流，因而若说这一段的历史叙述有哪一条线索是主要线索的话，那无疑是曹魏集团发展的线索。后来朱熹《通鉴纲目》尽管在汉祚衰亡后接以蜀汉编年，但也无能改变历史大事中曹魏动作为主这样基本的历史原貌。
　　 然而《三国志平话》的历史哲学似乎与官方意识形态、与史官所代表的社会上层主流意识无关，《三国志平话》的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自有其民间叙事的固执潜流。关于《三国志平话》，学界有成书于唐代、宋代、元代等多种说法，学者们根据各个时期的主流意识讨论《三国志平话》可能出现于什么时代，不可能出现于什么时代，这些讨论对于我们认识《三国志平话》所积淀的历史文化是有益的。但是，无可辩驳的是，在大一统的唐代，已有“死诸葛走生仲达”的故事；唐代诗文中多咏“铜雀妓”，颇含讥讽，而对于蜀之君臣几乎是众口一辞的赞誉；唐代吕温写于贞元十四年的《诸葛武侯庙记》断言：“武侯命世，实念皇极。魏奸吴轻，未获心膂。”② 在“迹近于魏”的北宋，更有“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的塗巷小儿。③ 尊刘贬曹由来已久。可见，民间对于三国历史的叙述自有其固有的走向，它决定于民众的道德评价和抒情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