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番“吴侬软语”行进过程中，冲积扇告别了于蒸腾的灰尘中翻阅故纸堆的辛苦，电脑硬盘中存有的已经电子化的诸多典籍不但免去了汗牛充栋的劳动力，而且其本身具备的全文检索能力让查阅变得简单而轻松。但这样的情形造成的直接结果便是引经据典的频率大幅度增加，繁复冗余的事例大有喧宾夺主的趋势，想到在这里只不过是作有关吴语的日志为保卫吴方言出力而非欺世盗名作大篇幅无聊文字，故在这次为诸篇日志加上前言的同时，也对日志内容进行了二次革命，删去了大多数可有可无的事例，相信会让大家在阅读时感到简洁一些，若是有对翻阅古籍感兴趣者，可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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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东方言生吴语
陆德明(约550－630年)《经典释文·叙录》：“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其身为吴人语言大家，历经陈隋故于唐初，亲记其所见闻，自然贴切。从郭璞注《方言》大量以当时“江东”方言进行对比，可见江东方言晋代即已形成，这又出现几种情况：
1、从南北、东西的语音歧视说明江东方言自为一系
因南北方言巨异，晋南渡时南人北人互相轻视，南人称北人为“伧”，北人称南人为“楚”。
(1)顾亭林《日知录·方音》引《宋书》“长沙王道怜素无材能，言音甚楚”。《世说新语·豪爽》“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文心雕龙》云“张华论韵，士衡多楚”。刘宋皇族及王敦皆南徙北人，已习南音，陆机更是吴人，因住于东楚之地话带楚音，故也称之为“楚”。北朝《魏书·岛夷刘裕传》：“岛夷刘裕，晋陵丹徒人也。”《岛夷萧道成传》：“岛夷萧道成，晋陵武进楚也。”这些出生在常州地区的南朝皇帝，都被加以“楚”名。
(2)《世说新语·轻说》：“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这是说支公到会稽见王氏兄弟不说官话雅音，就讥之为鸟语。又同篇：“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顾为晋陵无锡人，不愿依当时风习学洛下语，乃讥北音为婢语。
以上为南北之别，而江南之东西亦已有较大差别。
当时吴人又鄙称赣人湘人为“溪”(也作“傒”)，古代荆山以南、洞庭湖至鄱阳湖间是“五溪蛮”的原居地，方言含有苗瑶语底层(明代仍有呼江西人为“鸡”的，是“溪”音变)。
(3)《南史·胡谐之传》：“谐之，豫章南昌人也……，上(齐武帝)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帝大笑。
(4)《梁书·杨公则传》：“所领是湘溪人，性怯懦。”
可见当时江东方言与北、与西皆已不同。
2、南北互学方言及双重语言制
《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金陵成为六朝政治文化中心。这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汉人人口大量增加，他们努力学习土话，增强了当地汉语方言对非汉语的同化力量，二是中原南迁人士大量聚集于新都城，又使都城形成双方言制，即士族阶层与庶民的双重语言制。这有南北朝人士的当时记录：
(1)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徘调》：“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注：吴人以冷为渹)刘既出，人间见王公云何，刘曰：末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可见北来人士连丞相也努力学吴语
(2)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阎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可见南朝士族能说官话，庶民操吴语，极易分辨，是为双重语言制。
(3)《宋书·顾琛传》：“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
(4)《南齐书·王敬则传》：“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危拱彷遑，略不衿据，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悉”可见当地有的人即使贵达了也不放弃自己的方言，这就加强了土语的力量。但北来雅音官话的力量还是很强的，
唐张籍《永嘉行》：“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可能这对以后的北吴语的官话化打下了底子，以后我们看到不但南京、扬州等处宁镇地区沿江吴语官话化了，还影响其周围吴语发展为带有一定官话味的吴语，即以太湖为中心的北吴语，以青戈江为中心的西吴语(宣州吴语)，而离南京远因而发展较慢的南吴语则能保持较多的古老特征。但我们不能肯定，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东晋，还是主要由晚唐、南宋的移民造成的，也许是几次移民积累而成的。因为当时的江东方言还不就是后来的吴语。
3、江东方言是吴闽等方言的祖语
江东方言在六朝时称为“吴语”，但性质与今吴语不同，它应是吴语、江淮话、闽语、徽语共同祖语。江淮话明显是后代吴语官话化而形成的，而闽语则保留更多的六朝“吴语”的特色。这里存在吴、闽语与江东方言都有关系的情况。
江东话具有今吴方言特征。我们由以下材料可以看到这些特征：
(1)东晋语言学家郭璞(276—324年)，字景纯，为《尔雅》、《方言》、《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作注，不时征引当时江东方言，从而为当时的早期吴语留下了一份可贵的记录。
(2)颜之推在上引《音辞》篇还指出“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甜’”。是声纽上不分“从”母与“邪”母、“禅”母与“船”母，即浊的塞擦音与擦音不分，这即在今天还是吴语的一个特点，而在南北朝时已经如此了。
(3)颜氏又云：“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这说的是鱼虞二韵之别，表明北人鱼虞相混而南人不混。南宋山阴人陆游《老学淹笔记》卷六：“吴人讹鱼字，则一韵皆开口。”
而另一方面又有江东话与闽语有关的反映：
(4)日本从南朝学去的汉字音称“吴音”。但除全浊声母为浊音外，跟今吴语差别很大，六朝时日本与刘宋通使十次，而东晋宋、齐梁各只一次，据《日本书纪·雄略纪》记当时遣使于“吴国”，接待“吴国”使及缝织工都承前称刘宋为“吴”。故“吴音”之“吴”应以来自吴都建康为可靠，不可能远到闽地，因为直至唐宋，日本舟船也大多还是南至明州(今宁波)，未能远至泉州。则当时“吴音”只能取自苏南，这说明那时江东“吴音”很近今闽音，而不像今吴音(注意就吴方言保留浊音一点说，闽语方言就也有四处古全浊声母今尚读浊音)。
(5)作为南朝“吴语”见于记载的几个特征词如：人称“侬”(《子夜歌》)、冷称“渹”(《世说新语》)，今都既见于浙南，又常用于闽语。
(6)黄典诚《闽语的特征》举语法特征说：数量结构“几百几十、几丈几尺”等可以省去第二个量词及位在前面的“一”，如一百几十说“百几”，一万七干说“万七”，一丈六尺说“丈六”。浙南也加此，一百二十还可说“百念”。
(7)尤其浙西南处衢片吴语跟闽语更像，有许多介于闽语吴语之间的形式，表明吴闽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一个方言连续体。
则当时江东方言至少与今吴闽二语都有关系，未能分清(徽语亦然)。今吴闽二语分化成这样巨大差异，与两种情况有关：(1)当时在双重语制下有两种“吴语”，一种官话性，一种土著南方语。那么或者太湖周围的“吴”语受官话同化而成今吴语，再向南扩展，而古“吴”语则保留在浙南山区，更远的进一步分化为闽语、徽语。⑵若是日本吴音代表原南方官话，则今闽语可能是受到带有古南方官话性质的客赣语从西而来的影响，才进一步转化、向客赣靠近(晋代闽地与赣地同属江州)。从而可能引起了吴闽方言的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