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三国志平话叙事的原则与视角--老罗口水的发源地

作者：x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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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平话》叙事在总体上采用的是全知视角，无论天道轮回的因果报应，还是三国盛衰的历史线索，叙事者探其因果，叙其原委，以阔大的视野展现历史。从光武时代书生司马仲相与晋代司马集团的因缘，从汉代末年的动荡到黄巾乱，从刘关张的结义到诸葛亮的出山，从借荆州到得益州，从赤壁大战到白帝城托孤，从诸葛亮秋风五丈原到三国归晋，历史的点点滴滴了然于胸，叙述者随手俯拾，捭阖自如。但事实上任何“全知”都是相对的，不受史官客观如实全面展现历史原貌束缚的民间叙事，更有着自己在“全知”中选择视角的自由。在貌似全面展现三国历史的“全知”中，平话叙事者悄然选择了以刘备一方作为叙述三国历史的固定视角，以刘备集团的兴衰胜败为叙述主线。因而平话的叙事结构与叙事焦点迥异于《资治通鉴》，与以蜀汉编年的朱熹《通鉴纲目》也完全不同。
　　 平话叙事把历史本真的复合结构改变为刘备蜀汉发展的单线结构。这样的改造首先悄悄楔入于头回之中。头回的“玉皇敕”如此写道：
　　 与仲相记，汉高祖付（负）其功臣，却交三人分其汉朝天下：交韩信分中原为曹操，交彭越为蜀川刘备，交英布分江东长沙吴王为孙权，交汉高祖生许昌为献帝，吕后为伏皇后。交曹操占得天时，囚其献帝，杀伏皇后报仇。江东孙权占得地利，十山九水。蜀川刘备占得人和。刘备索取关、张之勇，却元（无）谋略之人，交蒯通生济州，为琅邪郡，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先生，于南阳邓州卧龙冈上建庵居住，此处是君臣聚会之处；共立天下，往西川益州建都为皇帝，约五十余年。交仲相生在阳间，复姓司马，字仲达，三国并收，独霸天下。
　　 这段“天公判断”颇为偏重刘备，在曹操、孙权、刘备、司马仲达四个集团中，最为关注的是刘备集团。在说刘备占得人和之外，还备述刘备集团的其他主要成员，关张之勇和诸葛谋略，更叙及诸葛亮的出身、字号、居住地，刘备集团的建都与统治时间。这段叙述是平话叙事元始中对于刘备集团的预叙事，从中已露出三国叙事以刘备集团为重心、以及诸葛亮在刘备集团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等叙事端倪。
　　 平话卷上的头回之后紧接着叙述主体故事，在叙述“孙学究得天书”、“黄巾叛”之后，立刻撇开史实中黄巾起义复杂的战事与朝廷的乱政，聚焦于刘关张的出场及其“桃园结义”，并捏合两者，叙述“张飞见黄巾”、“破黄巾”、“得胜班师”，夸大刘关张在扑灭黄巾起义中的作用，叙述“功高受屈”的常见母题。接着又在与董卓相持的故事中夸大刘关张的作用及其武艺，“三战吕布”、“张飞独战吕布”，以天下无敌的吕布比衬刘关张的不凡。从“吕布投玄德”到“白门斩吕布”，正史对此有较多记载，当然更成为平话铺叙的焦点。卷中从“汉献帝宣玄德关张”开始，刘备因为为汉室宗亲受到汉献帝重视，但因曹操排斥而出为徐州太守，后来投袁绍、投刘表，三顾孔明，被曹操追杀，得到孙权支持，联手取得赤壁之战胜利，得荆州。中卷只有“曹操勘吉平”、“曹公赠云长袍”、“曹操拜蒋干为师”、“黄盖诈降蒋干”、“曹璋射周瑜”几个标题涉及曹魏、孙吴方面事件。卷下始于“庞德谒玄德”，此后刘备会刘璋，取益州，封五虎将，关公守荆州与孙吴、曹魏相持，关公被杀，先主败于猇亭，白帝城永安宫托孤，刘禅即位，孔明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秋风五丈原。卷下的标题之中只有“曹操杀马滕（腾）”、“马超败曹公”二则涉及当时刘蜀之外的历史故事。可见平话在纷繁的历史线索中只挑出刘备集团发展的线索，聚焦于蜀汉方面君臣的传奇故事，而且为此改变与增饰了很多史事。而汉末动乱、英雄竞出、风起云涌的政治背景，曹魏、孙吴的兴衰历史以及这两个集团众多谋臣武将的英雄事迹，则为平话叙述所不顾，或为“盲点”。
　　 平话所叙，大体框架合于史实，然所叙具体之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则与史实相去甚远其颠三倒四、顺序错乱、真假杂陈者，实数不胜数。而文中别字俗字甚多，人名、地名、官职等等，多非本字。若稽之史书，大概需要从头到尾逐一订正。上海涵芬楼翻印此书时曾有跋谓：“作者师承白话，未见史传正文，每以同音习见之字通用之。省俗形近，传录讹伪，又复杂出其间，坊贾据以入梓，难可校订，盖出自江湖小说人（小说人，见宋吴自牧《梦粱录》，即今之说书者。）师徒相传之脚本。开卷则市井能谙，入耳则妇竖咸晓，乃后世通俗演义之嚆矢，当日士夫所不屑寓目者也。”①
　　 平话的文本面貌既跟说书人的文化修养有关，也跟接受者的文化修养相关。接受者识字无多，缺乏历史文化知识，这使得他们对文本的错别字和史实的讹误没有判断能力，也不可能有什么要求；并且由于理解能力有限，他们需要说书人在纷繁的历史中梳理一条单纯的故事线索。然而，对于听什么故事，怎么讲故事，接受者有着自然的判断，这种判断来自世代累积的故事传说和历史积淀的情感倾向。接受者有着什么样的接受要求呢？听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一个君臣共济、艰苦创业的故事，一个赞扬仁义道德、批判恶德暴政的故事。这便是统摄《三国志平话》的精神内涵。平话对三国历史的叙述表现了民间艺人面对历史的道德评判与价值判断。在民众心中，只有皇家枝叶、而又仁政爱民的刘备才为正统；在三国中蜀汉最早亡国，但刘备君臣鼎力开创天下、而又为兄弟义气不惜争霸大业，却最得民心。
　　 平话立足于蜀汉一方，倾注了全部的同情。褒刘而贬曹，这一叙事倾向渊源久远。
　　 一方面，这样的叙事倾向源自正史。从源头陈寿《三国志》已开其端绪。在陈寿著《三国志》之前，各国史书（包括杂传）各记其事，多立足于某国，以一国为视角记录三国历史。陈寿却以他超人的见解和胆识，并列魏、蜀、吴三国，名之为《魏书》、《蜀书》、《吴书》，总其名为《三国志》，独创出融国别与纪传、断代为一体的新体例。把魏国从独尊改为并立，这已经开了后来尊刘抑曹之先河。客观地说，陈寿《三国志》记载了曹魏很多恶德之事，如欺压献帝、族灭伏皇后满门，以及荀彧、杨修之死等等。相对来说，《三国志》所载刘备多美德，“先主传”连篇铺叙的是先主如何深得民心、因民心而逐步发展的历史，记载其不忍攻刘琮、携民渡江等故事。
　　 后来裴松之注大量引注当时的史书杂传，更增强了文献褒刘贬曹的倾向。如引孙盛《异同杂语》，谓时人许子将评曹操：“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又记载曹操杀吕伯奢之事，其中曹操所言“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令曹操奸雄形象刻画无遗。裴注引《曹瞒传》颇多，所引资料大多不利于塑造曹操的正面形象，如关于曹操的出身，儿时假装中风的故事等。①《曹瞒传》虽为曹魏的敌对方吴人所撰，但可见关于曹操的贬抑之辞已在当时就多有流传。而裴注更利于褒刘倾向的形成。如引晋代傅玄所著《傅子》曰：“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此三人者，皆人杰也。以备之略，三杰佐之，何为不济也？”②《傅子》这一段记载，所论精辟，几乎可视为《三国志平话》或讲说三国故事的人物事件大纲。
　　 自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开始帝蜀伪汉，后来偏安之世，史臣往往以蜀为正，以魏为闰，以此为偏安争正统，以帝蜀倡言统一、激励复国。对此，学者所常道，此不赘言。
　　 另一方面，魏晋乱世，文人动辄招祸，生命危如累卵，对曹操的贬抑，是文人对政治不满的表达，同时，对刘备的尊崇，则表达了文人圣君贤相的理想。晋代张辅在《名士优劣论》中明确声称：“世人见魏武皇帝处有中土，莫不谓胜刘玄德也。余以玄德为胜。”“而其（武帝）忌克，安忍无亲。董公仁贾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杨德祖之徒多见贼害，孔文举桓文林等以宿恨见杀。良将不能任，行兵三十余年，无不亲征。功臣谋士，曾无列土之封，仁爱不加亲戚，惠泽不流百姓。岂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义，宽弘而大略乎！”③ 贬曹大概是两晋六朝一种普遍的舆论，从此时大量的野史杂传可见。由于战乱不休、政治黑暗，渴望太平、渴望安定的文人与普通民众共同的对法家之术充满畏惧与厌倦，这应该是曹操在三国故事流传过程中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然而，寄托着文人圣君贤相理想的刘备一方却败得最惨，惨败的结局又正好契合了魏晋时代以悲怨为美的文学思潮，人们抒发刘备惨败的悲怨，也正是自己心中悲怨情绪的释放。
　　 从东汉末年至于魏晋的三百来年间，在乱世中产生的文学艺术以悲怨美为风尚，建安文学慷慨悲凉，正始文学沉痛忧愤，正是在这样的审美氛围中产生了最早的三国故事叙述，因而也产生了最早的三国故事叙事倾向。曹、刘、孙三家相比较而言，其实曹操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感，孙吴父子兄弟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都是时代的最强音，具有深沉的感人力量。相对而言，刘备立国最晚、力量最弱，但却广为重视与同情，除了可能有刘汉宗族正统的原因（其实血缘已远，因而也是很牵强的），很重要的可能是因为它代表着圣君贤相的理想却败得最惨而深受同情，以悲怨美为风尚的魏晋叙述对它倾注了更多的注意，人们借以抒发自己悲怨的情绪。这种倾向，很重要的包涵了人们生逢乱世对于生命不安的悲吟，对于强权的受压抑心理。所以，三国故事最早的褒刘贬曹叙事倾向归根结底或在于魏晋时代普遍的审悲意识，传达出慷慨悲凉、沉痛忧愤的时代悲音。
　　 魏晋以来关于三国历史的叙述不断积累，在民间叙事中褒刘贬曹的叙事倾向也不断积累，宋元时代的讲史与戏曲成为褒刘贬曹叙事倾向的集大成之作，在这些民间艺术中，叙述者表现出对于三国历史极为任性的偏颇叙述，对刘蜀一方倾注了所有热情，而有意忽略曹魏在三国历史中的主导地位。对刘备蜀汉同情与赞颂的叙事中积淀了魏晋以来不同时代复杂的社会心理：因为刘备为汉之宗脉，刘蜀事业成为倡言正统、思汉复国的象征；刘备遇诸葛亮如鱼得水，君臣共济，君明臣贤，成为历代文人君臣理想的典范；因为刘备重民心，处君臣如兄弟，民间传说更演化出刘备视兄弟情义高于江山社稷江湖义气，这使他在普通民众心中具有恒久的人格魅力；因为刘、关、张出身低微，但经过不懈努力改变了命运，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与中下层文人建功立业的白日梦、普通民众与命运抗争的努力相契合，将相宁有种乎，是对民众的极大鼓舞；以刘、关、张智勇兼备、天下无敌，以诸葛亮神仙般的超凡智谋与不懈努力，以他们堪为楷模的忠义道德，终于覆国惨败，蜀汉的故事最大程度的满足了民众的审悲心理。


三、平话叙事最偏爱的人物形象

　　
　　 很重要由于陈寿《三国志》的成功纪传，在三国的历史图景中人才极盛，英雄辈出。然而在《三国志平话》的艺术图景中凸现的主要是蜀汉方面不多的几个人物。笔者对平话标题略作统计，发现，在包括上图题目与下文节目的现存87个标题中（若包括上图题目与下文节目相同或相似的重复计算，则为111个标题），以诸葛亮的行动为中心的最多，共18个：（三顾孔明，）诸葛出庵，孔明下山，军师使计，孔明杀曹使，（鲁肃引孔明说周瑜，）孔明班师入荆州，孔明引众现玄德，孔明说降张益，诸葛使计退曹操，（先主托孔明佐太子，）孔明七纵七擒，孔明木牛流马，孔明斩马谡，孔明百箭射张郃，孔明出师，秋风五丈原，将星坠孔明营。其次是张飞，共12个：张飞见黄巾，张飞杀太守，张飞鞭督邮，张飞独战吕布，张飞摔袁襄，张飞三出小沛，张飞见曹操，张飞捉吕布，张飞拒水断桥（张飞拒桥退卒），张飞刺蒋雄，张飞议摄（义释）严颜，张飞捉于昶。关羽8个：关公袭车胄，关公刺颜良，（曹公赠云长袍，）云长千里独行，关公斩蔡阳，关公单刀会，关公斩庞德佐，关公水渰七军。刘备或刘关张三人为主的行动大概有15个标题，其他还有赵云、黄忠等为主词的标题。总之，绝大部分标题都以蜀汉方面的人物或行动为中心。标题基本上概括了平话的主要内容，因而可以清楚地看出平话的绝大部分演述内容是蜀汉方面的故事。
　　 在三国历史的叙述中，自陈寿以来就对诸葛亮情有独钟。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第五》谓，诸葛亮病逝后，“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并且蜀人因为追思诸葛亮而特别崇爱诸葛瞻之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自三国时代以来，民间推崇诸葛亮之智慧与品格，因而乐道诸葛亮之事，诸葛亮故事在长期的流传中增饰愈多。至于《三国志平话》的时代，诸葛亮的传说大概最为丰富，因而一部《三国志平话》，主要是蜀汉发展的历史，其实基本上是诸葛亮智慧与品格的传奇史。
　　 在平话中，诸葛亮出场较迟，至卷中大约三分之一篇幅后才由徐庶口中道出：“今有二人，腹熟吕望之书，坐握掌中，决胜千里之外，觑天下易可也。”“南有卧龙，北有凤雏。凤雏者是庞统也；卧龙者诸葛也，见在南阳卧龙冈盖一茅庐。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行兵如神，动止有神鬼不解之机，可为军师。”接着就是三顾茅庐的故事。正如陈寿对诸葛亮推崇备至，《三国志》以《诸葛亮传》为破格之文，“三顾茅庐”的故事在《三国志平话》中也是特别的片段。平话文本叙事粗略，但“三顾茅庐”一段却不惮繁琐前引刘备之诗二首，后引诸葛亮“隆中对”长文，其中还不乏人物语言和心理活动，确实是平话中难得的铺排。其后《诸葛出庵》、《军师使计》，初出茅庐的诸葛亮初展锋芒，刘备取得了出道以来难得的胜利，也使诸葛亮出山之前刘备辗转天下无立锥之地的半本平话故事成为比衬诸葛亮神威的“留白”。
　　 由于叙述者对诸葛亮特别的推崇与喜爱，以及接受者审美要求等影响，平话对诸葛亮的刻画是以超凡笔墨塑造神仙之人。正如鲁迅先生评价后来的《三国演义》之诸葛亮形象，“欲状诸葛之智而近妖”。平话中的诸葛亮不仅神机妙算，而且有着种种神仙的本领。平话多次叙及诸葛亮观天象、知水文，预测人事之吉凶，还善于祭风、“抚琴降温”、“善能行医”，善于布阵，制造风轮、木牛流马，在刘备死时“压住帝星”，在他自己死前“压住将星”。正如《三谒诸葛》一段所叙：“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司马仲达曾道：‘来不可袭，坐不可守，困不可围，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
　　 然而相对于集儒家、道家、法家的智慧与品格于一身的诸葛亮来说，具有丰富市井生活经验的民间艺人也许更能理解与把握粗暴侠义的武夫张飞的精神、性格与言行。因而虽然诸葛亮在《三国志平话》中的身份很特殊，很重要，但是，平话中经常占据叙事焦点、最为活跃、塑造得最有生气最为形象的人物是张飞。
　　 平话的上卷几乎完全是张飞的故事。故事从“黄巾叛”一转入刘关张故事的叙述之中，张飞形象就表现出最强的行动性。张飞“在门首闲立，见关公街前过，生得状貌非俗，衣服蓝缕”，便主动向关公施礼问候，认定关公有“大丈夫之志”，便邀关公同往酒肆。在酒肆中遇见刘备，三人义气相投，又是张飞邀请他们同到自己宅中，“桃园结义”，誓为兄弟。接着叙事角度转向“见黄巾”与“破黄巾”，又是张飞的主意：
　　 却说张飞，一日告二兄曰：“今黄巾贼遍州郡，劫掠民财，夺人妻女，倘若贼来，飞虽有家财，不能作主。”玄德曰：“似此若何？”飞曰：“咱不若告燕主，招些义兵，便贼来何惧？”玄德并关公言曰：“此举有理。”即便上马，离家来见燕主议事。
　　 然后，投奔朝廷皇甫嵩是张飞的主意，张飞又自告奋勇独闯杏林庄、智夺兖州，“破黄巾”的功劳全在于刘备之军，尤其在于张飞的奋勇善战。朝廷封赏之前，十常侍之一段珪让敲诈三十万贯金珠，刘备没有金珠奉献，段珪让恶言相骂，“张飞大怒，挥拳直至段珪根前。刘备关公二人扯拽不住，搼仲（拳中）唇齿绽落，打下牙两个，满口流血”。刘备被委任定州附郭安喜县县尉，在定州县受太守责骂，心情烦恼。被张飞看出，又问了亲随之人，张飞大怒，晚上便杀了太守二十余人。因此朝廷派来督邮，张飞打死督邮。
　　 此后董卓弄权，天下诸侯共破董卓，曹操邀请刘关张前往破敌，刘备犹豫不决，张飞却非常积极，他对刘备说：“哥哥，自从桃园结义，共破黄巾，图名于后。今国家正是用人之际，随众诸侯到虎牢关，与董卓、吕布交战，托赖皇帝洪福，杀了董卓、吕布，落得凌烟阁上标名，强如平原县为宰，得个腰金衣紫，荫子封妻。哥哥若不去，小弟张飞愿往。”曹操走后，刘备还是犹豫，张飞说：“弟兄放心，我独自去破董卓，诛吕布。”三人因出身低微被众诸侯排斥，张飞“死生不顾”，一定要争这口气，“三战吕布”，“独战吕布”，终于打败了吕布。后来摔袁襄，因酒失徐州，误夺吕布钱物，三出小沛，见曹操求救援，活捉吕布。总之，上卷的所有故事皆因张飞而生发，立功是张飞，惹祸也是张飞。张飞的性格形象较之后来《三国志演义》的描绘更为细致。张飞性格非常粗蛮，很有主意，同时也颇有心机，如投奔皇甫嵩、独闯杏林庄、智夺兖州等，都表现出张飞的智勇双全，在刘备受定州太守侮辱后，张飞很机敏的发现刘备的情绪，并细心的盘问随从，确证太守无理后才怒杀之。这些细节的描绘使得张飞的形象远不只是一个粗蛮无理的一勇之夫。
　　 平话中卷比较集中表现关羽，在诸葛亮出山之后，诸葛亮的智谋成为故事的中心，或者行动的生发者。但是，张飞的行动仍然是引人注目的。如失徐州时设计劫曹营，参看演同一故事的杂剧，可见张飞仍是勇于惹祸的一贯性格，只是平话中卷下卷叙述比之上卷又更粗略，因而不仅张飞，关羽、诸葛亮等中心人物的故事也都缺乏连贯的细节。又如张飞占古城为王，平话借巩固之言描述：“则说小人独镇中园，近有一人引十匹马来，杀败小人，每月要进奉。在于山南一古城，自号‘无姓大王’。古城内建一宫，名曰黄钟宫，立年号是快活年。使一条枪丈八神牟（矛），万人难敌。”很具张飞独特的味儿，所以，刘备一听，就估计此人是张飞。张飞与赵云交战一段也叙述得很生动，很有个性：
　　 却说张飞在古城宫内，正坐间，小军报曰：“不知甚人，城外搦战。”张飞听得，大叫一声：“是谁？那个敢死的？”急令备马，火速披挂，掉枪上马，引部下数骑出城北门。望见先主军兵，便飞将来。两阵相对。张飞曰：“甚人搦战？”赵云出马持枪。张飞大怒，使丈八钢牟（矛），却取赵云。二马相交，两条枪来往如莽（蟒），硬战三十合。张飞怒曰：“曾见使枪的这汉真个强！”又战三十合，赵云气力不加，败回马本阵里来。张飞怒曰：“正好厮杀，嗑早败！”纵马持枪，赶赵云至阵前。
　　 诸葛亮出场后，张飞仍时有个性化的语言与行动，但叙述至为简略。惟张飞之死的描述，虽然不够细致，但传达出浓厚的悲伤情绪：
　　 前后一月，帝至白帝城下……帐下一人叫言：“小臣引军五万，当斩贼将！”帝认的是爱弟张飞。张飞带酒。玄德曰：“吾弟老矣！”
　　 来日出军，令张飞看寨。三次圣旨，不交张飞出战。张飞言帝：“思桃园结义，共死泉下！”拔剑自刎。帝急令人抱住。张飞对先主无君臣之礼，众官簇拥入寨。张飞仰天大恸：“先主不交我与关公报仇！”言未尽，声响若雷。大风过，把张飞帅字旗杆刮折。张飞叫把旗人王强当面打五十棒。王强当夜归于本投下。说张飞就食，肉味不堪，带酒叫庖官至当面，觑张山、韩斌。张飞连骂数句，令人各打三十。当夜，王强、张山、韩斌等三人吃酒，软痛大醉，言张飞今日醉，多思小过，不甘的一般。三人同至帐下，杀了张飞。三人提头投吴去了。
　　 张飞之死有其性格的缺陷，但叙述者对他充满同情：关羽之死令刘备和张飞都失去了理智，兄弟情义令人动容，然而英雄老矣，加之气数已尽。因而悲感之情流溢于粗略的言辞之间。叙述（或文本）是粗糙的，而感情是细腻的。
　　 平话对张飞故事的偏好表现了市民接受群的审美风尚，市民接受群喜好滑稽热闹的喜剧色彩，崇尚勇敢与侠义，赞赏君臣之间情同手足、义气至上的平等情谊。因而平话的叙事焦点与叙事意向，表现出民间艺术来源于史著、但又别异于史著的艺术趣味与评价观念。
　　《三国志平话》超越史传的艺术性创造，为三国系列的文学艺术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在此基础上，后世的艺术家创造出了三国戏、《三国志通俗演义》等一系列不朽的杰作。
　　
　　
①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博弈嬉戏部· 影戏》记载：“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像。”据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宋朝崇宁、大观以后，东京瓦肆伎艺盛行讲史，出现了说《三分》的专家霍四究。参看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卷之五《京瓦伎艺》，133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题目最后一字缺，倒数第二字可见“故”字的一半，因而学界推断此缺字为“故事”两字。
③ 《古本小说集成》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引文中的别字或俗字，笔者用括号标出校字。
①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925页，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以下版本同。
②《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所附裴注，927页。
③《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所附裴注，926页。
④《三国志》，872页。
① 杨义《中国叙事学·时间篇第二》，129-130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55页。
② 永瑢、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01788，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
① 《资治通鉴》卷六十九，第2188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
② 《唐文粹》卷五十五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二八二总集类， 1343-75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③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一《怀古·塗巷小儿听说三国语》记曰：“王彭尝云：‘塗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据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① 1929年上海涵芬楼翻印东京帝国大学影印本。书后附《全相平话三国志校勘记》与姜殿扬跋。
① 以上裴注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
②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第二》，883页。
③ 清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百五，1113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I1]此字上下结构，上“刊”下“木”。
[I2]此字上下结构，上“刊”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