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复兴的目标和进路（一）
——兼论中西文明的不同瓶颈及其突破
张远山
近年国学持续升温，尤其儒学更热，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既然借用西方历史比况中国现实，就有必要了解西方文艺复兴的来龙去脉，明其为何复兴，复兴什么，如何复兴，以便认准目标，避免背道而驰，选对进路，避免误入歧途。
一、中西渐行渐远，导致千年时差
远古的石器文化，陶器文化，中古的渔猎文明，游牧文明，姑且不论。仅就最近三千年而言，中西文明都是三阶段：早期文明转型为农业文明的轴心时代，农业文明发展期的中世纪，农业文明转型为工业文明的近现代。只是中西并不完全同步，略有时差。
轴心时代的中西时差较小，基本都在公元前一千年间，西方主要是希腊罗马时代，中国主要是春秋战国时代。其他方面差异也较小，各有所长，难分优劣。大致而言，形上层面的意识形态，都是诸子百家争鸣，导致哲学宗教突破。形下层面的国家形态，都是松散小国林立，导致兼并攻战频仍。
中世纪的中西时差较大，西方仅有一千余年，中国长达两千余年，所以走进中世纪的时间，中西大致相当，走出中世纪的时间，中国却晚千年。导致千年时差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的官方宗教战胜了民间哲学，确立了信仰“上帝”、“神权高于王权”的基督教意识形态。中国的官方哲学战胜了民间宗教，确立了尊崇“皇帝”、“皇权高于神权”的儒学意识形态。走进中世纪之时的中西意识形态根本差异，导致其后中西国家形态的巨大差异，进而随着时间积累、传统延续、思维定势、文化积习、历史惯性的综合作用，中西其他方面原本细微的诸多差异，也逐渐强化放大。
中世纪初始阶段的国家形态，中西略同，都是某一强国征服兼并周边弱国，抵达地理允许的某种极限，建立版图广袤的君主帝国。西方是罗马帝国，中国是秦帝国。
中世纪过程阶段的国家形态，中西渐异。
罗马帝国确立了信仰“上帝”、“神权高于王权”的基督教意识形态，但是没有废除领地世袭的贵族制度，政权不对平民开放，由于世袭贵族逐代腐败而素质递降，统治集团无法保持精英素质，因而君主政治建构较不完备，战争时期征服的广袤版图，和平时期难以维持统治，不得不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版图尽管一分为二，仍然超出统治能力，因此又进一步分裂为版图更小的欧洲各国，后继帝国再也无力重建，神圣罗马帝国徒有其名。中世纪欧洲，意识形态是信仰“上帝”而一教独尊，异于轴心时代的信仰“众神”而众教并立，国家形态却是版图狭小而分崩离析，仍然同于轴心时代的小国林立而攻战频仍，所以意识形态与国家形态互不适应，遂有大弊：和平时期，国内市场狭小，国际市场又有关税壁垒，经济规模和财富积累难以提升，一国的技术发明，难以迅速推广普及全欧，农业生产力停滞，小国之间以邻为壑，救灾能力较低。战争时期，缺乏战略纵深，国防能力较弱，遭到外国入侵极易灭亡。农业文明发展缓慢，文明程度和国家实力不及轴心时代。
秦帝国确立了尊崇“皇帝”、“皇权高于神权”的法家专制政体，吸取了周朝世袭贵族逐代腐败而素质递降的历史教训，废除了领地世袭的贵族制度，改为皇帝直接任命郡县长官的官僚制度，政权遂对平民开放，法家官僚集团从全民之中优选，但是法家理论无法成为统一全民思想的意识形态，因而君主政治建构也不完备，战争时期征服的广袤版图，和平时期也难以维持统治，迅即崩溃。战后重建的汉帝国，又吸取了秦帝国迅速崩溃的历史教训，继承法家专制政体，予以儒家形式包装，转换成外儒内法、王霸杂用的儒学意识形态，儒家官僚集团从全民之中优选，通过吐故纳新保持精英素质，减缓了统治集团逐代腐败而素质递降的速度，完善了君主政治建构，因而战争时期征服的广袤版图，和平时期也能长期统治。其后中华帝国的朝代周期得以延长，虽然世袭君主一如既往地逐代腐败，然而官僚集团吐故纳新而减缓腐败，直到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的两者合力，不可避免地抵达周期性崩溃的临界点。但是短期战乱以后，总能再次按照儒学意识形态重建后继帝国，进入下一周期。中世纪中国，意识形态是尊崇“皇帝”而一家独尊，异于轴心时代的信仰“天道”而百家争鸣，国家形态是版图广袤而长期和平，同样异于轴心时代的小国林立而攻战频仍，所以意识形态与国家形态相互适应，遂有大利：和平时期，国内市场广大，相当于欧洲面积总和的广袤版图之内没有关税壁垒，经济规模和财富积累容易提升，一地的技术发明，能够迅速推广普及全境，农业生产力提高，各地之间互通有无，救灾能力较高。战争时期，具有战略纵深，国防能力较强，遭到外国入侵不易灭亡。农业文明发展充分，文明程度和国家实力超过轴心时代。诸多单项成就领先全球，至今仍难超越。
中世纪终结阶段的国家形态，中西大异。
中世纪的西方，由于意识形态与国家形态互不适应，走的是下坡路。十字军东征（1096－1291）让西方看到了与阿拉伯文明的差距，马可•波罗（1254－1324）的《中国游记》又让西方看到了与中华文明的差距。因此，中世纪的下坡路使西方因祸得福，在较短的一千余年以后，启动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旨在复兴被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压制千年的希腊罗马文化，导致思想解放；宗教改革旨在消解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导致政教分离。数百年间先后兴起了遍及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各国又充分发挥民族特长，于是意大利文艺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德国哲学革命，法国社会革命，美国政治革命，取长补短而继长增高，率先把中世纪的农业文明转型为近现代的工业文明，主动走出了中世纪。适应工业文明的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建构，不仅超越了中世纪西方不够完备的君主政治建构，而且超越了中世纪中国较为完备的君主政治建构，成为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政治建构，遂从落后于中国，迅速变成领先于中国。
中世纪的中国，由于意识形态与国家形态相互适应，走的是上坡路。两千年间仅有落后于中国的暂时挑战者，没有领先于中国的最后终结者，所有成功挑战者全都成了最终皈化者。因此，中世纪的上坡路使中国因福得祸，在漫长的两千余年以后，迟迟没有意识到人类文明已经转型，工业时代已经来临，思想仍然禁锢于罢黜百家的儒学意识形态，政教仍然合一于皇权专制的国家形态，缺乏主动走出中世纪的内在动力。若无近现代西方的严峻挑战和外力推动，中华帝国极有可能像秦始皇幻想的那样传之万世——后继帝国的重建者虽非秦始皇的血统后裔，却无一例外都是秦始皇的政统后裔。秦始皇的政统后裔们，在西方走出中世纪以前自居天下无敌，还算基本属实，然而在西方走出中世纪以后仍然盲信天下无敌，已经违背事实。率先走出中世纪的西方，遂成中华帝国的最大挑战者和最后终结者。中华帝国原本较为完备的君主政治建构，越来越不适应新时代，不得不在西方挑战之下被迫走出中世纪，但因传统积弊深重，思维定势固化，文化积习难改，历史惯性强大，鸦片战争至今的一百多年时进时退，一步三回头，遂从领先于西方，迅速变成落后于西方。
二、古代两大遗产，必须区别对待
彗星撞地球的中西冲突，实为时差千年的古今冲突。古中国一如庞大的恐龙，新西方一如凶猛的虎狼。虎狼时代的来临，注定了恐龙时代的终结。由于长期天下无敌，中华帝国已从食肉恐龙退化成了食草恐龙，周期性轮回也走到了终点。然而西方以外的许多中世纪式国家，都在西方血腥扩张的殖民时代，或解体，或沦亡，或殖民化，成了武装到牙齿的食肉虎狼之猎物。中华帝国仅是君主政体终结，广袤版图却未解体，古老恐龙重获新生，创造了凤凰再生的奇迹。因为中华帝国的两大遗产，仅有属于意识形态的君主政体是不良遗产，而属于国家形态的广袤版图却是良性遗产。广袤版图不仅帮助中世纪中国抵达了农业文明顶峰，而且帮助近现代中国免于亡国灭种，又帮助当代中国快速经济复苏。
若有扩张可能，古今一切国家无不谋求广袤版图。中世纪欧洲谋求广袤版图而不得，乃因政治建构不够完备。近现代欧洲仍然谋求广袤版图而不得，并非政治建构不够完备，而是欧洲走出中世纪受惠于政治独立的民族国家，欲求广袤版图同样受限于政治独立的民族国家。拿破仑战争和两次大战，是近现代欧洲欲求罗马帝国式广袤版图的三次尝试，全都受限于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而最终失败，唯一的受益者是美国。先为欧洲殖民地而后独立的美国，既有民主政体，又有广袤版图，遂成现代世界的狮子王。现代欧洲谋求内部政治统一的广袤版图而不得，海外殖民地又无法并入版图，一度征服的羊群又在后殖民时代纷纷独立，只能退而求其次，放弃政治统一而转向市场统一，建立了超越国家形态、地域大于罗马帝国的欧洲联盟，共同拥有取消关税壁垒的欧洲统一市场。凭借两大优势，即适应工业文明的民主政治建构，适应商业文明的内部统一市场，美国及其欧洲盟友遂成后殖民时代全球统一市场的领头羊——有时是披着狼皮的羊，有时是披着羊皮的狼。
虽然广袤版图帮助中国在战争时期免于亡国，在和平时期经济复苏，然而免于亡国和经济复苏仅是民族国家的低端目标，国家强盛和经济领先才是民族国家的高端目标，推进文明则是永无止境的人类共同目标。今日中国欲达民族国家的高端目标，并对推进人类文明有所贡献，必须同时具备与西方两大优势相匹配的竞争力，所以除了自古固有的一大优势广袤版图，尚需完成亡羊补牢的文明转型和相应政治转型。
西方走出中世纪，完成文明转型和相应政治转型的历史转折，就是相辅相成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国欲走出中世纪，欲完成文明转型和相应政治转型，也不能例外。只不过西方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神权高于王权”的官方基督教，所以西方唯有通过宗教改革，才能完成文明转型和相应政治转型。而中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皇权高于神权”的官方儒学，所以中国唯有通过哲学改革，才能完成文明转型和相应政治转型。
西方文艺复兴，是复兴被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压制千年的希腊罗马文化，而非复兴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西方宗教改革，是消解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而非重建其绝对权威。中国文艺复兴，同样必须复兴被中世纪儒学意识形态压制两千年的诸子百家文化，而非复兴中世纪儒学意识形态；中国哲学改革，同样必须消解中世纪儒学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而非重建其绝对权威。
先秦儒家仅是百家争鸣的自由思想之一，并非不可批判的意识形态。中华帝国把儒学确立为不可批判的意识形态，既因先秦儒家之长，亦因先秦儒家之短。先秦儒家之长，即从全民之中优选民族精英，虽然成为意识形态以后的儒学弱化了长处，仍然导致科举制度彻底取代贵族制度，儒家官僚集团帮助中世纪中国抵达了农业文明顶峰。先秦儒家之短，即与法家一样拥戴“皇权高于神权”，由于成为意识形态以后的儒学强化了短处，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三纲五常”，因而中国迟迟走不出中世纪。中世纪儒学意识形态仅在中世纪略有其长，到了近现代却是中国延长中世纪、造成中西千年时差的主要病灶，也是中国走出中世纪、消除中西千年时差的根本障碍。
中世纪儒学意识形态，不仅罢黜了先秦百家，也弱化了先秦儒家之长。中国文艺复兴虽然不应复兴中世纪儒学意识形态，但也不能仅仅复兴先秦百家之长，同样必须复兴被弱化的先秦儒家之长，同时超越被强化的先秦儒家之短。复兴先秦百家之长，决不意味着不能批判先秦百家之短，因为任何思想都不是绝对真理。希腊以后一千年的西方思想家，先秦以后两千年的中国思想家，并非无法超越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所以文艺复兴决非复古，而是意在阐明：轴心时代从野蛮进至文明，源于自由思想未被意识形态禁锢；中世纪从文明退回野蛮，源于自由思想均被意识形态扼杀。因此西方文艺复兴不仅复兴希腊罗马之长，而且批判希腊罗马之短。西方现代民主，正是得益于批判柏拉图之短。西方现代科学，正是得益于批判亚里士多德之短。由于西方文艺复兴并非简单复古而是解放思想，所以产生了超越希腊罗马思想的大量新思想，创造了超越希腊罗马文明的西方现代文明。
轴心时代的自由思想，是符合道德金律的文明动力。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则是违背道德金律的文明障碍。轴心时代的原始儒学和原始基督教，都曾阐明道德金律，亦即孔子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耶酥所言“你要别人如何对你，就要如何对人”，然而中世纪儒学意识形态却畸变为“己之所欲，强施于人”，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却畸变为“我要别人如何对我，别人就要如何对我”。西方宗教改革恢复耶酥的道德金律，因而走出了中世纪。中国也唯有通过与宗教改革相当的哲学改革，恢复孔子的道德金律，才能走出中世纪。
自由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自由思想追求真理而不自居绝对真理，不自封一家独尊，不强制其他自由思想与己一律，宽容不追求真理者。意识形态扼杀真理而自居绝对真理，自封一家独尊，强制其他自由思想与己一律，既不宽容挑战者，又不宽容盲从者，所以中世纪西方既烧死布鲁诺，又以“事奉魔鬼”的荒谬罪名烧死女巫，中世纪中国既诛杀嵇康，又以“失节事大”的荒谬教条逼死寡妇。
不消解违背道德金律的中世纪儒学意识形态，中华民族就不能解放思想，中国文明转型和相应政治转型就难以成功，中西之间的千年时差就无法消除，今日中国凭借中世纪良性遗产抵达的低端目标，就会被中世纪不良遗产再次葬送。即使幸免葬送，也无望抵达高端目标，更无望重新领先西方。只能在西方主导的全球统一市场中，仅仅提供劳动力，不能拥有话语权，仅仅出口电视机，不能输出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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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0c6b5d0100mr8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