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神话和贵族文化（转载，资料收藏~~~）

作者：青篆剑主 标签：范仲淹 梅花 屈原 希望 小说

阅读次数：101

　 □作者孟驰北
　　希腊神话是人和神两部分组成的，人就是各城邦的国王和王室子弟，也就是贵族。神话中表现的生活是贵族的生活，神话中表现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就是贵族的观念和追求，神话中的情感也是贵族思想情感的折射，是贵族精神生活的缩影。贵族在向人介绍时，常常不直呼其名而是称×××的儿子，之所以这样称呼，都是为了标榜其高贵的血统。血统是贵族的一个文化符号，贵族之所以贵就因为他有着高贵的血统，血统是他人无法替代的，一代接一代可以绵延下去，这样，贵族就可持久存在。惟其如此，贵族就要美化血统提升血统的意义和价值，引导贵族像捍卫家珍一样捍卫自己血统的纯洁性，提升了血统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提升贵族的价值，并确定了贵族在社会上的引领地位，使贵族的话语在社会上具有相当的威信，使这种话语在社会上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声音。
　　把贵族的血统定性为高贵，但贵族不会形成对血统的依赖，因为血统的高贵要在行为的高尚中表现出来。因此，高贵的血统对贵族常常是一种警示、一种激动、一种鞭策，使贵族在行为选择上不敢轻率从事。正因为贵族能以高尚行为表现自己血统的高贵，因此也就得到非贵族阶层人的认可。贵族的自励意识使贵族在社会上始终保持着它的领军地位，别说一般的庶民百姓，连神祇也敬服贵族血统的高贵。有这样一则神话，坦塔罗斯是宙斯的儿子，这个出身是至为高贵的，他是吕狄亚西庇洛斯的国王，他以富有出名，由于出身高贵，诸神对他十分恭敬，他可以和神同桌用餐，不用回避神祇们的谈话，但他的品行不端，总是对诸神作恶，结果被打入地狱。

　　欧州的贵族有强烈的自励意识，而中国的贵族缺乏这种意识，他们大都只知享受特权，所以，中国的贵族很快就会腐败。每个社会都要有能维持这个社会存在绵延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应该从它有文化的那天起就开始形成的。这个传统就规定了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

　　人类最早分离出两大文化传统，农耕文体传统和草原文化传统。不同文化传统造就了不同的文化氛围和文化语境，有草原文化传统的人在草原文化语境中生活就如鱼得水，感到非常舒畅自在。农耕民族生活在农耕文化语境中也是同样的感觉。如果把在这种语境中生存惯了的人投入到另外一个语境，他马上会感到不自在，不舒畅，因此每个社会就需要有一个保护传统的阶层。在欧洲，这个责任则落在贵族肩上，中国是管理型社会，这个责任就落在管理者身上。荣誉高于生命

　　贵族是崇尚荣誉的。什么是荣誉，《辞海》作这样的解释： “个体或团体由于出色地履行任务获得公认的赞许和奖励，以及与之相应的主观上的感受，是客观评价和主观感觉的统一。”这个词条的解释非常精辟，既深刻又全面。希腊神话除了神的活动，就是国王、王子、公主、英雄的活动，也就是贵族的活动，这许许多多主角因为出色地履行了任务而获得了公认的赞许，他们或者斩杀凶禽猛兽，或者除暴安良，或者救人于水火，或者为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出于自身的动机去干惊天动地的事的也有，但他们个人动机总是带着理想的色彩，不是那种纯利己主义的拼搏，所有这些活动的背后，都藏着个人对荣誉的追求。那个时候没有高深的理论，没有奥妙的道理，荣誉就成了当时贵族最大的精神追求。有欲求人才会有付出，有付出历史才会获得进步的动力。在那个时代，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产生不了多少物质欲望，草原民族就把物质欲望寄托在劫掠上，劫掠是把外世界的东西攥取来成为己有，这只能是断断续续的，不能是经常的，只有靠生产活动满足的欲望才能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而在那个时代，不可能有满足欲望的生产力，因此只有靠荣誉激发人付出自己的潜能。

　　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因为受草原文化的影响，因为事关个人荣誉而杀身的事屡屡发生，荆轲刺秦、豫让剁袍、专诸刺王僚，聂政刺侠累，能成就这等大刺客的历史著名的动因都是为个人荣誉驱使。一桃杀三士，也是晏平仲利用壮士对个人荣誉的重视而设计的圈套。春秋战国以后，草原文化影响淡化，个人荣誉就不再有突出的显现，鞭策农民作最大付出的是饥寒交迫的威胁，农民不能不辛勤劳作，在农民眼中最重要的就是秋收果实，至于个人荣誉，弃之如敝屣。中国人的忍受能力是超常的，即使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到九死一生的危急关头，他是不肯走出来冒改变自己命运的风险，哪怕人格被踩成烂泥都在所不惜。许多事情不从文化源头追寻是找不到准确答案的， 《七英雄征底比斯》、 《特洛伊》的故事是神话中两次重大的战争，活动都投入了大量的军力，而且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起因都是为了荣誉。许多时候，为了个人荣誉，对他人实行残暴，在 《尼俄柏》故事中，尼俄柏是底比斯国王的妻子，她非常骄傲，她向人夸耀： “我生了一群儿女，世界上谁能与我相比？我有七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七个体魄强壮的儿子，不久我将有七个女婿，七个儿媳，请问难道我没有足够的理由骄傲吗？”在提洛斯的库恩托斯山顶上，勒托带着一对双生子女，用一双眼睛把远方底比斯发生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们看，孩子”她说，“我作为你们的母亲，为生下你们而感到自豪，除了赫拉以外，我不比任何女神低微。我今天被一个人间傲慢的女子侮辱了一番，如果你们不支持我，我将被她赶出古老的圣坛，连你们也要遭到尼俄柏的恶毒诅咒。”说完，女神勒托就对尼俄柏实施了无情的报复，先杀害了她的七个儿子，后又杀害了她的七个女儿，尼俄柏在儿子和女儿的尸体中间渐渐变成了一块石头。在 《特洛伊》的故事中，雅典军队的统帅阿伽门农在战船停在港湾时，外出打猎，一头献给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的梅花鹿进入他的射程之内，阿伽门农围猎兴致正欢，一箭射中了这头漂亮的动物。阿伽门农夸口说，即使是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本人放箭也不会射得这么准，女神听到这无礼的话，认为是对她尊严的冒犯，她用法力让港口风平浪静，使战船无法从港口驶出去。战争即将开始，战船却无法开出去，阿伽门农束手无策，便请预言家来占卜，占卜结果是要阿伽门农把他的小女儿给阿耳忒弥斯的祭坛献祭。那是阿伽门农心爱的如花似玉的女儿，他怎能做出杀害自己女儿的事？可是他一日不答应，战船就一日开不出港口去。军情紧急，阿伽门农不得不大义灭亲，他把女儿骗到军中，正要献祭的时候，女神阿耳忒弥斯把阿伽门农的女儿救走了。发生这些动人心弦的事，都是因为一方的言语伤害了另一方的尊严，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另一方于是采取报复行动。重视个人荣誉，既能激励人去做符合公益的事，也能引发人通过报复伤害他人。这里举的两个例子都发生在神的身上，其实是贵族荣辱观的反映，贵族追求荣誉，客观上就提升了人的价值，他们传达出一个强信号：人是不可侮的，人受侮必恨，恨是对侮的一种惩罚，没有恨，侮就会扩散开来，人受伤害的面积就会扩大。强调人的尊严，就是提升人的价值。贵族的高超处就在于有对人的价值的自觉。在希腊神话中，传导出贵族的一个强烈信念：要建功立业。神话中出现的王子、英雄都不是依赖在高贵的血统上坐享其成，而是要通过建功立业来提升自己的价值。像珀耳修斯、赫拉克勒斯、忒修斯都是靠创奇功建佳绩来提升自我价值的。他们用伟业为自己换取荣誉。珀耳修斯出生后，因为神说他成年后会夺他外公的王位，于是他的外公就把他和他的母亲装在一个大箱中，漂流在大海上，后来漂流到塞里福斯岛，那座岛由兄弟两人统治着，这两人救了他们，其中一个人还和他母亲结了婚。珀耳修斯自然成了岛上的王室成员，他本可以坐享其成，但是贵族没有这个观念，他们的观念是要去创业，珀耳修斯的继父就鼓励他去建功立业，自己塑造自己。珀耳修斯的功业中有一桩是砍女妖墨杜萨的头，这个女妖只要谁看见了她的头，谁就会变成石头。珀耳修斯走到墨杜萨身边时，她正在睡觉，他背过脸去不看熟睡中的女妖，因为一看，珀耳修斯就会变成石头。他转过身用光亮的盾牌做镜子，清楚地看出了女妖的头像，于是趁女妖熟睡之际，斩下了她的头，这样，就再不会使无辜的人变成石头。

　　后来，珀耳修斯看见大海上的一块岩石上捆绑着一个美丽的少女，他向这个可怜的少女探询原委。原来，她是埃塞俄比亚国王的女儿。她说，她母亲说她比海神涅柔斯的女儿斯文、漂亮，但涅柔斯认为这伤害了她的荣誉，就让她的50个女儿请海洋发大水淹没了埃塞俄比亚整个国家。海神还派了一个妖怪，吞没了陆地上的一切，根据神谕，还需要把国王的女儿给妖怪献食。庶民对这个神谕坚信不疑，全城沸沸扬扬，一致要求国王献出女儿，国王无奈只好把她捆绑在这里。说到这里，忽然滔天的海浪滚滚而来，海水中冒出了一个妖怪。姑娘一见吓得浑身发抖，她的父母亲也赶紧赶来，他们看到了女儿大祸临头，除了哭泣再无力救助女儿。珀耳修斯好言安慰他们，他自告奋勇来除妖。珀耳修斯用他刺杀墨杜萨的利剑狠狠刺进妖怪的背部，只有剑柄露在外面。他把剑拔出来，妖怪痛得蹿到空中，然后又沉入水底，疯狂地挣扎着，珀耳修斯一再向它身上刺杀，直到妖怪口中吐出黑血。珀耳修斯又用利剑在妖怪的肚子里搅动了三四次，海浪就漂走了它的尸体。珀耳修斯登上山顶，解开姑娘身上的锁链，把她交给不幸的父母，女儿的父母就把女儿嫁给珀耳修斯。在以后的岁月中，珀耳修斯又做出一系列的非凡之事，他锻炼了自己的能力，立下了丰功伟绩，后来继承了国王的王位。贵族通过建功立业来改变自身的质，提升自身的应变能力，塑造自己的形象，增加自己的荣誉。欧洲贵族有一个很明显的人生信念：要用不平凡的行动来证明自己血统的高贵。

　　这样，贵族就能永葆青春。在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是祖先建立了功勋，后世就可以吃老本，就可一代代吃下去，这样当然会衰败下去。因为他们没有建功立业的意识，不去创造新的辉煌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只知享受特权，贪恋享受，自然就不会开发自身的潜能，这样一代不如一代，只有被时代淘汰。清朝是最典型的例子，当他们的铁骑入关时，草原民族的声威真是锐不可当，以寡胜众，以有限的八旗军队打败了明朝的百万雄师，就在康熙时代，一些王子还能到战场上杀敌取胜，而到了清末，那些贵族都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只知提着鸟笼到公园里遛鸟一点经不起风雨。这样的贵族自然会在历史上消失。在欧洲贵族中，个人的荣誉是和自己的功业联系在一起的。贵族的荣誉是高贵的血统和自身功业的统一。在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触龙劝说赵太后的故事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在战国时候秦国攻打赵国，赵国的国王刚死，由赵太后代理朝政。当时情况紧急，就向齐国求救，齐国提出一个条件，要把赵太后的儿子长安君送到齐国做人质，赵太后拒绝接受这个条件，大臣纷纷劝说，可谁劝她就骂谁，甚至扬言谁再来劝，她就要在谁的脸上吐唾沫。看着国家军情危急，大臣触龙就去劝说赵太后，他问赵太后，赵国王室子弟三代以后还留下来的有没有？赵太后说，不多。他又问，诸侯子弟三代后留下来的多不多？赵太后回答说，没有听说。触龙就给赵太后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地位很高但没有建立什么功业，拿的报酬很厚但自己确实没有什么贡献，这两句话道出了一个真理，中国的贵族三代以后就衰败了，而欧洲的贵族千百年都能长存，关键在于欧洲的贵族不是养尊处优吃老本，而是有强烈的建功立业意识。在中国的小说戏剧中，常有 “衙内”这一角色，他们仗着父母的权势在社会上横行霸道，高衙内欺负林冲的妻子，就是把林冲逼上梁山的原因。

　　在欧洲的文学作品中就很少看见这种形象，欧洲贵族因为都要建功立业，彼此之间自会对比，由此产生竞争的冲动，都想立大功，建大业，在 “大”字上争高低。 “大”就有难度，这就又和冒险意识连在一起，风险越大，难度越大，在大的风险中取胜，这样的功业才会引起人们的赞服和敬重。神话中的王子、英雄都敢于蹈艰屣险，在毒龙、毒兽、妖怪面前都无所畏惧，个个都是英雄虎胆，身临险境如入无人之境，从容不迫，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欧洲的贵族在生命与荣誉位序的排列上是把荣誉放在第一生命放在第二的。人最大的恐惧是死亡，连死亡都不怕，天下就再没有什么可怕的，那些王子英雄都是在九死一生的境界下完成了功业的，这种功业自然就难能可贵，经历了这种艰险的人自然是社会上的最强者，最具有竞争力的。

　　从希腊神话中可以看出，只有贵族才能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读希腊神话，写贵族纵情于声色犬马的很少，几乎大多是为生存在做拼搏奋斗。这和中国的社会情况又不同，中国古训： “千金之子不立于危堂，”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千金之子自然是名门豪族的子弟，这样的子弟是不能站在危险的房屋之下的，这就意味着贵族子弟不能涉险，把贵族子弟隔离在险之外，处处都讲保险系数，等于温室的花朵，经不起任何风雨。既然没有经风雨，又怎能见世面，自然也就没有生存竞争力。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可以活得自在，一旦起了风波，只会束手无策，以至被生活淘汰掉，所以中国的贵族只能保持三代，有着很大的寄生性。中国的贵族不仅不敢涉险，也不能远游，人固守在狭小的生活天地里，连远都不能去，更何况冒险呢？在欧洲被视为勇者的行径，在中国“冒险家”则是被嘲讽的，这又是两种文化。草原文化总是鼓励人在各种环境中表现自己，而农耕文化则要求人追求淡泊宁静。人和神的关系

　　在希腊神话中，既写了神又写了人，也写了神比人的高明之处。神有法力，可以用海水淹人，也可以用雷电击人。神可以预知未来，神是长生不死的，神能决定人的生死，甚至决定一些战争结果。

　　欧洲人为何塑造了那么多的神，而中国又为何没有塑造神？对这个问题，中欧的学者很少做过深入的探讨。草原民族是尚武尚力的，在和自然相斗及和人相斗的过程中，总是幻想自身能产生奇特的力，能腾云驾雾，能隐身变身，能拥有多种法力，但这都是不可能的事，于是便塑造一个理想人格来，这就是靠人的想象产生的神。当全部落对这种理想人格都认同时，它就会变成虚幻的存在。它是虚幻的，但大家都相信它的存在。人都希望借助神的力量保护自己打击对方，就这样神成了一种异己力量，它翻转来管人。一旦双方交战，双方都要向同一个神献祭，都希望神保护自己一方。在那个年代，部落酋长动员部落成员杀敌时，拿不出太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激励全体战士，只有搬出神，从神身上找出必胜的信念，从而爆发出勇气，神成了部落酋长动员群众、支配群众的工具。他就张扬神的作用，并且利用巫术来造神。

　　而在中国，不尚力更不尚武，人们脑海里只盼四邻能和睦相处，彼此相安无事，脑海里很少有杀戮的念头，人们并不希望自己长出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因此也无须塑造法力无边的神，因为他们生活在管理型的社会里，他们朝思暮想的是有一个好的管理者，因此他们不塑造神而塑造 “仁君”和 “明君”，所以，中国把美好的想象都寄托在三皇五帝身上，加在唐尧虞舜身上。

　　欧洲是神祇塑造，中国是帝王塑造，这都是人的物质生活决定的。希腊神话中塑造出超级的神，但没有把人的命运完全交给神，作神的奴仆，虽然有时候也相信神谕，可基本上还是人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普罗米修斯是神的儿子，但神话中还是把他当人看，当宙斯在奥林匹斯山上和众神讨论如何对待人类时，普罗米修斯是代表人类去参加的，所以应该把他看成人。希腊神话中也有人创造人的说法，但浓墨重彩写的是普罗米修斯创造了人，普罗米修斯知道天神的种子藏在泥土中，于是他捧起泥土，用河水沾湿调和起来，按天神的模样捏成人形。普罗米修斯教会他们观照星辰的升起和降落，给他们发明了数字和文字，让他们懂得计算和用文字交换思想，他还教他们驾驭牲口来分担他们的劳动，懂得给马套上缰绳拉牵或作为坐骑，他发明了船和帆让他们在海上航行，普罗米修斯还教他们调制药剂来医治各种疾病。在这里，神话没有说宙斯创造人类而是普罗米修斯创造人类，这反映的正是贵族的创世观。如果说是神创造了人，神就会成为人的主宰，神就会役使人，奴役人。希腊贵族承认神的存在，但不把人设定为神的奴仆。像基督教的上帝创造了亚当，又创造了夏娃，因为这两个男女是上帝创造的，他俩的命运就捏在上帝的手中，他们必须按照上帝的规定在伊甸园生活，一旦违背了上帝的规定，就被逐出伊甸园，罚到下界接受惩罚，从此人就成了负罪者，人必须向上帝赎罪。因为贵族肯定人的独立性，因此就认定人是人自己创造的，既然人是人自己创造的，人就有权掌握自己的命运。欧洲人在历史的源头就确定了人的崇高地位，这个设定一直贯穿在欧洲贵族历史中，之所以能这样设定，就因仗着高贵的血统，人和神大体上是平等的关系。神要求人类敬重他们，以此作为神保护人类的条件。神提出的是敬重而不是服从，人敬重神，神保护人，人和神是个默契的关系。后来神还和人类的代表普罗米修斯讨论人类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契约关系的具体化。在启蒙运动中，卢梭的 《社会契约论》在历史源头就有了事实根据，这是欧洲贵族在文化源头确定的人神关系。普罗米修斯为了使神答应在保护人类时，不要提出苛刻的献祭条件，于是设法和神斗智斗勇，以致激怒了神。这里提到的人对神的义务就是献祭，这个义务并不过分，丝毫不牵涉人的人格和尊严，就这普罗米修斯还要讨价还价，甚至欺骗神，结果招致神生怒，拒绝给人类提供生活必需的最后一样东西——火。普罗米修斯不服，他亲自盗取天上的火种，把火交给人类。神于是惩罚普罗米修斯，惩罚人类，他创造了一个绝美的女子，给她取名潘多拉，并给了她一个盒子，让她带给普罗米修斯的弟弟，盒子里装的都是邪恶，普罗米修斯的弟弟打开盒子，里面的灾害像一股黑烟似的飞了出来，从此各种各样的灾难充满了大地、天空和海洋。疾病日日夜夜在人类中蔓延，肆意而又悄无声息。接着神又向普罗米修斯实行报复，把他锁在高加索的悬崖绝壁上，每天派一只恶鹰去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肝脏被吃掉多少就又长出多少，然后恶鹰又来啄。在这里表现的是神王宙斯的暴虐和凶残，而在普罗米修斯身上显示的则是崇高与正义。这里写的人神之争，是写人对神的应战。宙斯被钉在道德的审判席上，而人则是高贵的，在世界其他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中，神是正义，而人总是有过错的，而在希腊神话中则颠倒过来，把神视为人间的万恶之源，在这里人代表了善，神代表了恶，欧洲能作这样的善恶区分，这反映的正是欧洲贵族的人本现。后来普罗米修斯还是自由了，人神斗争最终还是人取得了胜利，这是对人的高度评价，这里表露的正是欧洲早期贵族对人的定性。这个定性在中世纪一度遭到宗教的贬压，在文艺复兴中又崭露头角，从此就依靠贵族一直使它发扬光大。

　　在中国古代，别说百姓就是官吏也称臣。孟子说： “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什么是臣？臣就是俘虏、仆役，一句话就是下贱的人，除了君王是人，别人皆属于贱民，这是管理型社会对人的定性。中国没有塑造神，它没有人神关系，只有人臣关系，在人臣关系中人始终处于卑贱地位，这样锁定人，是管理型社会的必需，如果不把君王凸显出来，都把自己设定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都觉得老子天下第一，又有谁能接受君王的管理，社会要大乱，所以中国的道德修身就是千方百计地贬抑自己贬抑他人，人人都自称是 “小民”、 “草民”、 “细民”、 “贱民”，在他人面前都自称在下，把 “细小草贱”加在人的头上，人自然就高尚不起来，只有俯首听从管理者的支配。所以从中国文化的源头就是贬低人的，不要以为这种贬低就是对人的损害，要看清一个事实，正是有对人的贬低，才维持了中国农业社会的稳定安定，减少了多少社会冲突。欧洲贵族因为把人放在与神平起平坐的位置，在历史发展中，人是决定力量，而不是神。基督教统治欧洲，人神关系发生大的变化，在希腊神话中描述的几次大的战争，胜负起了决定作用的是贵族而不是神，伊阿宋夺取金羊毛的成功是靠美狄亚的爱情，特洛伊战争中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也分成两个对立面，一部分支持雅典，一部分支持特洛伊。结果使得这场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是奥德修的木马计，而不是神。特洛伊尽管有神保护，也没避免覆没的命运。贵族因为认识到人是历史进步中的主宰者，所以都要操纵历史、支配历史的欲望。因此就有很多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那些贵族参与战争，多半不是一己的原因，而是为了全希腊。

　　贵族一般有两个视角，全局视角和个人视角，这是贵族特殊地位决定的，因为王国一有战事，他就必须去参战，打什么样的仗，为什么去打仗，当他做这种考虑时他就是考虑全局。正是贵族参战的义务引导他的视线投放到全局，后来欧洲的贵族即使住在乡间，他也关心着宫廷的活动，透过宫廷了解全局。

　　中国的贵族只知道享受特权，对国家没有义务，一天就沉湎于犬马声色之中，毫无大局意识。有这种意识的是士人，是知识分子，正如宋朝范仲淹说的“在朝廷忧其民，在野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这种忧只产生在 “以天下为己任”的人身上，这个忧就是从大局意识中产生的忧患感。中国有忧患感的只是知识阶层，而这个阶层是不参与权力的，所以对大局不能产生直接影响，屈原当时看清了秦国对楚国的严重威胁，可是楚国权力阶层还幻想着秦楚友好，屈原的忧愤对楚国的朝廷不产生任何影响，结果屈原只有葬身汨罗江，中国历代知识分子都敬重屈原，常以屈原自况，就因屈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中国历史上持续发生的现象。

　　而欧洲有大局意识的是贵族，大贵族可以直接到宫廷觐见国王，可以直抒胸臆，各王国还有长老会议和元老院，这是贵族议政的空间和平台，他们的意见对国策可产生直接的影响。这样更会激励贵族关心全局，贵族的官邸中都养着一批文化人，他们不仅给贵族营造娱乐，因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他们还给贵族带来信息，带来建议，带来智慧，贵族想象不到的，他们可以帮贵族完善，使贵族的大局意识尽量避免偏颇。

　　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局意识不能使权力阶层理解接受，知识分子就会产生怨气，造成对权力阶层的对立，这在中国古代社会时常发生。所以在中国的诗歌中常流露出自己的一腔热血不被理解的愤懑。贵族因为就是权力层的成员，他可以直接影响权力层，他的心理是健康的，他对自己充满了自信。而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卑下地位，老把自己设想成为弱者，就很缺乏自信。神话中的贵族因为意识到自己的优越地位，都是一言九鼎，他们的许多看法就是形成决策的根据，他们自知他们的话是沉甸甸的有分量的，也就慎于发言，慎于说话。
　

青篆剑主(silversaint)于 2011-4-7 23:54:05 编辑过本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