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乎群魔乱舞的各色选秀活动组织者发现社会海选、短信投票和“PK”这些并不新鲜的形式已不再能保证收视率，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超级女声”的春药和“好男儿”的壮阳药呢？于是乎媒体评审成为了今年“电视选秀”节目唯一的救命稻草。在今年惨淡经营的“超级女声”的“仲裁机构”里出现了媒体的身影，在全国总决选第一场和第二场的“PK”环节上，原先海选招聘组成的大众评审团转而由已被淘汰的超女、直接晋级的超女，娱乐文化记者组成。这里的位置为何要留给记者呢？除了“公正客观地报道”，记者还能起到其他什么作用？组织者邀请记者，自然有用得着记者的地方，这里同时利用了记者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多半会职业地抗拒本能反感或本能赞美。作为大众评审的娱乐记者同时都是带着采访任务来的，参与归参与，报道归报道。首先职业的娱乐记者既然都得到打入采访对象内部的机会了，是绝对不会放过出点揭黑挖丑报道的机会的，左一个黑幕，右一个暗箱，策划者坐在灶台边悠哉悠哉地看着一帮义工帮他们卖力地炒菜。其次就算有个把不屑于八卦的娱记，那你既然来采访了，那就得保证版面，总不能不报道吧？邀请媒体来充当大众评审对于已日薄西山的选修活动来说是包赚不赔的绝好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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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疑惑的黑镜头：这张照片被列入本年度黑镜头，冲积扇对此颇不以为然，几个犹太女孩在即将射向黎巴嫩的炮弹上写写画画便是“黑暗的世界”了？若是国人如愿以偿得到轰炸东京的机会，写在炮弹上的恐怕不止于“来自以色列”之类的缺乏煽动性的话语，冲积扇每每看到小学生在墙壁上练习相互谩骂便会对国人的嘴上功夫绝不至于失传深感欣慰。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若是自家院墙上尽是孩童的粗话和办证的广告，就不要去惊叹人家的恶作剧了。]
毕竟还有质疑媒体评审的学者存在，思考之余还不忘调侃一下娱乐记者，选择的对象居然是南方周末的记者。记者忙不迭纠正：“我们没有娱乐记者，我们只有文化记者”，“汝等自况文化记者，如此看来娱乐记者之受歧视，深矣，久矣”，以至于在大众心目中，世上便有了三种人：记者，非记者，娱乐记者。
记者的报道不外乎以下四种：A.对娱乐活动作一般事实报道；B.对有争议的社会事件作一般事实报道；C.对娱乐活动作调查性报道；D.对有争议的社会事件作调查性报道。如果是在A条件下，记者没有太大的职业伦理压力；在B条件下，记者有失职之嫌；在C条件下，记者是在小题大做；在D条件下，记者应严阵以待，回归专业主义的立场。如此看来，“媒体评审”的疑惑实际上是以下两个问题：如何认定选秀类娱乐事件的性质？如何看待娱乐记者的职业操守？
关于事件的性质问题，暂且援引施拉姆的观点来阐释，大众传播的四大功能之一便包括了娱乐大众，自然娱
乐就娱乐了，没有什么大不了。至于娱记的职业操守，冲积扇便不由得不说到一件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本人实习所在的报社是一家氛围相对宽松的都市类党报，其娱乐版较之一般机关报要来得轻松许多，记者和编辑似乎已经习惯了将自己的强烈的主观意见融入到文章中去。但近日著名的“黑老师”黑楠在他的号称是“黑客”的博客上对这家党报的一名娱乐记者破口大骂，指名道姓地用上了一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粗鄙动词，原因只是这名记者在有关“超级女声”的报道中将黑楠说成是“假惺惺”的人，以至于黑老师肝火大旺，扬言只要这名记者敢去长沙便要其好看，并不顾两人性别雷同，采用了很冲动的言辞来表达自己出离于理智的愤怒。
如果现在大家再去看黑楠的博客就会发现这篇日志已经改成了相对理智的“向话语暴权开炮”，所以说黑老师当初恐怕没有和赛事组织者和经纪人商量就发飙了，像湖南卫视和东方卫视这些深谙规则的业内大鳄来说，他们并不在乎娱乐记者发的稿子是不是负面新闻，不怕你叫骂，就怕你不理，只要不刺到要害，说什么都可以。利用媒体评审只不过报销个交通食宿费用，换来的是较长篇幅的报道，比起做广告来可要划算多了，再者说，媒体记者不是自由专栏作家，他们都是有单位的，偶尔也可以让观众将他们当作靶子来发泄自己对于比赛的不满，可以有效地降低组织者的压力。这类节目的收视率确实可以满足娱乐记者的虚荣心，平时只是在幕后煽风点火，现在终于有个机会能跳出来露脸出名，哪怕是挨人骂出恶名也依旧能乐在其中。有学者告诫娱乐记者说露面次数太多有变成伪名人的危险，这样一来尤其对于需要偷拍的记者来说，就不再适合这个工作了。当然不排除很多娱记是为了离开这个工作才大事张扬的，这只能说明这个工作给予人的荣誉感还是太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