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原创]《论宝钗》（郑无极最新73万字红学专著）55

作者：郑无极 标签：钗黛形象的B面 红楼梦 林黛玉 论宝钗 人物形象 薛宝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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佯谬之五：谨守闺范与思想激进

　　宝钗是一个谨守传统闺训、闺范的女子，同时，按当时的标准，她在政治观和社会观方面，又是一个思想激进的人。这看似矛盾的两者，亦并行不悖地存在于她一人之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们暂不忙进行分析，先分别说说宝钗的谨守闺范与思想激进各体现在什么方面。按，中国传统的儒家礼制对女性的基本要求，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所谓的“三从四德”。其中，“三从”指的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由于《红楼梦》中写宝钗早年丧父，而且其前八十回的内容也不涉及宝钗出嫁以后跟丈夫、子女的关系，所以具体到宝钗这里，我们需要讨论的仅仅是“四德”而已。而所谓“四德”，按照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是：“妇德谓贞顺，妇言谓辞令，妇容谓婉娩，妇功谓丝橐。”意思是说，“妇德”是强调女性必须保守贞节，对长辈、对丈夫要恭顺服从，“妇言”是强调女性说话必须得体恰当，要沉静慎言而不能贫嘴多舌，同时也指女性只能留心家庭内部事务，不得干政议政，“妇容”是强调女性容貌打扮必须端庄朴素，“妇功”是强调女性必须勤于针线纺织等女红活路。我们在前面讨论宝钗“孝顺长辈”和“顾全大局”两点时，已经涉及到了宝钗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妇德”，此处不再赘述，只举出曹雪芹原文中的四个例子说说宝钗的“言”、“容”、“功”又是如何：

　　往常间只有宝玉长谈阔论，今日贾政在这里，便惟有唯唯而已。余者湘云虽系闺阁弱女，却素喜谈论，今日贾政在席，也自缄口禁言。黛玉本性懒与人共，原不肯多语。宝钗原不妄言轻动，便此时亦是坦然自若。（第22回）

　　周瑞家的不敢惊动，遂进里间来。只见薛宝钗穿着家常衣服，头上只散挽着籫儿，坐在炕里边，伏在小炕桌上同丫鬟莺儿正描花样子呢。（第7回）

　　宝玉掀帘一迈步进去，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籫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第8回）

　　宝钗道：“妈既有这些人作伴，不如叫菱姐姐和我作伴去。我们园里又空，夜长了，我每夜作活，越多一个人岂不越好。”（第48回）

　　上述引文之一可以说明宝钗对于“妇言”之道的恪守。在有贾政在场之际，宝玉、湘云噤若寒蝉，不敢多言，黛玉是本来就懒得与人多言。惟有宝钗“原不妄言轻动，便此时亦是坦然自若”。故脂砚斋评曰：

　　瞧他写宝钗，真是又曾经严父慈母之明训，又是世府千金，自己又天性从礼合节，前三人之长并归一身。前三人向有捏作之态，故唯宝钗一人作坦然自若，亦不见逾规越矩也。（庚辰本第22回双行夹批）

　　表明了他（她）对于宝钗沉静慎言、“天性从礼合节”的赞赏之情。

　　引文之二与引文之三合起来可以说明宝钗在“妇容”方面的“从礼合节”。你看她这么一个豪富之家的千金小姐，平时却不喜奢华，只爱穿“一色半新不旧”的家常衣服。其朴素之状，可见一斑。对于引文之二中的“薛宝钗穿着家常衣服”一句，脂砚斋有批语云：

　　家常爱着旧衣裳是也。（甲戌本第7回眉批）

　　这也可以算是对宝钗传衣打扮朴实无华的一个注脚。

　　引文之二、引文之三、引文之四，这三条合起来则点出了宝钗在女红方面的勤劳。周瑞家的去见她时，她在“伏在小炕桌上同丫鬟莺儿正描花样子”。贾宝玉去见她时，她仍然“坐在炕上作针线”。而且她自己也说，她在大观园里生活时要“每夜作活”。 再联系到第45回中作者交代宝钗“每夜灯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寝”，可知宝钗在女红方面的工作量是何等之大！这是多么吃苦耐劳的一个宝姑娘！也难怪在甲戌本第8回中，作者刚写到“薛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的温馨场景，脂砚斋就会感叹说：

　　一幅《绣窗仕女图》，亏想得周到。（甲戌本第8回侧批）

　　点明宝钗之美、之德，是与她每日在“绣窗”下的辛苦劳作分不开的。

　　但就是这么一个按传统儒家的标准，“德”、“言”、“工”、“容”俱佳，几无可挑剔之处的女子，却又有着跟儒家主流意识格格不入的激进思想，而且在不少场合中还表现得十分强烈。比如，前面我们在讨论宝钗“锋芒犀利”一节时已经提及：宝钗认为当时读书做官的男人竟没有一个好的，“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等于一竿子扫倒当时整个士人阶层，特别是针对围绕在贾政身边大搞投机钻营那一套的贪酷赃官，如贾雨村之流，更是将其比做螃蟹，肆意嬉笑怒骂，直欲盼其“落釜”而后快。这些自然都是宝钗在政治观和社会观方面异常激进的表现。除此而外，宝钗的思想激进亦多体现在她对于诗文曲赋的鉴赏偏好之中。其实，细心的读者并不难发现，原著中宝钗所钟爱的那些文学作品或文学意象，往往都或多或少地带着悲怆、孤愤、苍凉、寒荒的色彩。比如，宝钗所最为喜爱并热心推荐给宝玉的《山门·寄生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

　　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

　　没缘法转眼分离乍。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

　　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即使我们不去了解《山门》这一出戏当中鲁智深的具体事迹，单看“漫揾英雄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这几句足以震撼人心的唱辞，也可以窥见一个壮志难酬的英雄人物由忧世、愤世转向出世、遁世的心路历程。就在宝钗的生日宴会上，宝钗专门把此曲推荐给了宝玉，而且还特意提醒他说：“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热闹不热闹。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只那词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第22回）这很难让人不联想到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章里的名言：“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儡儡兮，若无所归。”（世俗的人们熙来攘往，争名夺利，好像要参加盛大的筵席，好像在春日竞相登高远望，我却独自恬然淡泊，无动于衷，混混沌沌的样子，好像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婴儿，孤独疲惫的样子，好像一个无家可归之人。）很显然，曲文中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鲁智深就是这种“儡儡兮，若无所归”的“独泊”者。宝钗将其引以为同道，恰恰说明宝钗在她的内心深处，也是这么一个“若无所归”的“独泊”之人！

　　当然了，很多拥林派读者在感情上是很难接受宝钗是又一位“鲁智深”的。他们乃不惜编造出种种解释，试图消弥、抹杀这件事的意义。比如，有人就试图这样来解释宝钗将《山门•寄生草》推荐给宝玉一事：“因为宝玉不喜欢宝钗点的戏，所以宝钗才给宝玉推荐《山门•寄生草》的，也就是说宝钗是为了反驳宝玉认为她点的戏不好才向宝玉推荐《山门•寄生草》的。”（见网友“秋窗风雨夕”的发言）言下之意，宝钗点《山门》这出戏是为了以所谓的“热闹戏”来“讨好”贾母，只是害怕宝玉说她失了品位，才抬出这支《寄生草》来“镇”住他，让他不要吵了自己和贾母看戏。但这种说法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宝钗为什么要去“反驳”宝玉？原著中，宝玉、黛玉多次误解、攻击宝钗，宝钗都是假装不知道，最多一笑了之。像第32回中叙及宝钗曾因为劝谏宝玉，引起了后者的误会，以至于“他也不管人脸上过的去过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当时的事态远比宝玉轻飘飘地说两句宝钗点的戏不好，或者什么“只好点这些戏”，要严重得多！也没见宝钗自我辩解什么。完全是等到事过境迁以后，在宝钗作《螃蟹咏》讽刺时事之际，宝玉自觉“写的痛快”，这才算是用客观事实本身澄清了误会。那宝钗怎么会仅仅因为一出戏不入宝玉的眼，就要迫不及待去“反驳”宝玉？更要命的是，当时贾母还在座呢。宝钗若不是自己喜爱《山门•寄生草》这支曲子，且有心要引导宝玉同悟此道，而只是为了“反驳”宝玉，就公然念出“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等不吉利的语言。她就不怕贾母听了有可能不高兴，觉得那实在是太“忌讳”、“不象”、“很离了格儿”了么？那不仅不能“讨好”贾母，简直是“讨烦”于贾母还差不多！而事实上，如果宝钗真要“反驳”宝玉，她找什么样的理由不可以？《山门》的排场，还有铿锵顿挫的韵律，都可以给宝玉详细介绍，为什么宝钗重点突出的偏偏是这些包含了不吉利语言的《山门•寄生草》？若真要以此来制止宝玉的吵闹，恐怕宝钗自己先就冒了拿不祥之语影响贾母看戏的风险！由此可见，宝钗向宝玉推荐《山门•寄生草》，这正是宝钗主观上钟情于《山门•寄生草》的绝佳写照，那根本就不可能是什么被动的、不得已的自我辩解。这些拥林派论者的无论怎样另作解释，也终究掩盖不了原著中的一个基本的事实：宝钗内心中所偏爱的，恰恰就是那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的孤愤、寒荒的意境！

　　而除了《山门•寄生草》以外，宝钗与鸳鸯合行的《牙牌令·铁锁练孤舟》，也反映了宝钗对于那些愤世、出世之意境的偏爱：

　　鸳鸯：左边是长三。

　　宝钗：双双燕子语梁间。

　　鸳鸯：右边是三长。

　　宝钗：水荇牵风翠带长。

　　鸳鸯：当中三六九点在。

　　宝钗：三山半落青天外。

　　鸳鸯：凑成铁锁练孤舟。

　　宝钗：处处风波处处愁。

　　其中，“三山半落青天外”一句语出唐·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写的是李白对于邪臣蒙蔽圣聪，遮拦贤臣之路，导致国家昏乱、政治黑暗的愤慨之情。

　　更明显的是“处处风波处处愁”一句。此句语出明·唐寅《题画·芦苇萧萧野渚秋》：

　　芦苇萧萧野渚秋，满蓑风雨独归舟。

　　莫嫌此地风波险，处处风波处处愁。

　　写的是一个退隐湖山之士，自作渔翁，整日行舟江上。于风雨交加之秋夕，泊避于野渚芦苇之间。面对漫天的狂风骤雨，发出愤世嫉俗的感慨：“莫嫌此地风波险，处处风波处处愁”，不要嫌飘泊江上，风波险恶。其实，世路难行，人在世间，又哪里没有凶险莫测的风波漩流，哪里没有值可愁怅哀伤的苦涩呢？倒反不如径与这风雨江涛为伴！如果说林黛玉在行酒令时，行出“良辰美景奈何天”、“纱窗也没有红娘报”等《西厢记》和《牡丹亭》中的戏词，这说明了黛玉对这些才子佳人式的浓词艳曲的喜爱的话，那么，同样是行酒令，宝钗从心底里涌起的却是“三山半落青天外”和“处处风波处处愁”的感慨，则正好点明了宝钗在思想上乃是一个现实社会的激烈批判者！

　　到第50回，在宝钗自己所作的《镂檀锲梓谜》中，也赫然出现了“梵铃声”三字，点明了宝钗对于佛、道等“出世”哲学的追求：

　　镂檀锲梓一层层，岂系良工堆砌成？

　　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

　　所谓“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我们在前文中已经多次指出，这实际上就是宝钗对于世人不懂佛法真谛的感叹。按，在宝钗的心目中，她所认同的佛、道等“出世”思想就宛如一座无形的宝塔，虽然一层又一层地镂檀锲梓，却不是人工刻意雕琢而成，而是来自于心灵深处的顿悟。只可惜这世上的人沉迷于物欲的多，能超脱生死的少。历尽了世事沉浮，就如同漫天风雨而过，但又有几人听到了那无形宝塔上梵铃的召唤声呢？过去的中国人将古代印度称为“梵”。譬如，古印度文字叫“梵文”，语言叫“梵语”，习俗叫“梵俗”等等。又由于佛教起源于印度，故这个“梵”又多用来代指跟佛教有关的食物。譬如，佛寺叫“梵刹”，佛经叫“梵言”，佛教歌曲叫“梵音”等等。这个地方的“梵铃”显然也是指佛塔檐角上所悬的铃铎，并代指佛法、禅宗所讲的真理之音。在《红楼梦》中，贾母、王夫人等人也吃斋念佛，但那不过是基于乞求神明保佑的现实功利的考虑。妙玉等人甚至舍身做尼姑，但对她来说，做一名出家人，那也只不过是她的一种身份或者说职业而已。其余的，如张道士、王一贴、净虚、马道婆等等，就更不消细说。又有谁能像宝钗一样看透人世废兴的沧桑，做到“风雨阴晴任变迁”的大彻悟和大解脱呢？所以，当宝钗感叹世人领悟不到“梵铃”之音的真谛的时候，这本身已经显示了她作为一名孤独的思想者的精神本质！

　　这样我们就回到了前面那个问题之上：谨守闺范与思想激进这两者为何会并存于宝钗一人之身？其实，这个问题说复杂也并不复杂，内中的关键就在于这两者实际上是存在于宝钗思想性格的不同层面之上。前者是表，后者才是里，前者是外观，后者才是实质！固然，说起恪守闺范，大观园群芳中大约只有李纨比宝钗更为严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宝钗对于这些儒家礼教的遵奉，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力强加的结果。读者不要忘了第42回中宝钗私下里向黛玉所坦露的那几句话：“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宝钗从小也是个“淘气的”，特别爱看“元人百种”一类的杂书、杂曲。是家长们的打、骂加上烧书，才迫使她不得不丢开这些心爱的杂书，转而学着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儒家淑女。但这绝对不是她的本心，她的本质是思想上杂学旁收，专门思考些正统儒家之外的问题，以至于形成重商重农而轻官的意识：“男人们读书不明理……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所以，越是这些规矩束缚得厉害、压抑得厉害，她心里就越有着“漫揾英雄泪”、“处处风波处处愁”的激进，越是向往着“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风雨阴晴任变迁”的出世解悟之路！反过来，在现实层面，宝钗的谨守闺范又恰恰为她的思想激进提供了一种保护色。她越是思想激进，就越需要这种自我保护的手段，才能够生存下去而不被环境立即吞噬。故，这一表一里实际上又是一体两面的事！

当然了，宝钗对于儒家女诫、闺训的遵守，也不完全是出于被动。事实上，儒家礼教也有一部分符合人性的地方，跟宝钗的天然个性亦相吻合。故，宝钗也能把这些东西内化进自己的思想性格，即使在外力消失的情况下，亦可以自觉自愿地加以遵循。比如，“妇言”要求女性安静沉默，最起码也要语言得体，不可多嘴乱说，这总比做一个喜欢蜚短流长、拨弄是非的长舌妇要强太多了。而且，宝钗自己作为一名孤独的思想者，她需要沉静的思考，她在言行举止上也必定是以罕言寡语为主的。故，脂砚斋说，宝钗在这方面是“曾经严父慈母之明训，又是世府千金，自己又天性从礼合节，前三人之长并归一身”，且“坦然自若，亦不见逾规越矩也。”（庚辰本第22回双行夹批）又比如，“妇功”要求女性勤于针线纺织等女红，也早有人论述了这种传统教育的正面意义：

　　“十三女儿学绣”，不要轻视这个传统的闺教方式，它起到了三点重要的教育作用：一是学会了持家的主要技能。昔人云：“妻贤看儿衣”，缝纫的技能是“学绣”中养成的。二是养成了细致、耐心的持家习惯，勤俭持家的道德风尚，文静、坚韧的闺秀性格。三是养成了美的爱好，审美的艺术修养。这三者是中国封建时代女性的较为普遍的特征，与传统“闺教”分不开，与针线活——包括刺绣为主的辛勤学习分不开的。道德教育不是说空话所能解决的，美育教育也不是说空话所能解决。“十三女儿学绣”，实际也起到这两种教育的效果的。正如旧时严格的习字教育，一二十年的写大小仿，写白折子，培养成遇事严格、认真、细致的习惯一样，本身也培养了审美观和艺术情致。（见邓云乡《红楼风俗谭·女红·刺绣》）

　　我们就不必说宝钗勤于女红对她将来勤俭持家的促进作用了，单看宝钗对于美的追求，就是跟她对针黹活路的熟谙分不开的。如第35回，作者就借了“黄金莺巧结梅花络”之机，让宝钗就着打络子、配彩线的问题大谈了一番色彩学的奥秘：“若用杂色断然使不得，大红又犯了色，黄的又不起眼，黑的又过暗。等我想个法儿：把那金线拿来，配着黑珠儿线，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络子，这才好看。”结果，“宝玉听说，喜之不尽，一叠声便叫袭人来取金线。”套用脂砚斋的话说，宝钗至少在勤于女红、拥有很高美学鉴赏能力这方面，也是“天性从礼合节”的！

　　但我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宝钗天性中却又有着比这些更为根本的东西，那就是对正义的追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不涉及正义问题的时候，宝钗可以按照“妇德”的要求孝顺长辈、顾全大局，也可以按照“妇言”的要求沉默寡言、做个贤淑文静的姑娘。可一旦这些东西干扰、影响到了她心目中正义的实现，什么“三从四德”都可以搁在一边了。比如，“妇德”的要求做姑娘的、做媳妇的，必须恭顺于长辈，可宝钗却可以拿“朝罢”二字讥讽贾政，拿“调侃语”打趣王夫人。“妇言”规定女性只能关注闺中内事，不得干政议政，宝钗作诗却专门“讽刺时事”（脂砚斋语），猛烈抨击以贾雨村为代表的贪酷赃官。儒家的“妇德”和“妇言”都要求女性除了安于做一个贤妻良母以外，不可再有别的人生志向和思想理念。宝钗却渴望像鲁智深打杀恶人一样，除尽天下如横行螃蟹一般的赃官，急欲使之尽数“落釜”而后快。一旦实现不得，她又将自己的人生理想转移向了对佛家“梵玲”之声的追求。总而言之，都不符合儒家对于闺阁少女的规范。因此，我们说，对于宝钗而言，对正义的追求才是第一位的，她对儒家道德的遵守是次一级的行为选择，在本质上后者是不能干扰、动摇前者的。这样的话，我们也就引出了宝钗为人处世上的最后一条重大原则：以淑女贤妇人格为表，以追求正义的气节为里，以遵循儒家闺训为掩饰，来保护和放纵自己的思想激进，外圆而内方，外柔而内刚！

　　综合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既有原则性，又不失灵活性的薛宝钗。她追求正义，但在不涉及正义问题的时候，她也能孝顺长辈、顾全大局，宽厚大度地对待身边的许多的人和事，只是一旦她所面对的人和事违背了正义的原则，她却也会锋芒犀利地讥讽权贵、猛烈抨击如螃蟹一般横行的赃官。她坚守个性，但在参与公共活动的时候，也能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和情绪，尽量不得罪人，只是一旦退居她自己的私人空间，她又绝不允许外界随意干涉，不会屈从于社会舆论和家长意志而改变自身的志向，哪怕为此得罪再多的人、再重要的人也在所不惜！中国传统的社会思想发展到明、清时期，主要就是儒、释、道三家。具体到《红楼梦》中，儒家代表“入世”的一面，佛、道则联手构成了“出世”的一面，共同与儒家所代表的“入世”相对立。而宝钗这种看似“入世”，实则“出世”的思想性格本质，无疑就形成了一种外儒内道（佛）的微妙结构。而实际上，这种情形本身也符合道家对于社会和人性的深刻体察。正如老子所云：“大直若诎，大辩若讷，大巧若拙”（见《道德经》）第四十五章）、“上德若谷，建德若媮，质真若渝，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见《道德经》）第四十一章）具有崇高品德的人往往虚怀若谷，最刚健不屈的人却常常表现出一副苟且的样子，最真诚质朴的人有时也会显得随波逐流，最洁白无暇的人却经常被世俗加以污垢之名，最刚正耿直的人外表却好似委曲随和……事物的正面与背面总是这般如影随行。所以，过去很多红学论著，尤其是持拥林派观点的评红文章，只看见宝钗的“若媮”、“若渝”、“若辱”、“若诎”，便妄言她是什么“封建卫道士”、“穿着女装的儒”，以及什么“贾政的好帮手”、“贾母的文艺警察”，却看不见宝钗的“建德”、“质真”、“大白”、“大直”，完全无视她愤世、出世的精神内核，既瞧不见她脸上“处处风波处处愁”的“英雄泪”，也听不到她心底里发出的“风雨阴晴任变迁”的“梵铃声”，那就免不了会像书中“贾天祥正照风月鉴”一样，陷入那种“脚下如绵，眼中似醉，满口乱说胡话，夜里惊怖异常”的滑稽可笑的境地了！

　　当然了，不少持传统观念的学者是不愿意承认宝钗的精神内核并非儒家，而是道家和佛家的。有人甚至引经据典地来论证宝钗喜欢“雪洞”一般的素净以及她对家长们的批评并未超出儒家的范畴。譬如，有一部分论者认为，宝钗的朴素不外乎颜回式的陋巷简居、安贫乐道。同时，先秦时期的原始儒家也不要求一味孝顺长辈，亦有“乱命”不可从的说法。故，宝钗对家长的批评亦不算是脱离了儒家的教条。读书能读到这地步，应该说是比较仔细了，至少比过去很多陈腐旧说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但仍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这种说法并没有真正弄清楚宝钗的“见素抱朴”跟颜回式的“陋巷简居”的本质区别，更没弄清楚宝钗对家长的讥讽跟儒家说的不从“乱命”完全是两码事！

　　首先，儒家虽然也主张父母及长辈之命有“治”有“乱”，而“乱命”不可从，但作为一个忠实的儒家孝子，即使在违背长辈之“乱命”的时候，他的态度仍然应当是保持恭敬的。所谓“父有过，子当谏”，做儿子、做小辈应该苦苦劝谏。如果是父要杀子，也最后是逃跑了之，而不能对父母和长辈反唇相讥。举一个例子，就是孔子教导曾参的话：“闻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尝不在侧，求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大棰则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体而不去。杀身以陷父，不义不孝，孰是大乎？”（见西汉·刘向《说苑·建本》）这话大意是说：曾参因为犯了点小错而被父亲毒打，挨打后不省人事，醒来后还装作很高兴的样子。孔子听说后，非常气愤，甚至不认他这个弟子。曾参上门请罪，孔子遂告诉他说：“从前大孝子舜的父亲是个瞎老头。舜对父亲的态度是，他父亲要使唤他的时候，他随时都在父亲身边殷勤服侍，他父亲要杀他的时候，他总是躲得不见了。他父亲打他，如果打得轻，他就忍着，如果暴怒了，打得重，他就跑掉。你现在是父亲暴怒了，要打死你，你都不跑，等于让你父亲打死儿子，成为杀人犯。你不是不义得很、不孝得很吗？”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早期的儒家也是承认父母、长辈若有错而不可盲从的，但不盲从的最高限度却是“求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大棰则走，以逃暴怒也”。态度上仍然不可以有一点不恭敬！而我们知道，宝钗却能够拿“朝罢”二字讥讽贾政，拿“调侃语”打趣王夫人，这已经不是“大棰则走”的问题了，等于是长辈尚未“棰”她，只因“棰”了正义，她就夺了棒子反过来“小棰”前者一下。这样的言行，怎么能说是儒家的呢？倒颇有些老子专门苛责权贵的作风：“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就因为贾政、王夫人这些长辈地位更高、掌握了更多的权力资源，所以宝钗才会以更高的道德标准去审视他们！这种敢于傲视尊者的风骨，显然是包括先秦儒家在内的整个儒学圈都比较缺乏的东西！

　　第二，儒家所谓“乱命”不可从，这个“治”与“乱”的标准往往是以是否违背礼制来划线的。比如，在上述“大棰则走”的例子中，孔子对曾参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杀身以陷父，不义不孝”上面，也就是说是否会让父母及长辈这样的尊者背负上“不慈”、“不仁”这样的罪名，才是儒家判断所谓“治”与“乱”的出发点。而宝钗拿“朝罢”二字讥讽贾政，拿“调侃语”打趣王夫人，贾政、王夫人本身的行为都并没有涉及“不慈”、“不仁”等负面名声。甚至在外人看来，贾政还是一个不错的正派人，王夫人还是一个怜贫济老的慈善人。惟独宝钗发现了贾政所谓“正派”背后的善恶不辨、尸位素餐，以及王夫人慈善之余的炫耀、虚荣之心。故，我们说，宝钗的行为出发点并不是基于维护儒家礼制的考虑。她所要追求和维护的是远远超越在儒家之上的天然正义！

　　第三，颜回式的“陋巷简居”跟宝钗的“见素抱朴乍”一看的确很相似，但这里面却又有一个重大区别，这就是“悦亲”的问题。假设颜回的父母并不满足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生活，而是希望他光耀门楣，颜回是否有权利继续那样“不改其乐”呢？我们看看《孝经》上怎么说？“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见《孝经·开宗明义》）照此定义，如果颜回的父母有让儿子“扬名于后世”的主观意愿，颜回仍安于默默无闻地生活在陋巷，那就是不孝，至少是做不到“孝之终”。哪里还能得到孔子的赏识呢？所以，儒家的“陋巷简居”、“安贫乐道”，在本质上是不能违反“悦亲”、“显亲扬名”等原则的。但我们知道，宝钗那种“雪洞”一般的房间布置显然是违背贾母的意愿的，不仅贾母不喜欢宝钗那种朴素，连宝钗的母亲——薛姨妈也批评说“宝丫头古怪着呢”。由此可知，宝钗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是逆着家长的意志来坚守个性的。而这样的性格、言行，显然不属于儒家，而更近于道家！

　　除此而外，儒家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还主张“外言不入于阃”，宝钗却以女子之身“讽刺时事”，批判社会；儒家偏重事必躬亲类型的政治家；宝钗却主张“行无为之治”；儒家有“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诗教；宝钗的诗作却常常充满悲怆、愤懑，如此等等，这些也都是宝钗跟儒家的重大分野。显然，宝钗的思想本质是不能简单地以儒家来概括的，惟有理解到她的外儒内道（佛），才能真正领会这个人物在为人处世方面的言行实质！

　　最后，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地指出的是，宝钗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外儒内道（佛）的思想性格本质，特别是形成她那种愤世嫉俗加出世淡泊的精神内核，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她最大限度地克制了自己的世俗欲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将自己的私欲转化并升华成了追求社会正义的公心！唯其如此，宝钗才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她的特立独行：当林黛玉纠结于才子佳人们“皆由小物而遂终身”的心机伎俩时候，宝钗却能为国家和社会的昏暗而发出“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的慨叹。当贾母、王夫人吃斋念佛、乞求神佛佑护的时候，宝钗却在其心中的梵音指引下，树立起了“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的仙家“青云”之志。当赵姨娘为茉莉粉、蔷薇硝而鸡争鹅斗不已的时候，宝钗却一把锁关闭了大观园的角门，以“珍重芳姿昼掩门”的方式，锁住了自己的尊严和高洁！这一切也恰如宝钗自己在其《白海棠咏》中所言：

　　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

　　“胭脂”者，尘世的浮艳之心也。“冰雪”者，冰清玉洁的纯净之心也。惟有出尽前者，守住后者，才能以清洁之身报答造化，并婷婷玉立于光怪陆离的末世红尘，坦然地迎来一个又一个残阳如血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