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哲学（汪济生的发现值得我们正视吗？）

作者：实话 标签：动物 唯物主义者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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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济生的发现值得我们正视吗？
评《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 》
王钦民
　　　　　　　(文章已刊于《理论观察》2014年第6期)
（紧接二）三

汪济生所谓的“重大发现”，完全是因为自己无法消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关论述。不仅如此，汪济生对恩格斯的其他的一些论述的理解，也是同样地让人失望。恩格斯说，“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16)恩格斯的这么一段十分简单明白的论述，汪济生竟然也能作出与众不同的“解释”来。汪济生就恩格斯的这段论述点评说：“甚至在恩格斯所指明的、作为‘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的对自然界是‘利用’还是‘支配’这一点上，我们看到的也可以是某种意义上的量的区别。例如，和‘支配’有更根本性的质的区别的应该是‘被支配’，而‘利用’和‘支配’却都是主动地向自然的索取，都是必须使用智能的行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一种角度上的量的区别，也会是另一角度上的质的区别。我们这样说，只是为了防止对这里的‘本质的区别’的绝对化的理解，如此而已。”。(17)但是，汪济生这里的“更根本性的质的区别”是什么意思呢？这同我们说的事物的本质的区别有什么不同呢？难道所谓的事物的本质区别之外，还存在着“更根本性的质的区别”吗？不过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讨论汪济生的这种表达的“深刻性”，我们还是来谈问题的本身。汪济生这里的“某种意义”的解释，无非是想说，只要从他的“另一角度”来看，恩格斯的这里的“本质的区别”，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本质的区别”，因为从“更根本性的本质的区别”来看，恩格斯这里的“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程度上不同的“量的区别”而已。因为“利用和支配却都是主动地向自然的索取，都是必须使用智能的行为”。但是，汪济生的“另一角度”，这同我们讨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要知道，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恩格斯的“这一角度”而不是汪济生的"另一角度”。恩格斯这里的观点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在恩格斯看来，动物在对自然界的关系上，仅仅是利用外部自然界，这里的“利用”，指的是动物只能是单纯地、无意识地以自己的存在同自然界发生关系，所以只是“利用”自然界。例如，“猿群满足于把它们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抗拒了附近的猿群而占得的觅食地区的食物吃光。为了获得新的觅食地区，它们进行迁徙和战斗，但是除了无意中用自己的粪便肥沃土地以外，它们没有能力从觅食地区索取比自然界的赐予更多的东西。”(18)再如，动物在消灭某一地带的植物时,并不明白它们是在干什么。但人的行为与动物的这种“无意识”行为完全不同。“人消灭植物，是为了腾出土地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19)等等。人正是通过自己的这种“有意识”的行为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从而“支配”自然界。人的这些行为与动物的行为显然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恩格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了“利用”和“支配”这二个概念。汪济生这里的所谓的“另一角度”，实际上只是把恩格斯文章中的“利用”和“支配”这二个词单独地挖出来，完全不顾恩格斯对这二个概念使用的前提条件，如同是查词典那样，进行所谓的“某种意义上”的解释。汪济生声称对恩格斯的论述要防止“绝对化的理解”，其实，汪济生自己的这种查词典式的“某种意义上”的解释，才是地道的“绝对化的理解”。总之，无论汪济生对恩格斯的这二个概念作如何“深刻”的“复杂”的解释，也无论汪济生使用了什么样的“角度”来分析，这一切同恩格斯无关。原因十分简单，因为任何概念的使用都是有条件的，对于在特定条件下使用的概念只能从特定的范围来理解，我想这是无可争辩的事，且也是阅读的基本常识。
汪济生在“论证”了所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矛盾之后，还用了不少文字来大谈这一矛盾产生的“深刻原因”。如果说，汪济生的这些“发现”完全是由于自己无法消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而杜撰出来的东西，那么汪济生再让大家来听他的这种分析，实在是一件让人感到十分无趣的事。不过，无趣归无趣，在这，我只是想对汪济生的这段文字说上几句。汪济生在谈到达尔文学说对恩格斯的影响时，别有意味地说，“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二本著作的不同写作时间之间，出现了如此重大的关于人和动物的研究上的巨大进展，那么这二本著作间出现了学术观点上的差异，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20)我们已知道，汪济生这里所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学术观点”的“差异”，指的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动物是否存在意识问题上的矛盾。似乎恩格斯是由于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才产生了同马克思的矛盾。但是第一，达尔文学说对恩格斯的“影响”并没有象汪济生所认为的那样，使恩格斯产生了和马克思“学术观点”上的矛盾。，恩格斯只是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的同时，认为这三大发现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胜利，把唯心主义从自然科学领域内驱逐了出去。“同前一世纪比较起来，唯物主义自然观现在已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牢固的基础上了”(21)第二，关于动物具有意识的“学术观点”，事实上，这既不是达尔文的，也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至少是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就具备了的“学术观点”，象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霍尔巴赫、狄德罗、爱尔维修等人都持有类似的观点。霍尔巴赫在谈到动物的本能时，有段话说得特别明白：“我们没有理由说动物没有灵魂，因为动物能有无限的行动，证明它们能思维，判断，具有记忆，能获得经验，组合观念，以或多或少的容易性去应用这些东西，来满足它们特殊机体所给予它们的需要，最后，它们有情欲，而且是能够改变的。”(22)所以，只有对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一无所知的人，才会张冠李戴地把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就具备了的观点当作是达尔文的“学术观点”。第三，我们知道，早在“手稿”之前的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就成了“费尔巴哈派”。(23)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对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马克思主义的雏形基本形成，因而在写出“手稿”的第二年，1845年的春天，马克思就写出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24)汪济生以为，在马克思看来动物是无意识的、不具备意识能力的，这除了因为汪济生自己的逻辑混乱之外，还表明了汪济生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和唯物主义史的无知。不用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相隔四十年写出的文章，差别肯定是有的，只是，这里的差别并不是汪济生的所谓的矛盾。恩格斯只是利用了当时最新的自然科学成就，进一步证明和丰富了的马克思的学说。以为时间上的距离就一定会带来学术观点上的矛盾，这只能是汪济生自说自话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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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济生以为自己真的发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之间的矛盾，从而摧毁了实践派的理论基础而洋洋得意。汪济生于是嘲笑美学界的实践派说：“许多学者出于种种的想 法，不愿意，甚至不敢看到这一不同。他们或者对这显而易见的不同视若无睹、不置一词、小心绕开；或者甚而想出种种说法，去竭力弥合两者间的差别。李泽厚、 蒋孔阳先生为代表的实践美学派，似乎是属于前者。”(25)但是到底是谁该真正受到嘲笑呢？汪济生这里又是凭借什么样的依据和逻辑来嘲笑实践派的呢？我们看到，汪济生嘲笑实践派的依据，只是出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曲解和误读；而汪济生嘲笑实践派所凭借的逻辑，那就是，谁要是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著作，就必须作出同汪济生一样的选择，得出同他一样的结论，否则就是不敢正视汪济生的“重大发现”。比如说，实践派的人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后，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并不存在汪济生所认为的这些矛盾，如果是这样的话，自然是不存在什么“选择”的事了。但汪济生是绝对不允许的，要不，汪济生怎么能够在还不知道蒋孔阳先生的“这一选择得自怎样的比较鉴别、究竟依据为何？”(26)的前提下，竟然也能断定：“蒋孔阳先生的观点的确立，实际上是已经经过了他自己的选择的，那就是，他选择了马克思的观点，而没有选择恩格斯的观点”。(27)凡 是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的人，必须得出同汪济生一样的结论，或者都得同汪济生一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进行站队、“选择”。这就是汪济生的逻 辑。这种逻辑只能是汪济生的专利，但这是蛮不讲理的专利！汪济生还用不容置疑的口气正告学术界：“我国学术界，尤其是美学界的一些学者，要从人和动物的界定研究的混乱中摆脱出来，从而使自己的理论系统中的一些积重难返的症结得到正本清源的梳理，不正视本文所提出的问题、不首先从依赖性导致的盲目性中摆脱出来，是很困难的。”(28)换言之，我国学术界的人如果不正视汪济生的“重大发现”，或者说不赞成汪济生的观点，那么对人和动物的界定研究就只能是在“盲目性”的黑暗中进行.。但是，当我们知道了汪济生的“重大发现”只不过是之虚乌有的事之后，再来听汪济生对我国学术界的这种措词严肃“正告”，只会让人产生一种滑稽可笑的感觉。而汪济生这种大言不惭的气魄，连当年的杜林先生听了都会妒忌的。汪济生对实践美学的理论是不屑一顾的。事实上实践美学的理论尽管有着不足之处，却也不是象汪济生所认为的那样远离真理，正如汪济生自己的理论也根本不是象他自以为的字字珠玑一样。
汪济生如果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观点，读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文字，肯定能避免不少“误会”。但是，自视不凡的汪济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伟人面前，也只是有保留地“谦虚”一下而已(29)。汪济生告诫大家，今天的学者要“与时俱进”，不能对经典作家抱有“为尊者讳”的想法。其实，汪济生更想强调的是，在今天，经典作家的一些理论已经过时了。但我们看到汪济生实际上做的，只不过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章中的几个词和几句话挖出来，摆在一起，然后对人们喊道：大家看呀，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观点也是相互矛盾的，全然不顾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几个词和这几句话使用的场合和条件。汪济生要想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这当然是完全可以的事。但汪济生首先得理解或读懂这些著作。如果轻率地把自己还没读懂的理论拿来进行批评，这样的批评是难免让人失望的。总之，汪济生虽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读了又抄，并且还自称倾向于恩格斯的观点，但汪济生的这种“重大发现”，只能证明汪济生自己既没有能力理解马克思也没有能力读懂恩格斯。

参考资料：
(1)(2)(3)(17)(20)(25)(26)(27)(28)　汪济生：《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刊于 《学术月刊》第7期，2004年。
(4)(5)(12)(13)(14)　汪济生：《实践美学观解构》，第269、276、270、270、2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6)(7)(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6、57、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三版，2012年。
(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2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2008年。
(9)(10)(11)(15)(16)(18)(19)(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996、993、997、997、997—998、993、996、8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三版，2012年。
(22)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册，第1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8页，人民出版社，第三版2012年。
(29)　汪济生认为：“当然，笔者也并非认为恩格斯的全部观点就没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那将在别的文章中再涉及”。《实践美学观解构》，第277页。